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講 士的再就業與百家爭鳴

  任何一種思想的形態，都有其經典根據，在反觀經典、回歸經典的過程中，思想才具有了不斷地超越既有的可能。也正因如此，哲學才能真正融入到人類現實生活中，為我們的生存提供精神的基礎。兩希文明之於西方文化，先秦諸子之於中國文化，都是如此。唯返本才能開新，對於生活在當下的我們來說，如何從文明的源頭汲取思想的力量，才是真正具有深遠意義的問題。任何人都是文化的產物，身處中國文化傳統之中的我們，自然也應當對自身的傳統有基本的認識和了解。

  1949年，德國學者雅斯貝爾斯（Karl Jaspers， 1883—1969）出版了《歷史的起源與目標》，在這一著作中，他提出了著名的觀念——軸心時代（Axial Period）。雅斯貝爾斯通過對人類精神歷史的考察，發現了人類文明史上一個驚人的事實，那就是在公元前600 年至公元前200年的歷史時期內，古希臘、以色列、印度和中國幾乎同時出現了偉大的思想家，他們都對人類關切的基本問題提出了獨到的看法，從而形成了不同的文明傳統。中國的諸子百家，印度的《奧義書》（Upanishads）和佛陀（Buddha）所討論的範圍廣闊的哲學話題，希伯來的瑣羅亞斯德（Zarathustra）、伊萊賈（Elijah）、以賽亞（Isaiah），古希臘的巴門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圖、修昔底德、阿基米德等，「在這數世紀內，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幾乎同時，在中國、印度和西方這三個互不知曉的地區發展起來」。這就意味著，「這時，人類開始意識到整體的存在自身、自身的限度、通過在意識上認識自己的限度，他為自己樹立了最高目標，他在自我的深奧和超然存在的光輝中感受絕對」。因此，「這個時代產生了直至今天仍是我們思考範圍的基本範疇，創立了人類仍賴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端源。無論在何種意義上，人類都已邁出了走向普遍性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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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雅斯貝爾斯看來，這一時期對於人類文明的歷史來說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此前的人類歷史只能稱為史前史，因為人類並沒有對自身的存在及其價值進行有意識的反思，對於那些影響人類生存的基本問題尚未形成系統的、理性的思考方式。而這一時期，則是人類自我意識覺醒的開始，標誌著人類通過自身的思考和選擇，告別了蒙昧而進入了文明時代。這個過程在各地人類歷史上出現的時間出現了驚人的巧合：在差不多的歷史維度中，幾個並未存在聯繫的區域中的人，幾乎同時開始思考關乎人類自身價值的具有普遍性意義的問題，從而確定了各自不同的文化傳統特質。而此後的歷史，在某種意義上都是對這樣一個時代的不斷地反思和回歸，從而獲得更為持續的、有力的發展過程。「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新燃起火焰。」

  就思想史的意義來說，雅斯貝爾斯的觀點直接突破了當時占主導地位的西方中心主義話語，而直接將歷史置於普遍的、共同的視野中予以考察。然而他的這種開闊的歷史研究的心態並沒有給他帶來更多的關注，相反，由於雅斯貝爾斯偏離了主流話語所設定的基調，在很長時間內，他的觀點並未受到重視。但是，這仍然不能掩蓋軸心時代觀念所具有的啟發性價值。從人類精神史的事實來說，正是這樣一個觀念的出現，提醒了人們關注歷史的普遍意義和思想的共通價值，使得對人類精神史的研究回到了人類自身，即若要探討人類思想演變的歷史，就必須關注人類精神本身在歷史脈絡中演進的具體軌跡，而不是把這樣的演進歸之於神啟，或者是其他超越人類自身的觀念。這就讓我們更多地關注到了思想本身對於人類歷史演進的真正意義，人類之所以成為人類，在某種意義上是因為人類能夠以思想的形式來超越既有的現實。這種超越的努力可以採取不同的方式，就如在軸心時代各種不同的文明形式所表現出來的一樣。雖然不同的社會環境和生活境遇使得人們對於其生存所面臨的普遍性問題所採取的解答方式是不一樣的，但是，這種以人類理智的形式來解決自我生存事實的努力表明，作為人類社會存在之根基的理性思考方式已經確立。於是，軸心時代對於社會歷史的基本意義就在於確立了理性的精神作為社會發展的基礎，思想從此開始發揮指引社會進步的重要作用。

  從人類思想史發展的基本事實來說，軸心時代所確定的是該文明系統的基本價值觀念、思維方式以及經典系統等，從而形成某一區域文明的穩定形態，並深刻影響和決定該區域人類生活的基本展開形式。今天之所以會有諸如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華文明等分別，其區分的基本依據依然是在軸心時代所確定的那些構成文明形態的基礎要素。任何一種從軸心期而來並且延續至今的文明形態，都以自身的發展事實毫無爭議地表明了這一點。

  如果說思想是文明的基本內核，而文明是思想的具象化表達的話，那麼考察一種文明形態的時候，我們毫無疑問會關注到其中所存在的思想形式的差異。而思想形式的差異，並不是表明不同的文明形態所關心的問題不同，而主要是因為它們針對共同的問題有著不同的思考形式，由此而成就不同的文明形式和生活方式。這樣的特質，也是在軸心時代就確定的。人類在軸心時代的思考努力，使得思想進入了自覺的狀態，從而引導該文明形態的進展。相對於此前的蒙昧階段來說，這個時期意味著人類的理性開始進入了自覺思考的階段，開始確立了人類自身的價值和意義。而對於此後的歷史來說，這個時期成了後來人類發展的精神源泉，縱觀人類歷史，每一次跨越都離不開軸心時代所確立的基本理念和經典系統。

  於是，思想的突破就意味著人類以其自身的理性超越了蒙昧，從而形成了穩定的文明內核。不管以何種方式實現突破，都意味著人類開始自覺地思考自己的生活，並以適合自身的方式來解釋並解決生存相關的諸種問題。無論是古希臘所代表的理性主義傳統、希伯來所代表的宗教性的傳統，抑或是古代中國所代表的人性的傳統，都表明了人類對於自身存在的終極關懷問題的一種解決進路。由此而形成的文明傳統雖然不一致，但是都表明了人類作為一種類存在的確立，其獨特的意義和價值由此得以彰顯，從而表現出人類的地位和尊嚴。從軸心時代開始，人類進入了自由自覺思考的時代，這不僅意味著歷史的真正開端，更為重要的是，其標誌著思想作為人類歷史的基本價值的確立。此後的歷史，雖然在程度上更為豐富，在細節上更為豐滿，在情境上更為複雜，但是構成歷史的基本要件，或者說指引歷史發展的基本精神價值，已然在這個時期得以確立。

  對中國哲學來說，軸心時代最偉大的意義就是隨著士（知識分子）的向下流動，知識精英融入社會大眾之中，並且將源於六經傳統的中華文化精神傳播到各地，並形成了中國哲學史上波瀾壯闊的百家爭鳴——在今天看來，依舊是一個讓人怦然心動的思想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