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當「有所為」

  滄州檢察院梁文平院長在答記者問時說的一句話讓我感動：「搞了這麼多年政法工作，我理解，腐敗現象從某種角度分析，也是一種『文化營養缺乏症』」。這句話說在點子上了。

  遏制職務犯罪，需要法律、體制、機制的保障，更需要文化的力量。

  因為預防文化的結果就是營造「制度文化」。

  我們先來看什麼因素造就了貪官。

  首先是權力的膨脹引發的私慾的膨脹。權力可以導致腐敗，絕對的權力可以導致絕對的腐敗。我們往往把這一點歸咎於制度和機制----幹部制度和社會監督機制-----的蔽端，卻很少從文化上去找根源。私慾，包括對財富的占有欲，是人的原欲。人的私慾是難有止境的，所謂「人心不足蛇吞象」。這種難有止境的私慾如果因一定的權力或絕對的權力而膨脹，就會變得非常強大，沒有底線，而且會產生連鎖反應。為什麼一條高速通車、一幢大樓站起來會倒下一批貪官？為什麼每一場礦難的背後幾乎都有一個「官煤勾結」的大背景（2005年8月的一次清查「官煤勾結」活動中，僅山西一省就清出了922名官員投資入股煤礦）？就是這個道理。錢權交易的發生，首先是權力能產生超利潤的要素。

  從一些幹部蛻變的例子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過程，比如某個領導一直是廉潔自律的，因為偶然的原因得了數目不大的一筆賄賂，從此「激活」了貪慾的細胞，最後變得胃口越來越大，一直跌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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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社會大環境使然。不用避諱，我們正處在一個時尚化的消費時代，這個時代的顯著特色就是終極價值的滑坡和信仰的崩潰。「笑貧不笑娼」的普遍標準又加上了「笑貧不笑貪」。儘管人們都咬牙切齒地恨貪官，但對有權有錢的「官」心裡還是很羨慕的。腐敗好比是「臭豆腐」，「聞著臭，吃著香」。親口嘗到這塊「臭豆腐」的人是很容易上癮的。所以，一些腐敗分子更是把勤「撈」致富當成了人生目標。什麼人生的終極價值、道德良知、黨性原則，統統可以扔到東洋大海里去。江西省原副省長胡長清就是一個典型。要說胡長清也算個苦出身，生長在湖南常德一個偏僻的小山村，小時候放過牛、砍過柴，什麼苦都受過。每天上學要走八九里山路，還要挑上二十多斤蘿蔔到鎮上去賣掉，才能掙回上學買書本和交學費的錢，因此他的脖子後永遠留下了小時候被扁擔壓出的疤痕。為了他能上學，他的兩個姐姐只好中途輟學。可是他當了官之後，他的思想逐漸發生了變化，私慾隨著職務的變化不斷膨脹。把黨和人民賦予的權力當成謀取私利的工具，熱衷於瘋狂地為自己聚斂財富，恣意於獵取美色，在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泥潭裡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在擔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長、省長助理、國務院宗教事務局副局長、國家稅務總局辦公室主任期間，先後收受他人財物90多次，收受賄賂達545。55萬元，另外還有161。77萬元巨額財產來路不明。最終自食惡果，成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個被判死刑的省部級幹部。說到自己墮落的原因，他說：「看到人家下海了，手頭上有錢花，接觸了一些有錢人和做生意的老闆，看人家生活得很自在，出入高檔酒店，坐豪華汽車，喝洋酒，穿名牌，還帶著小姐，心裡就有幾分羨慕。可想想自己從政，身份不允許，條件也不具備，思想上先忍著。」所以，他才鐵下心要吃這塊「臭豆腐」。

  世俗生活的領域是人生存的第一場所。所有的人生狀態在這裡形成，人生的第一層意義也在這裡發生。世俗的境遇是任何人都難以擺脫的，因為這是完整的人生的一個關鍵性的環節。孔子是肯定人的私慾的。他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論語。里仁》）

  當人類社會告別野蠻時代，步入以私有制為主要特徵的「文明時代」之後，「為我」的道德觀念也就日益蓬地發展了。人有私慾，本無可厚非，但是私慾的膨脹，就是大問題了。

  三是攀比意識。攀比容易造成人的心理失衡。以領導幹部來說，這種攀比心理往往會讓他們的心理始終保持著一種失衡狀態。同樣是一個級別的幹部，人家在主流單位，有權有錢，呼風喚雨，自己在邊緣單位，什麼都沒有，一條冷板凳坐到底，越想心裡越彆扭。這是一種失衡。看到別人利用權力撈盡了好處，十分風光，自己手裡也有權力，為什麼不把權力資源轉化為提升自己幸福指數的「發展資源」呢？這種心理產生之後，手一伸出去，一般就縮不回來了。

  四是投機心理。有權不用，過期作廢。權這個東西有時效性，當官時可以堂上一呼，階下百喏，一旦退下來就是平頭百姓一個，說啥都不靈。所以趁有權時要把手中的權力用足用活。所謂行業不正之風的出現，就是這種心態的折射。而近年來出現的一些領導幹部退休前後東窗事發的所謂「59歲現象」，也是這種心理的直接作用結果。另外，權也有地域性，你在這個地方，到了一個不在你權力範圍之內的地方你就沒轍，所以自己這塊地盤的資源要充分用好。別管多窮的單位，只要你會運用手中的權力，你肯定是不會像你管的單位一樣窮，這就是所謂「窮廟富和尚」現象的原因。

  五是當清官實際上要有很大的成本。一個人手中如果有了能生殺予奪的權力，那麼這個權力在一定條件下是會受到某些因素制衡的。一個銀行的行長拒絕了一個企業老闆貸款的要求，開始那個老闆用一筆巨額賄金去開路，碰了壁，吃了閉門羹。於是這個老闆又開始採用恐嚇的手段，稱你讓我過不去我就讓你倒台。這位行長軟硬不吃，老闆就買通了一個小報記者，找這家銀行的茬子。終於找到了一個「新聞點」，這家銀行的前任行長因工作失誤出現過「呆帳」，記者大做文章，網上報上一個勁地炒作，行長真的被扳倒了，受了個處分，離開了領導崗位。這種事情出的多了，人們辦事時自然會規避一些可能要傷害到自己的因素。但只要你身不由己趟了一次「渾水」，那就有可能終身「跳進黃河洗不清」。

  五是「扳本」的心理，我這個官是花了錢「買」來的，就得把本撈回來而且還要加上幾十倍的利息。難道我拋出了幾萬十幾萬幾十萬隻是要買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權力嗎？

  六是僥倖心理。只要不出現意外，貪官暴露出來的機率很小。在人們眼皮子底下不乏有越貪越升的官，越貪運氣越旺的官，只要不出事，就算是「賺了」。

  當然造就貪官的因素還有很多，總而言之，是「文化綜合營養缺乏症」造就了貪官。

  既然如此，解鈴還須繫鈴人，文化當有所為。

  要說那些貪官沒文化，誰也不會服氣。他們中有本科、碩士、博士學歷的不在少數。倒是建國初期那些從槍眼子裡鑽出來的工農幹部文化水平是最低的，很多人斗大字認不得半口袋，連自己的名字都寫不下來。可這些頂著一腦袋高粱花子的幹部中卻極少有貪官。

  有文化的、文化程度高的成了貪官，沒文化的、文化程度低的卻兩袖清風，真是奇哉怪哉！

  其實這一點也不奇怪。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一個文化問題。

  一個人有沒有文化，不要單純地理解為一個人的文化程度是高還是低。文化有很多方面的內容，比如文化修養、文化認同、文化觀念、文化選擇、文化信仰等等。你可以說一個「滿腦袋高粱花子」的農民出身的幹部認不下幾個字，但他可能有比較明確的文化認同。這個認同有可能只算是「基本認同」：他也許會把半半拉拉記下的聖賢古訓、耳濡目染的鄉俚俗語當成人生的「座右銘」，也許會把聽說書藝人講書和看草台班的鄉戲記下的清官形象當成自己的楷模，但是這種最基本的、起點最低的文化認同有可能是最明確的。在他的文化信仰（包括他的政治信仰）中有著最樸素的人生價值取向，這種文化信仰也有可能是最堅定的。你能說他們沒文化嗎？

  而今天這些有著高學歷的貪官，他們雖然文化程度很高，但是他們的文化修養卻很低級，他們的文化認同很空虛，他們的文化觀念很模糊，他們的文化選擇很迷茫，他們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信仰更是一片空白。對這樣的人，你能說他們有文化嗎？

  一個人有沒有文化，要看什麼樣的文化力作用於他，而不只看他的受教育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