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我們為什麼沒有真正的信仰？

  我們中國人宗教意識不發達，這是世所公認的了。一直到今天為止，比如說我本人，你要我信一個上帝，是不可能的。我是不可能信一個上帝的，我是一個無神論者。但是你要我信一個氣功大師，卻很有可能。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承認我不可能信上帝。當然其他的中國人也可能有人會信，但是一般來說，中國人的信仰多半都是信仰物質的東西。比如說我的病治好了，那我信，確實靈驗呀。信仰物質的東西勝於信仰精神的東西，即使是信仰精神的東西，也必須是物質化了的精神，這就是中國人的信仰。比如說，氣功大師就是講「氣」，「氣」是什麼呢？「氣」就是一種物質化了的精神。他好像要你意念、意守，但是要你去想，你內心有一股氣在那裡運行，精神被物質化了，被當作物質來處理了。氣也好，天道也好，天理也好，其實都是物質化了的精神。在這一點上，和西方的邏各斯是完全不一樣的。所以我們今天為我們沒有信仰而感到可悲，其實這並不是因為我們原來有信仰，今天失落了，而是因為我們發現了我們的真相，我們沒有信仰。所以，我們真正應該做的不是要把我們失去的信仰撿回來，或者是把它堅守住，打出什麼旗幟，像張承志那樣，以筆為旗，發一個號召。我們沒有什麼旗幟可打。我們真正要做的是要反思我們幾千年來沒有宗教信仰的原因，並且了解西方宗教信仰的根基。你盲目地把基督教或者把伊斯蘭教引進中國來，那是很天真的。劉小楓博士想把基督教引進中國，張承志想把伊斯蘭教引進中國，讓中國士大夫、知識分子能夠去信，那是不現實的。因為我們沒有真正的信仰，這只是一個表象，實質上表明我們沒有真正獨立的個人，關鍵在這裡。

  我們為什麼沒有真正的信仰？因為我們沒有獨立的個人，我們的個人沒有獨立起來。沒有獨立的人格，沒有內心獨立的精神生活和精神的需要。中國人有物質的需要，但是缺乏精神的需要。當然作為知識分子來說，也可以說有一種精神上的需要，但是這種精神上的需要最終也是為了物質的滿足，也許不是自己物質上的滿足，而是大眾的物質滿足。而且這種精神需要本身往往也被物質上的需要壓倒和掩蓋了，甚至被排擠了。物質上的需要是第一的。可見，沒有獨立人格是因為我們從小生活在群體之中，我們的意識還沒有從群體中分離出來，我們還處於群體意識之中，這個是中國特色。中國人一般來說，從小都處在群體意識之中。這不是從今天開始的，從來如此。中國群體意識過於強大，這反映出中國在早期社會時候的一種欠缺。人類社會在早期，特別是在原始時代，是群體意識的，沒有個體意識。原始社會的人缺少個體意識，甚至於人的名字都沒有的，隨便叫個名字，不用固定的名字。人類最初的確是群體一致的，原始時代就是天人合一的。我們講天人合一時，好像是一種很高超的形上學，其實原始人就是天人合一，或者天人未分，天和人沒有分化。所以原始人的精神都是群體的。

  儒教使人類文明社會跟原始社會有了分別，在中國，儒教把社會首次從原始的狀態提升起來進入到了文明社會，這是儒教的一個很大的功勞，它使天人開始有了分別，天人相分。儒家雖然講天人合一，但是在某些場合下，它還是講天人有相分的。所以道家後來指責儒家，說儒家把天人相分了，割裂了。道家跟儒家的分別和爭論，無非就是這一點，道家更強調天人合一，儒家已經不太合一了。但是儒家馬上就糾正了，就是說，我雖然講天人相分，但是最後還是為了天人合一。道家說，你這就是虛偽了，你既然要天人合一，你本來就是合一的，為什麼要把它分開呢？你不要有那麼多聰明智慧，搞那麼多政治體制，禮呀，法呀，這些規範，這些等級，搞那麼多東西幹什麼？自然界是什麼樣就應該是什麼樣的嘛。這是道家對儒家的批評。但是儒家恰好憑這一點，使中國古代社會脫離了原始狀態，這是它的一大功勞。為什麼儒家文化在周邊的民族裡面有那麼大的影響力？周邊民族在當時肯定都要比中原民族落後了，在什麼地方落後？就在這一點上。中原這些國家體制、文物制度，使得周邊民族不得不佩服。中土有一套規章制度，禮義法度，而且行之有效，所以周邊民族紛紛模仿。包括朝鮮、日本，在古代它們都是模仿中國的。所以儒教使天人開始有了分別，開始破除了迷信。但是有一點沒有破除，而且是根深蒂固地保存下來了，這就是群體意識。儒家所做的這一切，都是為了使群體組織在一個有序的系統之中，大一統。原始時代雖然是一個群體，但是它沒有分別，沒有制度，它是一個混沌體。而儒家使它成為了一個結構，生成了龐大的國家。文物制度，文明，就是這樣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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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正因為如此，在儒教的制度下，中國人自覺地把自己沉沒於群體。有制度，你就得遵守，就有了自覺性，就不像原始人那樣，我生下來就是群體的一分子，我就是群體身上有機的部分，就生在其中。而儒家使你意識到，你在其中有你固定的作用，群體已經安排好了你的位置，你的禮、義、名分，這些東西都給你安排好了。所以，中國人沉沒於群體，在儒家的統治之下變得自覺起來，但是仍然沒有個體意識。儒家的天人相分並不是說個體和自然界相分，而是指整個群體跟自然界有了不同。自然界牛群、馬群也是群體，但是它們沒有等級次序，而人類群體有了等級次序，但是仍然沒有個人，把個人壓抑了。這樣一種制度化了的群體，對個人是一種更加嚴格的壓抑和束縛，比起原始人來甚至於更加厲害，更沒有個性。原始人有時還表現出一種英雄氣概，一種野蠻的獨立性，原始人裡面有個人英雄。但是在儒家統治下就沒有什麼英雄了，儒生那就很難說是什麼英雄了。當然有些人我們也把他稱為英雄，但那跟原始的那種英雄概念已經不太一樣了。他不是憑個人的性格、能耐、力量、勇敢，而是憑一種制度化了的東西，一種觀念。儒家哪怕是軍事將領，最出名的也都是一些儒將，都是深受文化薰陶的，才能夠成為中國人的英雄，他不需要有什麼個性——那只是「匹夫」——而只需要懂得「大義」。中國人也講精神，但是這種精神是群體的精神，我們只有承諾把自己沉沒於群體，才能夠賦有某種精神性。這種群體的精神性不是個體靈魂的精神性，而是充塞於天地之間的一種「浩然之氣」，一種大義。

  那麼，這樣一種精神，充塞於天地之間，包括整個自然界，都受到這種大義的浩然之氣的浸染，所以它跟物質世界並沒有嚴格地劃清界限。這種氣實際上是一種情感性的東西，情滿於山，意溢於海，整個大自然都被我的這樣一種氣、這樣一種情所瀰漫著，對自然界有一種移情的審美心態。所以中國的這些士大夫都是詩人，個個都會作詩。在唐朝的時候就是以詩來取仕，你詩做得好，你就可以當官，所以促使中國人對於自然界、對於萬物都以詩意的眼光去看待。

  詩意的眼光當然就是情感的眼光了，李澤厚把它稱為「情感本體論」，中國人對於一切都用情感來加以衡量。而這種情感在儒家士大夫那裡最根本的是一種血緣的情感，包括陰陽、孝悌、天地、男女、牝牡，這都是自然生殖方面的血緣性的情感，它們導致了自然界萬物的一種血緣關係。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也」，這是張載的一句話，說的是萬民都是我的同胞，都有血緣關係，萬物跟我也是一體的，都是相通的。我們人死了以後，復歸於自然界，我們人又是從自然界裡面生出來的，天人合一，整個自然界跟我都是一體的。所以這種情感是規定好了的天理和天道秩序。中國人很講情感，動不動就是傷害了我們的感情，這就是很不講理了。也不講邏輯，只講情感，但是這種情感是規定好了的，特別是被儒家所規定好了的。儒家按照什麼規定好了的呢？按照名分，按照禮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天地君親師，三綱五常，在這些基礎上面才有情感。所以中國人的情感很怪的，中國人很講情感，但是往往做一些違背自然情感的事情，就因為中國人的情感是規定好了的。情感這個東西本來是不能規定的，有就有，沒有就沒有。但是中國人很聰明，他能夠一開始就把情感規定好，你是他的兒子你就肯定應該對他孝，就有對父母的愛，那是天經地義的。如果沒有的話，你就大逆不道，就是「畜生」。當然大多數人都愛自己的父母，但是事實上不見得每個人如此，有的人恨自己的父母。你要考察他具體的情況，他為什麼會恨，是不是這種恨也是自然的呢？但是儒家把這個路堵死了，他是你的父母，你就應該愛。他跟你有殺父之仇，那你就應該報仇。所以有的人由殺父的兇手收養了，長到了二十多歲，他突然發現了真相，他的養父就是他的仇人，那幾十年的感情一下子就崩潰了，馬上就可以拿刀把養父殺了。這在古典小說裡面常有描寫，其實是很不自然的。你也不知道他殺你的父親是為了什麼，不知道你的父親到底該不該殺。沒有道德感，沒有正義感，完全是一種血緣關係決定自己的情感。

  中國人強調的情感實際上是一種名分的情感，而不是真正的自然情感。所以，看起來中國人很重情感，但是往往表現出中國人根本不把情感當回事，並不尊重真正的情感，只是在道義上把情感限定在應當怎麼怎麼樣這個範圍之內。血緣情感實際上是把人的群體聯繫在一起的一種不可缺少的黏合劑。我們這個民族就是靠這種東西凝聚起來的。我們說這是一種「凝聚力」。我們對這個民族有情感，對我們出生的國家或者是故鄉有一種留戀，這就是把我們黏合在一起的東西。我們在談到天人合一的時候往往沒有注意到，我們所表達的實際上是「人人合一」。我們中國人為什麼老是喜歡天人合一這一套呢？是因為我們中國人「人人合一」，就是群體意識。我們個人沒有從他人中間分離出來，我們跟他人都是連在一起的，被連成了一個整體，脫離不了。他人就是我，我就是他人。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那麼這樣一來，反過來，我信仰任何東西，其實都是信仰我自己了。我信仰一個外在的東西，那個外在的東西其實就是我心，所以我信仰它其實就是信仰我自己。既然我只信仰我自己，那麼歸根到底什麼都不信了。我只信仰我自己的自我感覺，我對這個自我感覺非常的自豪，非常地相信，無條件地相信它代表天道、宇宙。所以在信仰的問題上，我們缺乏必要的謙虛。就是說我這種信仰究竟是不是對天道的信仰，對此我缺乏必要的懷疑。我太相信自己了，我認為只要把自己的心敞開，排除私心雜念，自我感覺良好，覺得我已經沒有任何隱瞞了，那麼我就相信我把握了天道了。我們深信這一點。

  所以儒家文化特別講究一個「誠」，「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生在世，就是要一個「誠」字，但是我們發現我們現在缺乏的就是誠，現在都不講誠信。但是你不要忘記了，我們都不講誠信的時候，每個人還認為自己是誠的，每個不講誠信的人都認為自己是誠信的，是別人不講誠信。因為他是主觀主義的，他缺乏一種必要的謙虛，缺乏一種懺悔精神。那麼一旦有一天我們自以為我們有信仰的時候，我們當然就要代他人立言，代他人說話，來決定他人的命運，來拯救他人，使自己成為聖人和救世主。而當我們成為聖人和救世主的時候，我們並沒有和他人的精神真正地達到相通。我們要成為聖人，要成為救世主，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自己的內心和他人隔離開來。我們內心的東西不要讓他人知道了，我在拯救他們，但是不能讓他們知道我在拯救他們。我要保持一種「機心」，要保持一種主動性，保持一種權變的可能性。我為他人謀利益那就夠了，不要追問我內心究竟是怎麼想的。我只對天道誠，但不能對他人誠，人心難測，婦人之仁成不了大事。所以，聖人實際上自己並沒有一種獨立的精神，並不是真正地有什麼思想，他只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人，他是對老百姓有恩的人，對老百姓的利益有貢獻的人。所以聖人就是這樣高高在上的人，你不知道他究竟想的什麼，但是你得到他的利益，這就值得你崇拜了。

  所以中國的造神運動的秘密就在這裡，為什麼那麼容易造神呢？他的思想你不知道，你就以為很神了，你認為他很高，其實他也許並不高。但是你不了解，你就認為他的思想很高，高到你不配去了解，所以就造成神了。造成神了，那你就不能反對了，聖人是不能反對的。我說聖人千好萬好有一點不好，那就是他是不能反對的，也不能商榷。因為你反對他，你就不是反對他個人了，你是反對天道了，因為他代表天道。他的一言一行，哪怕別人指出來他的衣服穿得不對，都是反對天道。其實聖人並沒有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只有內心的天道體驗加上物質上和技術上的考慮。當然他可以境界很高，他說我是為了老百姓能夠過上好日子，就是這樣一個很簡單的追求。但是實際上在技術上面考慮起來他是沒有任何底線的，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但是又要標榜自己的目的高尚。所以，聖人經常體現出一種偽善，即用卑鄙的手段去達到高尚的目的，這就是偽善。

  偽善有兩種，一種是用卑鄙的手段達到高尚的目的，一種是用體面的手段達到不體面的目的。前者是聖人的偽善，後者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看得很多了，我們講禮，講名分，要靠送禮來聯絡感情。送禮是幹什麼呢？送禮就是面子，面子就是偽善。面子是值錢的，面子不僅僅是一種精神上的東西。當然有的人僅僅為了面子，可以什麼都不要。但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間，相互之間的送禮，禮尚往來，這樣一些面子，其實都是有它的具體的目的。你今天提一瓶酒，拿一條煙，去送一個處長或者是科長，他絕對不會認為你這僅僅是為了禮，為了對他表示好感。所以真正的目的是大家都心照不宣，是不能說出來的，你一說出來，那就變味了。這種「禮尚往來」是一種群體精神的體現，就是說我個人為了維持自己的一般日常生活，哪怕是很小一點點的事情，我都要跑關係。一個人在社會上為了維持自己的起碼的生活，都必須要跑關係，送禮，這不是群體意識嗎？他有本事，但是不跑關係，這個本事就根本發揮不出來，就不能靠自己的本事在這個世界上生活。這就是群體精神對個體意識的束縛，對個體獨立性的束縛。當然這也是一種精神，其實這是一種偽精神。但是有了這種精神，個體就有了一種方便之處，就是說，我就不需要去追求彼岸的東西了，我有了什麼痛苦也好，有了什麼不便的地方也好，哪怕活不下去了也好，我都可以在群體中找到安慰。群體當然有好處，群體可以送溫暖，我們大家都可以在裡面獻出一點愛心。

  所以群體意識中國人擺脫不了，為什麼呢？因為它可以帶來很多好處，我們就用不著超越，到彼岸去尋求安慰了，我們在群體中就可以解決，就可以得到安慰。有的人沒有得到安慰，一輩子孤獨，被人打擊，最後含冤而死，但是死的時候，他也有一個安慰：後人會給我昭雪，給我平反。他把希望寄托在這個上面，還是群體。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照汗青就是照耀歷史，歷史就是群體，包括下一代人，後世的人。我在這個裡頭可以找到安慰。屈原也是這樣。屈原投河而死，但是他的《離騷》也好，《天問》也好，所有的詩文，裡面貫穿著一個主題，就是為自己辯白，為自己洗刷。我不是這樣的，我不是他們說的那樣，我的心如何如何純潔，我對楚王如何如何忠心耿耿，我的氣質如何高雅，我的趣味如何高尚，我想的問題都是多麼高深，多麼玄妙，等等，都是這些東西。就是希望他的這些東西留下來以後，能夠在群體中得到共鳴。他並沒有超越的東西，沒有真正超世俗的東西，因為在群體裡面他可以找到精神的安慰。我們後來世世代代的人都來紀念屈原，這就樹立了一個榜樣，凡是當人不得意的時候，他就想到，我就是屈原了。特別是知識分子，他想到這點就有一種安慰。屈原後來被昭雪了，世世代代的人都紀念他，老百姓的人心自有一桿秤，所以我也就可以忍受下去了。雖然屈原以後像他那樣自殺的知識分子並不多，但是人們在屈原身上得到了某種啟示，就是說，你這個丹心是可以留取下來「照汗青」的。雖然不能成仙成神，但是可以成聖，人們會紀念你。既然這樣，也就不需要對自己個人的獨特精神再去尋求一種彼岸的安慰了。如果你不放棄個人，你就不能在群體中得到安慰，而只能在彼岸得到安慰了，這就是基督教的情況。

  基督教的個人，基督徒，是孤獨的，他不能在群體裡面得到安慰，不能夠在家庭裡面得到安慰，也不能夠在國家裡由皇帝來標榜、表彰他，基督徒不指望這個東西。他們指望在上帝那裡得到安慰，上帝對所有的人一視同仁。你的靈魂有幾斤幾兩，在上帝那裡都稱得出來。所以他個人獨立以後，他只能夠把自己的精神的安慰寄托在一個彼岸的上帝身上。這個在中國人這裡是沒有這個需要的。所以中國人為什麼沒有真正的信仰，是歸結為沒有這個需要，他在群體裡面可以找到他在精神上的平衡。而之所以可以達到平衡，是因為他個人沒有獨立出來，個體意識還沉睡在群體意識之中。而當他覺得群體整個都壞了的時候，他自己也不可能不壞。人家都撈好處，我不撈白不撈，不撈不能達到平衡，撈了才平衡。所以腐敗也是一種「從眾心理」，即群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