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 西周的天神

  西周接受了殷人的天神崇拜，但對天神的觀念有所變更。儘管西周把至上神稱為天，但不廢除帝的舊名，且在許多場合直呼帝與上帝。在周人的頌詩里，稱上帝者尤多，如：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詩經·大雅·皇矣》）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詩經·大雅·皇矣》）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詩經·大雅·文王》）

  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詩經·大雅·生民》）

  卬盛於豆，於豆於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詩經·大雅·生民》）

  《詩經》稱上帝特多，不一而足。如果說在周初上帝稱天，但上帝之稱卻是不廢的。僅從《詩經》中看，西周基本還是繼承了殷人的上帝崇拜。《生民》描述了虔誠的上帝崇拜，《文王》描述了先王與上帝的親密關係，一如卜辭之「賓帝」，表現了一種祖神與上帝的交通。《皇矣》則表現了上帝對人間的主宰。這些跟殷人的上帝崇拜沒有大的區別。唯一有區別的是，上帝不再是殷人的祖宗神，由於天帝稱謂的出現，加強了至上神的自然屬性，使它進一步高高在上，似乎是更加威嚴，但同人間更加疏遠。這樣便逐漸形成了周人「事鬼敬神而遠之」的作風。

  周人把天神從祖宗中分離出來，是為了大一統天下的需要。西周所行的分封制度，為一個以姬姜聯盟為主體的各部族的大聯合，因而任何帶有祖宗色彩的至上神都不能統攝這個世界，必須抽象且超越氏族祖神的舊軌。許倬雲這樣說：「新創之周實際上是一個諸部族的大聯盟。周人在這個超越部族範圍的政治力量上，還須建立一個超越部落性質的至高天神的權威，甚至周王室自己的王權也須在道德性的天命之前俯首。」[3]天遂於周代成為最高的而又抽象的宗教神主，籠罩了各族的神系而具一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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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儘管周人把天帝視為至上神，但內心深處也對上天持懷疑態度。這主要原因在於周人看到殷商統治對上帝的崇拜不可謂不虔誠，但依然免不了王朝覆滅的下場。這就是說，上帝並不能保證王朝一勞永逸地統治下去，僅僅依賴神權是不可能永保國祚的。但是，神權又是王權的保障，周王朝不可能捨棄對天帝的依賴，他們便做了這樣的選擇：於行政上利用神權進行統治，並加強政權的統治力度；在觀念上輕天重人，強調人在世界的主宰力量。於是，周代的神話失去了發自內心的真情流露，一切神話都是出於一定目的的人工編造。周公是一個不信天命而又以天命輔行政事的人。試以《康誥》為例：周公對康叔作了一番訓導，起初講文王修德，功名遠揚，「惟時怙冒，聞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這是天命論，說明周王權是受之於天的。這次是令康叔去管理殷遺民，故叮囑他此去要格外小心，縱然天革殷命，周有天下，但這是不可能永得天命維護的，靠的是自身的努力，故周公又這樣說：「嗚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乂民。」依郭沫若說，「天畏棐忱」就是《詩經·大雅·大明》中的「天難忱斯，不易維王」的意思，即言天命不可信，天命無常。重民心、重德行才能得天命、固王位，遂將得失從神的手中接過來，置於人的手中。西周以重德、重民兩個方面減輕了上天的盲目壓力，天命在一定程度上成為督促為政者行德為民的工具。

  周代的文獻稱殷商無德，故遭天罰，而周行大德，受天有大命，如同商初稱夏人失德，湯奉天命滅夏一樣，君權都是神授。若《泰誓》篇武王的宣言：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勛未集。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於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於冢土，以爾有眾，厎天之罰。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與《湯誓》比，稱「予一人」，受天命伐有罪是一樣的，但多出了「天佑下民」「天矜於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的內容。商人有重「德」的傾向，但重民是談天上的。試以夏之《甘誓》、殷之《湯誓》、周之《泰誓》比較，前二者都是講恭行天罰。對於參戰者威脅為主的《甘誓》：「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弗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氣勢凌人，從戰者好似一群奴僕。《湯誓》指責了「夏德」，結尾時也嚴厲地說：「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開口就是要殺人。《泰誓》則不同，在歷數商王罪過後，反覆申述了為善為德為民之者，儘管也稱「恭行天罰」，內容更多的是為民請命了。這樣號召大眾抗殷，於賞罰只說「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並說若失敗了，「惟予小子無良」，責任在自己身上，周統治者顯然自己也承擔了責任，強調自我德行的修養。西周的天命崇拜漸轉向人的德行磨礪及對民眾的尊重方面來，勤於人事，事鬼敬神而遠之，這正是周人的主張。

  周人重德，在《周書》中頗為突出，如：

  《康誥》：「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梓材》：「先王既勤用明德。」「王惟用德。」

  《召誥》：「王其疾敬德。」「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多士》：「予一人惟聽用德。」

  《君奭》：「嗣前人恭明德。」「罔不秉德明恤。」

  《周書》中論德多不勝舉，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這就是說，要永保王位，得以明德為資本到上天那裡去申報，否則就跟夏商的統治者一樣，「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德」成了上天考察王權是否當存的一條標準。

  與重德同樣重要的是對待百姓的態度，保民也是天命的支柱。《周書》中這類論述也頗多，如：

  《康誥》：「用康保民。」

  《梓材》：「欲至於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無逸》：「能保惠於庶民。」「懷保小民，惠鮮鰥寡。」

  如同以德祈天永命，「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若國王把小民的安危繫於心中，能給他們帶來福惠，上天就會把長久的國運賜給你。在這層意思上，天成了百姓的保護人。傳周初有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眾的地位在西周有了很大提高，這是封建制較奴隸制更為尊重人權的結果，是社會的一大進步。

  商人重刑，統治十分嚴酷，奴隸沒有人身自由，常無端遭到刑戮。甲骨卜辭有大量人祭的記載，考古發掘的殷代墓葬中的人殉為數甚多，充分說明了奴隸制時代的野蠻。西周封建社會，奴隸變為農奴，他們有一定的私有財產，並有一定的人身自由，今發掘的周代墓葬已不復有大量的殺殉現象，即說明了商周對民眾生命態度的本質區別，這種區別是兩種不同社會形態的本質。神話中天觀念的轉變，是制度反映在神崇拜中的投影。范文瀾於《中國通史》中指出：「這種天子代天保民的思想，反映出封建主對農奴不完全的所有制，與商朝比較，西周顯然是封建制度正起著進步作用的時期。」西周時期，人正成為天的主人，它是自商武丁以來，神權衰落，人權所走向的一個新階段。

  周人之所以強調敬天保民，敬天重德，還有更深遠的政治意圖。天成為保民與重德的仲裁者，故無論是夏王還是殷王，一旦失德，都要被上天從王室逐出來，而德隆望尊的文王武王，自然是天子的最佳人選。與其狂熱地拜天，不如大舉頌祖，因而從帝中分裂出來的周代列祖列宗的功德被大頌於廟堂，那些令人崇敬的祖先神話我們至今還能在《詩經》中讀到。既然天已不是殷祖，它是一個督察人間帝王行德愛民與否的監官，它就是無情的。殷王失德，上帝毫不猶豫地把統治人民的大權交給周，並令周去結果殷的國運。足見，上帝不是殷祖，那當然也不是周祖。於是，天帝與祖神分離，昊天上帝獲得了一個獨立的神格而又超越時空，是中國宗教神話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

  這就是周人保民重德而敬天神話的政治意圖。它的效用是雙重的：周王朝的存在享有充分的神權合理性，但其合理性是憑自身的行為掙來的，因而又需要不斷修習。天給了周王大命，必須崇拜，周王又須時時自警無逸，以防上天收回權力。這時，周王自己給自己立下了雙重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