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命的長度和密度

  竹林名士相聚的地點在山陽，時間在魏末正始、嘉平之間，相聚後主要的事情便是肆意暢飲。當時司馬昭權勢益盛，陰謀篡竊，剪除異己。《晉書·阮籍傳》說：「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嘉平之後，竹林名士各奔前程，結局非常不一樣。嵇康龍性難馴，反抗司馬氏而被殺；阮籍韜精酣飲，委蛇自晦；向秀遜辭屈跡，以求避禍；山濤、王戎依附司馬，坐致通顯；劉伶、阮咸與政治關係較疏，而心緒接近阮籍。儘管他們的政治態度及應付環境的方法不同，但在山陽聚飲時，都我行我素，堅持自己的行為方式，且都以談玄酣飲相友好，這當然是一段美好的人生歲月。山濤酒量很大，「飲酒至八斗方醉」（《晉書·山濤傳》），在任荊州刺史期間，他經常去「高陽池」喝酒，每次皆大醉而歸。為此，當地人還編了一首歌謠描述了他的醉態：「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酩酊無所知。復能騎駿馬，倒箸白接籬。舉手問葛強，何如并州兒？」「白接籬」是一種白色便帽，歪斜地戴著，還問并州籍的部下葛強，自己像不像并州的鄉親？是「真名士自風流」。阮籍聽說步兵營有人善釀酒，就求為校尉，「縱酒昏酣，遺落世事」（《魏書·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阮籍鄰家有美婦人「當壚酤酒」，他與王戎便常到婦家飲酒。阮籍喝醉之後，就在美婦人身邊睡覺，以致引起她丈夫的懷疑。有人責備他不合禮教，他反而說：「禮豈為我輩所設也！」劉伶喝酒更加狂放，喝至高興處，衣服褲子全脫光。有人忍不住笑。劉伶說：「你們笑什麼？我是把天地當作房屋，把居室當作衣褲，你們怎麼都鑽到我的褲中來了？」（《世說新語·任誕》）劉伶喝酒太多以致病了，其妻哭著勸他不要再飲酒，劉伶要妻子準備酒肉，他要敬祝鬼神，自誓斷酒。然後他跪著說：「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能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說完又飲酒吃肉酩酊大醉。阮咸與酒友們以大瓮盛酒，圍坐暢飲，有時群豬上來爭飲，人豬共食，阮咸也不在乎（《世說新語·任誕》）。向秀與呂安在山陽以灌園所得，供酒食之資。嵇康是竹林派中唯一服藥而又飲酒較少者，但他醉時，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世說新語·容止》），高大白皙的身軀搖搖晃晃，煽情得很！在這以前，人們雖然也飲酒，但由於文學尚未獨立，酒也沒有被當作手段似的大量醉酣，所以酒與文人並沒有特別的因緣。漢末，隨著文學逐漸獨立，名士縱酒者日多。如孔融經常感嘆：「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甚至寫有《難曹公制酒禁二表》為飲酒辯護，措辭激昂，終致棄市。八俊之一的劉表，專為飲酒做了三種酒爵，大號七升，中號六升，小號五升。客如醉酒臥地，就用帶針的棒子去刺，看其是否真醉（見《全三國文》卷八魏文帝《典論·酒誨》）。如果是偽醉，則拉起來罰飲。但在程度上，飲酒還沒有成為他們生活的全部，還沒有成為他們的最主要的特徵。只有在竹林七賢的酣飲論道之後，酒才成為文學「永恆的主題」，酒也才成為封建文人的標誌。

  

  因為竹林名士的文辭談笑、舉手投足都帶有濃郁的酒香，我們盡可以將他們追諡為「飲酒派」；然而，「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竹林名士縱酒的目的何在呢？

  如果說，正始名士服藥的目的是追求生命的長度，是為了長壽，那麼，竹林名士飲酒的目的則是追求生命的密度，是為了享樂。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飲酒與宴樂從來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商紂造酒池肉林，就是一個證明，曹植《與吳質書》更直率地宣稱飲宴弦樂為「大丈夫之樂」：

  願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巵；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

  但是，考察竹林名士的酣飲，透過一派杯觥交錯、長嘯高談，我們見到的只是一種巨大的悲哀。魏晉時儒學獨尊的地位已經崩潰，儒教禮制逐漸解體，這種思想的解放的局面帶來了人的覺醒。人們意識到自身的存在價值，就愈益熱戀寶貴的生命，而愈益感受死亡的悲哀。死到底是什麼？至今仍是一個千古之謎。因為任何其他的人生難題，都可以通過科學的不斷進步獲得解決，而我們卻無法讓死者復生，回答人類關於死的疑問。六朝知識分子對此亦陷入深深的思慮之中。魏晉六朝名士們是深情與智慧兼具的。他們的深情偏重於悲哀，嵇康《琴賦》說：「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貴。」而這種悲哀總是與人生、生死的思考相交織，從而達到哲理的高層。這種對生死問題的思慮，在正始名士則體現為服散修煉，祈求生命的長度上。然而道教的服食求仙，並不能使所有的名士都接受。曹操說：「痛哉世人，見欺神仙。」（《善哉行》）曹植說：「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贈白馬王彪》）又作《辯道論》，大罵方士。向秀就對嵇康說過，人說導養得理，可以活到幾百歲到幾千歲。這種說法如果可信的話，應該就有這樣的人，但「此人何在？目未之見」。（向秀《難嵇叔夜養生論》）對服食求仙的懷疑，促使人們轉換思考的角度。《列子》是晉人所偽托，《楊朱篇》中有段話，可視為時人對生死問題的反思：

  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

  顯然，這種反思是成熟而痛苦的。這時，佛教已在中土傳播，佛理也逐漸與玄學相融合。竺佛圖澄的高足釋道安《二教論》云：「壽夭由因，修短在業。佛法以有生為空幻，故忘身以濟物；道法以吾我為真實，故服餌以養生。」佛教承認人的肉體是遲早會死亡的，但學佛可使靈魂超度，從而給自己提出了一個「必聚必合」的希望和信仰，減輕了對死亡的恐懼感。這一套神不滅的報應說，給予當時的世人對於生命的無常以一種心理上的解脫，迎合了他們的需要。前已敘說，「富貴菩薩」維摩詰那智慧的神情、絕妙的辯才、飄逸的風姿、鮮美的服飾、珍貴的酒食使魏晉以來無數士人為之傾倒。我以為，這種傾倒就自竹林名士始。

  在「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的教訓面前，在佛學思想的影響下，竹林名士採取了「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的態度。他們詛咒服食求仙，「春釀煎松葉，秋杯浸菊花。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范雲《贈學仙者詩》）他們放棄了對生命長度的追求，轉而追求生命的密度。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追求的悲觀情緒大大超過了服藥派。張翰放蕩不羈，有人問他，你難道不為身後的名聲著想？張答道：「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世說新語·任誕》）劉伶常常乘著鹿車，攜著一壺酒，使人荷鍤跟隨，說：「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畢卓說：「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說新語·任誕》）既然無論賢愚善惡，無論貴賤美醜都難免一死，那麼還有什麼必要計較事業聲名呢？還有什麼理由來控制、壓抑血肉之軀的欲望呢？因此，竹林名士飲酒是為了享樂，其享樂觀又由慘痛的教訓和悲哀的理論積澱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