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中山艦事件

  廣州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後不久，蔣介石於1926年3月20日以其校長座艦「中山艦」出現「異動」跡象，宣布緊急戒嚴，軟禁蘇俄顧問，並逮捕一批共產黨員，製造出有名的「中山艦事件」（亦稱「三二〇」事件）。在此之前，國民黨內包括懷疑和反對「容共」政策、主張「分共」乃至反共的人，其策略和手段基本上是「文」的而非「武」的，而「中山艦事件」直接訴諸武力，意味著國共紛爭的進一步升級。

  中山艦事件發生以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將蔣介石定性為國民黨「左派」。五四時期，蔣介石稱得上是一個思想開通、追求進步的新派人物。據蔣介石日記，青年蔣氏不僅閱讀《新青年》《馬克思學說》《共產黨宣言》《列寧叢書》《法國革命史》《俄國革命史》和《俄國共產黨史》等激進刊物和書籍，而且流露出對社會主義的同情和對十月革命後俄國的嚮往，多次萌生赴俄留學考察之念，並為此開始學習俄語。1920年3月，他上書孫中山，用俄國革命成功的例子，曲言批評孫中山的外交政策，建議孫中山放棄對歐美日本的期待，「以蘇俄自強自立為師法」。

  1923年8月，蔣介石受命率團赴俄考察，在蘇聯居留近三個月。蘇俄之行對蔣介石最大的影響，是他比較深入地了解了蘇俄的軍政制度，開始接受了「中國國民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這樣的觀念，認為中國必須在反對帝國主義運動上與蘇俄合作。從蘇俄回國後，蔣介石的思想言論明顯「進步」，如公開主張民族鬥爭與階級鬥爭同時並舉，聲稱「中國的革命，要在階級鬥爭之中，來求民族獨立；在民族獨立之中，來求革命成功」。但蔣介石訪俄之後，對蘇俄也有些不滿：一是共產國際強調無產階級和農民在中國國民革命中的重要性，而蔣認為中國不能過早地實行無產階級革命，只有等中國獨立之後，才能宣傳共產主義；二是蘇俄反對孫中山在西北建立軍事訓練基地，認為國民黨應將工作重心放在政治宣傳上，而不應計劃在外蒙古進行軍事行動，這使蔣介石懷疑蘇俄有意染指外蒙，而不讓國民黨的勢力進入。故蔣介石此次蘇俄之行，既留下了好的印象，也存有負面觀感。

  蔣介石是一個具有強烈抱負心的人，對自己在孫中山心目中的形象和在國民黨內的地位，一向十分敏感。蔣介石訪俄之際，正值孫中山緊鑼密鼓地改組國民黨之時。聯俄、師俄本是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中心主題，作為國民黨內唯一一個率團訪俄的人物，蔣介石難免躊躇滿志，盼望訪俄歸來後能得到孫中山的重視和重用，未料孫中山對蘇俄顧問鮑羅廷寄予莫大的信任，將國民黨改組設計的重任委付鮑羅廷。而蔣介石從上海寄給孫中山的游俄報告書卻如石沉大海。蔣感到未獲孫中山信任，頗為懷怨。他致信廖仲愷稱：「黨中特派一人赴俄，費時半年，費金萬餘，不可為不鄭重其事，而於弟之見聞報告，毫無省察之價值，此弟當自愧信用全失，人格掃地，亦應引咎不遑也。」他曲言指責孫中山、廖仲愷及中共「只崇拜外人，而抹殺本國人之人格」。更讓蔣介石不快的是，國民黨一大召開，他不僅未能躋身國民黨中央委員行列，連大會代表都不是。自尊心極強的蔣介石為此感到十分鬱悶。他描述自己的心情說：「到粵月余，終日不安，如坐針氈，居則忽忽若忘，出則不知所往，誠不知其何為而然也。」他致書孫中山，縷陳一己委屈，指責孫中山「置舊日系統於不顧」，而所信任者「皆不過趨炎附勢、依阿諂諛之徒」；自詡「如吾黨同志果能深知中正，專任不疑，使其冥心獨運，布展菲材，則雖不能料敵如神，決勝千里，然而進戰退守，應變致方，自以為有一日之長，斷不致臨時紛亂，以陷危境」。他在對孫中山人事任命極度不滿之餘，亦提醒廖仲愷等不要「過信俄人」，認為對於俄黨，「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可信，而乃置事實於不顧」，認為「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聲稱蘇俄的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與凱撒的帝國主義名異而實同。

  

  蔣介石性格暴躁，好猜疑，易激憤，情過境遷之後又反覆反省懺悔。當他對孫中山「過信俄人」而不信任自己的做法極度不滿時，負氣辭去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一職，並指責「俄黨殊無誠意可言」。等他心平氣和，正式就任黃埔軍校校長之後，對聯俄容共政策又甚表贊成，軍校辦學體制悉仿俄式，軍事教官亦大量聘用蘇俄軍事顧問，並廣納共產黨員任政工人員，對黨代表制度極為推崇。與此同時，蔣的言論亦日趨左傾，在各種場合公開宣傳世界革命的觀念及其與中國革命的關係，申言「中國革命應被視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不應視為中國內部之事。因是吾黨對於世界各國革命黨之聯合，應速謀實現」。對內主張上，蔣不僅宣傳反帝反軍閥，而且常用階級鬥爭的觀點來鼓動和教育官兵，申言「『節制資本，平均地權』,明白地說，就是打倒資本家，反對大地主。這明明白白是為無產階級而奮鬥的……所以民生主義到最後一步，就是共產主義。」蔣介石也很快切身感受到了聯俄容共政策帶來的實際效果，正是由於有了包括軍校經費和武器裝備在內的蘇俄援助，以及共產黨人的傾力支持，黃埔軍校才得以順利建立並發展起來。蔣將黃埔軍校視作自己安身立命的資本，以此為基礎建立了第一支真正屬於國民黨的「黨軍」，也第一次擁有了隸屬於自己的嫡系部隊。蔣很快成為國民黨內最具實力的人物。

  1925年8月，廖仲愷被刺。在鮑羅廷的提議下，由汪精衛、蔣介石和許崇智三人組成一個「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及警察一切全權，應付時局」，實際成為國民黨的最高權力中心。胡漢民、許崇智相繼被排擠出局，蔣介石一躍成為汪精衛之下的國民黨第二號領袖人物。此時，蔣的言論更趨左傾。隨後「西山會議派」有意離間蔣汪關係，提出分共、驅鮑、懲汪主張，試圖拉攏蔣介石，蔣未為所動。蔣不僅在日記中對「西山會議派」的分裂行為深表「痛恨」，而且發表《告國民黨同志書》，譴責「西山會議派」的所作所為違背了孫中山的意旨與黨的紀律，並為鮑、汪及共產黨人辯護。

  1925年10月，蔣經國從上海啟程赴蘇，11月底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12月，蔣經國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蔣介石獲悉後寫信給兒子：「你於入何黨，隨你所願，余不限制，但說要革命急進，有革命性之團體為重也。」蔣經國在出國前夕已經加入了國民黨，蔣介石對此並不知悉。他寫信給兒子說：「你從前未入國民黨，今既加入了共產黨，你就拿共產主義為你的事業，你拿革命為你的生涯。我雖然未加入共產黨，而為純粹的國民黨員，但我自認我一生的事業是在革命。所以我們父子兩人始終是立在革命戰線奮鬥的。我對於你名稱雖為父子，在革命上說起來是一個同志，我實在是很滿足的。」

  1926年1月，國民黨二大在廣州召開。蔣介石第一次參加全黨的這種盛會，並當選為新一屆中央執行委員，兼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政治委員會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和國民革命軍總監。大會前後，蔣介石的言論仍表現出相當左傾。他重申擁護聯俄、容共政策；對於黃埔軍校內部的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之間的摩擦和糾紛，蔣儘量從中調解，或採取各打五十大板的做法；允許共產黨員在黃埔軍校內活動，但要求一切動作均得公開。

  1926年2月，鮑羅廷離粵回國，途經北京時，對新從莫斯科來華考察的布勃諾夫使團報告和介紹廣州形勢時，特別提到蔣介石是國民黨的「左派信徒」，甚至是「極左派信徒」。

  在國民黨二大前後蔣介石的日記中，未見他對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活動有何不滿表示，相反還任命共產黨人高語罕為軍校政治教官，熊雄為軍校政治部主任，包惠僧為教導師黨代表。但自國民黨二大召開之後不久，蔣之心境開始變壞。蔣在日記中總結二大開成後，自己事績「固可喜慰，而痛苦則非人所知也」。此時蔣氏「痛苦」之源與國民黨一大前後截然相反。國民黨一大之際，蔣介石是因未獲黨中高位而備感失落，而二大之後，蔣多半是因為「高處不勝寒」而自我危懼，憂心權位不穩。2月1日，軍事委員會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監。蔣在日記中寫道：「權位愈高，責任愈重，因之心思愈苦，而危險之程度，亦愈增矣，可不懍哉。」國民黨二大閉幕後，支持、扶助和信任蔣介石的鮑羅廷突然辭職回國。而接替鮑羅廷的蘇俄軍事總顧問季山嘉在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和主張上本來與鮑羅廷存有明顯分歧。而季山嘉的言談態度常令蔣介石難以接受和忍受。如季山嘉與蔣談論中國政局和軍隊時，提醒蔣要以土耳其凱末爾為殷鑑，批評「中國軍人盡為貪劣者」。在蔣介石聽來特別刺耳，以為季山嘉有意規諷自己不要「習成軍閥」。在此前後，共產黨人高語罕亦在多次演講中宣稱：「我們團體裡，有一個段祺瑞，要打倒北方的段祺瑞，就先要打倒這裡的段祺瑞。」此話傳入蔣介石的耳朵後，以為中共方面亦暗諷他為「軍閥」。蔣於是表示不就軍監職，繼又表示辭去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職，並在日記中慨嘆：「蘇俄同事疑忌我、侮弄我」。但蔣的這種辭職表示，顯然非出乎本意，故在草擬好辭職通電稿後，又猶豫起來，是「積極進行，衝破難關」呢？還是「消極下去，減輕責任，以為下野地步」呢？苦思的結果，決定還是「忍辱負重」。但幾天後，蔣又萌生赴俄考察的念頭，並呈請解除東征軍總指揮職，有意試探汪精衛和季山嘉的反應。汪精衛對蔣的辭職，一再表示挽留，蔣有所感動。但當蔣再次表示想赴俄時，得到了汪的同意。蔣向季山嘉透露游俄的想法後，他觀察季山嘉「狀似不安」。

  蔣介石與季山嘉的分歧，因北伐問題而趨於激烈。蔣極力主張北伐，而季山嘉卻主張北伐從緩。季山嘉之所以反對北伐，乃因莫斯科有阻止廣州進行北伐的明確指示，不明就裡的蔣介石對季山嘉的武斷干涉深表不滿，以為季山嘉「厭我」，故意與自己作對。

  北伐之結未解，軍事委員會忽然削減了已經定好的黃埔軍校經費，並將減下來的經費撥給第1軍第2師。該師師長王懋功自代理廣州衛戍司令以來，與季山嘉和汪精衛過從甚密，令蔣猜疑和不滿。幾個月前，鮑羅廷等人曾策劃利用蔣氏衛戍廣州之便，趕走許崇智，然後將蔣推上權力中心。蔣介石對此記憶猶新，懷疑季山嘉又將故伎重演，「思利用（王懋功）以倒我」。2月24日，國民政府成立兩廣統一委員會，在原有的6個軍的基礎上，將廣西軍隊改編為第8軍和第9軍，而無故空出第7軍的建制。季山嘉等人的這一奇怪舉動立即引起蔣介石的高度警覺。蔣猜疑季山嘉想把王懋功的第2師從蔣的第1軍中分離出去，另立第7軍，進而削弱自己的力量，並奪取廣州的控制權。蔣發現這一「重大陰謀」後，決定先下手為強，迅速採取行動，於2月26日將王懋功扣押，隨即遣送上海。蔣在日記中寫道：「一月以來，心坎憧擾，時自提防，至此略定，然亦險矣哉！」

  自認為粉碎了季山嘉的「陰謀」之後，蔣於次日找到汪精衛，要求處置季山嘉，力陳季山嘉「專橫矛盾，如不免去，非惟為害黨國，且必牽動中俄邦交」。下午，汪告知蔣，季山嘉已知錯誤，並願辭退。蔣雖然有些半信半疑，但覺得寬慰許多，在日記有些自鳴得意地寫道：「凡事皆有要著，要著一破，則一切糾紛不解自決。」

  然而，僅僅過了一天，蔣又因一件「不測」之事而復起戒心，申言「最後決用強制手段，否則為害於黨國不可名狀也」。因蔣在日記中沒有明言，不知所稱是何「不測」，但此事說明蔣之神經又處於高度緊張狀態。隨後接連數日，蔣猛看《革命心理》一書，從中得知「革命心理皆由神秘勢力與感情作用以成者，而理智實極微弱條件」。3月5日蔣又在日記中嘆曰：「單槍匹馬，前虎後狼，孤孽顛危，此吾今日之環境也。」蔣以「前門驅虎，後門進狼」來形容其處境，說明他又有了新的假想敵。

  3月7日，劉峙、鄧演達前來告知外間有人分送反蔣的油印傳單，更增加了蔣的危機感，覺得有人想陷害他、打倒他。蔣暗自忖度是誰在背後倒他，但沒有在日記中明言。3月8日，蔣介石與汪精衛商討「革命大方針」。蔣表示：「一切實權非可落外人之手，雖即與第三國際聯絡亦應定一限度，要當不失自主地位。」這表明他對共產國際懷有戒懼心理。3月9日，蔣在日記中慨嘆：「共產分子在黨內活動，不能開誠相見，辦世界革命之大事，而內部分子複雜，貌合神離，則革命未有能成者，故決意辭職。「3月10日蔣聽到「種種不堪入耳之謠言」，聯想到近來各種反蔣傳單，感到「疑我、謗我、忌我、誣我、排我、害我者，漸次顯明」。「前以政治組織信人太過，故未加注意，亦毫不防範，今後若欲脫人羈絆，免受束縛，則非事事詳思熟慮不可。」從這段日記看，蔣可能懷疑反蔣傳單是中共所為。此後接連數日，蔣又為「進退問題扼腕終日，夜不成眠」。實際上，這些反蔣傳單是「西山會議派」和廣州孫文主義學會所使的離間之計。他們四處散布謠言，挑撥汪蔣關係，意在製造廣東國民政府內部的不和，煽起蔣介石的疑忌之火。

  3月12日，蔣介石與季山嘉因北伐問題再度發生激烈爭執，以致公開「反臉」。季山嘉力陳北伐之不利，勸他往北方練兵。蔣懷疑季山嘉心懷叵測，意欲設計使他離開廣東，「以失軍中之重心，減少吾黨之勢力」。令蔣更為不安的是，3月14日，蔣與汪精衛談話，覺得汪也「有諷余離粵意」，懷疑汪「受讒已深，無法自解」。蔣更陷入極度焦慮之中，想到汪精衛已不信任自己，中共在背後倒自己，季山嘉從中慫恿策劃，後果豈堪設想。3月15日蔣在日記寫道：「四面皆敵，肘腋受制，陷於重圍垓心，只有奮鬥決戰，死中求生耳。」生性多疑的蔣介石進而懷疑此前王懋功事件中，汪精衛很可能與季山嘉串通一氣，後悔自己未能察言觀色，審慎周詳，竟沒有看出汪精衛其實早就捲入了這場反蔣陰謀之中。思慮及此，蔣的神經幾近崩潰，難以自制。17日日記云：「近來所受苦痛，至不能說，不忍說，且非夢想所能及者，是何異佛入地獄耶！」

  正在此時，又一個誤會使蔣介石本已繃得至緊的神經再也無法承受。他終於將自己逼上了梁山。

  3月18日傍晚，一艘由上海開往廣州的商輪被土匪搶劫，停泊於黃埔上游。有人求助黃埔軍校調艦保護，因軍校無艦可調，軍校值班人員電請軍校駐廣州辦事處派艦援助。辦事處主任歐陽鍾（孫文主義學會骨幹）謊稱「奉蔣校長命令」，有緊急之事，要求海軍局派兩艘戰鬥艦開赴黃埔，聽候蔣校長調遣，並稱已通知「寶璧」號預備前往，要海軍局再派一艘。其時海軍局還有兩艘艦，一為「自由」號，一為軍校校長座艦「中山」號，而「自由」號剛從海南回省，機件有所損壞。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青年軍人聯合會骨幹）只好派中山艦前往。19日晨，寶璧艦與中山艦受命出動，開赴黃埔。中山艦於上午9時駛抵黃埔。當日中午，李之龍獲悉俄國考察團想參觀中山艦，於是用電話請示因公滯留在廣州的蔣介石，告以俄國考察團想參觀中山艦，可否將中山艦調回廣州。是日上午，恰好汪精衛已多次詢問蔣介石是否去黃埔和何時去黃埔。蔣正疑心汪的用意，一聽說中山艦沒有他的命令已開去黃埔，頓覺內中必定有詐：「既沒有我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去，而他要開回來為什麼又要來問我？」「中山艦到了黃埔，因為我不在黃埔，在省里，他就開回省城。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在此之前，蔣已聽到伍朝樞等人編造的謠言，說汪精衛和季山嘉想強擄他去莫斯科「受訓」，又聯想到自己的赴俄護照剛剛得到了批准，蔣於是懷疑汪精衛等人想將他劫持到中山艦上，然後強逼他去海參崴。

  蔣介石怒不可遏。他最初的反應是，離開廣州，退到他所掌握的東征軍總指揮部所在地汕頭。行至半途後，又自忖悄然溜走，反予人以口實，而且有失氣骨，於是蔣又折回東山寓所，召集部下連夜開會，商議對策，最後決定布置反擊，先發制人。20日凌晨4時，蔣下令鎮壓「中山艦陰謀」：在廣州部分地區實行戒嚴，逮捕海軍局代局長李之龍，占領中山艦，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收繳工人糾察隊的槍械，解除蘇俄顧問衛隊的武器，拘押了衛戍廣州的第2師黨代表中的共產黨員。

  十幾個小時之後，未見任何反抗，蔣感到自己的反應可能過當。事變當日下午，在初步判定並不存在特別的危險和陰謀後，他就取消了戒嚴，交還了收繳的武器，並釋放了被軟禁的中共黨代表，一切恢復常態。

  這就是有名的「中山艦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