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

  奉賢區在移民來這裡落戶的前一個月還叫奉賢縣，一個月以後才撤縣建區。顯然是由於先入為主的緣故，年近七旬的蒲耀金老人還是一口一個「奉賢縣」。又由於他牙齒脫落，嘴型凹扁，說話不關風，所以至少在我聽來，他是一口一個「縫線線」。我是在結束南匯區的採訪後，由計處長親自開車把我送到奉賢區來的。這裡距離南匯和距離上海市區都是三十公里，在交通地圖上像是個等邊三角形。三角形從結構的原理講是最穩定的。在與奉賢區人大副主任張昌濤、區人民政府副區長俞凱豐和區移民辦副主任夏寶勛談到移民穩得住的問題時，張昌濤首先使用了這個結構上的名詞:「落戶奉賢區的八百多個移民中，十八到六十歲的有五百人左右，他們全部參加了區農村養老保險，和當地人一樣，實行社會救助。十八歲以上的移民全部加入了農村合作醫療，六十歲以上的移民全部享受當地村民同等的退養金待遇，所以他們生活穩定，情緒穩定，生產穩定，像三角形那樣穩定。」俞凱豐完全同意這個比喻，不過他想再精確一點兒:「這個三角形卻不是等邊的。由於他們年齡不相同，考慮的問題和面臨的問題也不相同，一般說來，移民中的老年人存在精神方面的負擔，中年人存在物質方面的負擔，雖然我們做了大量的工作，但物質方面的負擔容易減輕，精神方面的負擔依然沉重，這在穩得住的問題上，我認為是個不容忽視的因素。」夏寶勛補充道:「在移民方面，他們自己有個說法，那就是落戶到這邊來，年輕人是一種收穫，中年人是一種奉獻，老年人是一種犧牲。我認為這個說法是不無道理的……」他們的觀點無疑給了我及時的幫助，因為如此，我決定去拜訪移民中的兩位老人。

  第一位老人叫陳大全，六十二歲，和老伴一起隨兒子兒媳落戶在齊賢鎮白沙村。當計處長駕車直抵他家院落時，老人特意換了一身新衣服，站在門口迎候我們。入座之餘，他拉住我的手，把我好一番打量，然後衝口而出道:「我認不到你，重慶太大，去過好多回了，也沒有碰見過你。你要是到過我們雲陽縣雙江鎮的話，只要說陳大全三個字，不要說每個人，就是每條狗都認識我！到這邊來就不行了，沒得哪個曉得我，除了在家裡，在外面話都沒得哪個跟我說，說了我也聽不懂，人家還跟你說啥子？」我順著他的思路問他:「你在老家這麼有名，大概不是莊稼漢而是手藝人吧？」「我是果農，幾十年的老果農，老果農就是莊稼漢中的手藝人。要是不外遷，雙江鎮園藝站王站長還要聘我當技師哩。」陳大全開口笑道，「不是自吹，在老家我種的廣柑是最黃的，橘子是最紅的，味道是最甜的，我有這方面的手藝。移民外遷的時候，好多人心痛自家的果樹，把果樹砍來燒了，邊燒邊哭。我心想，要說對果樹的感情，我比他們哪個都深厚，我都沒有哭，他們哭啥子？所以我跟他們說，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只要有本事，帶到上海不就行了嗎！」我點了點頭:「上海出產好些水果哩，我在崇明島看到了黃桃、水蜜桃，在南匯還吃了移民種的西瓜和甜瓜，特別是這裡的瓜果大棚，連新疆的馬奶子葡萄都能生長哩！」陳大全卻擺了擺手：「兩回事。我們的手藝和這邊是兩回事。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水土也結一方果。大棚只能解決溫度問題，解決不了土質問題。移民外遷的時候，我專門從老家帶了四根臍橙樹苗過來，結果栽死了三根，長活了一根。長活的這根有點兒栽頭:新葉子長出來了，可是形狀和舊葉子大不相同，我倒要看看隔兩年掛果的時候，能夠掛個啥子妖怪出來……」幽默、大度、直爽、勤勞，在陳大全身上，我倒看不出多少故土難離的精神負擔。生活是現實的，他必須向前看。我又順著他的思路問他:「你過去靠果樹養活全家，現在兒大女成人了，他們靠什麼養活你呢？」「我有六個子女，四個女兒都在開服裝店，一個在老家開，三個在北京開，都掙了錢。」陳大全不無自得地道，「移民過來的一兒一女也不錯，兒子在鎮上一家台資企業打工，月薪千把塊錢哩。女兒和兒媳在村子裡的玻璃廠上班，收入也還可以。」說到這裡，陳大全自己把話題拉回老家去了，「他們說我們移民外遷是舍小家為國家，我心想我那個小家算啥子？幾間土牆房子，修了十幾年了，屋基還是老人留下來的。在老家的時候，吃水要到井邊去挑，洗衣服要到河邊去洗，哪像到了上海，一切都是現代化，我和老伴也可以享幾天清福了。」我問:「你的老人都健在麼？」「死了，死了二十多年啦。」「那，臨走的時候，有沒有去墳前看看他們呢？」「沒有。我是老四，上面有三個姐姐，家裡窮得叮噹響，可是她們都念了書，偏偏我沒有進過學堂，父母把我害了一輩子，我還去看他們幹什麼？」陳大全說得很認真，甚至還有些理直氣壯，這多少讓我感到吃驚與費解。昨天對於他來說，也許只是一個惡夢，一個陰影，而對於故土的眷戀之情，也許隨著歲月的流逝，他心裡的壓力正在減輕。當然，有一點我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隨著環境的改變，物質上的滿足填補了他精神上的空白，只有遇見家鄉人的時候，才能喚起他對往事的熱情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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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位老人蒲耀金比陳大全年長六歲，口齒有些含混，但是大腦特別清晰，當我們來到四團鎮南拾家村移民安置點的時候，他不僅一下子認出了計培鈞和夏寶勛，而且馬上說出了他們的名字和職務。夏寶勛先前在車上告訴我，蒲耀金50年代參加過抗美援朝，是一個有幾十年黨齡的老復員軍人。當年保家衛國，他可以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然而，移民外遷時，他卻沒精打采遲遲不肯離開故鄉的彭溪河。他曾對他的四個兒子說過:「你們去吧，我這把歲數了，當年沒有死在朝鮮，現在也不能死在上海。我都落葉歸根了，你們還忍心讓我在外漂泊麼？」四個兒子沒有說話，隔了一會兒，蒲耀金的老伴突然哭了，邊哭邊對他道:「你願意死在老家，我沒有意見，可是兒子兒媳們都走了，你最喜歡的孫兒孫女們也都走了，天遠地遠的，你叫我們七老八十的兩個人怎麼活呀？」蒲耀金也不說話了，一個人坐在那裡抽悶煙，抽完整整一包煙後，他對四個兒子開了口:「既然不走不行，那我就走吧。不過你們要答應我一件事情:我死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送回老家，埋在你們爺爺和婆婆的旁邊……」蒲耀金從沒有到過上海，落戶奉賢區四團鎮以後，他首先被南拾家村移民點上那屬於蒲氏家族的四幢小洋樓怔愣住了，其後，夏寶勛代表區民政局給他送來了當月的復員軍人優待金。「怎麼這麼多？」他又被怔愣住了。「你在老家每月七十元，那是雲陽的發放標準。你在新家每月四百八十三元，這是上海的發放標準。」夏寶勛解釋道，「其實標準的制定都是一樣的，那就是根據當地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蒲耀金把錢交給老伴，然後如夢方醒地道:「難怪你要我到上海來，因為你曉得，這是我前世修來的！」新奇與歡悅，著實讓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精神煥發了好些時日，興奮到極致的時候，一輩子省吃儉用的蒲耀金居然讓老伴給他買了件價值不菲的新衣服，每到趕集那天就早早地穿在身上，一個人從鎮頭走到鎮尾，再從鎮尾走到鎮頭，直到天黑才打道回府。但是，當一切開始平靜下來的時候，蒲耀金反而不平靜了；當生活剛剛習慣的時候，這位老人反而不習慣了。他脫下了新衣服，從此不再穿上，趕集的時候非但不再出門，反而把房門也緊緊地關上了。我們正是四團鎮趕集那天叩開他的房門的。他在見到計培鈞和夏寶勛表露出瞬間的驚喜與熱情後，便躲在沙發角落裡抽悶煙，依然是一支接一支地抽。我自然不知其故，以為我是不受歡迎的人，好在趁著計培鈞與他說話的機會，他的老伴悄悄告訴我說，前不久他的一個老戰友在雲陽老家死了，從此他情緒低落，思鄉心切，要不是她拼死拼活地拉住他，他早就回到從小摸魚抓蝦的彭溪河邊去了。我與蒲耀金說話的時候，試圖尋找一個讓他快樂的話題:「聽說你四個兒子在這邊都很有出息，老大老二不僅進廠上班，而且由於工作出色，被廠方破格錄用為材料管理員和後勤管理員，成了廠里的中層幹部……」「那倒是，老大一個人管十個庫倉，老二一個人管兩百多人的吃喝拉撒，比在老家威風多了。」蒲耀金很快接過話題，而且笑容可掬，「老四也在打工，收入比老家高出三倍。可是最有本事的還要算老三，他承包了二十畝土地，種西瓜，種葡萄，還種水蜜桃，半年多一點就掙了兩萬塊錢。全家人的生活嘛，肯定要比老家好，但是，好有什麼用？」蒲耀金的笑容消失了，「兒子不再是過去的兒子，但是我還是我。哦，不，過去我會說話，現在是會說話的啞巴，這邊沒有朋友，沒有親戚，整天像坐班房似的坐在屋頭。他們說到上海來換個活法，我只能到上海來換個死法。金窩銀窩不如自己的狗窩，這句話說的就是我呀！我現在身體越來越不行了，好想在死之前回到我的狗窩去，那裡熱和，那裡不寂寞。」夏寶勛安慰他道:「你是對國家有過貢獻的人，大家都希望你保重身體，在這邊安度晚年呢。」「貢獻談不上，比起國家對我這個老復員軍人的照顧，更覺得羞愧難當。」蒲耀金忽地掉過頭來，直愣愣地望著我，「你是寫書的，你應該曉得犧牲二字在一個軍人心中的分量。那麼，我願意毫無愧色地說一句，對於國家的三峽工程，我蒲耀金是作出了犧牲的……」

  這句話還有誰說過？哦，想起來了，出發採訪外遷移民的前一天，在重慶市人大常委會的一次例會上，我碰到了市移民局局長劉福銀。「你什麼時候走？」他問我。我說明天。「你要去上海崇明島吧？」他又問。我說當然。他把我拉到會議外面的走廊上:「去年除夕之夜，我接到一位老人的電話，電話號碼是我在崇明島上看望我們的外遷移民時留給這位老人的。他七十多歲了，身體又不好，我讓他有什麼事情就給我打電話。那天接到他的電話我以為有什麼事情，結果他說沒有，只是大年三十的晚上，他想念家鄉，心裡難受，所以想給我說說心裡話。他說子女們各忙各的，他成天一個人呆在屋裡，感到孤獨，甚至感到恐懼。找鄰居聊聊天吧，他聽不懂上海話，走親戚串串門吧，這裡人地生疏舉目無親。他說自己的身體越來越差，恐怕翻不過今年的年坎了。他希望我能轉告家鄉的人民政府，這輩子他是響應了國家號召的，對三峽工程是作出了犧牲的……」劉福銀說到這裡，聲音哽咽了，眼睛潮濕了。隨後他囑咐我到了崇明島上，一定不要忘記代他去看看這位老人。崇明島上，我記住了他的囑咐，卻忘記了老人的名字，劉福銀的電話又久打不通，我只好向計培鈞求助。計培鈞告訴說，尋找這位老人是困難的，因為幾百個移民當中有幾十個老人，而像這位老人的心情與處境的，又何止一人兩人？也許正是由於老人的煩悶與焦躁，老人與子女的家庭糾葛也時有發生。我們到島上三星鎮看望一家移民的時候，父親正在與兒子吵架，為的是一部谷風車的事情。父親已經年屆花甲，與很多老人一樣，把用了幾十年的谷風車帶來上海，希望在這裡也能派用場。可是這裡的耕作與收割已經全部機械化了，兒子要把那部毫無用處的谷風車從客廳里拖出去，然後劈爛當柴燒。然而父親不准，雖然是木頭做的，但是他和那部伴隨了他幾十年的谷風車有了難捨的感情，所以他對兒子高聲吼道，你要劈它就先把我劈死算了！在我們的勸說下，兒子作了讓步，他把那部谷風車從客廳搬到門外的屋檐下面，然後用一塊塑料布把它遮蓋起來。與那部谷風車大小和形狀都一模一樣的一部谷風車，卻裸露在外邊供人參觀。那是我們就要離開這個島嶼的下午，為著消磨在南門碼頭上等船的時間，計培鈞帶我去了附近的崇明縣博物館，博物館所在的崇明學宮系明清時期的古建築群，本身就是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在崇明民俗陳列室里，復原了一條20世紀初的商業老街，在傳統民宅「四廳頭宅溝」里，緊靠著一部古老的織布機的，就是一部我們只能在移民家中看見的谷風車了。當然，這不是從移民家中拿來的，反言之，移民家中的谷風車只能拿到這裡來。把外遷之前尚在使用的農具放進博物館，成為遷入地珍藏的稀罕物，固然不是這些移民老人的初衷，但是由於差異而需要承受的壓力，也就不得不強加在他們的心上了。這樣想時，我對那位打電話給劉福銀的老人，也算多了一點兒理解。博物館陳列室的櫥窗里寫著這樣一句話:崇明島，萬里長江在億萬年的流動中演示著滄海桑田的神奇。這句話寫得不錯，因為神奇繼續在演示著，濃郁著這裡的田園景色，壯麗著這裡的灘涂風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