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國民黨二大與滬粵分裂

  「西山會議派」另立中央的活動，造成了國民黨改組以來的第一次正式分裂。此前馮自由等人在北京成立的「中國國民黨同志俱樂部」雖也宣布暫時「代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但其影響畢竟有限。中共中央擔心，「西山會議派」的活動，有可能導致廣州政府垮台，鑑於事態的嚴重，必須急起商討挽救方策。據中共中央分析，「西山會議派」成員並不全是「右派」，其中也有一些「中派」人物，應該採取措施，爭取他們，以分化瓦解「西山會議派」。

  「西山會議派」內部確實存有意見分歧。鄒魯、謝持、林森、石瑛、覃振等人與邵元沖、葉楚傖、戴季陶、孫科等人，在處理汪精衛與共產黨的問題上存有不同看法。後者的態度較為溫和，他們不希望與廣州中央決裂。上海「中央」宣布成立之次日，戴季陶即欲在報上公開發表與「西山會議派」脫離政治、黨務關係之宣言，被邵元沖制止。邵元沖、葉楚傖、孫科等人對西山派內「有力分子之各挾私意，無團結奮鬥精神，為之慨然不已」，申言「若照此大家不肯負責，則此後國民黨必失敗」。

  此時，加拉罕派維經斯基赴滬，與孫科、邵元沖、葉楚傖等接觸，並安排孫、邵、葉三人與陳獨秀、瞿秋白、張國燾會晤。孫、邵、葉表示仍承認孫中山的聯俄容共政策，只要廣東方面有所讓步，他們願去廣東參加國民黨二大。中共方面視孫、邵、葉為「西山會議派」內的「中派」代表，答應中共不包辦國民黨事務，不排斥國民黨忠實黨員，暫停對「西山會議派」的攻擊，並允致電廣州方面請求暫緩召開二大。廣州中央於1926年1月4日舉行了二大開幕典禮。會議開幕不久，孫科即離滬返粵，轉投廣州中央。孫科的離開，對「西山會議派」打擊不小。

  鮑羅廷在廣州獲悉中共中央在上海爭取國民黨「中派」及與孫科等人會談的情況後，甚為反感。他質問剛由上海赴粵的張國燾：「為什麼廣東方面將那些陰謀破壞革命的國民黨右派分子驅逐出去了，現在卻又要將他們請回來？」鮑氏對廣東的局面表示樂觀，認為國民黨「左派」與中共仍應向「右派」勢力進攻，此時決不能退讓。他指斥中共中央「團結左派，聯絡中派，打擊右派」的政策是死板的公式，譏諷陳獨秀等人與孫、邵、葉達成的協議是錯誤的安撫政策。鮑氏還號召中共廣東區委反對中共中央的做法。

  廣州二大對「西山會議派」進行了懲戒。多數代表同意寬大處理，結果只對謝持、鄒魯予以永遠開除黨籍的嚴厲處分。其他人如居正、石青陽、石瑛、覃振、傅汝霖、沈定一、茅祖權、邵元沖、葉楚傖、林森、張繼、張知本等12人僅書面警告。

  值得注意是，大會對戴季陶僅予以「懇切之訓令，促其反省，不可再誤」之處分。他雖然沒有出席西山會議，但自始參與了會議籌備，且此前所撰之《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一書受到中共的猛烈批判，被中共冠以「新右派」頭銜。令人訝異的是，大會竟以196票選舉戴季陶為新一屆中委。在36位新當選的中央執行委員中，戴得票數居第20位。依其所獲票數推測，戴氏很可能還獲得了部分共產黨代表的選票支持。此外，受中共策動，大會開幕後才由滬赴粵的孫科也以142票當選為中執委；參加過西山會議預備會議的吳稚暉當選為中監委，與「西山會議派」過從甚密的吳鐵城也當選為候補中執委。這些人事安排是廣州方面有意分化「西山會議派」的舉措。據張國燾回憶：大會前夕，他將中共中央與孫、邵、葉的會談經過及中共中央的意向，向汪精衛作了說明。但汪精衛在預擬二屆中委名單時，沒有尊重中共中央爭取「中派」的意見，未將葉楚傖、邵元沖等「中派」列入；相反，增加了中共黨員數人。張國燾向汪精衛表示，這不符合中共中央不願多占國民黨中委名額的原旨。

  廣州國民黨二大選舉產生新一屆國民黨中委80人，其中中央執行委員36名：汪精衛、譚延、胡漢民、蔣介石、譚平山、宋慶齡、陳公博、恩克巴圖、于右任、程潛、朱培德、徐謙、顧孟余、經亨頤、宋子文、柏文蔚、何香凝、伍朝樞、丁惟汾、戴季陶、李濟深、林祖涵、李大釗、於樹德、甘乃光、吳玉章、陳友仁、李烈鈞、王法勤、楊匏安、惲代英、彭澤民、朱季恂、劉守中、蕭佛成、孫科。

  候補中央執行委員24名：白雲梯、毛澤東、許甦魂、周啟剛、夏曦、鄧演達、韓麟符、路友於、黃實、董用威、屈武、鄧穎超、王樂平、陳嘉佑、陳其瑗、朱霽青、丁超五、何應欽、陳樹人、褚民誼、繆斌、吳鐵城、詹大悲、陳肇英。

  中央監察委員12名：吳稚暉、張靜江、蔡元培、古應芬、王寵惠、李石曾、柳亞子、邵力子、高語罕、陳果夫、陳璧君、鄧澤如。

  

  候補中央監察委員8名：黃紹竑、李宗仁、江浩、郭春濤、李福林、潘雲超、鄧懋修、謝晉。

  上列名單中，共產黨員有15人，分別是：中執委7人（譚平山、林祖涵、李大釗、於樹德、吳玉章、楊匏安、惲代英），候補中執委6人（毛澤東、許甦魂、夏曦、韓麟符、董用威、鄧穎超），中監委1人（高語罕），候補中監委1人（江浩）。

  中共黨人在這次會議上甚為活躍。包括與會代表選舉與資格審查，各類決議的起草，大會報告的發表，以至新一屆中委的選舉等，中共黨人均擔當了重要角色。如在有關政治、軍事、財政及北方政治情況的4項主要報告中，共產黨員於樹德擔任了其中1項報告；在有關國民黨中央組織工作的7項報告中，有4項的報告人為共產黨員；在14個省市黨部的黨務報告中，有6項的報告人是共產黨員；即使12個海外黨務的報告中，共產黨員也占了其中3個；在閉幕式上有9人演講，其中5人是共產黨員。吳玉章擔任大會秘書長，更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228名與會代表中，中共黨員約占1/3或1/4.他們通過「黨團」統一行動，其能量超過其實際人數比例。

  廣州國民黨二大閉幕後隨即召開中央全會，選舉中央常務委員及中央各部部長人選。常務委員9人：汪精衛、譚延闓、譚平山、蔣介石、林祖涵、胡漢民、陳公博、甘乃光、楊匏安。各部人選為：組織部長譚平山，秘書楊匏安；宣傳部長汪精衛，秘書沈雁冰；工人部長胡漢民，秘書馮菊坡；農民部長林祖涵，秘書羅綺園；商民部長宋子文（秘書未定）；青年部長甘乃光，秘書黃日葵；婦女部長宋慶齡，秘書鄧穎超；海外部長彭澤民，秘書許甦魂。就部長名單分析，除譚平山、林祖涵兩人為共產黨員外，汪精衛的宣傳部長一職隨後推薦毛澤東代理。其他各部，胡漢民游俄未歸，宋慶齡不願就職，宋子文亦不願多負責任，甘乃光和彭澤民為「左派」，實際部務工作多由相當於副部長的秘書主持，而秘書為清一色的共產黨員。中共在國民黨中央的影響達到了鼎盛。

  在國民黨歷史上，廣州二大可能是歷次全國代表大會中最為激進的一次。作為廣州中央的領袖人物，此時汪精衛的左傾化程度也達到了頂峰。作為政治委員會顧問的鮑羅廷則是整個大會的幕後指揮。張國燾回憶說：汪精衛「一切事多與鮑羅廷商談」。「大會舉行前夕，莫斯科來了一個很長的電報，鮑羅廷將它翻譯出來，乃是一篇反對帝國主義的大理論。正當我和鮑羅廷閱讀這篇電文時，汪精衛來了。鮑羅廷不加解釋，將電文交給他；他也沒有等讀完全文，就說內容很好，可作大會宣言的資料。後來，這篇文章果然成為這次大會宣言的第一段。汪精衛走後，鮑羅廷很得意的向我誇耀，說一切事情經他安排，都能不費唇舌的順利解決」。鮑羅廷對自己的政治手腕頗為自賞，「他認為廣州局勢能由他調排，一切自有辦法」。廣州二大通過的宣言和決議案明顯受到了蘇俄和中共意識形態的影響，甚至從語言和修辭都可看出其影響的痕跡。

  廣州二大召開之後相隔兩個多月，「西山會議派」也在上海召開了一次國民黨「二大」（1926年3月29日至4月10日），另行產生出一個「中央執行委員會」。

  上海「二屆中委」總計76人，其中中執委25人：林森、鄒魯、覃振、張繼、謝持、胡漢民、邵元沖、李烈鈞、沈定一、居正、傅汝霖、許崇智、黃復生、石瑛、張知本、桂崇基、田桐、何世楨、張星舟（厲生）、劉積學、茅祖權、管鵬、黃季陸、焦易堂、孫鏡亞。

  候補中執委39人：陳箇民、張平江、孫鏡、宋鎮侖、李翊東、黃英、張近芬、李次宋、高岳生、李宗鄴、李東園、蔣希曾、胡文燦、宋垣忠、袁世斌、沈肅文、張善與、劉愷鍾、龔村榕、劉絳英、習文德、劉景新、毛仲衡、劉求南、翁吉雲、紀人慶、陳兆彬、鄧寶珊、蕭異、王光輝、鄧獻征、陳敬修、朱霽青、梁楚三、王鴻一、姜次烈、馬彬、李征植、黃振家。

  中監委7人：李敬齋、石青陽、馬敘倫、陳去病、於洪起、謝英伯、樊鍾秀。

  候補中監委5人：張秋白、鄭毓秀、黃斗寅、沈素生、丁騫。

  對比上海與廣州「二屆中委」名單，發現有兩人被對立的雙方同時推舉，一是胡漢民被雙方推選為中執委，一是朱霽青被雙方推選為候補中執委。胡漢民因涉嫌廖仲愷案於4個月前被汪精衛「放逐」蘇俄。據張國燾回憶，胡漢民在廣州二大竟以最多票數當選為中執委，選票統計出來後，汪精衛讓大會秘書長吳玉章將胡漢民的票數減少1張，使之與汪精衛、譚延闓、蔣介石相同，並將其列於當選名單的第3位。張國燾認為：「這事令人啼笑皆非：胡氏的當選固由於事先的安排，但他得到最多的票數，至少足以證明代表中並無堅決反胡的人。」胡氏全數當選，意味著中共代表也都投了他的票。不僅如此，胡氏還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兼工人部長。兩個多月後，上海「二大」也選舉胡為中執委。大權旁落、遠在蘇俄的胡漢民反而成為「左右逢源」的人物。

  與廣州二大濃烈的左傾氣氛相比，上海「二大」則是另一番景象。張繼在大會開幕詞中強調：「中國國民黨的主張是全國人民起來救中華民國的。換言之，是國民革命，而非階級戰鬥；中國革命是國民建國問題，並非與世界各國宣戰，除得各弱小民族贊助外，亦須得非侵略主義的各民族的同情。換言之，是中華民國建國運動，並非世界革命，亦非國際革命。」

  4月13日，上海「中央」舉行第一次中央委員全體會議，推舉謝持、鄒魯、沈定一三人為常務委員，並決定中央各部部長人選：組織部長居正，宣傳部長桂崇基，工人部長黃季陸，青年部長張星舟（厲生），商人部長陳箇民，農民部長管鵬，婦女部長黃復生，海外部長林森。

  「西山會議派」一開始即由於不足法定人數而深受黨統合法性的困擾。上海「二大」又因比廣州二大晚開而居於下風。既無軍隊，又無地盤，也無財源，由一群失意文人政客集結而成的上海「中央」顯然無法與廣州中央相抗衡，甚至連維持日常機構運轉的黨務經費都難以籌措。在「西山會議派」內部又缺少一位「登高一呼，應者雲集」的領軍人物，其組成分子又十分複雜，參加者獵取權位之心重於對主義的信仰，有些人只是以反共、分共作幌子，希望謀取相當職位。上海「中央」的候補中執委多達39人，明顯帶有籠絡與分贓的意味。

  除了機構齊全的「中央黨部」外，「西山會議派」也建立了自己的地方黨務組織系統，其基礎主要是各地的國民黨右翼團體孫文主義學會。孫文主義學會在廣州、成都、重慶、廈門、南京、上海、西安、北京、武漢以及九江、蕪湖、常德等地均有組織，另外在浙江、湖南、湖北設有省級組織。上海「中央」成立後，很多地區的孫文主義學會都與西山派各省市黨部合併。西山派在河北、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安徽、江蘇、上海、北京等地建立了省市黨部或臨時省市黨部，有的地方的組織力量甚至一度超過廣州中央下屬的系統。如在安徽，「西山會議派」於1926年2月22日成立臨時省黨部後，很快在20個縣市成立地方黨組織，擁有黨員13300人，而同期廣州中央所屬的安徽省黨部只有黨員3223人。不過，多數西山派地方組織因經費困難和地方軍閥的鎮壓，活動大受限制。上海「中央」黨部自身經費維持尚成問題，自然無法接濟地方黨部。到1926年底，西山派的上海市黨部已是人心渙散，黨員甚少出席會議。上海「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自1926年7月舉行後未再開會。導致西山派地方組織沒落的主要原因是廣州政府的北伐。北伐的迅速推進，使廣州國民黨中央的法理地位更加穩固。西山派「中央」的號召力日趨低落，活動空間日趨狹隘，基層黨組織亦隨之潰散，部分黨員轉而投向廣州國民黨主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