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彈劾共產黨案

  國民黨內部對孫中山的「容共」政策，一開始就存有意見分歧。反對中共跨黨的聲音在孫中山「容共」之初就已傳出。馮自由、馬素、鄧澤如、林直勉、劉成禺、謝英伯等一批人，在孫中山醞釀改組國民黨時，即明確表示反對共產黨跨黨。據國民黨一大前夕上海中央幹部會議的記錄，張繼、彭素民、張秋白、居正、呂志伊等人在會上不同程度地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表示疑慮。北京、上海、漢口等地均有因共產黨員跨黨而引發的糾紛發生。綜括各種反對的理由，主要有這樣幾種：（1）認為中共受蘇俄操縱指使，背後別具陰謀；（2）認為兩黨「主義」不合，不能相容；（3）擔心中共喧賓奪主，「恐本黨名義被彼利用」，國民黨將因此而「失卻獨立之地位與組織之中心」；（4）對大黨之內包容小黨的合作形式表示疑慮，譬如「孫行者跳入豬精的腹內打跟斗，使金箍棒，豬精如何受得了」；（5）對中共黨、團員加入國民黨後，是否對國民黨忠誠表示懷疑，認為中共「未必可以完全服從於我」，不過「借國民黨之軀殼，注入共產黨之靈魂」。

  

  中共黨、團員加入國民黨後，勢必與國民黨原有黨員爭奪政治資源。國民黨一大代表選舉時，各地中共黨員「居然以少數競選勝利」，使一些老國民黨人甚感不安和不快。一大產生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中，新加入的共產黨人占了近四分之一的席位，一些重要的職能部門亦落入共產黨人的掌控中。國民黨中央黨部從上海移駐廣州，脫離了老黨員聚集的中心地上海。黨內新選任的幹部大都是支持「容共」政策的中青年黨員。過去長期得到孫中山倚重的一批老黨員受到冷落，甚感失落和不滿。如居正、謝持等人或不辭而別，或去鄉下務農，以示消極抗議。另一位長期協助孫中山從事黨務組織和宣傳活動的田桐，在得知一大選舉結果後，專程從上海趕赴廣州，當面向孫中山「抗爭三次」，不得結果，鬱郁而歸。

  國民黨一大閉幕後，孫中山任命共產黨員譚平山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負責國民黨的組織發展工作。譚平山在分派人員籌建和拓展各地地方黨務時，自然更多地依靠共產黨員和青年團員，從而使不少國民黨地方黨部落入共產黨人的掌控中。這難免影響了相關地區國民黨人的既得利益。一些地方的工會、學生會等民眾團體和基層黨部，相繼出現兩黨黨員的糾紛與衝突，有的展開理論爭辯，有的由文斗演為武鬥。

  國民黨改組前，其老黨員主要是一批海外華僑和國內知識精英。他們的家庭出身和切身經驗使他們很難接受共產黨人的階級革命理念。而激進的青年共產黨人堅信自己的階級地位和政治覺悟均優越於國民黨人，有意想「改造國民黨」，對國民黨不時發表一些批評性言論，令國民黨人甚感不快。胡漢民本是擁護和支持「容共」政策的人，但他對中共的某些說法，比如把國民黨與民族資產階級劃等號，而認為自己代表無產階級，就表示不能接受。1924年5月14日《廣州民國日報》發表文章指出：近有所謂新青年者，好規人過失，不滿於民國紀元前之革命運動，盡情嘲罵，不留餘地，徒震驚於俄國革命，認為創舉，僅以成敗論英雄，完全不把國人崇敬之先烈放在眼內云云，大致代表了國民黨人對中共批評的反應。

  根據共產國際的組織章程，中共作為共產國際的支部，必須服從共產國際的指揮。共產國際實際又受俄共中央的直接領導。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兩黨對蘇俄的態度自然有所不同。一個典型的例子：1924年3-4月間，蘇俄與北京政府準備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為了配合蘇俄政府對華外交談判，且基於列寧關於民族自決的觀點，中共在輿論宣傳上不僅公開主張北京政府與蘇俄政府相互承認，而且公開發表文章主張予外蒙古以自決權。而國民黨人對蘇俄的做法則大多持激烈的批評甚至抨擊態度。兩黨黨員為此展開了一場公開的論爭。國民黨員孫鏡亞向孫中山檢控李大釗等中共黨員「違反黨紀承認北京政府」；朱和中亦上書孫中山批評上海《民國日報》和《新青年》等報刊在中俄條約及外蒙古問題上「出言不慎，招惹是非，影響本黨甚巨」。孫中山分別指示：「著中央執行委員會查明有無其事；著中央執行委員會嚴頒紀律，禁止本黨各報之狂妄。」

  孫中山的態度鼓舞了本來對「聯俄容共」政策持懷疑和反對態度的國民黨老黨員們。1924年4月，國民黨老黨員們尋獲到一冊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第7號），內中載有1923年6月中共三大所作《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三屆一中全會關於《同志們在國民黨工作及態度決議案》和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擴大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之報告及決議等文件。嚴格說來，這些中共黨團文件，尚是國共合作之初中共告誡黨團員在國民黨內謹小慎微、自我約束、注意與國民黨人團結合作和幫助國民黨發展組織的有關決議，對國民黨並無「破壞」之陰謀。但國民黨老黨員們仍對這些文件反響強烈。主要是這些文件證明了中共在國民黨內進行秘密的有組織的「黨團」活動，並有在國民黨左派中吸收黨員、擴展組織的計劃和指示。如文件中提到：「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之基礎。……本團（指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員加入國民黨，當受本團各級執行委員會之指揮，但本團之各級執行委員會，當受中國共產黨及其各級執行委員會對於團員加入國民黨問題之種種指揮。本團團員在國民黨中：（1）應贊助中國共產黨黨員之主張，與其言語行動完全一致；（2）本團應保存本團獨立的嚴密的組織。」

  國民黨老黨員們對中共在國民黨內從事「黨團」活動早有懷疑，但一直苦於沒有證據，故當獲得這批中共黨團文件後，頗為興奮。6月18日，張繼、謝持、鄧澤如等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的身份將上列中共黨團文件提交給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39次會議，並提出彈劾共產黨案。考慮到孫中山的「容共」政策不能觸動，彈劾案特意申明不反對「容共」政策，只從黨紀角度彈劾共產黨。彈劾內容主要有以下幾點：

  1.為國民黨之生存發展著想，絕對不宜黨中有黨；「以跨黨之人，同時辦理兩黨同一之事，而其人偏重於固有之黨，其結果可以想見」；中共在國民黨中有黨團活動，即表明不忠實於國民黨，欺矇總理。

  2.中共經常以其對於時局之主張，強加於國民黨，如蘇俄與北京政府簽訂《中俄解決懸案大綱》，相互承認對方政府為一國之合法政府，中共竟以蘇俄之立場為立場，只知有第三國際，未嘗計及國民黨。

  3.中共黨、團員既加入國民黨為黨員，即不應對國民黨的主義及行動妄加批評和指摘，而共產黨人竟在國民黨報紙上作「國民革命為資產階級不徹底之革命」之類不利於國民黨的宣傳。

  在6月18日的會議上，張繼、謝持與廖仲愷為彈劾共產黨案發生了激烈的爭執，會議不歡而散。6月25日，謝持、張繼在廣州東山鮑羅廷寓所，就中共「黨團」問題與鮑羅廷進行了兩個半小時的論辯。張繼認為，中國共產黨本來無足輕重，但蘇俄通過中國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來操縱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成了「俄國之子」，而中國國民黨只是「俄國之友」。鑒此，張繼、謝持單刀直入地質問鮑羅廷：「中國共產黨不能自己作主，須受第三國際指揮，第三國際為蘇俄所創造，又須受蘇俄指揮。然則俄國對中國革命，究取何種態度？是否只求友於中國國民黨，抑同時扶助共產黨，雙方並進乎？」針對張繼、謝持的詰問，鮑羅廷一方面承認「第三國際認定中國革命只能用國民黨黨綱，不能用他種主義，故使中國共產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全部加入國民黨」；另一方面鮑又歷數國民黨的缺點，申言「國民黨已死，國民黨已不成黨，只可說有國民黨員，不可說有國民黨。加入新分子如共產黨者，組織黨團，可引起舊黨員之競爭心，則黨可復活」。張繼、謝持認為中共在國民黨內作「黨團」活動是萬不能容許的。鮑羅廷毫不含糊地回答說：「今日兩者本互相利用，國民黨利用共產黨，共產黨利用國民黨，唯兩相利用之結果，國民黨更多利益。」張繼、謝持對鮑羅廷的強橫態度十分不滿。

  在監察委員彈劾案提出前後，國民黨中央還收到約20件來自北京、上海、廣州等地國民黨人控告共產黨的案件，列名連署的黨員在2000人左右。控告的理由，不外中共在國民黨內另樹一幟，假借名義，操縱把持，不忠於國民黨，主張兩黨只可合作，不可合併，要求開除共產黨員的國民黨黨籍等。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共黨內，也有人擔心共產黨會被國民黨溶化而主張與國民黨決裂者。這意味著兩黨內部均有人顧慮「黨內合作」形式會使各自的黨吃虧。

  7月3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召開第40次會議，張繼、謝持再次提請與會委員對彈劾共產黨案詳加討論。出席會議的國民黨中委共10人：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邵元沖、林森、張繼、林祖涵、鄒魯、柏文蔚、譚平山。會上，張繼與譚平山展開了長達兩個小時的激烈爭論。張繼主要提出如下幾點看法：

  1.蘇俄企圖獲取指揮和控制東方革命的權力；

  2.蘇俄既與革命政府保持密切關係，又與北京政府簽訂協定，是一種不光彩的行為；

  3.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會控制國民黨的事業和行動；

  4.自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以來，只給國民黨帶來了麻煩。

  譚平山針對張繼的言論一一予以反駁。汪精衛、廖仲愷、林森、柏文蔚等亦表示不贊同張繼的一些說法。胡漢民、邵元沖則建議召開專門會議來研究解決，並請總理孫中山直接徵求第三國際的意見。會議最後決定提請孫中山召集中央全會討論解決。孫中山同意在8月中旬召開一次中央全會來討論解決共產黨的問題。

  獲悉國民黨將開專門會議來裁決共產黨問題，中共中央領導人甚表不滿。7月13日，陳獨秀致信維經斯基，告知這一情況，認為「孫中山雖不會馬上拋棄我們，但根本無意制止反動派對我們的攻擊」。陳獨秀對國民黨內的左右派作了重新界定和劃分。他認為，國民黨內主要是右派反共分子在活動，如果說還有一定數量的左派，那是我們自己的同志；過去認為是左派的孫中山和另外幾個國民黨領導人，其實只能算是中派，而不是左派。陳獨秀斷言，如果現在支持國民黨，就只會是支持國民黨右派。陳獨秀要求共產國際制定新的政策，「我們不應該沒有任何條件和限制地支持國民黨，而只支持左派所掌握的某些活動方式，否則，我們就是在幫助我們的敵人，為自己收買反對派。」

  7月21日，中共中央向各區委、各地委和各獨立組織發出通告，布置新的應對之策，強調「我們在國民黨的工作，甚重要而又極困難，各地同志應有不斷的注意與努力！」通告指出：自中共中央擴大執行委員會召開後，國民黨內的大部分黨員對我們或明或暗的攻擊、排擠日甚一日，只有極少數領袖如孫中山、廖仲愷等尚未有和我們分離的決心，然亦決不願開罪於右派分子。鑒此，「我們為圖革命的勢力聯合計，決不願分離的言論與事實出於我方，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但對於國民黨「非革命的右傾政策，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中共中央為此提出了五條應對之策：

  1.向國民黨中央反映不滿右派的意見，檢舉右派的錯誤言行；

  2.在國民黨各級黨部開會時，開展左右派不同政見的討論；

  3.今後凡非表示左傾的分子，不介紹入國民黨；

  4.努力爭取或維持本黨對工人、農民、學生及市民各團體的控制權，盡力排除右派勢力的侵入；

  5.在各地組織「國民對外協會」，以形成國民黨左翼或「未來的新國民黨之結合」。

  值得注意的是，鮑羅廷在與張繼、謝持談話之後不久，其態度又有所軟化。他擔心讓國民黨左派去打擊國民黨右派，會導致國民黨「滅亡」。7月15日，他召集中共廣東區委舉行會議，就中國南方政治局勢和中共在國民黨中的工作問題作了報告。在報告中，鮑羅廷改變了20天前與張繼、謝持談話時所斷言的「國民黨已死，國民黨已不成黨」的看法，認為國民黨還沒有完全放棄一大所通過的行動綱領，因此共產黨人不應該退出國民黨。在鮑羅廷的授意下，中共廣東區委通過了一項反對中共中央方針的決議，指出「在準備可能退出國民黨的問題上，我黨實際上走上了一條不正確的道路」。7月18日，鮑羅廷在致瞿秋白的信中，再次強調「我們的同志現在對可能退出國民黨的問題考慮太多，因此很少從事在右派和左派之間加楔子的工作」。

  對於國共之間的糾紛，孫中山通常扮演居中調停的角色。孫中山自信對國共兩黨都能懾服。他曾申言：「共產黨能守吾黨範圍，吾默化之；不能，吾自有處理之法。」孫中山也清楚，自共產黨人加入國民黨後，明顯推進了國民黨的組織發展；年輕、激進的共產黨人所表現出來的革命朝氣和銳氣，與那些保守的、暮氣沉沉的老國民黨員形成鮮明對比。他不能容忍國民黨老黨員們反對「容共」政策，也不能放任各地黨員之間日趨激烈的糾紛，但另一方面，他又能體諒和理解老黨員們的舉動，不懷疑他們對自己和對黨的忠誠，而且老黨員們的某些做法，也未嘗不是對年輕氣盛的共產黨人之偏激言行的一種制衡。孫中山甚至有意利用張繼等人的彈劾案將共產黨人適度抑制。對孫中山來說，無論是共產黨年輕人，還是國民黨老同志，都必須服從他的黨魁權威。為此，孫中山採取了兩個舉動：一是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以抑制老黨員；一是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以抑制共產黨人。

  中央政治委員會於7月11日宣布成立，孫中山自任主席，指派胡漢民、汪精衛、廖仲愷、譚平山（後由瞿秋白代）、伍朝樞、邵元沖為委員，聘鮑羅廷為高等顧問。從法理上講，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和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構，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在國民黨黨章上沒有法理依據。孫中山的意圖，顯然是想通過中央政治委員會加強其個人集權，倚靠少數擁護其聯俄容共政策的幹部，擺脫中央執監委員會內一批保守落伍的老同志的掣肘，將後者排除在決策圈之外。張繼等老同志聽說設立中央政治委員會是鮑羅廷的建議，深感不安。因為鮑羅廷不僅是國民黨的「組織教練員」，而且是中央政治委員會的「高等顧問」，有了這兩重身份，鮑羅廷更可名正言順地直接參與國民黨中央的最高決策。張繼曾極力反對孫中山聘鮑羅廷為政治委員會高等顧問，但未能如願。

  據陳獨秀說，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也是鮑羅廷的建議。但據鮑羅廷給莫斯科的報告，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是孫中山自己的動議。鮑羅廷分析，孫中山對於監察委員彈劾共產黨案，實際上是站在中派的立場。孫中山希望既能控制民眾，又能安撫帝國主義者。為此他們既需要共產黨員，又需要右派，只是要共產黨員服從自己的領導。孫中山聲稱：為什麼共產黨員要保守自己的秘密？如果這些秘密確實有利於國民黨，不妨把它們公布於眾，這樣反對者就沒有任何攻擊共產黨的理由了。孫中山懷疑中共企圖通過壟斷與共產國際的聯繫來壟斷中國革命。為此，他建議成立一個直屬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的國際聯絡委員會，共產國際的所有指示都透過該委員會來傳遞。這樣一來，國民黨就能知道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對自己的態度，並可切斷共產國際與中共的直接聯繫。

  為了紓解孫中山等人的疑慮，鮑羅廷同意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建立直接聯絡的辦法來解決對中共的不信任問題。8月1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舉行第5次會議。是日出席會議的有胡漢民、廖仲愷、瞿秋白、伍朝樞等人。鮑羅廷以顧問身份列席。會議決議由共產國際和國、共兩黨各舉代表一人設立聯絡委員會，共同商議解決糾紛。

  8月15日，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開幕。19日開始討論彈劾共產黨案，34件相關提案一併討論。與會中委（包括中執委和中監委）20人，其中中共黨員占五分之一。張繼首先就監察委員彈劾書的旨趣及其個人意見作了一個冗長的說明，隨即指責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作「黨團」活動為不守信義，聲稱中共要對兩黨黨員間的糾紛負責，認為中共「跨黨徒滋紛擾」，國共兩黨「以分立為要」。張繼最後還強調「革命黨人應有自尊精神，以俄為摯友則可，以俄為宗旨則不可」。

  對於張繼的主張，覃振表示支持，認為「非速謀救濟方法，恐糾紛愈形擴大」。覃振還提出兩個解決辦法：一是國民黨員不得任意加入其他政黨，凡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者，應專心從事國民黨的工作，不得援引國民黨黨員重新加入共產黨及為共產黨徵求黨員；二是在中央黨部加設國際宣傳委員會，將三民主義貢獻於國際，國際主張亦得以輸入於中國。

  瞿秋白代表中共對張繼的指責和主張進行了辯駁，指出張繼所建議的「分立」，實際意味著開除共產黨員，而這隻有在國民黨改變其政治路線、不再進行反帝鬥爭、不再支持勞動大眾的革命運動時才會發生。瞿申言：「所謂黨團作用之嫌疑，實為惹起此次糾紛之端。實則既准跨黨，便不能無黨團之嫌疑。國民黨外既然有一共產黨存在，則國民黨內便不能使共產派無一致之行動。況既謂之派，思想言論必有相類之處，既有黨外之黨，則其一致行動更無可疑。」

  19日的討論未有結果。20日繼續開會，仍未獲任何結論。是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召集第6次會議，亦對此問題加以討論，擬定出兩個草案：一是《國民黨內共產黨派問題》，一是《中國國民黨與世界革命聯絡問題》。21日，中央全會繼續開會討論共產派問題。汪精衛將政治委員會擬定的兩個草案提交全會，並對兩草案作了一個說明。汪稱：「綜核現在黨內糾紛情形，約有三派：（甲）認共產派合作為有害；（乙）認共產派合作為有益；（丙）認共產派跨黨無害，而有秘密黨團作用則有害，若能使這個秘密公開，則黨團作用自可消除。准此三點觀察，癥結所在甚屬明了……再有須注意者，共產黨與共產黨員不同，共產黨員為共產黨守秘密是當然的，只有本黨直接與第三國際從聯絡方面來協商，庶彼此不致誤會，無所容其秘密矣。」會議主席胡漢民接著發言說：「這次黨內糾紛主要原因，即在發現團刊之後，情感愈形險惡。但細察團刊內容，用語不當處固多，而內容確無其他惡意，不能即認為是一個有陰謀的黨團。現在唯一的解決方法，比較的照政治委員會草案甚為適當。」汪精衛還宣讀了監察委員李石曾的來函。李函稱：「弟非國際共產黨，亦非參與兩黨合作之人，但兩黨既合作如前，萬不宜分裂於後。」討論至此，主席胡漢民遂以政治委員會擬定的兩草案提付表決，獲得一致通過。草案一方面同意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對於與中共的關係，及其與共產國際的關係，仍「有守秘密之必要」；「中國國民黨對於加入本黨之共產主義者，只問其行動是否合於國民黨主義政綱，而不問其他；至於本黨之外存在之中國共產黨，作為非共產主義政黨之國民黨，對其存在及其黨員之行動，殊無監督之必要」；另一方面又決定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內設立國際聯絡委員會，負責與第三國際「協商中國共產黨之活動與中國國民黨有關係者之聯絡方法」。

  在反對「容共」政策的國民黨人看來，成立國際聯絡委員會實際上毫無意義。他們既不相信共產黨，亦不相信蘇俄和共產國際，自然不贊成通過加強與共產國際聯絡的辦法來解決兩黨糾紛。故他們對會議的結果深表失望。實際上，這一結果亦在他們的意料之中。尚在會議召開之前，他們即對通過召開中央全會討論解決彈劾共產黨案表示不信任。因為「中央執行委員中，頗多共產黨員及傾向該黨之人，以之解決此案，萬無正當辦法」。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對會議結果也深表不滿。會議期間，遠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獲悉將成立國際聯絡委員會的消息後，立即致信廣州的鮑羅廷和瞿秋白：（1）禁止在國民黨會議上辯論任何有關共產黨的問題，禁止瞿秋白以黨的名義在國民黨的會議上發言；（2）中共中央拒絕承認國民黨中政會下屬的國際聯絡委員會；（3）責成中共同志在國民黨全會上對反革命分子採取進攻態勢，從防禦轉入進攻的時機已經到來。但中共中央8月27日從上海發出的信，傳遞到廣州鮑、瞿之手時，國民黨一屆二中全會已經閉幕（9月1日閉幕）。陳獨秀一氣之下，將瞿秋白召回，斥責其「擅稱代表」。9月7日，陳獨秀在寫給維經斯基的信中抱怨說：國民黨這次會議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打擊，孫中山在口頭上保持中立，實際上是利用右派的壓力和反共宣傳來壓制我們，目的在於把中國共產黨置於國民黨的領導之下。陳獨秀認為鮑羅廷上了孫中山等人的圈套。他請維經斯基轉告共產國際：「像我們這樣年輕的黨，很難把工作做好。我們始終需要共產國際的好的建議和指示。請建議共產國際提醒鮑羅廷同志，同孫中山打交道必須十分謹慎，否則他還會上圈套，還要提醒他始終要同我們党進行協商。」

  在陳獨秀看來，國際聯絡委員會隸屬於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並且擁有解決兩黨問題的全權，等於承認國民黨有權干涉共產黨的活動，故不能接受。但鮑羅廷認為，這種做法只是「哄騙右派之一種方法，事實上該項工作，殊難實現」，甚至也不是孫中山等中派所期望的一個經常從莫斯科得到指示並凌駕於兩黨之上的組織，其任務只限於弄清楚共產國際和中共對國民黨的態度。據鮑羅廷會後的報告，當決議案一通過，孫中山等中派即感到陷入了自欺欺人的境地。孫中山在會議閉幕時問與會者們說：「你們能否確信，在全會通過決議後，同共產黨員就不會再有摩擦和爭論了呢？」李烈鈞和程潛回答說：「如果從這時起全體同志同心同德地積極地進行國民革命工作，我們認為不會再有摩擦。」張繼回答說：「這要看今後的事實。」沒想到孫中山自己實話實說：「我認為這種衝突不是這麼容易消除的。」

  據鮑羅廷記載，在全會閉幕時，孫中山突然從中派的立場向左轉，發表了一番措詞嚴厲的講話，申言兩黨黨員之間的衝突，問題不在於共產黨員有錯誤行為或言論，而在於「那些反對共產黨員的人根本不了解我們自己的主義」，再次詳細解釋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在原則上不存在任何差別，差別只在於實現目的的方法，強調國民黨黨員應絕對服從自己的領袖，否則「我將拋棄整個國民黨，自己去加入共產黨」。為了警示那些不聽勸說，堅持分共反共的黨員，孫中山當場宣布以黨的主席的名義開除馮自由出黨。據鮑羅廷分析，孫中山之所以由中派立場急速左轉，乃因為會議召開之際，廣州商團正醞釀叛亂，已呈劍拔弩張之勢。孫中山及國民黨中央窮於應付。大會期間，廣州的局勢非常緊張。在商團及英國炮火的威脅下，國民黨政府不得不依靠工人群眾，更不能引發兩黨分裂。

  會議結果既令中共中央不滿，又未遂國民黨右派的意願，孫中山自己也感到陷入了自欺欺人的境地。全會在沉悶的氣氛中宣告閉幕。轟動一時的彈劾共產黨案，至此告一段落。但兩黨黨員之間的糾紛與衝突不僅沒有了結，相反呈愈演愈烈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