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北伐戰爭：北方形勢與南方的勝利

  北伐消滅軍閥，統一全國，是孫中山未能完成的夙願。孫中山去世後，國民黨新一代領導集體先是成立國民政府，繼而統一兩廣，並通過軍隊國家化等手段，將兩廣軍隊統編為國民革命軍。相對北洋軍閥而言，國民革命軍的數量雖不占優勢，但因採納蘇俄紅軍的練軍模式，特別是對軍隊官兵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和主義灌輸，戰鬥力與軍閥部隊不可同日而語。革命根據地統一後，國民政府的財政稅收大增，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的一年間，廣東一省的財政收入超過8000萬，相當於1924年的8倍有餘。國民政府的財政不僅不再有赤字，而且尚有結餘。財力比較充裕後，革命軍官兵的待遇也有所提高。如士兵月餉10-12元，令北洋士兵羨慕不已。優厚的待遇，也是北伐過程中誘使各軍閥部隊前來歸附的一個重要因素。據白崇禧晚年回憶，廣西歸附國民政府的一個重要考量，即桂軍如不參加國民革命軍，即無能力調整士兵待遇。

  以「後見之明」的眼光看，1924年1月的「改組」在國民黨歷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然而對於這樣一次重要的改革，最初並沒有引起北方軍閥的重視，甚至也沒有引起全國輿論的深切關注。當時北方各軍閥並沒有把南方改組後的國民黨和隨後成立的國民政府放在眼裡。北京、天津、上海等大城市的新聞媒體和社會輿論關注的重心，仍是北京中央政局的跌宕起伏。對南方國民黨的革新，認為它不過是跟著蘇俄「赤化」而已。甚至直到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北方各軍閥仍未把北伐軍當成自己的一個重大威脅，或認為蔣介石的北伐也會像過去「孫大炮」（孫中山）的幾次北伐一樣半途而折。1926年2月15日，鮑羅廷在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團會議的報告中談到：「應該說，若是在我們來到這裡（指廣州）時和我們來以後很長時間，掌握政權的軍閥們，知道改組國民黨意味著什麼，知道提高革命精神，活躍全國氣氛意味著什麼，並且馬上把國民黨說成是一支政治力量，因為它明顯打擊了造成中國混亂的根源——帝國主義，那就會是另一種情況了。然而當時軍閥們很少注意事情的這一方面。他們以為，這些都是議論，因為這些議論實際上沒有觸及他們的權力。他們沒有妨礙這種反帝工作，也沒有妨礙做農民、工人等的工作。這是他們滅亡的原因之一。他們只注意實際力量，也就是能算出有多少枝槍，多少名士兵的力量，任何這種力量的出現都會立即引起他們的不安。他們很少注意國民黨一大和它後來的整個工作，也很少注意黃埔。他們不認為軍隊中的政治工作能幫助提高軍隊的紀律。」

  鮑羅廷認為，國民黨改組以後，一支富有革命精神的政治力量的壯大，一支以政治工作為特徵的新式黨軍的建立，以及國共所發動的工農運動和反帝工作等，都是一種無形的戰力，而北洋軍閥所重視的只是有形的戰力，亦即多少枝槍和多少兵力。實際上，在北伐出師前後，國共兩黨也沒有充分認識到自己的力量與北方軍閥相比占有多大的優勢。共產黨最初對北伐的態度曾經數度反覆。當時主張北伐的一個重要考慮，是認為南方革命政府只有北伐，才能擴展生存空間。北伐軍誓師之際，並未預計到後來北伐的進展會十分神速。曾經參與北伐的李品仙后來回憶說：「國民革命軍誓師之初，雖號稱十萬之眾，實際上不過五六萬人。而勢如破竹、所向披靡，竟以前後不過八個月的時間，領有長江以南，真非始料所及。」李氏的話大致能代表當時南北多數人的共識，當時的吳佩孚號稱擁有七八省的人力物力，根本未把蔣介石的北伐軍放在眼裡。直到其部隊一敗於汀泗橋，再敗於賀勝橋，緊接著漢口、武昌相繼失陷，全國大局為之一變。睥睨一世的吳佩孚威名掃地，北伐軍的聲威震動全國，南方的黨軍和黨政府才開始成為全國輿論關注的焦點。

  以往史學界對北伐的研究，基本上是以南方北伐軍為中心，較少關注北伐客體以及北洋軍閥一方。「北伐」這一提法，本身即意味著立論者是站在南方國民革命軍一方。這場戰爭從國民革命軍一方而言是「北伐」，而從北洋軍閥一方而言，則是「南征」。當時北方報紙對這場戰爭的報導，多稱之為南北戰爭，或南軍與北軍之戰。在北方民眾的感受中，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不僅隱含著「有道伐無道」的意義，也多少帶有南方人打北方人的成分。北伐出師不久，一位北方讀者投書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說，他家鄉的老百姓以為，「北伐」就是南方人打北方人，因此他覺得「北伐」二字「不能完全表示出革命的意義」，且不適合「全國普遍需要」，建議國民政府將「北伐」改名為「反吳」或「反反赤」之類，其意義更光明而不帶地域色彩。李璜在北伐結束後到北方遊歷時亦發現，國家雖然名義上統一了，但「在精神方面，北人對於南人，在此次國民革命之後，懷著一種嫉視的心理。革命而既以主義號召，而要稱作『北伐』,這足使北人感到南宋之對金人，把北人當作異族看待。何況更將北京要改成『北平』呢。」李璜最初以為這只是北方失意軍人政客的狹隘之見，及一調查，「乃知此一誤解與怨言相當的普遍於北方社會」。在北方人看來，國民黨當政後將北京更名「北平」，實帶有某種「征服」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