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人為什麼那麼重視《周易》

  我們簡單地了解一下中國古代讀書人的閱讀書目，就會發現，不管是出於何種目的而讀書，《周易》大概都是必讀書目，《周易》在傳統讀書人心中有著特別重要的地位。

  我們都知道，《周易》有「大道之源」「群經之首」的美稱，它是如何獲得這種特殊地位的呢？這個問題實際上包含兩個部分，即《周易》的經典化以及《周易》特殊地位的確定。這兩個問題都和儒家經典在中國傳統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關，經學傳統的確立是這個過程完成的最終標誌，也是中國傳統社會特殊性得以確立的基礎。

  《周易》經典化的過程，與春秋戰國之際整個思想界的變革，尤其是六經（五經）的形成密切相關。從傳世文獻的角度來看，這個經典系統在《莊子·天下》中已經比較成熟了：

  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繫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數度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

  這裡很明顯地提到了六經的名字，以及它們各自的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在這種說法裡，六經在整個傳統中是具有經典性地位的，因為它們「明於本數，繫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涵蓋了天地萬物以及其間的道理，是古人生活經驗的總結、生活智慧的概括。從產生的時間來看，《天下》篇的創作時間不會晚於戰國晚期，《莊子》的另外一處也提到過六經的名稱，「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莊子·天運》）。也就是說，在戰國時代，六經的概念已經確定，並且得到了認可。[6]

  

  當然，《周易》被經典化以及被視為「群經之首」是先後相關的兩個過程，後者大概是在兩漢之際完成的，「六藝之文，《樂》以和神，仁之表也；《詩》以正言，義之用也；《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書》以廣聽，知之術也；《春秋》以斷事，信之符也。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言與天地為終始也」（《漢書·藝文志》）。當然，班固《漢書·藝文志》的說法源於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漢成帝時期，劉向、劉歆等人開始大規模整理文獻典籍，不僅將《六藝略》提升至諸類典籍書目編排之首位，而且在《六藝略》中，又將《易》列於《書》《詩》《禮》《樂》《春秋》之前。也就是說，《周易》的獨特地位的確立，跟劉向、劉歆父子密切相關，大概在西漢末開始，這成了一個基本結論。

  如果要進一步追問，為什麼具有如此特殊地位的是《周易》，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解釋。首先，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漢書·武帝紀》），儒家（尤其是六經）獲得了特殊的地位，以掌握候補文官教育的形式成為主流的意識形態，所謂「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學之士矣」（《史記·儒林列傳》）。在這個背景下，經學正式產生，《周易》作為六經之一，受到了極大的重視，五經博士的設立，是這個制度的重要象徵，「博士之官，昭於周末，而莫盛於漢之西京。初設官時，不過取通古今備顧問而已，自武帝罷黜百家，專置五經，於是博士之選嚴，而博士之品日益尊」[7]，五經博士自然也是包括《周易》博士在內的，據考證，漢武帝時所設立的易經博士先後為楊何、田王孫[8]。其次，《易經》原本是卜筮之書，這種占筮功能使得《易經》在漢代的思想氛圍中可以廣泛流傳。自董仲舒以來，漢代思想以天人感應的讖緯迷信為基礎，「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漢書·董仲舒傳》）。這種天人感應的思維方式所指向的乃是對天意的把握，而《周易》作為占筮之書，其原本的功能就是用來預測天意的，讖緯迷信的氛圍進一步促進了《周易》的影響。日本學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編撰了《緯書集成》一書，全書共分六卷八冊，其中跟《周易》相關的，就有《易》類一卷（上下兩冊），還有河圖、洛書一卷[9]，這個數量也反映了讖緯迷信的氛圍對《周易》的重要影響。最後，《周易》尤其是《易傳》中以道德教化為基調的解釋方式，是後來《周易》被特別推崇，以至於享有至高無上的經典地位的關鍵。但是如果只是占卜的話，無法使《周易》具有後來如是重要而又特殊的地位。從占卜向道德的轉變，這是《周易》在流變過程中非常關鍵的轉折，《易傳》的出現是重要的節點。傳統觀點認為是孔子作「十翼」，這表明孔子在《周易》性質的這種轉變中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關於這一點，在帛書《易傳·要》中有更為清晰的表述：

  夫子老而好《易》，居則在席，行則在橐。……子贛曰：「夫子亦信其筮乎？」子曰：「吾百占而七十當，唯周梁山之占也，亦必從亓多者而已矣。」子曰：「《易》，我後亓祝卜矣，我觀亓德義耳也。幽贊而達乎數，明數而達乎德，又仁者而義行之耳。贊而不達於數，則亓為之巫；數而不達於德，則亓為之史。史巫之筮，鄉之而未也，好之而非也。後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者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義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祝巫卜筮亓後乎！」

  這段話的信息量極大，它至少說明了以下幾個事情。首先，孔子晚年和《易》的關係非常密切，可謂學《易》不輟；其次，孔子對占卜極為熟悉，並且占卜實踐效果很好，所謂「百占而七十當」；最後，孔子認為對《易》來說，德義重於占筮，對道德仁義的強調是孔子給《易》確定的基點，這跟《易傳》中所呈現出來的思路也基本一致。

  所以，《易》原本就以預測天意為目的（所謂「推天道以明人事」），強調道德價值（尤其是通過孔子的方式確立出來），以上兩點使得《周易》超越其他經典而成為「群經之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