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西山會議派

  對一個政黨而言，第一代魅力領袖逝世後的權力繼替，往往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難關。由於黨的創建者大都是青年人，其換代期勢必拖得很長，加之創業的第一代往往能力超凡，長期在其陰影下成長起來的第二代很難脫穎而出。第一代領袖一旦逝世，繼起者在能力與威望上均遙不可及，黨內一時難以產生一個足以懾服各方或維繫和籠絡各派的強勢人物。在無人足以服眾的情況下，黨內繼承權之爭亦應運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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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國民黨黨章，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中央執行委員會為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但孫中山在世時，黨章賦予總理對中央執行委員會之議決有最後決定權。1924年7月1日，孫中山又仿照俄共中央政治局，組織了一個中央政治委員會，簡稱「中政會」。中政會的成立，意味著中執會的權力被侵蝕。孫中山在世時，全黨願意接受他的「獨裁」，全黨對中政會的運作亦無異議。孫中山逝世後，中央執行委員會內部意見分歧不一，加之委員散處各地，很難有效運作，中政會乃成為實際的權力核心。當時經常出席中政會的委員僅有汪精衛、廖仲愷、胡漢民、伍朝樞以及顧問鮑羅廷等少數幾人。孫中山逝世後，鮑羅廷在國民黨內的權力和地位日隆。張國燾描述當時鮑羅廷的特殊地位說：「他雖不是蘇俄駐廣州的大使或專使，但卻是蘇俄政府非正式的代表，而且真能代表政府發言。他在國民黨中，既非黨員，又是外國人，職位也不過是政府顧問，但其發言卻具有決定性的力量。他是一個重要的共產黨員，但又不受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的指揮。」當時蘇共內部，史達林與托洛斯基之間的爭論日趨尖銳。鮑羅廷直接受史達林指導。由於他能「通天」，加拉罕管他不了，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也不在他的眼裡。中共在廣東的一切政務，鮑羅廷都是先幹了再說。中共中央與廣東區委，在政治上不過隨著他所造成的既成事實事後應付而已。在國民黨方面，他以中央政治委員會顧問的身份，運用其高超的政治手腕，在孫中山逝世後的廣州幾乎肩負著實際領導責任。多數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很難參與機要決策。鄒魯、林森、鄧澤如等一批受到冷落的「老同志」均心懷不滿。

  孫中山北上之際，曾任命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孫中山逝世後，胡漢民亟欲成為孫中山的正式繼承人。當時中共中央將胡漢民視作「中派」的領袖，但中共廣東區委認為胡漢民是「右派」，汪精衛、廖仲愷、蔣介石是「左派」。汪精衛掛著好幾個委員的頭銜，卻沒有擔任實際職務。他顯然也覬覦國民黨的第一把交椅。鮑羅廷在胡漢民和汪精衛之間有意抑胡抬汪。汪精衛聯絡廖仲愷、蔣介石、許崇智、朱培德等重要軍政領袖，私下達成政治聯盟，共同孤立胡漢民。1925年7月1日，廣州國民政府成立，汪精衛在鮑羅廷的支持下，被推選為國民政府主席，而胡漢民由代理大元帥淪落為一個毫無實權的外交部長。新成立的國民政府尚未為列強所承認，所謂「外交部」，其實是一個徒有其名的空頭衙門。由於國民政府委員人選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後逕自發表，而未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批准，引起鄒魯、林森、鄧澤如、戴季陶等一批國民黨老同志不滿。胡漢民不甘大權旁落，亦想通過與右派結盟，召集一屆四中全會反擊汪精衛，未料不久因廖仲愷被刺的偶發事件，導致計劃落空，反遭汪精衛算計。汪精衛利用廖案與胡漢民的堂弟胡毅生有牽連，趁機將胡漢民派赴蘇俄「養病」及考察。鮑羅廷還致電莫斯科，希望共產國際留住胡漢民，不讓其回國。9月22日，胡氏在無奈之中啟程赴俄。

  汪精衛利用廖案逐胡並排擠國民黨右派之舉，在國民黨高層激起波瀾。《邵元沖日記》載：廣州廖案發生後，在上海的戴季陶、孫科、葉楚傖、劉蘆隱和邵元沖等人均對汪精衛的做法及其為人甚表憤慨，認為「此次之大獄，實系精衛欲掊去展堂，故羅織種種罪名而成之，以便自代，其陰賊險狠，振古所希，季陶痛人心之狡刻，為之大慟，同座相對，俱為唏噓。」幾天後，邵元沖從滬上報紙獲知廣東方面擬派胡漢民、孫科、林森、鄒魯、陳友仁、徐謙為外交委員北上的消息，他當下的判斷是「此六人中除哲生、季龍、友仁皆已離粵者外，余皆精衛所欲排者，其剪伐異己之心益彰矣。」。隨後幾天內，邵元沖又相繼獲悉廣州方面對謝持、許崇智等亦有排擠傾向。邵氏感喟曰：「粵中相煎益急，始作俑者其責任將如何耶！」

  邵元沖提到的「派遣外交委員北上」之事，乃指五卅事件和省港大罷工發生後，廣州國民政府為了分化列強、孤立英國，防止北京政府與列強妥協而損及國民政府的利益，決定派遣一個外交代表團北上，與北京政府取得聯絡。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最初決議派胡漢民為代表團主席。廖案發生後，胡氏身被嫌疑，被派赴蘇俄，汪精衛又擬派孫科擔任，孫以忙於經營其父墓地為由，辭不應命，汪遂決定改派林森（主席）、鄒魯（秘書）率代表團北上。在林森、鄒魯及一些國民黨「老同志」看來，汪氏此舉與派胡赴俄一樣，意在排除異己。他們感到，在汪精衛的背後，定有鮑羅廷暗中支持和指使。

  至於鮑、汪為何要逼迫林森、鄒魯離粵，一則因林、鄒在鮑、汪看來都是國民黨右派，尤其是鄒魯主持下的廣東大學，當時匯聚了一批反共分子，被中共視為「反革命的大本營」。因此，廣東大學畢業生被國民黨左派和中共控制的各機關拒絕任用。鮑羅廷和汪精衛還將廣東大學原本獨立的財源收歸政府統一辦理。鄒魯對此深懷不滿，屢向中央表示抗議。鮑、汪有意撤換其廣東大學校長職務。另一個原因是，廖仲愷被刺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推林森繼任廖氏所遺常務委員職，此前擔任中央常務委員者有汪精衛、廖仲愷、鄒魯、丁惟汾、於樹德五人，丁、於長年在北京工作，實際在廣州負責者，僅汪、廖、鄒三人。廖在世時，汪、廖兩個「左派」與鄒一個「右派」對局，自居優勢；若以林森繼廖，則逆轉為兩「右」一「左」。鑒此，鮑羅廷和汪精衛有意排除林、鄒。林、鄒既去，林祖涵、譚平山繼任為中央常務委員。這樣一來，廣州國民黨中央便可完全控制在國民黨左派與中共之手。

  林森原本不算太「右」。孫中山在世時，他對「容共」政策並未公開表示反對。迨孫去世後，他對汪精衛操切地剪除異己表示不滿。鄒魯趁機加以拉攏，兩人遂決定共同行動。當被任命為北上外交團成員後，他們將計就計，離粵以後，先至上海，聯絡一批中央執監委員，隨後又一同前往北京西山，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反擊廣州中央的領導。於是有了「西山會議派」之匯聚。

  當時聚集在上海的有謝持、葉楚傖、茅祖權、邵元沖、沈定一（原為中共黨員，大約於1925年7月公開轉變為反共）、戴季陶、覃振、孫科、許崇智等人。這批人會聚，除對「容共」政策持有異議外，共同對汪精衛不滿，亦是他們結盟的一個重要因素。《邵元沖日記》中所記「西山會議派」最初聚集情形，除了共憤汪氏「剪伐異己」外，未見涉及「容共」問題。當然邵氏日記未記載，並不表明他們對「容共」問題沒有看法，但當時在上海的這批「老同志」似乎更關注汪精衛的所作所為。張靜江是唯一一個與這些人過從甚密，卻沒有加盟其中者。據邵元沖揭示，張靜江之所以不願加盟，「蓋彼實為始終偏袒精衛者，故處處表示一種難言之隱也」。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對汪氏不滿的「老同志」，並非因汪氏如何「左傾」，而更多的是「從友道信義上立論」。如戴季陶致粵中各人通電中，大談「友道信義」，認為汪精衛「不應苛遇展堂」，譴責汪氏為人「狡刻」。許崇智之被逐離粵，本是受蔣介石的排擠，但許崇智在責備蔣介石的同時，對汪精衛似乎更不能原諒，認為「介石有時或受人挑撥，盛氣難回，然精衛不為之諒解，而反投井下石，殊非對友朋之道」。由此觀之，「西山會議派」的形成，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共同對「容共」政策不滿；二是共同對汪精衛不滿。

  查《邵元沖日記》，鄒魯、林森、謝持、邵元沖、戴季陶、葉楚傖、孫科等人自1925年9月下旬動議「討論黨務補救辦法」，到11月23日正式召開「西山會議」，大約經過了兩個月的醞釀，其間多次集議協商，做了相當充分的準備。他們最初的打算是，軍事寄希望於蔣介石、譚延負責，黨務和政治則由他們集合一批中央執監委員，通過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以「合法」手段處置之。但前者未能如願，因為此時的蔣介石尚站在汪精衛一邊。

  會議起初打算在上海舉行，後改在北京召開，可能是為了遷就在北京的中央執監委員，如吳稚暉、張繼等；亦曾打算在張家口舉行，寄希望於馮玉祥的支持，只是此時馮玉祥與蘇俄關係密切，予以拒絕，未能如願。他們試圖拉攏于右任，于氏表示對黨務樂於討論，但對「推倒國民政府及黨軍等，認為自毀基礎，不樂贊同。」

  他們本擬推舉吳稚暉為中心，因為吳氏在國民黨中居於元老地位，「此次會議如欲有成，必須以稚暉先生之意為從違」。吳稚暉參加了11月18日召開的預備會議，被推舉為會議主席。吳在會上作了長達數小時的講話，主張「對精衛為勸告，而勿為彈劾；對共產黨之同志，宜邀守常（引註：李大釗）等為切實之協商，而勿使為片面分裂之行動」。在此前後，吳稚暉還公開在報紙上發表言論，不主張國共分家，認為「共產黨鼓吹共產主義，乃是他們最後希望，未必即行共產政策」，況且「一個叫人可怕的共產黨，竟能應時勢的要求，降了格來進三民五權的國民黨」，無疑「要算知道中國國情，不負主義，亦不負祖國了……與官僚尚可握手，獨黨人不能通融麼？」吳稚暉還與李石曾、易培基等聯名致函林森、鄒魯，勸告他們諒解汪、蔣，認為汪、蔣之舉動未必全出於野心，盼彼等勿過偏激。但吳稚暉的主張未為多數出席者接受。吳在參加「西山會議」的預備會議後，不肯再出席正式會議。

  另一方面，獲悉鄒魯、謝持等人要在西山召開中央全會的消息後，早已公開宣布要「代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的「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唯恐鄒魯、謝持等人與之爭奪國民黨「正統」。馮自由等開始派鄧家彥出面要求出席會議（11月16日），遭到拒絕後又派江偉藩等人前去質詢並威脅（17日），又遭「訓斥」後復由江偉藩等糾合20餘人前往戴季陶、沈定一等人下榻的西山香雲旅社，將戴、沈毆打並劫持而去，直至逼迫戴、沈二人留下「悔過書」後方將其放回（19日）。

  據邵元沖日記，戴、沈被綁架事件發生後，「余以同舍諸君，臨事多漠不相關，極為憤憤。」邵元沖如此「憤憤」，相信戴、沈更有此感。這意味著「西山會議」尚未正式召開，而內部之裂痕已經顯露。在驚嚇與憤怒交加的情緒下，戴季陶未等會議開幕，即於20日轉道天津遄返上海。22日，葉楚傖、沈定一、鄒魯、謝持、邵元沖等商議布置次日在香山召開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的有關事宜。為了防備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再來搗亂，決定次日一早前往香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行禮後，即轉至石青陽寓開會。23日，邵元沖以「今日會議已為形式，無到會之必要」為辭，沒有與會，實則受綁架事件之驚嚇而心有餘悸，同時也對與會同仁之麻木而有些心灰意冷。邵氏乘當日晚車離京赴津，翌日晨轉輪赴滬。故出席23日「西山會議」開幕式者，只有林森、鄒魯、石青陽、石瑛、覃振、沈定一、葉楚傖等數名中執委，另有中監委謝持和候補執委茅祖權、傅汝霖列席。亦因為此，「西山會議」是否符合國民黨中央全會之法定人數，一直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根據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規則，中央全會開會必須超過半數的中央執行委員出席。汪精衛據此指出，24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只有10人支持「西山會議」，不足法定人數，故會議無效。而「西山會議派」則提出另外一種解釋：24名中執委中，有6人不能執行職務。這6人是：在蘇俄考察的胡漢民，因叛亂罪被拘禁的熊克武，以及4名共產黨跨黨分子（李大釗、譚平山、於樹德、林祖涵）。餘下的18人中，有11人支持「西山會議」，只有7人反對。

  「西山會議」自1925年11月23日宣布開幕，至次年元月4日宣布閉幕，前後延續達42天之久。在此期間斷續開會22次。通過的議案主要有：（1）與共產派實行分離，取消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2）停止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職權，遷移中央黨部於上海，改組中執委常委和中央黨部各部部長人選，由林森、覃振、石青陽、鄒魯、葉楚傖五人擔任中執委常委，取消中央政治委員會；（3）修改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代表選舉法；（4）開除汪精衛黨籍六個月，解除其中執委職務，並規定其不得在國民黨執政區域之政府機關服務；（5）解僱鮑羅廷。

  從這些議案的內容看，「西山會議派」試圖改變和調整三個方面的關係：一是與共產黨的關係，二是與廣州中央的關係，三是與蘇俄的關係。

  與共產黨的關係，「西山會議派」在11月23日所發表的宣言中這樣聲稱：

  本黨總理允許中國共產黨員之加入也，因其聲明系以個人資格而信仰本黨主義，願於國民革命進程中努力於本黨主義及宣傳與工作，非以共產黨黨團加入而欲於本黨中別取作用。乃兩年以來，凡共產黨員之加入本黨者，在本黨中一切言論工作，皆系受共產黨機關決議與指揮，完全為共產黨之黨團作用……且益進行其妨礙本黨之行為，蓋其加入之意，系圖利用本黨，發展共產黨勢力，且藉以維持蘇聯。此不獨事實昭然，抑且文字證據俱在。共產黨黨員忠於共產主義，雖違信誓，原無足責。在本黨則自有主義，自有工作，雖推倒帝制，掃除壓迫，與共產黨同其步趨，然中蘇之歷史不同，社會之情狀亦異，國民革命與階級革命，勢不並行。若共產黨員，長此隱混於本黨之中，使兩革命團體之黨人，因內部問題而紛擾決裂，致妨礙國民革命之進展，不若分之，使兩黨之旗壘，嶄然以明。各為其黨之主義而努力奮鬥，且於革命進程中有合作之機會，轉得商洽並行，實為革命團體恆有之事實。用是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以善意的決定，凡共產黨之加入本黨分子，盡數取消其在本黨之黨籍，免使兩革命團體因內部問題而相消其革命力，益以促進國民革命之成功。

  在這篇「宣言」里，「西山會議派」主張與共產黨分離，並未用斷然的語氣，仍承認共產黨為革命團體，分離後，仍視共產黨為「友黨」，並盼在國民革命的大目標下，兩黨繼續「合作」「並行」，認為「理勢所不得不分，而情誼未始不可合也」。12月14日，「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宣布另立「中央」。是日，已成為「西山會議派」輿論喉舌的上海《民國日報》發表社評，聲稱：「本黨雖然和共產黨解除抱合的形勢，而仍不妨認他們為政見略有不同的友黨。本黨決不跟一般盲目地反對共產主義的信口雌黃地誣衊共產黨的人們一樣，與共產黨以敵意的仇視。本黨此次解除抱合共產黨的形勢，而仍主張此後在民族主義的工作上聯合起來，共同作戰，是完全出於善意的。「12月17日，上海「中央」舉行第一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及各部聯席會議，會議再作決議：「對共產派分子，取友誼的態度，告以合則兩傷，離則雙美。「1926年3月29日，「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召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主席張繼仍主張對共產派「好意的分開」，其他代表原則上亦同意此項意見。大會閉幕後發表宣言聲稱：「仍然期望共產黨之痛改前非，努力從事於『反抗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之工作……庶幾於『合則相拒』之後，或則有『分則相求』之可能也。」以此觀之，「西山會議派」在對共產黨問題上的基本主張是「分共」，尚非「反共」。

  對於與蘇俄的關係，「西山會議派」雖決議解僱鮑羅廷，卻無意放棄聯俄政策。他們在《取消共產派在本黨之黨籍宣言》中聲稱：「至本黨對於反抗帝國主義之蘇聯，在革命進程工作之中，有聯合之必要時，自然相與提攜。「12月9日第11次會議，復通過鄒魯的提案，決議「遵照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如有不以平等待我者，無論其為任何國家，任何民族，皆當反對」。語氣雖有所變化，但還沒有要與蘇俄決裂的表示。1926年3月29日開幕的上海國民黨二大宣稱：「由於蘇俄猶帶有帝俄時代之遺傳病，此遺傳病不能以一度革命而根本消除，乃復演於國交上而成為結核。吾人於此，絕非貿然將蘇俄列諸其他帝國主義之林，一反聯蘇俄政策；亦絕非盲目的以蘇俄的言動皆善，而違反聯俄政策之本義。吾人之責任在使蘇俄遵從國際革命之正軌，而糾正其恢復帝俄時代之舊習。籠統的仇俄與盲目親俄，皆非本黨所宜也。」

  對於與廣州中央的關係，「西山會議派」的做法則顯得激烈得多，如宣布停止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取消汪精衛控制的政治委員會，在上海另立中央，重新分配和布置中央高層人事，公開與廣州國民黨中央分庭抗禮，顯示「西山會議派」的舉動並非單純的國共黨際之爭，更是國民黨內部的權力之爭。對於汪精衛，12月4日召開的第6次會議提出彈劾汪精衛案，宣布汪氏9項罪狀，決議開除汪精衛黨籍6個月，解除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但矛頭僅指向汪氏一人，在政策上反汪而保蔣，有意欲拉攏蔣介石，甚至有離間汪蔣之意。

  由於「西山會議派」的成員大多是國民黨元老級的人物，其聲望和影響遠在馮自由等人之上，故當「西山會議」召開的消息傳開後，各地陸續有國民黨黨部公開登報聲明附和。上海《民國日報》也轉而成為「西山會議派」的宣傳陣地。「西山會議派」還另外創辦《江南晚報》作為其宣傳喉舌。11月27日，廣州國民黨中央正式通電全國各級黨部，宣布在北京西山召開的「一屆四中全會」為「非法」，其組成分子為「反動派」。「西山會議派」不甘示弱，於12月14日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正式宣布成立中央黨部機關。一時間，廣州、上海兩個「中央」互爭「正統」，相互指責對方為「非法」，為「反革命」。雙方黨統之爭進入白熱化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