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整理黨務案

  「中山艦事件」無論對於國民黨左派、中共還是對於蘇俄駐華代表來說，都是完全出乎預料的。就事件成因而言，主要是極端多疑的蔣介石基於其個人猜忌，誤斷為有一個汪精衛、季山嘉與中共聯手的倒蔣陰謀，而臨時採取的一次緊急軍事應變行動，很難說是一次有計劃、有預謀的反共政變。事變前夕，蔣在日記中儘管對季山嘉的專橫擅權深為懷恨，但亦認為季的行為「決非其當局者之意」，與蘇俄和共產國際無關。事變之後蔣對蘇俄使館參贊解釋其行為系「對人問題」而非「對俄問題」。蔣之拘禁第2師中的共產黨人，乃因衛戍廣州的第2師原為王懋功所部，蔣懷疑該師與汪、季陰謀有關，蔣並未拘禁第2師以外的共產黨人。至於對省港罷工委員會的行動，除了對其工人糾察隊武裝有所防備外，還因為對中山艦的占領，需要在罷工委員會門前一帶實行戒嚴。

  對於蔣介石訴諸武力的過激舉動，汪精衛憤激無比，直指蔣的行為是「造反」，是「反革命」，一度有調動軍隊予以反擊的念頭。當時在廣州的國民黨黨政軍頭面人物也幾乎一致對蔣介石的舉動表示不滿。當時國民革命軍的6個軍中，客籍的第2軍（軍長譚延闓）、第3軍（軍長朱培德）和第6軍（軍長程潛）本來就對不能獲得與蔣介石第1軍平等的待遇而有些忿忿。實力較雄厚的第4軍（軍長李濟深）原系粵軍系統一脈相傳下來的，對第1軍早就懷有「浙江人、外江佬排擠廣東人」的反感情緒。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陳延年以及毛澤東、惲代英、周恩來等人均建議蘇俄顧問對蔣採取強硬態度，削奪其兵權，開除其黨籍。但他們覺得國民黨中沒有足以擔當反蔣重任的實力人物，中共自身又沒有軍事武力可以與蔣抗衡，只能徒嘆奈何。

  當蔣介石意識到「倒蔣陰謀」其實是自己多疑、多慮，而自己的反應又過當、過激之後，轉而產生了另一重心理負擔和精神包袱，深恐自己的行動會造成不可預知的結果，以至於當何香凝事後去見他，並質問他時，蔣「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寫字檯上哭了」。鄧演達見蔣「神色沮喪」，甚至擔心他會自殺。

  蔣介石最擔心的是蘇俄方面的反應。除季山嘉外，以聯共中央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布勃諾夫為團長的蘇俄考察團此時也正在廣州。事變當日，季山嘉派助手、軍事顧問團副團長鄂利金去見蔣，對蔣「稍加責言」，蔣則「百方道歉」。但蔣介石隨即發現，蘇俄顧問團不僅沒有對他興師問罪，反而撤去了軍事顧問團團長季山嘉、副團長鄂利金及顧問羅加喬夫的職務。蔣深感意外之餘，亦如釋重負。

  因蘇俄顧問團妥協、退讓局面已成，汪精衛也無可奈何。懷著對蔣介石的憤慨，對蘇俄代表的失望，汪精衛先是隱匿，繼而出走。原本對蔣介石發動事變表示不滿的譚延闓、李濟深等人，又轉而附和蔣介石。蔣見局勢轉變得如此之快，內心不禁生發出幾分傲慢和輕蔑。他在日記中寫道：「事前反對此舉者，事後奉余言為金科玉律，人心之變化，奈如此其速耶！」通過王懋功和中山艦兩次事件，蔣深感以鐵腕對付政敵，和憑實力實現政治目的之便捷和有效。

  據蘇俄顧問團團長布勃諾夫的報告，他對蔣介石妥協、退讓，是有自己的權衡和考量的。在他看來，中山艦事件的發生，是蘇俄顧問在軍事和政治領導方面的嚴重錯誤引起的。錯誤主要表現在蘇俄顧問的過度越權和對中國將領們的過分監督。他說：「中國將軍們脖子上戴著五個套，這就是參謀部、軍需部、政治部、黨代表和顧問。」鑑於當時國民黨左派、中共與蔣介石的力量對比，布勃諾夫使團決定，對蔣介石作出讓步以贏得時間。在布勃諾夫等人看來，共產黨人還沒有能力承擔直接領導國民革命的任務。中山艦事件之後第4天，布勃諾夫使團離開廣州，季山嘉亦隨同回國。接替季山嘉職務的是斯切潘諾夫，蔣介石稱之為「史顧問」。史顧問對蔣介石的思想和性格進行了分析，認為「蔣氏具有革命思想，遠在其他軍閥之上」，同時又認為蔣氏「喜尊榮，好權力，幻想為中國英雄」。鑒此，他決定「利用蔣介石」，具體策略是，迎合和滿足蔣介石的權力欲望，協助其取得更大的權力和實力，同時使蔣擺脫右派的影響，成為左派。4月16日，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與國民政府聯席會議上，蔣介石被選為軍事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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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中共中央最初對中山艦事件不知所措，希望得到莫斯科方面的指示。3月底，布勃諾夫使團歸國途中經過上海。中共中央才從布勃諾夫處得知事件的詳情，自然也接受了後者對事件的處理方針。陳獨秀於是公開發表文章，實際上是代表中共中央表態：「蔣介石是中國民族運動中的一塊柱石」，共產黨人決不會陰謀去推翻他。中共中央還決定，維持汪蔣合作的局面，繼續對蔣採取友好的態度，並派張國燾赴廣州傳達和執行這一政策，糾正廣東區委的一些拖延未決的左傾錯誤。張國燾離開上海之後不久，中共中央於4月中旬收到陳延年的報告，又決定改變妥協退讓政策，採取團結國民黨左派，孤立、對抗和打擊蔣介石的新方針，為此，決定在廣州成立特別委員會，由彭述之、張國燾、譚平山、陳延年、周恩來、張太雷組成，以彭述之為書記。4月末，彭述之受命前往廣州，傳達中共中央的新政策。未料，中共中央的這一新政策，遭到剛剛回到廣州的鮑羅廷的強烈反對。鮑羅廷於1926年2月「奉召回國述職」，中途獲悉中山艦事件的消息後，取消返國計劃，經庫倫轉道海參崴，在那裡與從莫斯科回來的胡漢民會合，於4月29日一起回到廣州。

  蔣介石最初對汪精衛的隱匿不出，頗為不悅，認定那正是汪心虛的表現。為了不給人留下自己有意排汪的印象，蔣宣稱自己也要「休養」，以示與汪同進退。但當蘇俄顧問和中共方面提出希望汪、蔣合作時，蔣又懷疑汪別有用心，是想以退為進，甚至斷定汪「有急急出來之意」。於是，蔣毫不客氣地致信汪，勸汪在3個月之內不必想出來，並有意直陳平日對汪懷疑各點，指責汪助紂為虐，使汪難堪，達到阻汪復出的目的。

  當中共感到中山艦事件所造成的緊張局勢漸漸緩和下來的時候，蔣介石對中共的新策略實際上正在醞釀之中。事變之初，蔣還一再解釋：雖然李之龍自稱是共產黨員，但即使他真正有罪，也只是他一個人的問題，不能牽涉到團體的身上。但當季山嘉被撤職回國，汪精衛負氣不出之後，開始獨攬大權的蔣介石將目標迅速轉移到如何徹底解決國共兩黨的糾紛問題上。4月3日，蔣提出一個長達3000餘字的建議書，要求國民黨中央迅即「整軍、肅黨，准期北伐」。建議書中，蔣用了近一半的篇幅論述要如何處理與共產黨的關係。蔣表示：「二年以來，本黨聯合蘇俄，容納共產黨，對於革命勢力之增厚，革命方法之進步，喚起民眾及對抗帝國主義之影響，實非淺鮮。由此觀之，應認共產黨為革命勢力之一種。蘇俄有補助中國國民革命之進行。以本黨立於中國國民革命之領導地位，對於此二種勢力，實有聯合團結之必要。」但鑑於兩黨黨員之間裂痕日深，蔣建議迅即召開中央全會，對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加以如下限制：

  其一，加入本黨的共產黨員，必須遵守本黨紀律，實行三民主義的工作，不許誣衊總理人格，有意抹煞總理之歷史；對於三民主義，尤不准有批評與懷疑之態度及行動。

  其二，共產黨在國民黨內一切秘密團體及一切秘密行動，完全取消；共產黨對其黨員一切之訓令及其策略，應通知國民黨最高幹部；在國民黨之共產黨員，其名冊應通知國民黨最高幹部；本黨之內不許組織其他小團體，須事事公開，不得有秘密行動，如有運動本黨黨員加入共產黨者，一經檢舉，則處以嚴律。

  其三，國民黨與共產黨應設聯席會議，處置兩黨之間的一切困難問題與重要問題；共產黨之應秘密之件，可提出於聯席會議，本黨有代守秘密之義務。

  其四，凡跨黨黨員，不宜任黨代表之職，且須限入黨在若干年月以上者，方有任黨代表之資格；我軍既以三民主義為主義，惟有以信仰三民主義者為幹部，而共產主義及無政府主義分子，應暫時退出，以求各軍精神之團結，而謀革命之成功。

  其五，共產黨員在中央執行委員會內之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除指明委員為共產黨員外，如有跨黨不報之委員，應另定條例，處以嚴刑；中央黨部組織、宣傳兩部部長，其入黨年限，須在5年以上。

  未等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召開，蔣介石已先令其第1軍中的共產黨員退出。4月1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自共產黨員退出軍隊後，心甚痛苦，「團體分裂，操戈同室，損失莫大，兩年來心血，盡於此矣！以後政治究應取何方針，方能使革命成功也。」這應該說是蔣介石此時矛盾心態的真實表達。他非常清楚兩年來共產黨人對其軍校、「黨軍」的建立和發展所作出的重大貢獻，但他又深感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快到了喧賓奪主的程度，如不加以限制，局面將無法收拾。4月21日蔣在「宴退第一軍黨代表及CP官長」時坦言：「共產分子在第一軍內雖然是不多，但是這些分子，一個可以當十個用的，並且是有團結的，可以隨時制服其他一切的。」這既是讚賞，更是擔心。蔣十分清楚，雖然汪精衛與季山嘉等人的「陰謀」威脅其個人權位，但若從黨的立場而言，共產黨的潛在威脅更大。廣州二大之後，共產黨人幾乎操縱了國民黨中央黨部的運作，若不對共產黨人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加以約束，國民黨的權力有可能被顛覆。

  另一方面，國共兩黨黨員之間日趨激化的衝突和紛爭，也到了不能不加以抑制的地步。他說：「近日第一軍因本黨黨員與共產黨員之裂痕，日深一日，幾如水火之不能相容，如不從速解決，則北伐必無勝算之理。」為了平息紛爭，蔣介石下令將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同時解散，但解散之後，兩派之間的爭鬥並未止歇。5月1日蔣介石日記云：為紀念勞動節，廣州共產派與右派工人互相仇視，其勢洶洶，蔣向雙方發出警告，並派軍隊戒備，方得無事。5月7日，廣州各界舉行國恥紀念大會，蔣介石親臨大會發表演講之際，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會員在會場外發生鬥毆，孫文主義學會的潘佑強、楊引之等人被打成重傷。鑒此，蔣介石感到國共關係的調整已刻不容緩。他對前來商談兩黨關係的周恩來和蘇俄顧問坦言：「今日之處境，極感左右為難。」

  蔣介石之「左右為難」，也包括對國民黨右派而言。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西山會議派」在上海召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與會代表針對如何因應廣州政局的變化，進行了熱烈的討論。他們對汪精衛的被逐和共產黨之受抑制狂喜不已，認為蔣介石已與他們志同道合。謝持提議致電蔣介石予以訓勉，沈定一提議將全會移往廣州續開，鄒魯更建議在致蔣介石電文中，要求蔣氏及國民政府一律聽從上海「中央」的命令。經過數日的討論，大會最後決定：（1）以大會及個人名義分别致電蔣介石予以訓勉；（2）將全會移往廣州繼續舉行；（3）推派代表赴粵商洽。蔣介石聞悉後，於4月3日發表通電，聲明中山艦事件，全系個人局部問題，指責「西山會議派」煽惑挑撥，陷害黨國，摧殘革命，是帝國主義的工具。4月5日，蔣介石接到謝持等人來電，獲知他們欲來廣州開會，「恨其思利用機會以搗亂」，置之不理。同日，宋子文前來告密：右派擬開廣州市黨部大會，並舉行示威運動。蔣急函吳鐵城制止之。4月8日，蔣對中央軍校官生發表演說，再次申言上海「二大」是一種非法行動，西山派是本黨的罪人和仇敵，號召群起而攻之。4月10日，又以國民政府的名義發出通緝令：「遇有偽代表大會派人來粵煽亂，即予拿解法庭，照叛逆治罪，以肅法紀。」不僅如此，蔣還於4月2日拘押艦隊司令歐陽格，23日又免除廣州市公安局長吳鐵城的職務，其理由是這兩人「聯合右派」、「袒護右派」。

  中山艦事件之後，右派本以為蔣介石已經右轉，於是試圖拉近與蔣的距離，並希望得到蔣的支持。但經過一個多月的觀察，特別是當蔣解除吳鐵城的職務後，右派感到失望了，於是他們轉而尋找新的支持者。恰在這時，胡漢民從莫斯科回國，右派便將希望寄托在胡漢民身上。他們想將胡漢民扶上國民政府主席的寶座。胡漢民亦與伍朝樞、孫科、吳鐵城、古應芬等人秘密晤商，並慫恿蔣介石逮捕鮑羅廷，使鮑、蔣分化對立。蔣介石顯然不希望胡漢民回來攪局。在胡漢民回國之次日，蔣與之談話，感到「其言似多挑撥，心疑不確」。5月8日，胡漢民約蔣談話，遭蔣拒絕。胡漢民顯然感覺到蔣對他的「不歡迎」態度，乃於次日離開廣州，轉赴香港。據聞胡漢民在赴港途中，恰好與離粵赴法的汪精衛在船上相遇。蔣聞悉後，在日記中嘆曰：「異哉，冤家逢對頭也。」

  鮑羅廷於4月29日回到廣州。蔣介石獲悉鮑羅廷回廣州的消息後，惴惴不安，擔心支持汪精衛的鮑羅廷要和他算帳。但鮑羅廷回粵之後，首要的考慮是如何消釋蘇俄與蔣介石之間的嫌隙，至於國共關係和汪蔣關係的調處尚在其次。鮑羅廷認為，中山艦事件表明「蔣介石顯得比黨強大，或更確切地說，黨顯然比蔣介石軟弱」。鮑還發現蔣介石周圍淨是疑懼共產黨的人，如張靜江、邵元沖、葉楚傖等幾乎天天在與蔣談論黨務問題。鮑擔心右派與胡漢民相勾結髮動政變，右派當時在廣州四處散布共產黨即將「共產」的謠言，並且正在煽動銀行家和商人罷市，很多人到銀行提款、擠兌，威脅到政府財政。在這種情況下，鮑羅廷決定以向蔣介石讓步為代價，換取他對右派的鎮壓。鮑認為，蔣介石雖有很嚴重的缺點，但在現時的國民黨人中，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有力量、有決心，足以打擊右派的反革命陰謀。鮑指示中共廣東區委負責人陳延年召開幹部特別會議。會上，鮑一再強調維持國共合作的必要，為了合作，必須向蔣介石妥協。會議接受了鮑羅廷的主張，否決了上海中共中央關於對抗和反擊蔣介石的新政策。實際上，鮑羅廷的主張也是莫斯科的主張。4月29日，聯共中央拒絕了維經斯基、托洛斯基和季諾維也夫提出的共產黨人退出國民黨的建議，認為國共關係破裂是「絕對不能允許的」，「必須實行把共產黨保留在國民黨內的方針」。

  如前所述，蔣介石早在4月3日即已擬就了一套「整軍、肅黨」方案。4月底鮑羅廷回來後，蔣與鮑多次長談。當蔣逐漸明了鮑的真實態度後，即大膽地向鮑「攤牌」，提出他那套整理黨務方案。鮑最初對蔣的方案多持異議。蔣坦言：「對共條件雖苛，然大黨允小黨在黨內活動，無異自取滅亡，能不傷心？惟因總理策略，既在聯合各階級共同奮鬥，故余猶不願違教分裂，忍痛至今也。」鮑始默然。

  1926年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開幕。這實際上是蔣介石執掌國民黨最高權力後主持召開的第一次中央全會。當日，蔣介石向大會提出三個議案，分別是《國民黨與共產黨協定事項》《整理黨事案》《選舉常務委員會主席案》。第一案由蔣單獨提出，後兩案與人聯名提出。第一案與第二案的內容基本上是蔣介石4月3日建議書中限制共產黨活動的內容。據蔣介石日記，當他提出第一案時，「全場相顧驚愕」，他本人也自覺「言之太過，終日不安，精神恍惚異常」，並雲「連日心神憧怔，痛苦備嘗，至此猶未稍定」。為了使自己過於繃緊的神經有所放鬆，當天下午由陳其采陪同游白雲山。也就是說，蔣介石是懷著極度忐忑不安的心情提出這幾個議案的。之所以如此惴惴，即因為提案對兩黨關係的重大調整，有可能引發難以預料的黨際關係的巨大「震盪」。因為事前不知中共方面將作何種反應。在會議開幕之前日，蔣慨嘆「余幾因此而病神經，黨國與本身存亡生死之際，其痛苦蓋有如此者」。

  出乎蔣介石意料的是，中共並沒有爆發出激烈的反彈。相反，與會的共產黨人如譚平山、毛澤東、林伯渠、惲代英等，對蔣的提案大都採取了相當合作的態度。關於成立兩黨聯席會議的《整理黨事案》和《選舉常務委員會主席案》，林伯渠和譚平山還分別與伍朝樞、陳公博、甘乃光等人一起與蔣介石聯署提出。對蔣介石單獨提出的《國民黨與共產黨協定事項》，共產黨人除了要求將個別條文的文字表達略加修飾，使之變得比較含蓄一點外，並沒有提出任何顛覆性的修改意見。蔣介石也因此如釋重負。大會召開的第二天，蔣介石與鮑羅廷交談，「甚以本黨黨員消極抵制共產，而不能積極的奮發自強，又以兩黨黨員混合革命，小黨勝於大黨為憂。並痛言革命非統制不能成功。」鮑聞之頗為感動。當晚，蔣介石至鮑公館看影戲，其心怡然。

  大會最後在蔣介石提案的基礎上，通過了《聯席會議組織大綱案》和《整理黨務決議案》。《聯席會議組織大綱案》規定：本會議審查兩黨黨員妨礙兩黨合作之行動、言論及兩黨黨員之糾紛問題，並協定兩黨有連帶關係之各種重要事件；國民黨黨員對於共產黨黨員，或共產黨黨員對於國民黨黨員，有懷疑或不滿之處，應呈訴或報告於各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提交本會議審查後，交各該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分別執行。聯席會議由5名國民黨代表，3名共產黨代表組成，並聘共產國際代表為顧問。

  《整理黨務決議案》包括4個子決議案，內容主要有：凡他黨黨員之加入國民黨者，對於總理及三民主義不得加以懷疑或批評；中共應將加入國民黨的黨員名冊交由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保存；加入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在國民黨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之人數，不得超過總數的三分之一；中共黨員不得充任國民黨中央機關之部長；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非得有國民黨最高級黨部之許可，不得別有政治關係之組織及行動；中共對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所發之一切訓令，應先交兩黨聯席會議通過；國民黨員未獲准脫黨以前，不得加入其他黨籍，如既脫國民黨而加入他黨者，不得再入國民黨；全體國民黨員重新登記。

  大會根據蔣介石的提議，決定設立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並推舉蔣介石的密友張靜江為首任中常會主席。張靜江不過是一個名義，實權自然落入蔣介石的掌握中。會議並根據孫科的提議，規定以後國民黨完全信任蔣介石為「革命重心」。至此，蔣介石正式登上了國民黨的權力巔峰，軍權高於黨權的格局也由此開始。

  整理黨務案公布後，廣州的中共黨員無不萬分憤激，有的要求改變國共合作形式，有的要求退出國民黨。而鮑羅廷則認為，中共黨員既然加入了國民黨，現在決不能一無所得就撤退下來。他肯定地說：「國共是要分家的，不過分得愈遲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時候，可能便要實行分家；現在應繼續容忍合作。」由於鮑羅廷決定採取以妥協求團結的方針，中共方面也只好服從。5月23日，中共廣東區委發表宣言，聲稱：「為鞏固革命基礎和為革命前途起見，需要一部分革命利益犧牲……如果國民黨的領導機關認為此種辦法能減去國民黨內疑慮與糾紛，而又於國民革命有所裨益，國民黨內的共產黨員是不宜有所異議的。"6月4日，上海中共中央致函廣州國民黨中央，強調聯合戰線的重要，並表示整理黨務案與中共的合作政策並無根本衝突。

  鮑羅廷希望以讓步換取蔣介石對右派的鎮壓，蔣介石在這方面也給了鮑羅廷以某種滿足。5月27日，蔣介石與鮑羅廷商議「肅清反動派」事，30日，蔣下令拿辦吳鐵城，並勸告伍朝樞離粵。鮑羅廷覺得自己的策略成功了，興致勃勃地致函加拉罕稱：「中央全會關於共產黨人的決議，使右派蒙受了比共產黨人更大的損失，這些決議從右派手裡奪走了他們用來反對我們的武器」，右派集團已受到打擊，而且他們在黨內連一個職位也沒有撈到，幾乎所有的部長都是左派，如宣傳部長顧孟余、農民部長甘乃光、組織部長蔣介石，唯一的變化是對中派作出了讓步，讓邵元沖擔任青年部長，葉楚傖擔任秘書長，戴季陶擔任廣東大學校長。在此時鮑羅廷的眼中，蔣介石仍然是國民黨左派。

  作為回報，鮑羅廷又「力勸」蔣介石出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當蔣「惶愧力辭」時，鮑居然以個人去就相壓，聲言「如公不就，即當歸國」。6月4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會任命蔣介石為總司令，並通過迅速出師北伐案。

  根據整理黨務案，譚平山、林伯渠、毛澤東等分別辭去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農民部部長和宣傳部代理部長職務。鮑羅廷認為，除了中共黨員不得擔任國民黨中央部長職務等規定必須遵守外，對整理黨務案的其他規定不必重視，如交出中共黨員名單和審查中共對黨員的訓令等，只是國民黨的片面規定，中共中央可以在將來的聯席會議中提出異議。鮑並建議中共中央用拖延的手段來對付國民黨所要求的聯席會議。中共中央接受了鮑羅廷的這一建議。

  蔣介石在提出整理黨務案前後，還發表了一系列講話，解釋他限制共產黨的種種做法不是要反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而是為國民黨和國民革命的前途著想。他毫不隱諱地承認，現在最能革命、最能奮鬥的，差不多都是共產青年，而國民黨的老黨員暮氣沉沉，差不多已成為古董，只能陳列著，不能有什麼實用。他擔心」CP的發展太快」，痛恨「本黨黨員消極抵制共產，而不能積極的奮發自強」。他認為：「凡是一個團體裡面，有兩個主義，這個團體一定不會成功的，而且一定發生衝突的，這個衝突，無論大些小些，總是不能避免的，尤其是一個團體裡，有二個中心，有兩個領袖，這個團體不但不能堅固，而且一定要分裂的。」「革命是非專政不行的，一定要一個主義、一個黨來專政的。」

  他申言，「我們要革命成功，最要注意的有三點：（一）要一個黨來做個中心，統一革命的勢力；（二）拿到了政權，極端的專政；（三）占領了京城，號令全國。」他說：「我本以為只要中國革命勢力能夠統一，隨便哪一黨去統一都可以的，並不拘定是要中國國民黨的。如果有一個黨能夠統一中國革命的勢力和指揮，中國國民黨也是可以犧牲他的地位的。……但是現在除了中國國民黨以外，能夠革命的就要算中國共產黨，試問中國共產黨在這個時候，能不能統一中國革命勢力呢？無論他在中國環境上，在革命勢力上，在社會一般的心理上，我相信共產黨固是能極端革命的，然而現在要統一中國國民革命的力量，在事實上還做不到的。而且中國國民黨領導中國革命的地位，已是確定不能動搖的。」蔣又聲稱：「中國國民黨若是沒有共產黨分子在內，一定會受很大損失的，或竟至於失敗的。」「中國國民黨同中國共產黨，是兩體一命，現在不能夠分開的，一定要統一的。」為此，蔣介石直截了當地要求共產黨「暫時犧牲」。「請中國國民黨里的共產黨同志，暫時的退出共產黨，純粹做一個中國國民黨的黨員。」

  為了說服共產黨，國民革命暫時不需要共產黨，在蔣看來，一個重要的理由是，國共兩黨現階段的革命目標是同一的，而且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須統一，中國革命也須統一。世界革命有第三國際統一指揮，中國的革命是要由國民黨統一指揮的」。基於此，蔣介石還設想要使國民黨取代共產黨而成為共產國際的一部分，接受共產國際的直接指導。因為他非常清楚，只要共產國際仍然只承認中國共產黨是其支部（用張繼的話說，共產黨是蘇俄之子，國民黨是蘇俄之友），中國革命的兩個中心、兩個主義的問題就難以解決。相反，若共產國際接受了國民黨加入，國民黨對中國革命的領導地位也就會順理成章地確立。為此，蔣介石於同年8月派邵力子代表國民黨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7次全體會議，正式要求加入共產國際，同時還要邵力子轉達：國民黨承認共產國際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要求共產國際也承認國民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

  蔣介石公開號召跨黨的共產黨員退出共產黨，勢必激起共產黨人的不滿。中共廣東區委領導人之一的張太雷當即發表了一篇《到底要不要國民黨》的文章，針鋒相對地表示，不要以為共產黨對整理黨務案的讓步，是因為共產黨要靠國民黨來過寄生的生活，如果國民黨要共產分子退出，共產分子決沒有硬賴著不肯走的道理，倒是擔心共產分子都退出國民黨以後，國民黨很可能又將重新恢復到民國13年改組以前的情形。若這樣，那時的國民黨已不是一個能領導國民革命的黨了。

  中共中央也注意到了蔣介石關於「一個主義」、「一個黨」的言論。6月4日，陳獨秀發表致蔣介石的公開信，說明國民黨是各階級合作的黨，而不是單純一階級的黨，所以「共信」之外，也應該有各階級的「別信」。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提出要「與資產階級爭國民運動的指導」，「保證無產階級政黨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但中共中央並未制訂出如何爭取領導權的具體方針。在此時陳獨秀等中共領導人的認知中，蔣介石還是一個需要團結和扶助的「中派」。

  而據鮑羅廷觀察，蔣介石實際上處於兩種勢力的夾縫之中。中派和右派要求蔣介石繼續鎮壓和限制共產黨人和左派，而左派和共產黨人則懷疑蔣介石日趨右傾，而與蔣形成對抗立場。蔣則一方面申明他始終是革命者，願意為革命而獻身，一方面又不得不向中派和右派作出讓步。

  南方革命陣營內部的分化與紛爭將隨著北伐戰爭的推進而進一步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