第二節 胚胎學和古生物學：當代中國美學的奇異巧合

  王夫之以後直到清末，中國美學與西方美學才有了最初的接觸。20世紀初，隨著西方學術思想的傳入，中國思想界發生了某種引人注目的變化。一大批學者開始致力於譯介西方美學特別是康德以來人本主義的美學思想；這些美學思想由於本身包含著向東方美學逆轉的契機，因此也更容易和中國傳統的儒家倫理美學和道、禪藝術學共鳴，更適合於將中國人的學術眼光引向西方世界。梁啓超、王國維、蔡元培等人正是以這種中西雜糅的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美學觀點，為中國沉悶了兩百餘年的美學思想注入了新鮮血液。但作為過渡時期的人物，他們在形式上並未吃透西方人的內在精神，在內容上和理解上亦未超出中國傳統美學已有的水平。

  「五四」以來，又湧現了一大批以初步具有的世界性眼光來考察審美現象的學者，對西方精神的探索和中西審美意識的比較研究都在一個極其廣闊的領域裡開展起來。特別在文藝學和詩論、畫論中，宗白華、鄧以蟄、朱光潛等人憑藉他們敏銳的藝術感受和鑑賞力，進行了一系列的奠基工作。但在高層次的美學中尚無實質性的建樹。

  最早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是魯迅、瞿秋白、周揚等人。由於當時的具體條件，他們一般是通過俄蘇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普列漢諾夫、盧那察爾斯基，以及高爾基、拉法格等人的著作，來間接地了解馬克思、恩格斯的文藝思想的，這無形中使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美學思想的理解帶上了俄國傳統的「反映論」美學的色彩。1942年，周揚翻譯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與美學》出版了。它對中國美學思想後來的發展方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除了對它的某些唯物主義的「機械性」（如否認藝術可以高於生活）和社會歷史觀中的唯心主義有所保留外，一般都把它看作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入門書，甚至看作馬克思主義美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不過，這種狀況如果全歸因於當時俄國革命對中國進步思想的巨大影響這種外來機遇，也未免流於膚淺。實際上，這與中國人從傳統思想轉向外來文化時所不可避免的某種內在必然性有關。如果說俄國人由於本身文化根基的薄弱，在向西歐學習的過程中必須從最基本、最簡單的地方開始[844]，那麼同樣，中國人由於本身的文化根基與西方傳統屬於截然不同的類型，因而在向西方學習時也只有先從最根本的東西做起，才能建立一個理解西方精神的起碼的立足之點。反之，一切將西方文明高度發展了的花朵直接摘取過來，生搬硬套地嫁接到中國文化樹幹上的做法，註定是無根的、虛假的、貌合神離的，終究要導致枯萎。俄國與中國這種共同的發展傾向，不禁使人們想起恩格斯關於「人類的個體和歷史之間的平行關係=胚胎學和古生物學之間的平行關係」[845]的論述：「正如母腹內的人的胚胎發展史，僅僅是我們的動物祖先從蟲豸開始的幾百萬年的肉體發展史的一個縮影一樣，孩童的精神發展是我們的動物祖先，至少是比較近的動物祖先的智力發展的一個縮影，只是這個縮影更加簡略一些罷了。」[846]這不論在生物學上還是在精神發展史上，都可以看作一個普遍規律。對於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或想當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論家來說，馬克思主義哲學首先是一個聞所未聞的新東西，他們最初只可能接受這一思辨性極強的體系中最低層次的東西，因而他們的理解一開始只能是機械的、簡單化的。西方精神作為潛在的基礎沉入到意識形態深處的東西，中國人卻必須作為起點，就像胚胎發育必須展示種族進化過程一樣。最為有趣的是，在後來的發展中，中國當代美學竟大體上也依次經歷了西方美學史所經歷的整個發展歷程：呈現出一個西方美學三階段的縮影，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的「客觀美學」階段，「文化大革命」中的「神學—巫術美學」階段，以及「文化大革命」後的「人文美學」階段。這表面看起來是一種奇異的巧合，實際上卻反映著某種深刻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