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七賢眾生相

  有人打過一個比喻：竹林七賢就像在懸崖隙縫裡生長的瘦弱青松，軀幹虬曲，高高依偃，在寒風嚴霜里低了頭，彎了腰，然而卻堅強地生存下來，歲寒心不改，依然是株株青松。

  繼正始名士後，則有竹林名士，世稱「竹林七賢」，即以嵇康、阮籍、山濤、向秀、劉伶、阮咸、王戎七人為代表的一派名士。

  嵇康，字叔夜，譙國銍縣（今安徽淮北市濉溪縣）人，是曹氏的女婿，做過中散大夫。他身高七尺八寸，儀表非常，工書畫，善撫琴，雖家世習儒，卻醉心老莊，蔑視禮法，非議周孔。終因言論放蕩罪而下獄遇害。

  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其父阮瑀是「建安七子」之一，曹操的很多文告書檄都出自其手，所以曹丕稱其「書記翩翩」。可惜阮瑀去世時，阮籍才三歲。他幼習六經，有濟世志。因政治黑暗，於是寄情山水，縱酒昏酣，不與世事。他著有《大人先生傳》《達莊論》，對名教禮法進行了辛辣的諷刺和猛烈的批判。晚年抑鬱寡歡，在好友嵇康遇害的第二年，他也抱病而歿。

  山濤，字巨源，河內懷（今河南武陟西）人。他性好老莊，與嵇康、阮籍相交甚深。由於他兼具名士聲望和從政能力，仕途順達，位至三公。他和司馬懿的妻子有中表之親，雖很受司馬氏的信任，但又不失為一正派人物。後來做到吏部尚書，對所舉薦的人物「各為題目」（分別做出品評），再為上奏。他的評語精彩中肯，時稱「山公啟事」。他的生活以節儉著稱。後來謝安曾以此為題問大家：以前晉武帝每次賞賜東西給山濤，量總是很少。這是為什麼呢？謝玄回答得很妙：「這應是由於受賜的人要求不多，才使得賞賜的人不覺得給少了。」山濤能夠全身以終，就是得益於小心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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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伶，字伯倫，沛國（今安徽沛縣）人。他容貌醜陋，深通老莊之道。一生以酒為命，不以生死為念。

  阮咸，字仲容，阮籍的侄兒。他精通音律，妙解絲竹，不拘禮法，雖官至散騎侍郎，卻全然不理政事，尸位素餐而已。

  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他與嵇康友善，嵇康會打鐵，向秀常做嵇的助手。向秀在竹林名士中獨樹一幟，他甘於淡泊，中和平靜，以一種隨遇而安的恬靜和自娛自樂的達觀心態面對黑暗齷齪的現實。嵇康死後，向秀到洛陽做了個閒官。司馬昭看到他冷言問道：「聽說足下有高隱之志，怎麼會屈身此地呢？」向秀只得說：「以為巢父、許由等對堯不夠了解，不值得去效仿。」這是把司馬昭捧作堯，司馬昭聽了自然滿意。向秀這種向權奸屈節的話，嵇康是絕對不肯說的。向秀的保身大概得益於他對莊子思想的深刻領悟。《晉書·向秀傳》說：「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由於向秀精研《莊子》，著有《莊子注》，開創了一代研讀《莊子》的風氣，使《老子》《周易》和《莊子》並列「三玄」，對玄學的發展有承前啟後的重大貢獻。

  王戎，字濬沖，琅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出身士族。他雖然身材矮小，但神采清秀，英氣逼人，頗具名士魅力。據說他六七歲時，在宣武場上觀戲，猛獸忽然在檻中驚起，吼聲震天。眾人皆驚懼奔跑，唯王戎獨立不動，神色自若。還有一次，他與同伴在路邊玩耍時，見一李樹結滿了果實。同伴都奔去搶摘，只有他不為所動，說：「樹在路邊，結了果實卻沒有被人摘光，那一定是苦李。」後來一嘗，果然如此。另外，他清談名勝，擅長揮麈論辯，往往機鋒潛伏，頗多雋語，深得玄學言約旨遠之要義。因此，他頗受阮籍等人的賞識，得以躋身於竹林名士之列。無奈仕途數經坎坷，後位至三公，仍追念竹林之遊。

  竹林七賢的名稱，最早見於《三國志·王粲傳》附《嵇康傳》裴松之注引《魏氏春秋》：

  （嵇）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琊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於竹林號為七賢。

  同樣標舉「竹林七賢」的記載，還見於《世說新語·任誕》之一和《世說新語·傷逝》之二。這就是後世所艷稱的「竹林七賢」的故事。

  「竹林七賢」一詞極具風流浪漫色彩，幾乎成了清談、隱居、避世、飲酒、放達等的代名詞。然而，歷來就有人對此持懷疑態度，如相隔七賢約一百年的東晉戴逵的《竹林七賢論》引文康的話說：

  中朝所不聞，江左忽有此論，蓋好事者為之耳！

  因西晉建都中原，故東晉人稱西晉為中朝，而自稱江左。戴逵的說法有些強詞奪理，一個群體的稱呼在當時沒有出現而出現在後幾十年，應該不能作為否定該群體的證明。

  近世陳寅恪先生《陶淵明之思想與清談之關係》一文，認為：「所謂『竹林七賢』者，先有『七賢』，即取《論語》『作者七人』之事數，實與東漢末三君八廚八及等名同為標榜之義。迨西晉之末僧徒比附內典外書之『格義』風氣盛行，東晉初年乃取天竺『竹林』之名加於『七賢』之上，至東晉中葉以後江左名士孫盛、袁宏、戴逵輩遂著之於書（《魏氏春秋》《竹林名士傳》《竹林名士論》），而河北民間亦以其說附會地方名勝，如《水經注玖·清水篇》所載東晉末年人郭緣生撰著之《述征記》中嵇康故居有遺竹之類是也。」

  我認為，陳寅恪先生指出「竹林」出於佛家語是很精微的，將「竹林」與佛學聯繫起來，見解卓出。竹林或不必坐實，但聚會的七位主要的人物應不必懷疑。阮籍、嵇康、山濤、向秀之間的交往不僅史有明文，而且有他們自己的詩文作證。《世說·德行》其十六載王戎與嵇康同居山陽，《晉書》本傳載戎少為阮籍賞識，阮咸是阮籍的侄子，劉伶是阮籍的酒友。這七人之間存在某種聯繫是完全可能的。如果說，他們有一段時間同在山陽居住，常常在一塊飲酒清談，這並不是什麼難以想像之事。學兄唐翼明教授在《魏晉清談》（台灣東大圖書公司版）中更考證七賢聚會的時間是齊王芳嘉平年間，因為如再早則王戎的年齡太小，再晚，嵇康就與山交了，義證兼賅，這裡就不贅引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在南京附近發掘了五座南朝墓葬，發現了《竹林七賢及榮啟期》的磚刻壁畫。榮啟期是春秋時期的名士，在東晉時為社會名流所崇敬。在三幅「七賢」畫中，以南京西善橋墓的「七賢」畫最為精美。由於畫在南北兩壁中，需要對稱，故一幅畫嵇康、阮籍、山濤、王戎四人，另一幅畫向秀、劉伶、阮咸、榮啟期四人，各人之間，又以青松、銀杏、闊葉竹分隔，形成各自獨立的畫面。畫嵇康，頭梳雙髻，赤足，坐於豹皮褥上，正怡然自得地彈琴；畫阮籍，頭戴幘，身著長袍，側身而坐，突出用口作長嘯的姿態，十分生動；畫山濤，頭裹巾，赤足曲坐，一手挽袖，一手執耳杯，突出飲酒的神態；畫王戎，露鬂赤足，強調手弄如意的動作，正好是「王戎如意舞」的寫照；畫向秀，戴髻垂帶，袒肩赤足，突出閉目沉思的樣子；畫劉伶，一手持耳杯，一手斟酒，細膩地表現注視杯中的動作，正好刻畫了他嗜酒如命的形象；畫阮咸，挽袖持撥，彈一直頸琵琶（傳為阮咸所創用，故又名阮咸）。可以看出，每畫一個人物，都突出了他們的愛好，表達了他們特有的精神氣質。這也雄辯地證明了在東晉南朝時，「七賢」的歸屬已基本固定。

  大致說來，嵇康以其反對司馬氏集團的鮮明立場，反對儒家學說的堅決態度，長於辯難的才幹，成了竹林七賢的當之無愧的領袖。而阮籍以其才學、聲望成為竹林七賢的又一面旗幟。阮咸、王戎因阮籍而入竹林之遊，向秀、山濤因嵇康而入竹林之遊，劉伶則與嵇、阮二人相遇，欣然神會，攜手入林。這些當屬情理之中的因緣。然而，竹林之遊也並不限七賢，嵇康的朋友呂安、阮侃、張邈、郭遐叔等人也都參與竹林之遊，不過不在七賢之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