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於走出大山

  盼（肖寧鳳攝）

  在我們下鄉三年之後的1972年，知識青年迎來返城的高潮。知青返城是一個讓人們高興得合不攏嘴的大好消息，全社會都歡呼雀躍。因為知識青年們終於可以回到故鄉與家人們團聚，家長們也終於盼來自已的子女回到身邊。

  我們新民大隊四個生產隊的十多個知青開始返鄉，我們一隊的楊傳瑞、王宗元、李肇琍、李肇琍的妹妹；二隊的馮大衛、梁和、唐沙波、肖寧鳳；三隊的袁長江、龔長寧；四隊的王宗笠、劉明白。這十二個人全部都「刑滿釋放」，只留下我和鮮繼錦二人回不了城。

  我不能回城是因為政審材料上寫了我父親「問題不清楚」幾個字，這幾個字可把我害慘了。如果寫的是「資方代理」、「資產階級」之類都還好辦，至少問題是清楚的。但是「問題不清楚」，招工的就不知道是什麼問題了。我大弟劉明白的檔案是否與我一樣我不知道，但明白會拉手風琴。這一拉，招工的就把他收了。我本來也可拉拉小提琴，但明白把我的小提琴偷偷拿回城去賣了，用那錢為自己買了一個舊手風琴，我就什麼表演道具也沒有了。鮮繼錦到底是因為什麼原因不能回城我不清楚，恐怕是因為他的父親解放前是重慶的大資本家。他後來比我還要慘，一直在興隆待了八年，此是後話。

  我的同伴們一個個地都離開了，我們新民一隊只剩下我一個人「形單影隻」，熱氣騰騰的屋子變得異常冷清。晚上、月冷風清，沒有一絲人氣。因為我們後來獨立門戶，搬到專為知青修的木屋，離社員們又遠，所以，她們走後，我就一個人獨守幾廂空房。寂寞孤獨差點要把我淹沒，住了不多天，我就覺得自己快要瘋了！

  父母為我回不了城焦急萬分！他們到處托人幫忙，使勁要把我調出來。當時，最有「權勢」的恐怕就是我的六姑爺和隔房的彭姑爺了。六姑爺在市委工作，是個一般幹部。彭姑爺是革命幹部，級別也不高。我爸就去求他們幫忙，他們又去求別人幫忙，爸媽還去找過我的老師。但是，所有的方法都想到了，試過了，還是一籌莫展。於是，他們開始做我的思想工作：「小菊、實在回不了城也沒得關係，好好勞動，爭取今後在興隆區上的小學教書，當個小學老師也要得。」我們生產隊的那些熱心婆娘還打起了我的主意，準備給我找個「好婆家」。有一天，一個本家（劉姓）把我叫到屋裡，給我煮了一斗碗油醪糟雞蛋，裡面整整有十二個。我本來平時就餓得慌，加上回不了城又氣得慌。我端起那一斗碗醪糟雞蛋，駦都沒打一個，三下五除二地吞進肚裡。我心想，不管他們為何招待我，不吃白不吃，管他媽的喲！劉姓大嫂見我這個樣子，支支吾吾地也沒說出個名堂來。

  家裡傳來的全部是不好的消息，真的似乎是「山窮水盡」了。我的結局似乎就是待在興隆大山區，爭取在興隆小學當個老師就是最好的出路了。但是，我不甘心！我才不在這個山窪窪待下去，去他媽的喲！一個異常強烈的念頭出現在腦海：我一定要跳出去！我要死馬當成活馬醫！不回重慶誓不罷休！

  我胸懷「死馬當成活馬醫的」悲壯意念，打點行裝，立即起程，回到重慶。回家後，我自己又去找了兩位姑爺打聽情況，又去找了另外我認為還可做做工作的熟人。在這些過程中，我一直在思考到底怎麼辦。有一天，不經意中我聽說某某回重慶是頂替她媽媽的小學教師名額。我一想，我媽媽也是小學教師呀！我也可以頂替她的名額呀！但父親的「問題不清楚」仍然是個問題，怎麼解決呢？找誰去申訴呢？突然，好似一道亮光，我想到了教育局。「我應該去找重慶市教育局的人」，我腦子出現這個念頭。但是，我不認識重慶市教育局的人啊！親友中也沒有認識重慶市教育局的。其實，我們住家離重慶市教育局很近，也就三十多分鐘的路程。乾脆我直接到教育局去，但是，找誰呢？教育局長！我腦子裡冒出這個念頭。對了，對了，乾脆就找教育局長！找他才「關得到火」（解決得了問題）。到教育局去找到局長辦公室，就找到局長了。這下子，事情就有眉目了。但是轉念又想：找局長的人肯定很多，辦公時間，人來人往，局長有時間而且靜得下心來聽我的陳述嗎？這一點很重要。如果即使他接見我，但事情多，忙忙慌慌的；我本就緊張而且也不得不忙忙慌慌地說幾句，事情得不到解決，反而把這個最寶貴的「機會」也用廢了。如果這樣，我真正的是無路可走了！

  於是，我放棄了到重慶市教育局找局長的念頭。

  我又開始盤算起來：一定要找到局長跟他仔細說明我父親的真實情況，這是肯定要做的事情了。不能到教育局辦公室找他談，那麼，我何不到他家裡去談？一想到這個主意我覺得太過唐突，有些過分。我不認識他，連個介紹人都說不出來，教育局長住在哪裡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認定只有這麼一條路可走。我一想到如果這次回來我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那麼就只好又回到酉陽興隆。天啦，那怎麼得了！我又回到那一排空房子，一個人扛著挖鋤去勞動，我今後什麼都是一個人，我就這樣在農村待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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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這裡，我什麼也顧不得了。我跑到重慶市教育局去打聽局長姓什麼、住在什麼地方。還好，我得到了這些信息。其實，教育局長住的地方離我家也不遠，教育局的員工宿舍就在體育館附近，比教育局還近些，只需走三十分鐘左右。我打算在他晚飯休息一下後再去，這樣，他心情放鬆，比較好談話。我又把要跟他談些什麼在腦子裡仔細地想了一遍。於是，第二天約七點左右，我出發到教育局宿舍去。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一天的晚上。那天不巧天下雨，傍晚時分愈發下得大起來。我撐著一把黑傘在雨中頂風而行，大滴大滴的雨點打在傘上，地上的雨水都「流成了河」。我費力前行，那把舊傘經不起大雨的沖潑，傘沿下塌，雨水直流。我的頭髮、衣服都濕了許多。終於走到教育局宿舍，但局長到底住哪個門洞我卻不知，又得打聽。還好，有一人剛好開門出來走到過道，我趕忙向他打聽教育局長的家是哪個門。這人給我指了門，又加上一句說，教育局長在開會還沒回家。於是，我就站在門道等，我的那把傘上流下的水把地面打濕了一大片。

  我忐忑不安地等啊，等啊，覺得時間過得特別的慢。我想局長快點回家，但又想他晚點回來，好讓那個重大的時刻不要來得這麼快。

  終於，我看見一個男人走進過道。憑著直覺，我知道他一定就是教育局長。「馬局長，我找您，我等了很長時間了。」

  「你是……」他覺得有點奇怪。

  「我叫劉明瓊，下鄉前是重慶市第六中學的學生，杜貴文是我們的校長。」「啊，啊，進屋談！」他見我一身水濕淋的，一副單薄斯文的樣子。而且，教育局哪個人不知赫赫有名的杜貴文，她可是重慶市教育部門的權威人士，老革命，老校長，人人見她敬畏三分。

  我在他家的沙發坐下，定下神來，一五一十地向局長擺了我父親的問題。顯然，我父親的問題根本就不是什麼問題。接著，我又告訴局長，我在六中學習時不管是在初中、還是在高中，我都是學校的優秀學生，學習成績一直很好。我還告訴他，我的英語特別突出，高中時、我和班上的另一位同學甚至被邀請到比我們高一年級的優秀班級去表演英語口語對話。我在文化大革命中自學英語，三個多月啃下一本英文原著，我記了超一萬個英語詞彙、短語。我還自己跟著「林格風」（當時有名的英語口語唱片）練口語……我越說越不緊張，愈沒有顧忌。我這個從不喜歡誇耀自己的人，在局長面前把自己大大地誇耀了一番。我說起自己的英語水平這麼棒，就好像我是一個英語專業的高才生似的！我又跟他講了有人頂替母親在小學的位置回城，我的母親也是小學教師。

  局長開始的臉色是比較嚴肅的，但後來他漸漸露出笑容，變得越來越親切。聽到最後，他對我說：「好吧，你的情況我都清楚了，我們要討論討論，你回去等消息吧。」

  我知道，我成功了！

  不久後，我接到通知，叫我到重慶第三師範學校報到，在那裡接受一年的英語培訓。我高興得直跳，一天四處奔跑相告，巴不得有個大喇叭直播！我終於用英語這塊磚，敲開了光明前途的大門！這是我一生中最大最關鍵的一次拼搏和努力，雖然後面我也做過無數次的拼搏和努力，但沒有哪一次有這次這麼重要和關鍵。因為，這次「死馬當活馬醫」的決心、意志和精心設計完全改變了我的命運。這次拼搏的成功也讓我認識到「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的道理。命運似乎真是安排好了的，我是通過頂替母親的教師名額從鄉下回了城，於是，我就註定要「從一而終」地當一輩子老師。從那時開始直至我六十三歲退休，我一直戰鬥在教育戰線。我也沒有辜負那位幫助過我的教育局長，我一直在兢兢業業、富有創造性地工作。

  我通過自己的努力，終於走出了大山。

  那時我沒想到，我後來還走向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