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

  中共對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耿耿於懷。相隔一個多月以後，中共中央還專門召開會議，就鮑羅廷和瞿秋白在國民黨二中全會上所犯的「錯誤」做出決議。決議認為，由於鮑羅廷中了孫中山的圈套而導致中共「遭到兩大失敗」：一是「我們落到被告席上而未占有反右鬥士的地位」，結果，「中派得以不聲不響地迴避對右派鎮壓措施的問題，很順利地對我們發起攻勢」；二是會議通過成立國際聯絡委員會，等於共產國際和中共承認國民黨有權調查共產黨的活動。中共對此深感屈辱。

  中共中央對孫中山的派系屬性又重新作了認定，不僅認為國民黨中除了中共黨員之外無左派，而且斷言孫中山等中派「也未必能認為是中派」，因為他們的主要觀點和行動，如試圖利用反動軍閥來進行戰爭，迴避捍衛工農利益等，與右派的活動完全一致；「他們始終同右派實行妥協來鎮壓左派（共產黨人）」。中共中央認為，不僅國民黨中的許多右派分子是反動的，而且不少中派分子也很難走上革命道路，而鮑羅廷過高地估計了國民黨中派的作用並同它達成了妥協，並錯誤地支持國民黨的軍事行動。

  在方針政策上，中共中央對孫中山和國民黨的一些做法仍時有批評和不同意見，認為孫中山的主要精力仍放在軍事行動上，一切還是以武力推翻北京政府為目標，而在中共看來，革命應以宣傳和組織群眾為重心，反對孫中山進行北伐去援助張作霖和盧永祥。

  中共中央對黃埔軍校也甚表不滿，認為「這個軍校與其他任何一個軍閥的軍校沒有什麼區別」，聲稱右派軍官千方百計阻撓政治工作，政委廖仲愷沒有把工作開展起來，無政府主義者在學校甚為活躍。

  當中共在報刊上公開批評國民黨時，國民黨人十分反感。《廣州民國日報》指責《嚮導》周報率意批評國民黨。國民黨中央亦為此公開警告過《嚮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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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孫中山在二中全會閉幕式上公開斥責了反對「容共」政策的國民黨員，但他在私下場合的言談中，對中共黨員亦頗表不滿。據譚平山報告：「孫博士同我們的韓麟符同志談話時公開講，中國共產黨人在共產國際面前破壞國民黨的威信，說什麼國民黨是一個不好的黨。博士說，列寧本來是想要他當共產黨的創始人的，因為陳獨秀在民眾中沒有多大的影響，而他過去和現在都有很大影響。可是，中國共產黨人破壞了國民黨的威信，結果陳獨秀成了共產黨的創始人……博士曾對國民黨人說，中國的共產黨完全不值一提，都是些在政治上沒有修養的年輕人，不值得重視，讓他們去闖，不要管他們。國民黨人，包括博士本人，都看不起共產黨，根本不想同共產黨一道工作。」

  一屆二中全會後，國民黨內懷疑和反對「容共」政策的勢力並未收斂。上海既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和共產黨人的活動中心，也是國民黨內反對「容共」的勢力比較集中的地方。兩黨黨員在上海的衝突亦較其他地區激烈。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原本掌控在擁護改組、贊同「容共」的胡漢民、汪精衛等人之手，後因胡、汪相繼赴粵，乃由另一位國民黨中委、上海《民國日報》總編輯葉楚傖出掌全責。1924年8月1日，上海部分反共黨員周頌西、喻育之、曾貫五等集會討論處置共產分子問題，引發兩黨黨員之間一場惡性鬥毆。越日，喻育之等又赴上海執行部，痛毆跨黨黨員邵力子，雙方激成劍拔弩張之勢。上海執行部組織秘書毛澤東、宣傳秘書惲代英等共產黨人聯名上書孫中山，要求嚴懲打人兇手，並指控葉楚傖「主持不力，跡近縱容」。

  兩個多月後，上海反對「容共」的國民黨人與跨黨的共產黨人之間因對當時正在進行的江浙戰爭態度不合，再度發生激烈衝突。衝突中，上海大學社會系學生、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黃仁被推下講台摔傷致死。此事引發中共方面的激烈反應，除了通電和報刊言論痛加譴責外，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在瞿秋白、毛澤東等委員的堅持下，通過了懲凶、撫恤等決議，宣布開除打人者童理璋、喻育之兩人的黨籍，並發表宣言，宣布參與和指使凶毆的國民黨員為「國民之公敵」，指稱其行為「為帝國主義及軍閥奸細賣國賣民之反革命行動」。上海執行部宣言發表的次日，葉楚傖遭到張繼等人的激烈指責。面對來自兩方面的壓力，葉楚傖遞交辭呈，請求辭去上海《民國日報》總編輯職務，拒絕繼續負責上海執行部的工作。葉楚傖辭職後，中共中央想趁機將上海執行部和上海《民國日報》更大程度地掌握在手。

  中共內部不少人感到很難同國民黨繼續合作下去。譚平山聲稱，只要共產黨員仍然和國民黨捆在一起，共產黨就一事無成。他舉例說：國民黨的工人部長參與鎮壓工人罷工，農民部長在工作時大抽其鴉片，令在工人部和農民部的中共黨員無法開展工作；在黃埔軍校，雖然有不少共產黨人在裡面擔任職務，但都沒有鞏固的陣地，領導權完全掌握在國民黨人手中；為了反抗商團叛亂，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希望能夠領到武器，但孫中山就是不願給。譚平山認為：「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很難同國民黨再繼續合作下去。我要說，我們最終只有兩條路：要麼消滅反革命的右派，根據國民黨的紀律把他們開除出去，要麼建立一個新的國民革命黨。」

  中共中央在給譚平山等人的指示信中，態度十分明朗地說：共產黨員無論如何不得同國民黨中派一道去鎮壓罷工和壓迫工人；當國民黨中派領導人執意反對工農的時候，共產黨員可以退出工人部和農民部，同工人農民一道進行反對中派的鬥爭。但鮑羅廷對此表示反對。鮑羅廷認為：只要退出一個部，那就意味著退出國民黨，而退出國民黨，意味著共產黨已經取得的大量陣地都會白白喪失掉。中共中央十分不滿鮑羅廷對孫中山的妥協讓步。中共中央要求莫斯科停止在軍事方面為國民黨提供任何形式的援助，從而迫使孫中山和國民黨真正左轉，改變其只注重軍事和與軍閥結盟的錯誤方針。

  為了抵制鮑羅廷的「錯誤路線」，中共中央於1924年9月下旬專門派高尚德前往廣州坐鎮，以便貫徹中共中央的有關決定。但因廣州商團與國民黨政府的衝突加劇，後者甚至面臨被商團武裝推翻的嚴重局面。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人不得不站在國民黨一邊，同仇敵愾，要不要退出國民黨的問題，自然退居其次了。10月初，首批蘇俄武器運抵黃埔。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總司令，並發放武器武裝工人和農民。在國民黨領導的正規軍和共產黨領導的工人糾察隊的配合下，商團事件一舉平定。商團事件大概是孫中山逝世前國共兩黨最值得提及的一次合作了。孫中山對此相當滿意。

  馮玉祥在北京發動兵變，推翻直系曹錕政權後，電邀孫中山北上主持國家大計。中共中央反對孫中山北上，認為北京政變不過是美國把吳佩孚撤掉，代之以馮玉祥，實質上沒有發生什麼變化，人民不會因此受益，國家的解放事業也不會有絲毫進步。加拉罕和鮑羅廷則持不同意見，認為北京政變給國民黨提供了一個登上國民革命大舞台並成為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大政黨的極好機會。孫中山接受了鮑羅廷等人的意見。當孫中山啟程北上後，中共中央覺得再堅持自己的看法已毫無意義，只好轉而配合孫中山北上，進行國民會議的宣傳鼓動工作。

  此時，國共黨員之間的糾紛仍在潛滋暗長。中共內部，出現一股要同國民黨決裂的潮流。1925年1月中共四大通過的決議，更加充滿革命性和戰鬥性，如進一步強調無產階級的地位和作用，強調中國革命與世界革命的密切聯繫，強調無產階級政黨參加民族運動時保持獨立地位與階級鬥爭目標的極端必要性，甚至提出了要爭取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的主張。中共中央在檢討一年來黨所犯的各種「錯誤」之後，決定採取新的方針：（1）反對國民黨內部的階級調和傾向，努力保存階級鬥爭的成分；（2）承認國民黨是中國民族運動中的一個重要工具，然亦僅僅是一個重要工具；（3）擴大國民黨左派的力量，推動中派左傾；（4）凡是國民黨政權所及之地，中共應即公開活動；對於國民黨政治上的妥協政策，尤其是不利於工人、農民的行動，中共必須號召工人、農民起來反抗；今後中共的黨員以及在中共指導之下的產業工人，必須有工作上的需要才加入國民黨。

  國民黨內馮自由等一批反對「容共」的老黨員仍在積極活動。孫中山雖然宣布將馮自由開除出黨，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實際並未執行。馮自由離開廣東轉赴上海，與田桐、章太炎等一批老同盟會員聯絡，很快聚集一批同情者。1924年12月，馮自由、田桐、章太炎、居正、馬君武、茅祖權、劉成禺、焦子靜等在上海以「護黨救國」為名，決定「重行集合」。在天津的江偉藩等人起而響應，公開聲稱要驅逐國民黨內的共產分子。北京亦有部分國民黨員組成「各省區國民黨護黨同志駐京辦事處」，號稱有成員400餘人。

  1925年1月7日，馮自由等發起成立「國民黨海內外同志衛黨同盟會」，宣稱其行動目標是開除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不信任汪精衛等包辦國民黨黨務。次日，該會與「各省區國民黨護黨同志駐京辦事處」共同集會，並議定聯合行動方針，雙方決定，暫不直接提出根本否定「容共」政策和驅逐共產派的要求，由兩會各自依據「護黨」目的，分別公開發表文電，爭取全黨同情，以確保黨權不落入共產黨人之手。

  3月8日，馮自由等在北京大學集會，宣布成立「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其章程規定，俱樂部以孫中山先生為總理，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60人為總理事，組織總部理事會，輔助總理執行總部一切事務，凡前同盟會會員、民國元年國民黨黨員、民國3年中華革命黨黨員以及民國9年中國國民黨黨員，均可加入。這意味著將1924年改組後新加入的黨員排除在外。據該俱樂部1個月後公布的消息，其推舉出理事59人。從其章程看，「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實際上是在國民黨之外另立新黨，至少是另立黨中央。鮑羅廷當時就指出：俱樂部實際上是一個新黨，其章程同黨章沒有什麼不同，差別只在於其成員資格限定為四類黨員。鮑羅廷將這四類黨員稱之為國民黨的「老近衛軍」。

  馮自由等人的分裂行動，在國民黨內引起強烈反響，既有公開聲明表示同情和支持者，如章太炎、唐紹儀等在上海宣布組織「辛亥同志俱樂部」，「各省區國民黨護黨同志駐京辦事處」宣布改組為「中國國民黨各省駐京護黨委員聯合會」；也有一批被列名為「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理事的老黨員登報聲明與俱樂部無關，包括張繼、田桐、柏文蔚、焦易堂、王用賓、孫科、熊克武、譚延、程潛、范石生、鄧澤如、吳鐵城、伍朝樞等。張繼的表現尤為激烈。當俱樂部召開成立大會之日，他親至會場，「拍案大罵，直斥馮等叛黨無恥，喪失人格」。3月12日孫中山逝世後，他甚至對自己當初反對「容共」的做法有所反省。他說：「先生在世時，我雖曾主張與共產派分家，但是如今先生剛去世，我可不忍這樣主張了。回想先生生前的主意有時與我們的主意不相同，固亦偶然有他錯我們對了的時候，但大半是他對我們錯。他主張新弟兄們來合夥，而我們不願意，或許是他對我們錯了，亦未可定，現在決定和新弟兄們分家，我可很是懷疑。」

  作為國民黨的創始人和黨魁，孫中山自始至終強調黨員對他的絕對服從。他告誡那些懷疑「容共」政策的國民黨員說：「本總理受之在前，黨人即不應議之於後。」對於共產黨員跨黨，儘管有很多國民黨人提出質疑和控告，但孫中山一直堅持不動搖。在其領袖魅力和強勢威權震懾下，國共兩黨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受到相當的抑制和約束。也因為此，孫中山一旦撒手人寰，高居兩黨之上的制約力量頓時不復存在，兩黨關係勢將陷入日趨緊張的境地。

  國共合作一年多來，中共黨員數量雖沒有顯著增加，但中共的組織能量無疑大為膨脹。1925年4月，史達林在和維經斯基的一次談話中還對中國共產黨人「寄人籬下」表示憂慮。他擔心共產黨人已溶化在國民黨中，喪失自己獨立的組織，受到國民黨的「虐待」。當他從維經斯基那裡獲知共產黨不僅有自己的組織，而且比國民黨更團結，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享有批評權，國民黨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共產黨人做的等等情況時，甚感驚訝。亦因為此，在孫中山去世後，鮑羅廷對國民革命的形勢作了一個充滿樂觀的估計。他說，國民黨左、右派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早就應該將國民黨右派開除出黨，只因孫中山持有不同看法，孫在世時將右派開除出黨是不合適的。孫去世後，國民黨右派率先挑起分裂，成立了自己的俱樂部，這種分裂將對我們有利。鮑羅廷分析說，國民黨在農民和工人中開展的全部工作都是在中共領導下進行的，學生的反帝運動和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也主要是在中共領導下進行的，「可以大膽地說，國民革命運動整個戰線的實際工作，無論現在還是將來都會掌握在左派手中」。鮑羅廷提出，中共的首要任務是要「把國民黨的一切地方組織都掌握在我們手中」。

  維經斯基同意鮑羅廷對中共力量的樂觀判斷，但認為鮑羅廷對國民黨右派的力量估計不足。在他看來，右派正在聚集自己的力量，同中共的鬥爭將更堅決。儘管兩人對形勢的判斷有異，但做出的決策則基本相同。維經斯基主張「共產黨人應該打著國民黨左派的旗幟站在運動的最前列」。

  中共中央在孫中山逝世後亦決定採取積極發展的路線，提出要大力徵求黨員，擴充左派，準備在國民黨二大上和右派決一雌雄。這意味著，孫中山逝世後，國共兩黨間的矛盾和對立，勢將進一步釋放和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