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蘇中平原上的東台市，是我在江蘇採訪的最後一站。這裡地處南通、泰州、鹽城的交界處，又是沿海城市，水陸交通十分發達。我對市委農工部副部長兼市移民辦副主任何正祥說：「我要是移民，會考慮在這裡跑跑運輸，搞搞販運。」「跑運輸的條件移民還不具備，搞販運的移民現在就有。」何正祥對我說，「三倉鎮新五村的覃敬民，去年搞了一次販運，聽說小有收穫，我們要不要去看看？」「去看看。」我說，「看他一次販運能賺多少錢，這樣我對這方面的行情也算有個了解。」覃敬民正好在家。四十九歲的他前幾天學騎自行車扭傷大腿，正在家中休養。稍事寒暄後，我把話題引入他的販運。「哩，這點小事你都曉得了，可能是我販運的東西大了點。」覃敬民點燃一支煙，眯眼笑道：「嗯，我販運的是牛，菜牛，也就是黃牛，一共二十頭，租了兩輛東風加長卡車從三倉拉到上海，來回花了兩天時間哩。」「兩天你賺了多少錢？」我問。「沒有賺錢。」他的眼睛眯得更小了，「只賺到一頭牛。」我睜大眼睛：「一頭牛值多少錢？」「也就是一千多塊吧。」他回答說，「夠我幾個月的煙錢。」聽他的口氣，看他的神態，我忍不住重新把他打量一番。陳舊的中山服，衣領上破了邊，趿一雙毛茸茸的拖鞋，卻沒有遮住襪子上的窟窿。這是一個財不露白的人，也許還是個一毛不拔的鐵雞公，我想。我的眼神竟沒有瞞過精明過人的覃敬民，他說：「在家裡穿得越隨便越安逸，農民都是這個德性。我到上海販牛的時候，穿了西裝還扎了領帶哩！」「那你為啥不多去幾次上海，甚至可以專門從事販運。」何正祥對他道，「你是鎮上的移民代表，我們還希望你能探條路子，帶領大家儘早致富呢。」「販運不是我的長項，只是小時候跟著牛販子在外面跑了一圈。」覃敬民停頓了一下，「再說上海市場雖大，周邊省份搞販運的人也多。我是外地人，初來乍到還沒有跟收購方拉上關係，所以只好小試牛刀，打打游擊。」我對他說：「聽你說話，我估計你的長項還是做生意，只不過不是搞長途販運罷了。」他終於把眼睛睜得大了一點：「老鄉你說對了，我從小在家做生意。我的家就在張飛廟隔壁，拆了那堵牆我等於住在廟子裡頭。那裡是個旅遊區，我在屋門口擺攤設點，除了賣工藝品，還零售香菸、水果、礦泉水。你肯定去過我們那裡，每到旅遊旺季，人山人海的陣仗你是看到的。我的攤子位置又好，這個買那個拿，有天有個老外一個人就買了我兩千多塊錢的東西！你想想，這不是等於坐在家中數錢麼，嗯，我順便告訴你，世界上最好聽的音樂就是數票子的聲音！」

  我朝他點點頭：「我懂了。」「你懂什麼？」他反倒奇怪起來。我告訴他，聽說雲陽在動員移民外遷的時候，全村就剩下他一個人不報名。鎮上的閉路電視正在播映遷入地東台市的專題片，他卻把自家的電視機關了。兒子趁他進廁所大解的機會，悄悄把電視機打開，竟被聽見聲音趕緊從廁所跑出來的父親重重打了一記耳光。聽到這裡，覃敬民有些坐不住了：「黃同志，你在重慶住家，我在雲陽住家，這些事情你怎麼都知道了？」「我告訴他的。我去過你家呀。」何正祥拍著賈敬民的肩頭，「你老兄大概搞忘了，我去雲陽水磨鄉搞移民對接的時候，因為你是釘子戶，我特意買了水果登門拜訪，結果被你轟出來了。水果撒了一地，我正好踩在香蕉上面，差點兒滑到石梯下面呢。」「記得、記得。」覃敬民連連點頭道，「不過何主任我想糾正你一點，那天你就是不踩著香蕉也有可能摔跤。為啥子？你看到的，那天人多得水泄不通，石梯又窄，擠過去擠過來，比紅軍過瀘定橋還要懸吊吊的……」我笑道：「所以我說我懂了，天上的餡餅落下來都可以砸著腦袋的地方，你當然不肯走。可是不走也得走。除了移民政策的強制性而外，恐怕更主要的原因是張飛廟要拆，要搬遷後靠，雖然是原拆原建，但無論如何靠不到你的家門口了。」「說個半天就是這回事情。」覃敬民苦苦一笑道，「他們說的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現在廟都拆了，和尚還不趕緊跑麼！可是，何主任曉得，我來東台是有條件的，像做生意那樣，我先向當地政府討價，然後等待當地政府還價。我這種想法和做法可能有點卑鄙，但是我還是那句話，我的財路斷了，我兒子的財路不能斷呀……」

  覃敬民只有一個兒子，名字叫覃利，今年二十四歲。雲陽衛校護理專業畢業後，又自考了一個五官科醫士，然後在老家的客廳里開了個私人診所，既能處方又能賣藥，倒是另一番熱熱鬧鬧的景致。覃敬民來東台三倉鎮對接考察時，一不看房二不看地只是帶著兒子行醫賣藥的全部證件，去當地政府諮詢可否在當地重操舊業。如果可以，那麼他決定在三倉安家落戶，如果不可以，他準備帶著三口之家投親靠友去。覃敬民沒有想到，這麼繁雜的手續，必須經過的這麼多部門的核實，居然在他對接考察的短短時間裡，當地政府就給了他審查合格同意開業的答覆。搬家那天，他帶走的不是家具，也很少其他行李，他把覃利診所里價值幾萬元的藥品和醫療器械全部運來三倉，放進新家的客廳里，然後擇了個黃道吉日隆重開業。雖說三倉的人口比老家稀疏，但這裡交通方便，看醫生無需翻山越嶺，騎輛自行車就來了。所以診所人氣依然旺盛，收入較之老家有增無減。「覃利到哪裡去了？」何玉祥問，「叫他也和黃同志談談。」「出診去了。」覃敬民說，「病人也是移民，而且家裡窮得叮噹響，所以覃利是義務出診，看病拿藥都是不收錢的。」我又問：「病人如果是本地農民呢？而且家裡同樣貧困。」「這就要看情況了。」覃敬民想了想說，「一般來說，本地農民的經濟狀況要比外遷移民好些。當然，我是例外，本地農民好多都跟我借過錢哩。他們來看病，實在拿不出錢的，或者說等蠶繭賣了等肥豬賣了再付藥費的，我們絕不找他要。但是，對大多數來看病的本地農民，我們又絕不說不要。因為我們全家人現在主要靠這個診所吃飯，再說你對他們好，他們對你更好。上次一個本地農民看病要花十塊錢，我們見他衣服破舊，抽的又是劣等煙，於是主動提出分文不收。殊不料他隨後就送來一筐西瓜兩籃雞蛋，搞得我們好久都過意不去。」我向覃敬民建議道：「等他下次來看病，你仍然分文不收好了，這就叫做事物的良性循環呀。」「我也是這樣想的，可是他又不來了。」覃敬民語態懇切地道，「以後我專門在趕集時向人打聽，才曉得他外出打工了。打工地點倒是不遠，就在東台東郊我哥哥一家落戶的唐洋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