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翁之意在「輝光」

  歐陽修，字永叔，號醉翁，諡號文忠，故世稱歐陽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政治家、文學家。他提出的「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和「詩窮而後工」的命題，分別闡述了「道」與「文」的關係和怎樣達成詩文創作的美感的問題。

  歐陽修認為，「道」是可以被人認識、效法和執行的。「道」不應是道家所說的抽象的世界本原，也不應是儒家所指的抽象的社會教條，而是符合一定標準的與社會緊密聯繫的事物。他認為，「道」就是人們種樹、養蠶等最基本的社會生活，提倡「道」應該是文章中的內容，而「文」是表現「道」的，是「道」的形式。「道」是詩文寫作的本源和動力。詩文表現了「道」，內容充實，而且外在形式光輝、美好，文章才會美。

  歐陽修所說的「道」與「文」的關係，其實是文章的內容與形式的關係。他認為「道」是文章的內容，是更本質的東西，「道」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文」，但是它們是不是有必然的聯繫呢？有了「道」，內容充實了，是不是形式就一定是美的？不是的。歐陽修還看到了形式的獨立性的一面。

  歐陽修提出了「個性」這個重要的因素。他認為每個人都是通過自己的個性接受「道」的，也會用自己的方式來表現這一內容。每個人對「道」的理解各不相同，因此，文章的內容就會具有各自的獨特性。形式也是如此，人們的個性與審美興趣不一樣，所作的文章的語言風格、結構方式就會各不相同。這是必然的，每個人的社會經歷不同，養成的性格、氣質也會不同，另外，每個人所受的教育和各方面修養程度不同，這些因素反映在寫作等創作活動中，就會對內容和形式產生影響，使之各有不同。

  在此基礎上，歐陽修提出了「詩窮而後工」的觀點。「窮」是指政治上受到挫折，無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工」是指精巧、細緻，也就是指創作的作品很成功。因此，「詩窮而後工」是指人在政治上的失意，往往能使文學創作取得成功。這一觀點是歐陽修提出來的，但是歐陽修之前，也有很多人表達過相似的思想。例如，西漢史學家、文學家司馬遷就曾說過，《周易》《離騷》等偉大著作，大都是聖賢為了抒發內心的抑鬱之情而作的。

  這種說法是有一定根據的。心理學研究表明，憂愁、怨憤這種負面情緒比愉悅、快樂這種正面情緒具有更大的力量，會更想要尋找方式發泄出來。而且，憂傷的情感比歡樂的情感具有更強的感染力。人們如果欣賞一部喜劇，往往笑過之後，很快就忘記了，但是如果看了一部悲劇，則更容易在心裡產生震撼，會為悲劇而傷感，甚至會花很長時間來思考產生這一悲劇的原因。悲劇較多地揭示了社會的矛盾和本質，所以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在憂愁、怨憤的情緒下所寫的作品也是這樣。按照傳統的儒家觀點，優秀的詩歌應該是包含「道」的，是要具有深刻的社會內涵，對人民具有教育感化作用的。它應該對政治的得失和社會上的不平之事有所反映或影響。在政治上不得志或者在生活中受到挫折的人，更容易接觸到社會的矛盾，了解人間疾苦，因此，他們所寫的東西就更能反映真實的生活，也更能讓人感動。

  「詩窮而後工」的規律在很多情況下是符合的，但並不是說，一定要在生活中遇到困難和挫折後才能寫出好的作品。有很多作家沒有這樣困頓的生活經歷，但是因為熱愛生活，善於觀察與總結，也能創作出好的作品。因此，對於「詩窮而後工」這一命題的理解要全面。

  富貴者之樂與山林者之樂

  

  歐陽修說，「富貴者之樂」是指想要得到什麼就可以得到什麼的快樂，這種富貴、奢華的生活必然是與權力和金錢密切聯繫的。在古代，實現這一樂趣的途逕往往是做官。而「山林者之樂」，顧名思義，就是以山林為樂，寄情山水之中，它的樂趣來自對自然之美的欣賞。自古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將它作為人生的一大追求。所謂「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意思就是說如果政治上得志，就要造福於天下的百姓，如果政治上不得志，就要讓自己變得更好。「兼濟天下」的方式往往就是做官，享受「富貴者之樂」；「獨善其身」的方式則常常是隱居，寄情於山水，享受「山林者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