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周易》對今天的人們有什麼意義

  《周易》作為「大道之源」，代表著中國古人的基本思維方式，以及中國人對天道、人事的基本理解，是中國傳統哲學的經典形態；離開《周易》的話語和思維方式，我們就很難想像出一種典型的中國哲學、中國思想的表達。從這個角度來說，《周易》是中國哲學的源頭。《易經》獨特的符號系統和豐富的圖像表達，都可以展開更深入的哲學闡釋；而《易傳》中，很多內容就是哲理的表達，比如《繫辭傳》，這些表述也成為後來中國哲學發展的活的源頭。

  《周易》為中國哲學發展提供了至少三個層面的內容：一種思維方式、一種宇宙論以及一種價值觀。從思維方式上來說，主要就是觀物取象的思維方式。觀物取象對《周易》本身具有直接的意義，而在後來的中國傳統中，重視生命經驗以及具象思維的模式等，都可以在這裡找到依據。從宇宙論上來說，《周易》以陰陽為基礎對天地萬物的運動及其宇宙論圖式的描述，對後來中國哲學的發展具有根本性的意義。比如我們在周敦頤通過《太極圖說》所構架的宇宙論框式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周易》所具有的深刻影響。從價值觀念的角度來說，《周易》乾卦所代表的自強不息的精神以及坤卦所表達的厚德載物的氣度，都是中國人價值體系中最為重要的內涵，而《易傳》中所表達的倫理觀念則構成了中國人生活世界的基本規範。

  《周易》中的哲學觀念對於今天學習中國哲學、試圖領悟中國哲學智慧的人來說，有著重要的意義和價值，也是成就自我非常重要的思想資源。《周易》所表達出來的哲學內涵極其豐富，大概包含了陰陽和合、變易通達、生生之道、憂患意識、自強不息以及厚德載物等方面，涉及宇宙、人生以及思維方式等諸層面的基本內涵。我們將圍繞這幾個方面，對《周易》的哲學精神略作闡發，以揭示這種哲學精神所具有的意義和價值。

  （一）陰陽和合

  「陰陽」應該是最具典型意義的中國傳統詞語，無論在思想的構建上還是在實踐的運用上，陰陽都起了基礎性的作用。而《周易》的陰陽觀念，在整個中國傳統社會對陰陽的理解中，是具有代表性的。就思想層面來說，《周易》中的陰陽觀念是古人用來描述天地之道的，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這是他們的宇宙論基礎，也是中國式思維方式的基礎。《周易》中的陰陽觀念，至少有三個層面的含義，即陰陽對立、陰陽相生以及陰陽和合。

  陰陽對立是陰陽觀念最為粗淺的、最表層的含義，也是古人認識和判斷世界的基礎。陰陽是古人對兩種相對的現象的描述，諸如天地、陰晴、寒暑、上下等，在古人的經驗世界中，任何一種事物或者現象都有與其相對立的另一面存在，這是經驗世界在古人觀念中理論化、系統化的開始。換言之，陰陽觀念的產生是古人判斷和區別事物及現象的開始。經驗世界不再是一個模糊的存在，而是可以通過觀念（陰陽）來分析和把握的，這可以說是人類理性化的開始，對中國思想來說，也是其基礎認識系統的確立。《周易》中「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易傳·序卦傳下》）的說法，就很直接地表明了古人對天地萬物的一種認識和判斷的形式。這種兩分的模式，是《周易》的基本框架，也是中國人思維的基本結構。正是因為如此，類似「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易傳·繫辭傳上》）的描述，成為在中國傳統中最為典型的區分方式。《周易》是用來模擬天地萬物的，所以，在《周易》中陰陽成了最為基本的概念，表現為陰爻和陽爻的符號形式，「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傳·繫辭傳上》），由此，建立在陰陽觀念基礎上的宇宙圖景（認識圖式）才有可能形成。在《周易》中，我們可以很明顯地感受到這種陰陽兩分對立的情形，陰爻和陽爻的表現形式以及對陽的推崇和對陰的貶抑（比如以陽代表君子之道，以陰代表小人之道等）皆如是。這種陰陽對立的觀念，是對二者關係認識的基礎，也是所有思想建構的基礎。

  陰陽相生是《周易》表達的第二層意義。相生意味著作為對立觀念的二者，陰陽之間並非截然區分的狀態，而是存在著相互轉化的關係。在《周易》中，變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觀念，整個《周易》就是建立在變化的基礎之上的。而《周易》所強調的變化中，最根本的就是陰陽的變化，即太陽和月亮之間的交互轉換，從而構成了晝夜的變化，於是就有了時的觀念，所謂「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則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成歲焉」（《易傳·繫辭傳下》）。如果說所有的變化，都是隨著時而改變的話，即所謂「與時偕行」（《易傳·文言傳》），那麼時的變化，則很清楚的是一種陰陽之間的轉化。而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易數、爻位以及卦象的角度，得到非常直觀的理解。《周易》取象於天，所以易數取六和九分別代表陰和陽之數，而六和九代表老陰和老陽，皆為可變之數，即陰可以變陽、陽可以變陰，這就是對轉換的一種最為直接的表達。而就爻位來說，我們知道從初爻到上爻，表達的是一個過程的實現，也是變化之意最為明顯的表徵。初爻意味著發展的開始階段，是陽（或者陰）比較薄弱的階段；而到了上爻的時候，則是發展到極盛的狀態，也意味著轉變必將發生（陰變為陽、陽變為陰）。《周易》中的乾坤兩卦最為細緻地揭示了陰或者陽發展以及變化的全過程。從卦象的角度來看，《周易》中的六十四個卦，除了乾坤兩卦，都是陰陽共存的一種狀態，這說明在現實中陰陽並存是一個基本的事實。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周易》的乾卦和坤卦並不是對一種事實狀態的揭示，因為在現實中並沒有純粹的陽或者純粹的陰。乾坤兩卦實際上是對《周易》系統中基本原則（陰和陽）的確定和描述，揭示的是純粹的陰和陽的性質及其發展狀態，而其餘六十二卦則是對陰陽共生變化的一種基本事實的描述，這才是真正的現實狀況。這就是說，在我們的經驗現實中，陰陽是一種相互並存、相互轉化的狀態，這種轉化是隨時發生的，也造就了我們生活事實的豐富性。

  陰陽的和合，是對二者關係的最高揭示，也是對一種理想境界的塑造。我們通常都說「孤陰不長，獨陽不生」，陰陽的共同作用，才造就了我們這個世界以及萬物，所以《老子》也說「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這就說明萬物由陰陽而來，其最為理想的狀態就是「和」，這可以說是宇宙法則。這種「和」就是陰陽之間的平衡、和諧狀態，天地產生萬物，均是以「和」來化生的，只是萬物在具體的事實中，其「和」是很容易被破壞的，由此表現為各種不完善的情形。所以，對「和」的追求，實際上就是對陰陽二者之間關係的理想狀態的回歸，也就是陰陽的和合。在《周易》中，對陰陽的這種和合，有非常典型的說明，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所謂「太和」，是極為和諧的狀態，是對陰陽和合協調的一種描述，就萬物來說，它們都是從陰陽二氣而來的，「太和」就是其最為理想的狀態。在《周易》中，陰、陽都是處在消長變化之中的，因此，對這種和諧的追求，必然也是一個動態過程中的平衡，而不是一個抽象的平衡。這一點在《周易》的六爻變化中，有非常直觀的表達。所以，陰陽兩分是《周易》對萬物描述的一個基礎，但是，對陰陽和合這種動態和諧過程的追求，則是《周易》的目標，也是對天道遵從的內在要求。

  因此，從陰陽對立、陰陽相生到陰陽和合，構成了《周易》對陰陽問題的一個基本架構。陰陽對立（區分）是前提，是基礎，是正確認識和把握陰陽之道（天地之道）的開始；陰陽相生（轉化）是關鍵，是事實狀態，是天地之道在萬物和人類身上的具體落實；陰陽和合是原則，是目標，是對陰陽之道的最高把握。

  

  這樣的一種陰陽觀念，對於我們今日的生活來說，也是可以有很多的啟示的，即我們不要用「絕對對立」（非陰即陽）來看待問題，而是要用「動態的平衡」（陰陽的和合）來看待事情，可能事情的本身遠遠要比我們想像的豐富，我們不能因為自身的思維限制而否定了這個多元的、豐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也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都存在換個角度來看待世界的可能，因為世界的豐富程度遠遠超出我們的想像。

  （二）變易通達

  變易，或者說變化，是《周易》的核心觀念，也是《周易》哲學的集中表達。「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成其變化」（《易傳·繫辭傳上》），這段話清晰地描述了《周易》的基本意旨以及聖人作《易》的緣由。在作者看來，《周易》是對天地萬物之道的符號化、動態化的描述，用來表達變化是《周易》的基本意蘊。為什麼古人需要用《周易》來特別揭示變化之理呢？「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是故，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易傳·繫辭傳上》），從這個角度來說，變化就是天地之道的本質特徵，《周易》是對天地之道的模仿，那必然也是對變化之道的呈現，所以，用《周易》來表達變化之道是十分自然的結果。也正是因為如此，「《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易傳·繫辭傳下》），變化是《周易》所傳遞的唯一真理。

  那麼，《周易》是以怎樣的形式來傳遞變化這個核心觀念的呢？《周易》是通過爻和時來表達變化的，爻是基本的符號形式，時是爻所反映的本質內容。所謂的爻，如前所言，在《周易》中是最為基礎的符號，整個《周易》的符號化是建立在爻的基礎之上的。這種符號系統雖然簡單，但是內容極為豐富，《周易》就是用三百八十四爻來呈現整個天地萬物的。而就《周易》中的爻來說，其根本的意義是用來表達變化的，所謂「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易傳·繫辭傳下》），《周易》中這種對天地萬物之動的描述，都是用六爻成一卦來揭示的。所以，爻雖然只有陰陽兩種，但是其含義是隨著卦和爻位而變化的，處在不同的卦、不同爻位，都是對不同狀態的具體描述。爻居於不同的卦，呈現出來的就是卦時的不同；爻在一個卦中處於不同的位置，就是爻時（爻位）的不同。王弼曾經做過一個精要的概括，「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從這個角度來說，爻所傳遞的就是時的觀念，所謂「六爻相雜，唯其時物也」（《易傳·繫辭傳下》）。當然，在易經中，「時」僅在歸妹卦的九四爻爻辭中出現過一次，即「歸妹愆期，遲歸有時」。這裡的「時」很顯然就是時間、時期的意思，但是這種通過卦爻象的表達形式所透露出來的關於時的觀念，則是極為豐富的。而在易傳中，對時的觀念有更為頻繁和集中的描述，這類描述有57處之多，這表明易傳的解釋非常關注時這個概念。[10]

  如果說《周易》中最核心的觀念是變化的話，那麼其最為重要的概念應該就是時。時，首先所呈現出來的是一個具體的、特定的時刻，這是面對變化的一個基礎，也就是說對當下的、特定的狀態的理解和把握，是面對變化的起點，也是所有行為的起點，對此時的準確判斷，是人能夠妥善應對變化的前提。所以，在理解《周易》的卦爻時，我們更多注重的是這個卦的具體描述（卦辭）以及某個爻的具體呈現（爻辭），這就是對當下之時的具體判斷。此外，時不是一個固定不變的概念，而是一個不斷發展變化的事實，這也就是孔子所感嘆的「逝者如斯夫」（《論語·子罕》）。時是一個流逝的過程，是對變化的最為直接的描述，針對這樣的時，人能夠做的就是準確地判斷並採取符合時的行為方式。所謂「終日乾乾，與時偕行」「承天而時行」「應乎天而時行」「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等說法，都非常直接地表達出了這種意義，這也是在《周易》中對時的觀念所強調的重點所在，即要求人的行為能夠做到隨時變化。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爻是《周易》的基本骨架，時是《周易》的血肉，是其生命力所在。

  通過變化，《周易》所要達到的效果是什麼呢？那就是通達，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傳·繫辭傳下》），通達就是《周易》所要追求的目標。從《周易》的產生來說，易源於占卜，而占卜的形式雖然各異，但是其功能卻是一致的。所謂「卜以決疑」，就是希望通過某種具體的形式來解決在日常經驗中所遭遇到的種種疑惑，從而使得自己在現實的境遇中能夠通達無礙。從《周易》的語詞使用來看，其對通達的強調（追求）也是非常直接的。在卦爻辭的斷語中，我們經常會看到「亨」字，其意即為亨通、通達，這也表明通達作為一種狀態，對人的生活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再比如，我們都非常喜歡的泰卦（?），實際上表達的就是通達的意思，「泰，小往大來，吉，亨。則是天地交而萬物通也」，天地交泰，萬物通達，這不正是一種非常美好的狀態嗎？最後，象徵是《周易》最為基本的表達形式，而陰、陽（陰陽二氣）是最為基本的一個意象，二氣「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正是一種通達的象徵，也是對生命所具有的勃勃生機的直接表達。由此可見，《周易》對變化的強調，是為了讓人的現實生活能夠達到通達的狀態，這也是人對天地之道效法的結果。我們可以說，《周易》就是一種通達的智慧。

  所以變化的哲學就是時的哲學，其根本的要義就在於使人的行為合乎時變，從而達到通達的目的。「夫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卦有小大，故辭有險易。一時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時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對，而爻亦皆變。是故用無常道，事無軌度，動靜屈伸，唯變所適。故名其卦，則吉凶從其類；存其時，則動靜應其用。尋名以觀其吉凶，舉時以觀其動靜，則一體之變，由斯見矣」（《周易略例·明卦適變通爻》），王弼的這段討論，可以說是對時變哲學的直接揭示。其實，從我們日常的生活經驗來說，應對變化、做出恰當的選擇，這正是我們所迫切需要的，而變化的哲學恰好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更好地滿足我們的需要。

  （三）生生之道

  如果要對中國哲學（或者中國思想）做一番定性的話，很多人都會認為中國哲學是生命哲學，或者說，人（生命）是中國哲學話語的核心，「生的觀念是中國哲學的根本觀念，這一點在《周易》中有明顯的表現，說明《周易》哲學代表中國哲學的精神，構成中國哲學的主幹」[11]。

  《周易》對生命的關注，其內容十分豐富，大概涉及三個方面的問題，即生命的來源、生命事實以及生命的價值。就來源而論，生命源於天地的陰陽和合。《易經》上稱「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坤厚載物，德合無疆」，乾坤兩卦就是天地的象徵，萬物就是從乾坤（陰陽）而來的，陽是生命的開始，陰則是對生命的滋養。《周易》以乾坤為首，實際上就是對整個生命序列的一種揭示以及對生命本原的重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物之始生也」「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措」，這些都是對天地萬物生成序列的描述，即對生命創生的一種確認。

  就《周易》的描述來說，生命源於天地，代表著天地之道，這表明從源頭來說，生命是有尊嚴的、神聖的。就生命的事實來說，《周易》強調的是「生生」，所謂「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易傳·繫辭傳上》），這是對生命事實的直接描述，生命就是日新的、生生的。對「生生之謂易」，孔穎達認為「生生，不絕之辭。陰陽變轉，後生次於前生，是萬物恒生，謂之易也。前後之生，變化改易。生必有死，易主勸戒，獎人為善，故云生不雲死也」（《周易正義》卷七），生死流轉、萬物恒生構成了對生生的最根本的描述，生的原因即在於稟之於天地的陰陽二氣，二氣的流轉變化，就構成了生生不絕的基本事實。所以，在《周易》中，生命既是日新的（基於變化而來），又是永恆的，這就是生命的事實狀態。最後，生命不僅是一種變化恆在的事實，還是一種具有價值的事實，這種價值是源於天地的，所謂「天地之大德曰生」（《易傳·繫辭傳下》）。孔穎達認為，「言天地之盛德，在乎無常生，故言曰生。若不常生，則德之不大。以其常生萬物，故云大德也」（《周易正義》卷八）。將天地的大德視為生，這是生命本身與天地之道的一種關聯，生命本身的尊嚴和價值在這裡得到了呈現。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在《周易》中所呈現出來的是一種生機勃勃的生命事實，而這就是我們所最應當重視和關注的。立足於生命，強調生生之德，這是《周易》的一種核心精神。對於我們當下來說，這也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一種觀念。

  （四）憂患意識

  憂患意識是從中國思想史中提煉出來的一種非常重要的人文精神，可以說是中國思想文化的活的源泉。中華民族正是在憂患意識的基礎上，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的飛躍，從而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中華文化也由此成為具有代表性且影響深遠的文化形態。作為一種學理的概括，從目前的材料來看，徐復觀先生首先使用「憂患意識」一詞來概括中國早期的思想傳統。徐復觀在研究西周文明的精神時，提出了「憂患意識」說，他認為「憂患意識乃人類精神開始直接對事物發生責任感的表現，也即精神上開始有了人的自覺的表現」[12]，憂患意識是人的精神自覺、成熟的直接表現，具體到描述中國早期思想，就是殷周變革[13]，從而在中國思想傳統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徐復觀在考察西周文明的時候認為，與殷商相比，西周人的精神發生了重要轉變：「在以信仰為中心的宗教氛圍之下，人感到由信仰而得救；把一切問題的責任交給神，此時不會發生憂患意識；而此時的信心，乃是對神的信心。只有自己擔當起責任時，才有憂患意識」，「在憂患意識躍動下，人的信心的根據，漸由神而轉向自己本身行為的謹慎與努力。這種謹慎與努力，在周初是表現在『敬』『敬德』『明德』等觀念裡面」[14]。也就是說，憂患意識作為一種精神價值，從殷周變革以來，在西周的文化傳統中得到了非常直接的表達，也由此成了西周人文精神的重要方面。如果說後來中國文化的傳統是繼承自周代的話，那麼，憂患意識作為一種最核心的精神價值，在中國文化中也得到了普遍的延續。

  將憂患意識作為一個觀念來使用，是從徐復觀先生開始的，但事實上憂患意識也廣泛存在於中國傳統經典中。在中國傳統經典中，最早將「憂患」兩字連用的是《周易》。《易傳》所謂「《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王之事邪？是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懼以始終，其要無咎，此之謂《易》之道也」，這兩段描述說明了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憂患意識是《周易》的一種核心精神，《周易》之創作就基於此；其次，憂患意識的萌發是在殷周變革之際，這種憂患意識對殷商之際的變革有非常重要的、直接的作用。所以，孔穎達在疏解《周易》的時候稱，「『作《易》者，其有憂患乎』者，若無憂患，何思何慮，不須營作。今既作《易》，故知有憂患也。身既患憂，須垂法以示於後，以防憂患之事，故系之以文辭，明其失得與吉凶也」（《周易正義》卷八）。殷周制度變革，小邦周之所以滅掉大邑商，其中起直接作用的因素就是「憂患意識」。如果說《周易》是一種變化之書，其所討論的核心議題就是「變」的話，那麼世界上的一切現象無不處於變化之中，為了更好地應對這種永恆的變化，隨時保持警惕，以憂患意識來應對現實生活中的種種不可知的變化，也是自然而然的選擇。正是如此，《周易》對人的現實行為具有更為直接和永恆的指導意義，是當之無愧的「大道之源」「群經之首」。

  《周易》中隨處可見這種憂患意識。我們通常都說謙遜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周易》中的「謙卦」即是對此的最好描述，謙卦的卦辭曰：「謙：亨。君子有終。」孔穎達對此的疏解為：

  謙者，屈躬下物，先人後己，以此待物，則所在皆通，故曰亨。而小人行謙則不能長久，惟君子有終也。然案謙卦之象，「謙」為諸行之善，是善之最極，而不言元與利、貞及吉者，元是物首也，利、貞是干正也。於人既為謙退，何可為之首也？以謙下人，何以干正於物？故不雲元與利、貞也。謙必獲吉，其吉可知，故不言之。況《易經》之體有吉理可知而不言吉者，即此謙卦之繇及乾之九五「利見大人」，是吉理分明，故不雲「吉」也。（《周易正義》卷二）

  「謙」成了人類行為的基本要求，也是君子在現實生活中可以確保其行為善始善終的基本保證。當然，這種謙是直接源於對天命的敬，因為天命對現實生活有著根本的決定意義，人不能不敬天。由此，對個體行為的謙遜以及謹慎的強調也是自然而然的，正所謂「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經·小雅·小旻》）。既然我們所面臨的未來是不可測的，也是充滿著變化的，那麼隨時保持謙遜的態度，也是對時變的有效適應。

  （五）自強不息

  自強不息，可以說是《周易》對中國人現實生活影響最大的一種精神力量。這種剛健向上的精神，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鬥志，塑造了一個又一個極為成功的理想人物。

  自強不息，出自《周易》對乾卦（?）卦象的解釋，「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乾卦是以六個陽爻的特殊形式呈現的，表達的就是陽這種品質的基本特性，在《周易》中是天的象徵。孔穎達在解讀「天行健」時明確指出，「『天行健』者，行者運動之稱，健者強壯之名，『乾』是眾健之訓。今《大象》不取余健為釋，偏說『天』者，萬物壯健，皆有衰怠，唯天運動日過一度，蓋運轉混沒，未曾休息，故云『天行健』」（《周易正義》卷一）。也就是說，雖然能夠代表健之意的物象有很多，但是這些所謂的健都是有限制性的，即都存在衰怠的可能，而只有天的健是永無止息的健，這才是對健的意義的最好表達。《周易》以天道運行永無怠息的健來強化一種剛健的精神，遵循「推天道以明人事」的基本原則，「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強勉力，不有止息」（《周易正義》卷一）。換言之，人應該效法天道，剛健向上，自強不息，這就是一種積極向上的精神。

  自強不息本身至少包含兩層意義。首先是自強。強是一種具有外向性的行為表達方式，往往是以戰勝他者作為標準的；而這裡所言的自強，不在於跟他人相比較，而是一種對自我的完善，是建立在自我反省意義上的強。實際上強的意象是君子效法天道而獲得的，這種效法的目的自然是用來完善自己的。朱熹曾經說「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傳》又自是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爻，則自見本旨矣」（《朱子語類》卷六十七）。無論是孔子、文王、伏羲還是程頤的《易》，都只是他們自己的《易》，因為這是在他們自己的立場上成就出來的，而我們每個人去讀《周易》的時候，獲得的也是我們自己對《易》的理解，即易理是落實在自我身上的。從這個角度來說，對《周易》的學習應當是「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朱子語類》卷六十五）。因此，從天道剛健中所體會出來的強，也只有落實在自己身上的時候，才是真正的強，所謂「蓋天是個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語言所能盡」（《朱子語類》卷六十八）。

  其次，這種自強是以不息為特徵的，「天之性情則是一個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運轉周流，無一時息，故局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朱子語類》卷六十八）。反過來說，若天之行是有止息的，那它也就不是真正的剛健。這種不息即恆久，是一種極為重要的品質，我們說做事情要堅持不懈，實際上也就是這個意思。《周易》中有恆卦（?），《論語》中也說「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論語·子路》），這種恆的德行，在《周易》恆卦中稱「恆，久也。……恆亨無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恆，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恆久不息之道，也就是天地之道，是值得推崇的一種品性。

  在《周易》中，古人通過對天道的觀察，提煉出自強不息的精神價值。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側重在個體對自我的完善以及對德性的一貫堅持，唯其如此，人才能夠超越自身的有限性而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君子（或者說人格完善的個體）。

  （六）厚德載物

  從俗語的流行程度和接納程度來說，自強不息與厚德載物應該是《周易》文字中最受世人廣泛傳誦和認可的，後來還成了清華大學的校訓。當代著名哲學家張岱年先生就曾在多個場合將中華民族的核心精神概括為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可見這兩個詞在中國傳統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價值。如果說自強不息主要是在個體自我完善的意義上來強調一種剛健不息的特質的話，那麼厚德載物則不僅是對自我的要求，也是面向他者的一種行為方式的確定。

  厚德載物，見於「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坤·大象》），這是對坤卦（?）所蘊含的意象的一種分析。坤象徵地，地的特點是厚而能載物。「君子用此地之厚德容載萬物。言君子者，亦包公卿諸侯之等，但厚德載物，隨分多少，非如至聖載物之極也」（《周易正義》卷一），按照孔穎達的意思，君子效法地道，其德性越厚，載物越多，聖人則是德性的完善，亦是載物的極致，因為德不同，這是對君子的一種非常重要的德性要求。所以明代的林希元解釋說「地勢坤，言地勢順也，於此就見其厚，故君子以厚德載物，蓋坤之象為地，重之又得坤焉。則是地之形勢，高下相因，頓伏相仍，地勢之順，亦唯其厚耳。不厚則高下相因便傾陷了，安得如此之順。唯其厚，故能無不持載，故君子厚德以承載天下之物。夫天下之物多矣，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責。群黎百姓，倚我以為安。鳥獸昆蟲草木，亦倚我以為命。使褊心涼德，其何以濟，而天下之望於我者亦孤矣」（《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十一）。從這個角度來說，厚德與載物是兩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厚德實際上就是君子對自我德性的修養和完善，孔穎達所言「隨分多少」實際上指的就是修養和完善的程度的問題，那麼君子的德性所指為何？誠然，我們可以寬泛地說，君子之德就是一切美好的品性，而若就坤卦來說，這種德性可能更側重于謙、柔、順和不爭等，這是跟陰的屬性和地的特點密切相關的，是對內斂、含蓄的品性的強調。載物則強調的是君子對天下道義的擔當，即林希元所言的「君子以一身任天下之責」。這種責任意識和擔當的精神，在中國的傳統中是極為重要的，所謂「君子憂道不憂貧」（《論語·衛靈公》），這就是君子對天下的責任，「群黎百姓，倚我以為安。鳥獸昆蟲草木，亦倚我以為命」。當然，君子想要更好地承擔這種責任，前提就是要努力完善自己，讓自己的德性日益深厚。由此，厚德載物的說法，既強調了君子自我德性的完善，也強調了君子對天下承載的責任。厚德是基礎，載物是目的，二者的結合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君子形象。

  [1] 王風在《朱熹易學散論》（商務印書館，2017年12月）一書中認為，朱熹的這個說法包含兩層含義，在判定《周易》性質的同時也說明讀《易》之法。詳見該書第10—17頁相關討論。

  [2] 理雅各（James Legge， 1815—1897），近代英國著名漢學家，曾任香港英華書院校長，倫敦布道會傳教士。他是第一個系統研究、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人，將四書五經等中國主要典籍全部譯出。理雅各前後用了五十餘年的時間，架起了一座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樑。他的一生是由傳教士走向漢學家的一生，他生平的活動，開始於向東方宣揚基督教義，然而卻顯赫於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至今雖逾百年，理雅各的譯本仍被認為是中國經典的標準譯本。

  [3] 當然，貝恩斯的英文版是從衛禮賢的德文版翻譯的，其書名為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這一英文版影響巨大，被著名心理學家榮格稱為「在西方，無與倫比的譯本」。

  [4] 嚴靈峰編：《無求備齋易經集成》，成文出版社，1976年。

  [5] 關於早期文獻如《左傳》《國語》等出現的筮例問題，因為跟《周易》的早期演變等都有著密切的關係，學界對此有比較多的討論，比如李鏡池先生的《周易探源》、高亨先生的《周易雜論》以及尚秉和先生的《周易古筮考》等，均有所涉及，可以參考。

  [6] 日本學者淺野裕一的《儒家對〈易〉的經典化》（《周易研究》， 2009年第2期）一文，通過對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的綜合考察，認為《周易》的經典化開始的時間在春秋末戰國初，即公元前400年左右。

  [7] 胡秉虔：《漢西京博士考·序》，中華書局，1985年，第1頁。

  [8] 金身佳《武帝時代五經博士人物考》（《湘潭師範學院學報》， 1991年8月，第62—66頁）一文對漢武帝時代五經博士有比較詳細的考證，可以參考。

  [9] 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緯書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

  [10] 黃黎星先生的《與時偕行趣時變通——〈周易〉「時」之觀念析》（《周易研究》， 2004年第4期）一文，對《周易》中時的觀念有比較詳細的分析，可以參考。

  [11] 蒙培元：《〈周易〉哲學的生命意義》，《周易研究》， 2014年第4期，第7頁。

  [12]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19頁。

  [13] 關於殷周變革，王國維先生的《殷周制度論》是這個方面研究的典範，後來此說法也成了中國早期思想研究的一個共識。

  [14] 徐復觀：《中國人性論史（先秦篇）》，上海三聯書店，2001年，第2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