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戴季陶主義

  三民主義自1900年代後期由孫中山等革命黨人在日本開始宣揚，1910年代一度沉寂，1920年代因國民黨的改組而再度成為時代思潮之一。與1900年代相比，1920年代的三民主義顯然具有了新的內涵。孫中山晚年對其革命理論的闡述相當積極。據統計，從1923年10月11日下令改組上海國民黨本部起，到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止，孫中山總共發表演講42篇、談話12篇、宣言及文告28篇，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多。尤其是1924年1月至8月的三民主義系列講演，對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的異同作了詳盡的闡釋，一方面聲稱「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所以我們對於共產主義，不但不能說是和民生主義相衝突，並且是一個好朋友」，「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另一方面他對馬克思的階級鬥爭理論不予認同，認為馬克思以階級爭鬥為因，社會進化為果，「只見到社會進化的毛病，沒有見到社會進化的原理，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家』」。而民生主義相信「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基於求生存的原因而努力使社會大多數人的經濟利益相調和，才發生了社會進化的問題；民生主義也講共產，但「我們所講的共產，是共將來，不是共現在」，更不會用革命手段解決經濟問題。孫中山還批評中共在中國提倡社會主義，是青年人追求時髦，脫離了中國的國情。他認為中國的問題首先是貧窮，不能按照共產黨主張的那樣馬上來均貧富；俄國因其社會經濟程度比不上英、美發達，而不得不改行新經濟政策，中國更不可能實行馬克思的辦法。

  孫中山自稱，在其三民主義理論中，以民生主義最為深奧，但在他逝世前，民生主義尚未講完。

  孫中山逝世後，如何維繫黨的組織和政治凝聚力，自然擺在了國民黨人的面前。為此，國民黨召開一屆三中全會（1925年5月18-25日），作出兩項重要決議，一是接受孫中山遺囑，以孫之遺教作為黨的最高指導原則，要求全黨「一致奉行總理遺教，不得有所新創」，「三民主義之理論與實施方針，更必須以總理自著之《三民主義》為標準」。二是重申1924年8月一屆二中全會關於容納共產黨員的原則，訓告全體黨員：「中國共產黨並非出於何等個人之空想，亦非勉強造作以人力移植於中國者，中國共產黨乃中國正在發展之工業無產階級自然的階級鬥爭所湧現之政治組織。中國共產黨之組織既系如此，則自不能不為國際無產階級政治組織之一部。即使吾人能以人力解散現存之中國共產黨，中國無產階級必不能隨之消滅，彼等必將另行組織。故中國國民黨，對於加入本黨之共產黨者，只問其行動是否合於國民黨主義政綱，而不問其他。」這實際是承認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經濟條件下的歷史必然產物。嚴格說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這一說法與不贊同階級鬥爭和社會革命的孫中山之「遺教」已有所悖離。

  孫中山在世時，除他本人講述三民主義外，其他國民黨人自然沒有資格對三民主義加以闡釋。而中共對三民主義的宣傳本不積極，而且有所偏重，如規定：「宣傳中山的三民主義，應以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大會的宣言、黨綱、政綱為根據」；「切戒拿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作比較，對於民生主義亦不可多作解釋」。宣傳三民主義而不以孫中山本人親口講述的《三民主義》原典為準繩，而以由鮑羅廷起草、孫中山勉強接受的國民黨一大宣言政綱為根據，顯然是中共的宣傳策略。孫中山的那句名言「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其出發點本是為了彌合國共兩黨分歧，實際卻不為中共所認同。1925年11月中共中央在黨內通告中提到：「在宣傳上，我們應改變以前的態度，變消極的不談三民主義而為積極的解釋三民主義，各地可在國民黨黨員中組織三民主義學會，根據國民黨第一次大會宣言，及我們的理論，解釋三民主義。」此後，中共中央在有關決議中又強調「不宜宣傳空洞抽象的三民主義，更不要宣傳什麼建國方略和五權憲法」，「宜宣傳孫中山的革命策略，如聯俄、聯共、擁護工農利益的民生主義」等。

  本章節來源於𝒷𝒶𝓃𝓍𝒾𝒶𝒷𝒶.𝒸ℴ𝓂

  孫中山在世時，其崇高的威望足以懾服黨內異議分子。中共雖對國民黨的政策時有批評，但兩黨基本上沒有在意識形態上公開對峙。孫中山去世後，這一局面被打破。最先從意識形態上向中共挑起論戰的是戴季陶。

  戴季陶是國民黨人中最早研究馬克思主義與勞工問題的人，曾將考茨基的《資本論解說》譯為中文。上海共產黨籌備發起時，戴季陶是參與者和贊助者之一。當孫中山決定「容共」時，戴擔心「存留兩黨籍」將「啟他日之糾紛」。國民黨改組後，戴擔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及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但幾個月後，戴季陶辭卸一切黨政職務。他自述其辭職的原因，主要是對「容共」之後的國民黨充滿悲觀。他在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敘述其經歷說：

  三月二十九日，祭黃花岡歸，與平三（引者註：指譚平山）及香凝夫人同車到廖宅，是日所感特深，乃將數月來潛藏於胸之意見，儘量言於平三。弟（引者註：戴氏自稱）雲，今日最能奮鬥之青年，大多數皆為共產黨，而國民黨舊同志之腐敗退嬰，已無可諱；然今日中國之需要，則又為一有力之國民黨，共產黨人亦既承認之矣。若於此日，共產黨之同志，能犧牲其黨籍，而完全做成一純粹之國民黨，使國民黨中，不致同時有兩中心，然後一切糾紛，乃可盡除。而組織工作，乃不至受此無形的障礙。此日之談話，在弟可謂盡吐露胸中積愫以相勸矣。平三云：此事現在絕做不到，兩黨之合作，能至何時，現在亦殊難逆料，將來總有分離之日。今日欲共產黨拋棄其黨籍，則絕不可能。平三為此說時，其決心與誠意，現於眉宇。弟之苦勸既無效，而對於黨事前途之悲觀，亦遂加嚴。蓋一方則舊日同志，絕不覺悟，不合群，不努力，一方則共產黨之擴張發展，日進無已；而黨之基本政策，又造成一含混不清之局，組織則有兩重紀律之危險，宣傳又有兩重理論之困難……至是而弟決然辭去一切職務，赴滬之意決矣。

  戴季陶赴滬半年間，對國民黨黨事不復聞問。直至同年11月17日，孫中山北上過滬，始以日文秘書名義，隨同北上。孫中山病逝後，戴季陶感到必須迅速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確立為國民黨的「思想中心」。1925年5月，戴季陶由北京赴廣州出席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會上，戴極力宣傳他的這一主張。未料遭到來自左右兩方的反對。國民黨老同志擔心「樹立此政策為幫助共產黨人之舉，群起而反對之」，而共產黨人亦有異議。據戴季陶推測，共產黨方面可能擔心「樹立一思想之中心，則今後國民黨將以一獨立思想為基礎，而不能為共產主義之思想所同化」。全會經數日之爭論，最後僅通過幾項在戴季陶看來是「不左不右之決議」。戴認為，黨內各派尚未明了孫中山思想之精髓，從而影響全黨在思想上的真正統一。鑒此，他在廣州會議期間撰寫了兩篇文章：一是《民生哲學系統表》，一是《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戴季陶認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原理，全部包含在民生主義之內，其全部著作可總稱為「民生哲學」；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目的相同，而哲學的基礎和實行的方法完全不同。戴聲稱，自同盟會以來，革命黨常患幼稚病。民國成立後，老一代患幼稚病的革命黨逐漸老衰。歐戰以後，社會革命潮流沖入中國，後起的革命青年茁壯成長，將老衰的革命黨注入一些新血輪，才生出一種活氣和生機，但同時又生出一種新的革命幼稚病。孫中山由於受到老革命黨的老衰病和新革命黨的幼稚病的雙重刺激，「活活氣壞了」。

  戴氏似乎站在「中派」的地位立言，既不贊同馮自由等國民黨老「右派」的看法，也不認同共產黨的急進主張。他申言：

  我們所以不認階級鬥爭為革命唯一的手段的原故，並不只是在國民革命時代，為維持聯合戰線而糊塗過去。我們是認為在階級鬥爭之外，更有統一革命的原則。階級的對立，是社會的病態，並不是社會的常態。這一種病態既不是各國都一樣，所以治病的方法，各國也不能同。中國的社會，就全國來說，既不是很清楚的兩階級對立，就不能完全取階級對立的革命方式，更不能等到有了很清楚的兩階級對立才來革命。中國的革命與反革命勢力的對立，是覺悟者與不覺悟者的對立，不是階級的對立，所以我們是要促進國民全體的覺悟，不是促起一個階級的覺悟。知難行易說在革命運動上的意義，便是如此。並且就事實上看，我們中國數十年來的革命者，並不出於被支配的階級，而大多數卻出於支配階級。因為在中國這樣的國家裡面，除了生活能夠自如的人而外，實不易得到革命的知識。所以結果只是由知識上得到革命覺悟的人，為大多數不能覺悟的人去革命。……革命是由先知先覺的人發明，後知後覺的人宣傳，大多數不知不覺的人實行，才能成功的，並且革命的利益，全是為不知不覺的人的利益。

  戴季陶認為，由於革命是「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人，為了「不知不覺」的人的利益而革命，也是「要治者階級的人覺悟了，為被治者階級的利益來革命；在資本階級的人覺悟了，為勞動階級的利益來革命；要地主階級的人覺悟了，為農民階級的利益來革命」，革命的意義是利他的，而非利己的。所以，他認為「仁愛是革命道德的基礎」，「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國的正統思想，就是繼承堯舜以至孔孟而中絕的仁義道德的思想」。

  戴氏的《民生哲學系統表》和《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兩文，主要從「哲學」的層面闡述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區別，認為前者講「仁愛」而後者講「鬥爭」，對孫中山反對階級鬥爭的思想作了一番闡發。

  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後，戴季陶於1925年6月離粵返滬，在法租界白來尼蒙馬浪路慈安里設立「季陶辦事處」，繼續閉門從事理論著述，其成果是另一本名為《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的小冊子。

  在這本小冊子裡，戴氏開章明義提出：「凡是一個主義，必定具有獨占性和排他性，同時也一定具有統一性和支配性」。要圖國民黨的生存，一定要充分發揮三民主義的獨占性、排他性、統一性和支配性。戴氏所強調的獨占性和排他性，自然是以中共為對手。他聲稱：「我們今天在國民革命進程中，為農民工人而奮鬥，絕不須用唯物史觀做最高原則，爭得一個唯物史觀，打破了一個國民革命，絕不是革命者所應取的途徑。」戴氏雖然也批評了國民黨右派之「糊塗」，但矛頭主要指向共產黨。他指責中共在國民黨中擴張組織，排拒非C.P.,操縱國民黨；「心裡想的是共產革命，口裡說的是半共產革命，手上做的是國民革命」；「只借中國國民黨的軀殼，發展他自己本身組織」，「只單純地利用國民黨政治的保護力和經濟的維持力，擴張自己的生命」，是一種齊天大聖對付牛魔王的「寄生政策」。戴氏對共產黨時常批評國民黨也深表不滿。據他觀察，自改組以來，國民黨的機關報從沒有對共產黨作過任何中傷、挑撥，從不曾發表過有損共產黨信用的言論，而作為友黨的共產黨，卻總是公開批評國民黨的政策和國民黨的領袖，敗壞國民黨的信譽。

  戴氏認為「黨內合作」這種形式對國民黨十分不利。他說：「一個大團體當中，包著一個小團體，這個小團體盡力地發揮他的組織力和排他性，舊的細胞是失了生活力，新的營養又被小團體儘量的吸去。這樣一個畸形的團體，真有無從整理之苦。」他認為兩個團體混在一起，必然互相排斥，不如國共兩黨「聯合組織一個共同的最高幹部，處理關於國際的問題，和對付共同的敵人」。戴也承認中國共產黨人「真是為民眾的幸福而奮鬥的勇士」，他們雖然利用國民黨，但其「目的很純潔，心情很高尚，他們所企圖的，是在中國社會的急激的進化」。但是戴氏認為，中國落後的經濟和低微的文化條件還不具備實現中共理想和計劃的可能性，時代還不需要共產主義。因此他勸告共產黨人把三民主義認做唯一的理論，把國民黨認做唯一救國的黨，誠心誠意做一個純粹的國民黨員；不然的話，「你們就真正組織起一個工黨，或者把你們自己的黨拿出來」。戴季陶同時號召國民黨黨員也組織起特殊的團體與中共相抗衡。他說：「中國國民黨中，已經有了一個很堅固而秘密的C.P.和C.Y.的小團體，如果我們真正的三民主義信徒，沒有特殊的團結，深刻的覺悟，嚴密的訓練和組織，是一定不能完成國民革命大事業的。」

  戴季陶自稱該書「把人所要說而不能說、不願說、不敢說的話，替大家說了出來」。在此之前，國民黨內反對「容共」者雖不在少數，但公開著書立說，用文字系統表達出來者，戴氏當屬第一人。身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的戴季陶，忽然以「孫文主義」闡釋者的姿態，在短期內連續發表一系列激烈批評共產黨及其意識形態的言論，無異於替國民黨內懷疑和反對「容共」政策的黨員樹立起一面政治旗幟。正如李雲漢所言：「戴季陶的理論，已隱然形成了一股潛在的反共力量」，「各地孫文主義學會的成立及反共運動的醞釀，莫不深受戴氏反共理論的影響」。一時間，戴季陶的文章和小冊子在國民黨內廣為流傳。《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在短時間內即發送完畢。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鑑於前來索書者仍源源不絕，不得不在《廣州民國日報》上接連數日發表「已無存書」的布告，大有洛陽紙貴之勢。

  在國民黨內引起如此大的反響，戴季陶深感欣慰。但他對國民黨右派利用他的言論作為攻擊共產黨的武器，十分不滿。他認為自己的初衷是為了救國民黨，而右派的目的則是「反革命」。他不願看到那些「真正之反革命者，欲利用我之理論，而達其目的」，曲解其觀點，給共產黨人提供更多的批評口實，申言自己本「欲為三民主義作一忠實的擁護者，其結果只為反革命者供資料供談助，事之傷心寧有甚於此者乎？」戴季陶還指責國民黨右派「不顧大局，不明事理，不知時代之關係，不解革命之意義，更不聽我苦心孤詣之勸告，與痛哭流涕之批評，反欲借我徹底的為國民革命而發之理論與實際政策，達其反革命之目的」。

  鑑於戴季陶論著的廣泛影響，中共自然要奮起反擊。陳獨秀斥責戴季陶在理論方面「只看見民族爭鬥的需要，不看見階級爭鬥的需要」，在態度方面，「以為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不是促進國民黨而是陰謀破壞國民黨」。一時間，中共機關刊物發表大量文章，對戴季陶口誅筆伐，把他列為與帝國主義、軍閥同等罪惡的「反革命右派」。在中共猛烈的文字圍剿下，戴季陶幾乎沒有回擊的餘地，但戴氏卻亦因此而聲名大振。「戴季陶主義」的稱呼亦因之而出籠。

  按照戴季陶原定的寫作計劃，《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分前、後兩篇，已出版的只是前篇。在共產黨的強烈要求下，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發出通告，予戴季陶以嚴厲批評，並下令銷毀其《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其後篇也就胎死腹中了。

  就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出版前後，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兼工人、農民兩部部長、國民政府委員、財政部長兼廣東財政廳長廖仲愷於1925年8月20日遇刺身亡。廖案的發生，顯示國民黨內「容共」與反共之爭，已達到白熱化的程度。

  廖仲愷本系華僑出身，早年受過西方教育，27歲時參加同盟會。「五四」前後，廖氏曾熱心於以土地分配為中心的經濟、社會問題之研究。孫中山醞釀改組國民黨時，廖仲愷是「聯俄容共」政策的熱心推動者。國民黨改組後，廖對農工運動積極支持，對中共黨人頗為信任。反對「容共」和反對共產黨的國民黨人對廖頗不諒解，甚至視廖氏為共產黨員；而廖仲愷在言論上時常流露出對一部分老同志的不滿，亦是招人懷恨而致殺害的一個重要原因。

  廖案發生後，原來長期聚集在廣州堅持反共和反「容共」政策的一批國民黨員因恐受到牽連，大多逃離廣州。國民黨高層人事也隨之發生變動。汪精衛的政治競爭者胡漢民和蔣介石的軍事競爭者許崇智相繼被排擠出局。廣州出現了汪蔣合作的局面。整個國民黨中央日顯左傾。鮑羅廷和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也更為加強。當然，這只是現象的一個側面，另一側面則是國民黨內排拒共產黨的右翼力量亦在進行新一輪的聚集和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