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周恩來再次處於左右為難之中！

  按照黨中央的決定：在中央紅軍實施突圍、轉移中，最高「三人團」握有絕對的權力。因此，周恩來作為「三人團」中的一員，對中央紅軍的命運自然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但是，他在「三人團」中處於少數，加上不懂軍事的博古唯李德之命是從，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他就是不贊成，也不會影響「三人團」形成決議。與此同時，他從失敗中，尤其經歷這次湘江慘敗之後，逐漸從「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於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的認識上升華了，他不僅承認毛澤東過去在指揮紅軍作戰方面是正確的，而且在這次紅軍突圍轉移中，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戰術思想也是正確的。另外，他敏感地覺察到了張聞天、王稼祥的立場、觀點在改變，並在毛澤東的周圍逐漸形成了一個反對最高「三人團」的三人核心。從此，毛澤東一人的意見就成了三人的意見。如果最高「三人團」中的博古、李德繼續以所謂的多數行使否決權，並堅持他們自認為正確的既定方針不變，他周恩來何以對黨負責？又何以向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位同志交代？他就是在這種思想狀態下，收到了毛澤東的建議：停止執行北出湘西的計劃，改道向貴州進軍。他經過審慎的思考，遂決定把這一建議提交最高「三人團」討論。

  李德有著大日耳曼民族那特有的傲慢與自負，同時在他的軍事觀念中還頑固地認為：最高統帥部就是一切，其他的指揮員只有執行命令的義務，絕對沒有干預最高統帥部的權力。這樣一來，他必然和個性極強且又有著完整的軍事思想的毛澤東形同水火。久而久之，李德對毛澤東就形成了一種很難改變的成見。換言之，只要是毛澤東提的意見，他就不假思索地——幾乎是本能地加以排斥、反對。因而，他剛剛聽完周恩來講述的毛澤東提出的新建議，便不無鄙夷地哼了一聲，大聲說道：

  「毛澤東提的西出貴州的方案是錯誤的，沒有必要進行討論。我們必須堅持既定的北出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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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說李德的發言是在周恩來意料中事，但他或許是想到了這步棋事關紅軍的存亡，也或許是對李德這種蠻橫作風的不滿，他並沒像往常那樣，耐心地向李說明有關的情況。他在有意冷落李德的同時，又鐵青著臉向博古施加壓力：

  「博古同志，你的意見呢？」

  博古於軍事是地道的門外漢，從某種意義上說，他離開李德這個拐棍就寸步難行。雖說他至今還認為，李德在紅軍中是最有權威的統帥。但是，他面對一個又一個的失敗，尤其是湘江慘敗也不能不向自己提出「為什麼」？孰是孰非，他沒有定見。他再一聽周恩來的話音，頓感周的態度也發生了傾斜。因此，他只好又轉向李德，向他崇拜的軍事權威求救：

  「你的根據是什麼呢？」

  李德在軍事指揮方面是典型的教條主義者，他甚至連敵變我也變這起碼的常識都不懂。另外，在他的心目中，中央紅軍之所以遭到湘江慘敗這樣的下場，就是因為紅軍是無依託作戰。換句話說：中央紅軍只要北出湘西，完成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就一切完事大吉了！出於同一指導思想，他認為貴州省沒有紅軍開闢好的根據地，中央紅軍到達貴州依然是無依託作戰，難免再遭受新的挫折。所以，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說道：

  「一、紅軍必須有個家，再也不能無目的地到處流浪了；二、今後就是和國民黨軍隊決戰，也必須有個牢固的根據地。而北出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

  博古聽後，認為李德說得頭頭是道，句句在理，依照往常的慣例，他這位負總責的最高領導者就可拍板定案了。或許是失敗太多少了幾分自信，也或許感到周恩來的態度有點不對頭，他沉吟片時，又轉向周恩來：

  「恩來，你的意見呢？」

  周恩來首先認真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態勢，接著又指出紅軍大敗之後未有休整，不能再進行大的戰役，最後他沉重地說道：

  「就我們掌握的確切情報，蔣介石所部十萬軍隊在湘西張網以待，我們北出湘西，就一定會陷入敵人的重兵包圍，其後果則是不堪設想的！」

  李德一聽周恩來的主張與毛澤東的建議如出一轍，頓時就火了起來，大聲責問：

  「難道西出貴州就沒有危險嗎？只要我們一踏進貴州的地界，蔣介石還會把滇軍、黔軍、川軍，甚至陳兵湘西的十萬重兵調往貴州！」

  周恩來再也不能忍耐李德如此飛揚跋扈了！但是，他所採取的態度絕不是以硬對硬，壓服——實際上在這種情況下也壓不服李德，而是依據孔子的教誨「大辯非辯也」的傳統行事，他猝然之間表示出極大的憤怒，只見他目視遠天，卻不再說一句話。

  在李德的心目中，周恩來是最有修養的東方人。自從他進入中央蘇區，在與周共事一年多的時間裡，雖然有過分歧和爭論，但他從未見到周會氣憤成這個樣子。所以，他一時也不知該如何收場，於恍然中大口地喘著粗氣。

  博古與周恩來相識有年了，他也從未看到周恩來有過這樣的表情。他作為政治家，知道周恩來在這盤棋上的作用。或許是出於這種政治方面的考慮，他認為周恩來不能步張聞天、王稼祥之後轉到毛澤東那邊去，最高「三人團」還應當保持應有的穩定與權威。於是他走到周恩來的面前，客氣地說道：

  「恩來，你看該怎麼辦呢？」

  周恩來果真把眺望遠方的視線收回，看著博古那副虔誠的樣子，他沉吟了片時，低沉地說道：

  「像這樣關係紅軍存亡的大事，恐怕不能再由我們三人說了算！」

  雖說周恩來的意見等於變相解除了最高「三人團」的絕對權力，但從某種意義上說，也為博古摘下了沉重的精神枷鎖。因此，他很不情願地點了點頭。

  正當這尷尬的局面無法完全打破的時候，一個通訊員騎著馬急馳而來。他滾鞍下馬，行過軍禮，大聲說道：

  「報告！我先頭部隊已攻占通道縣城。」

  博古與李德聽後高興異常，但是他們一看周恩來依然駐步原地沉思的表情，遂又有些茫然。博古問道：

  「恩來，你看……」

  「應當命令部隊在通道休整三天，」周恩來說罷看了看博古與李德的反應，接著又說，「我們應當召開會議，並請有關的同志參加，研究決定下一步紅軍轉移的路線！」

  通道位於湖南最西南方向的一個窮縣城。它南接廣西，西連貴州，向北走去就是紅二、六軍團建立的湘西根據地。從地理位置上看，是屬於舊社會那種三不管的縣份。早在紅軍搶渡湘江之前，這裡的富甲豪紳就嚇得不是南走廣西，要麼就西去貴州和雲南；待到紅軍撤入西延和龍勝山區之後，那些只會拿著槍嚇唬百姓的民團和駐軍，就已做好了逃跑的準備。因此，我紅軍先頭部隊紅一軍團第二師奉命於十二月十一日趕到通道縣城的時候，幾乎沒有遇到什麼抵抗就拿下了這座縣城。十二日，為確保中央在通道召開緊急會議，「我紅一軍團主力和第九軍團集結通道及附近地域；第三軍團主力進到長安堡地域；第五、第八軍團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之線西移；野戰司令部、軍委縱隊到達芙蓉鎮」。而最高「三人團」及其他中央負責同志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等也於同日進駐通道縣城，並在恭城書院舉行臨時緊急會議。

  有關這次會議的性質、名稱，史家歷來有不同的說法。這是因為它既不是中央政治局會議，也不是中革軍委會議，但會議的參加者卻是當時黨和軍委的主要負責人。另外，由於李德事後寫的回憶錄稱這次會議為「飛行會議」，故史家眾說不一。

  雖說這次由中央負責人召開的臨時緊急會議，不可能作出黨的重要決議，但因為它關係著中央紅軍的生死存亡，故毛澤東非常重視這次會議的召開和結果。為此，他不僅做了有理有據的準備，而且還和有關與會的負責同志交換了意見。對此，時任總政宣傳部聯絡員的羅明去看毛澤東，恰碰上了毛與張聞天在進行交談。大意謂：

  洛甫同志先談紅軍通過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時激烈戰鬥和渡湘江受到嚴重損失的情況。他說，敵人已發現了我們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意圖，調集了相當大的兵力，企圖包圍我們，現在處境困難。今後應該怎麼辦？還想不出好辦法。接著毛主席說：一九三三年冬第五次反「圍剿」不久，發生福建事變。我主張紅軍主力要突進到江浙地區，迫使敵人回援。這時，我們可與十九路軍配合，共同打擊蔣介石的進攻，趁機消滅一部分敵人，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當時你們不出兵。敵人打敗了十九路軍後，又回來向我們根據地「圍剿」，繼續採用步步為營的堡壘政策。後來我又提出紅軍主力向湖南中部地區前進，調動江西的敵人到湖南地區予以消滅，你們又是不聽。現在我們突破敵人的第四道封鎖線，受到了嚴重的損失，無論如何不能再照原計劃去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了，因為敵人已經調集了五六倍的兵力，部署在我們前進的道路上，企圖消滅我們。我主張現在應堅決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前進，才能挽救危機，爭取主動。

  從羅明的回憶我們可知，這是毛澤東向張聞天講述中央紅軍為什麼沒能打破敵人第五次「圍剿」的原因所在，以及為什麼必須放棄北進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堅決向貴州前進的原因。由此，張聞天在通道轉兵問題上完全站在毛澤東的一邊。

  但是，李德在周恩來講完開會宗旨之後，他就迫不及待地闡述了他力主北上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根據。多年之後，他在回憶錄中是這樣記述的：

  在到達黎平之前，我們舉行了一次飛行會議（即在通道舉行的臨時緊急會議），會上討論了以後的作戰方案。在談到原來的計劃時，我提請大家考慮：是否可以讓那些在平行路線追擊我們的或向西面戰略要地急趕的周（渾元）部和其他敵軍超過我們，我們自己在他們背後轉向北方，與二軍團建立聯繫。我們依靠二軍團的根據地，再加上賀龍與蕭克的部隊，就可能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從上述李德的回憶可知：他不顧客觀情況發生了變化，依然是堅持北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既定方針。這理所當然地遭到了毛澤東最強有力的反對。毛在論證了敵我雙方的態勢之後，又分外激動地說道：

  「古今中外的軍事家，在制訂作戰計劃的時候，首先考慮的是不被敵人消滅，然後才是消滅敵人，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做到知己知彼。時下的彼——蔣介石所部正在湘西張網以待，其兵力又優勢於我達五六倍，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放棄北出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

  張聞天早與毛澤東、王稼祥交換了意見，因此，毛澤東這擲地有聲的發言結束之後，未等李德反駁他就搶先說道：

  「我再補充一點：紅軍自打湘江一戰，士氣低落，彈藥不足，如果不改變北出湘西的計劃，不僅等於自投羅網，而且還要和以逸待勞的強大敵人作戰……」

  「結果嘛，」王稼祥再也忍不住了，他替張聞天的發言作了結論，「失敗得比湘江之戰還要慘！」

  李德再也不能沉默了，他一邊說：「我不同意這種意見！」一邊起身走到軍事地圖前面，指指點點地大聲說道：

  「毛的結論，是過低地估計了紅軍的戰鬥力。我認為紅軍有能力從敵人的背後或縫隙中穿過去，繼續轉向北方，與紅二、紅六軍團建立聯繫，與賀龍、蕭克所部在廣闊的地區向敵人進攻，在湘黔川交界處創建根據地！」

  毛澤東表現得十分冷靜，採取有理不在聲高的方式，質問道：

  「請問：如何從數倍於我的強大敵人中間穿過去？」

  李德被問得囁嚅了。毛澤東又不緊不慢地問道：

  「再請問：我們又如何確保三萬多紅軍不重蹈湘江之戰覆轍？」

  「……」

  「李德同志，」毛澤東提高聲調，兩隻炯然有神的眼睛盯著李德，「誰來承擔未來紅軍全軍覆沒的歷史責任？」

  李德終於被激怒了！「難道要我一個德國人來承擔嗎？可笑！可笑！」他說著，渾身顫抖著走出了會場。

  毛澤東是一位民族意識極強的革命家，他一見李德拂袖而去的樣子，猝然之間也生起了無名之火。他再巡視與會者的表情，又想起了劉伯承同志與李德發生衝突時的情景，無比悲憤地說道：

  「還是伯承同志說得好啊！帝國主義分子就是這樣欺侮中國人的！作為國際派來的顧問，他這種中途退場的行為是錯誤的！」

  博古一見李德中途退場就來了火氣，再一聽毛澤東出言不遜的講話也無法再忍下去了，他竟然操著黨的領導者的口氣大加訓斥：

  「老毛同志！我們不能這樣對待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

  毛澤東一聽更是火冒三丈，他拍案而起，大聲反駁：

  「我毛澤東也不能無原則地向洋大人俯首稱臣，當孫子！」

  會場的氣氛驟然達到了沸點。

  這時，周恩來忙站起來，伸出雙手示意大家落座，然後說道：

  「大家都不要火氣太盛，好啦，好啦，我們再回到正題上來，繼續開會討論。」

  參加會議的實際上是六個人：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以及最高「三人團」。如今，李德拂袖離席，周恩來站在了毛澤東的一邊，博古還能提出什麼有說服力的意見呢！因此，會議很快同意了毛澤東的意見，並通過了西進貴州的主張。是日下午七時半，中革軍委發出「萬萬火急」電令，規定：「我軍明十三日繼續西進……第一師如今天已抵洪洲司，則應相機進占黎平。」

  李德是絕不會承認自己是錯了，他對與會者的表現一直耿耿在心。到了他晚年寫《中國紀事》一書的時候，他還火氣十足地寫下了這段話：

  毛澤東又粗暴地拒絕了這個建議，堅持繼續向西進軍，進入貴州內地。這次他不僅得到洛甫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還得到了當時就準備轉向「中央三人小組」（即對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貶義的稱謂）一邊的周恩來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議被通過了。他乘此機會以談話的方式第一次表達了他的想法，即應該放棄在長江以南同二軍團一起建立蘇區的意圖，向四川進軍，去和四軍團（即徐向前同志為總指揮的紅四方面軍）會師。

  臨時緊急會議結束不久，李德就收到了那份「萬萬火急」的電令，知道會議「最後決定的全部內容」。誠如他在《中國紀事》一書中所寫的那樣：「我請周恩來給我講一講詳細情況，他顯得有些激動，雖然他往常總是很鎮定自若的。他說，中央紅軍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貴州進行，因為那裡敵人的兵力比較薄弱。」李德一見周恩來那有些激動的情緒，認為周準備轉向被他稱之為的「中央三人小組」一邊，遂又求助於博古。

  博古並不贊成毛澤東的提議，更不贊成毛澤東對待李德的態度。他當時同意毛澤東提議西出貴州的方案，一方面他是少數，他一個人不可能改變大家的決定；另一方面他認為從貴州出發可以一直向北，在那裡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換言之，從通道北上與貴州向北是殊途同歸，都能到達湘西，完成與紅二、六軍團會師，重建根據地的目的。另外，博古認為在通道舉行的臨時緊急會議，並未做出組織裁決，也沒改變最高「三人團」的絕對權威，因此，他認為只要自己和李德的見解一致，就是周恩來反對，依然能按照他和李德的意志發布命令。就這樣，博古、李德於第二天——十三日就採用偷梁換柱的辦法，改變了通道會議西出貴州的本意。請看如下事實：

  十三日，野戰軍司令部又致電各軍團說：「我軍已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機機動，以便轉入北上。」

  十四日，野戰軍司令部致電紅二、六軍團，電文亦說：「我西方軍（即中央紅軍）現已西入黔境，在繼續西進中，尋求機動，以便轉入北上。」並電令在湖南常德一帶活動的紅二、紅六軍團：「以發展湘西北蘇區並配合西方軍行動之目的，主力仍繼續向沅江上流行動，以便相當調動或牽制黔陽、芷江、洪江的敵人。」直到中央紅軍占領黎平後，十二月十六日，中革軍委還在命令紅一、九軍團進至柳霽地域，準備渡過清水江，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

  對於博古、李德這種不顧紅軍安危、一意孤行的專斷行為，周恩來是非常憤怒的。但是，從組織原則上講他們以少數服從多數代行最高「三人團」的職權也是沒有錯誤的。怎麼才能改變這種局面呢？唯有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做出相應的政治、軍事、組織等有關的決議。他再三考慮，這樣事關全局的會議應當早開，地點暫時選定在黎平。為此，他放棄了與博古、李德之間的無謂爭論，於十二月十三日親自趕到渠水河畔牙屯堡，在周家祠堂里召集紅一軍團一師三團的領導開會。向與會的團領導傳達了通道會議的精神，布置了奪取黎平的戰鬥任務。最後，他講了如下這段史有所記的話：

  「前天在通道召開了中央領導人會議，毛主席出席了會議。主要議題是總結全州戰鬥（即湘江之戰）的經驗教訓和確定紅軍的戰略方針。在現在的條件下，要放棄在湘鄂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改向敵人兵力比較薄弱的貴州北面前進，力爭在運動中打幾個好仗，扭轉紅軍出征以來的被動局面。大家贊成這個主張，現在派你們團向黔東行動，在三天之內攻占黎平城。」

  上述這段話不僅說明了周恩來的原則性，而且也證明周恩來在通道臨時緊急會議之後，與博古、李德在戰略上發生了分歧。自然，從另外一個視角看：周恩來已經開始明確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然而，由於周恩來的性格使然，或者說他非常注意黨內鬥爭的策略性，遂採取上述到部隊基層做工作，爭取攻下黎平，找到一個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地方的辦法。

  張聞天不是那種嚴格意義上的政治家。當他獲悉周恩來為攻打黎平去了基層部隊後，突然見到博古、李德以最高「三人團」的名義下發的改變通道會議精神的命令，真是氣憤到了極點！但是，當他想到通道會議並非是一次合乎法定程序的中央會議，而且博古、李德仍舊握有在中央紅軍轉移中的最高指揮權後，他認為必須儘快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明確做出有關的決議來。為此，他和毛澤東、王稼祥打過招呼之後，就騎馬趕往博古的住地，他以政治局常委的身份要求召開政治局會議。

  毛澤東見到博古、李德以最高「三人團」的名義下發的改變通道會議精神的命令之後，他卻顯得是那樣的平靜，似乎平靜到就像是在他的所料中一樣！有人認為通道臨時緊急會議，是「從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來，毛澤東的意見第一次得到了中央多數同志的尊重，第一次對中央的戰略決策發生重大的影響」。所以，毛的反應既不同於周恩來，也不同於張聞天，顯得比較平靜。

  筆者不完全苟同上述之見。

  毛澤東是一代最了不起的政治家、軍事家，他有著一般政治家所不具備的諸方面的素質，因此他對政治家的心理、戰爭的態勢、革命的預測……有著獨到的見解。誠如前文所述，中央紅軍在歷經湘江慘敗之後，幾乎包括最高「三人團」在內都籠罩在失敗的氛圍中，唯毛澤東一人卻站在老山界之巔，環顧群山，詠出三闋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十六字令》。另外，毛澤東對「上下五千年，縱橫八千里」的中國，尤其是在傳統文化、治國之術等方面的了解，堪稱當代中國第一人！如果再聯想到他掌權後多次說的一句話：寫在紙上的東西是不作數的（大意），他對博古、李德利用手中的權力，藉以改變會議精神的做法，自應是處之泰然。事後追論，博古、李德的行為既不高明，也在一般政治家所料中，這對毛澤東而言實在就是小菜一碟了！

  與此同時，毛澤東堅信，勝利與失敗，是軍事集團檢驗、取捨最高統帥的唯一尺度。自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尤其是歷經湘江慘敗之後，不僅他們中間的核心骨幹張聞天、王稼祥堅決地站在了他們的對立面，而且最高「三人團」的成員周恩來也明確反對北出湘西的路線。就說是博古自己吧，也失去了昔日跟在李德後邊那種盲目的自信，在通道會議上也不得不聽聽他毛澤東的意見了！在他看來，更換博古、李德的最高指揮大權只是時間早晚的事情。他目前應該做的是：一、利用一切條件——主要是敵人軍事壓迫的條件，使更多的指戰員認識博古、李德在執行著一條錯誤的軍事路線；二、與此同時，必須儘快解放一批受博古、李德等人打擊的高級幹部，為改變軍事路線打好組織基礎。

  或許是這些天來過分操勞了，也或許是山中的氣候變化太大了，毛澤東在離開通道的前夜又感到身體很不舒服，因此，他只好坐擔架行軍。這樣，他又有了機會和坐擔架的王稼祥同行。他們二人在擔架上議論的話題，也不外乎上述所說的內容。正當他們二人議論到該如何辦的時候，只見不遠處有一位精明的紅軍幹部背著背包過來。

  這位精明的紅軍幹部就是鄧小平。

  鄧小平自打進入中央蘇區之後，以自己在廣西領導左右江起義的經驗與教訓，並在實際工作中，比較早地認識到了毛澤東的戰略思想是正確的。因此，他有意在自己負責的工作中力圖執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這樣一來，就必然遭到博古等人的打擊和迫害。歷史上被稱為四大毛派分子的「鄧、毛、謝、古」的鄧就是鄧小平。那時，他在黨內和軍內不如毛澤東那樣有影響，博古等人十分輕易地就罷了鄧小平的官。一個黨的高級幹部在受了許多不公正的待遇之後，直到遵義會議之前，他的任務就是「跟著走」。

  對此，毛澤東與王稼祥都是清楚的。毛澤東想到鄧小平的處境，心中不免泛起一陣酸楚。但在那樣的環境中，他也只好以調侃的口吻近似玩笑地問道：

  「小平同志，你還好吧？」

  鄧小平也是一個樂觀主義者，他一看毛澤東和王稼祥坐著擔架走到了跟前，忙說：

  「一言難盡。主席，你大病之後恢復得怎樣？」

  「還不到向馬克思報到的時候。」毛澤東指著旁邊擔架上的王稼祥，「突圍轉移以來，我和稼祥同志是同病相憐啊！」

  「王主任，你的傷好些了嗎？」鄧小平關切地問。

  「你若不問啊，我倒忘了這件事情。」王稼祥深沉地答說。

  「為什麼？」鄧小平驚詫地問。

  「因為稼祥同志時時都在擔心紅軍的存亡啊！」毛澤東感慨地代為答說。

  「小平同志，」王稼祥為了把話題移開，問道，「紅軍突圍轉移以來你做些什麼？」

  「跟著走！」鄧小平說。

  「小平同志是沾我的光啊！」毛澤東嘆了口氣，「他在被打成所謂毛派頭子之後，堂堂的黨的會昌中心縣委書記就變成這個樣子了！」

  「那主席又是沾誰的光呢？」鄧小平反問道。

  王稼祥一見毛澤東那少有的仰天長嘆，遂建議道：

  「老毛，應當儘快解決小平同志的工作。」

  毛澤東贊成地點了點頭。接著，他又指著疲憊不堪的紅軍隊伍，感情極其複雜地說道：

  「這支英雄的部隊，完全變成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的隊伍了。為解決小平等同志的工作問題，我們必須先解決紅軍隊伍存亡的大事！」

  王稼祥沉重地點了點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