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北伐前夕的北方形勢

  1926年春夏間，中國的政治、軍事形勢大致呈現出如下格局：

  在華南，國民政府統一了廣東、廣西，擁有兵力13萬餘人。「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之後，蔣介石取代汪精衛成為南方革命陣營最具實力的人物。

  在華北，直系嫡派的吳佩孚於1925年10月乘浙、奉戰爭之機東山再起。1926年3月，在鄭州打敗岳維峻的國民軍2軍以後，踞有河南、湖北兩省及直隸的大部分地區，京漢線的全部都是其勢力範圍，所轄軍隊號稱20萬。

  在東北，奉系張作霖割據稱雄，勢力擴展至北京、天津和山東的廣大地區，兵力號稱35萬，並擁有一支全國最強的空軍和一家全國最大的兵工廠，是北方軍閥中實力最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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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南，直系後起的孫傳芳控制閩、浙、蘇、皖、贛五省地盤，自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兵力號稱22萬，實力僅次於張作霖。

  在西北，國民軍以察、綏、陝及晉北為根據地，東面扼守南口與奉、直軍對峙，南面死爭西安與劉鎮華相持，首領馮玉祥已赴蘇俄，其軍隊由部下張之江主持，設總部於張家口，尚有兵力20萬人。

  在以上幾大軍事強人中，除吳佩孚、張作霖外，蔣介石、馮玉祥和孫傳芳等人基本上都是近兩年間才崛起而成為有全國性影響人物的。以上五大勢力大致劃分為極不相容的兩大陣營：南方國民政府與西北國民軍為友，吳佩孚、張作霖與孫傳芳三大軍閥結盟。南方革命政府提出的口號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吳、張、孫則聲稱「討伐南北二赤」。前者視後者為英、美、日帝國主義的走狗，後者則稱前者為蘇俄的幫凶。

  除以上兩大勢力兩大陣營外，還存在一些地方軍閥，如山西的閻錫山，雲南的唐繼堯，貴州的袁祖銘，四川的劉湘、楊森、鄧錫侯、劉文輝，湖南的趙恆惕等。這些地方軍閥一般據守一省，不輕易參與中原逐鹿，為確保自己地位，往往採取見風使舵的政策，或揭舉聯省自治的旗幟以自守，或依附某一大軍閥以自保。

  1926年4月中旬，國民軍在直、奉軍閥的聯合進攻下，退出了北京。段祺瑞執政府隨即垮台。段政府垮台後，直、奉兩大勢力圍繞中央政權的組建，又展開了新的鬥爭。

  直系吳佩孚提出，恢復曹錕當政時頒布的憲法及其任命的顏惠慶內閣，並由顏內閣攝行總統職權。奉系張作霖鑑於自己當年曾起兵討伐曹錕的賄選，而當時的顏惠慶內閣又副署過討伐自己的命令，現在如果同意恢復顏內閣，就意味著承認自己當年的討曹是叛逆之舉。所以張作霖對曹憲、顏閣絕對不肯接受。他提出恢復約法，召集新國會，讓其親家靳雲鵬出來組閣。

  於是直、奉兩方在法統問題上發生了「護憲」與「護法」之爭。舊的國會議員們也趁機出來活動，並分化為「護憲」與「護法」兩大陣營。對於這場「護憲」與「護法」之爭，當時有輿論評曰：「在吳方所謂護憲者，亦不過維護過去一切作為，豈有真真奉行憲法之意。他姑不論，試問吳自身在憲法上所占之地位究竟如何？天下安有在憲法上無確定地位之人，而可以發施號令者乎？……苟進一步觀察，所謂護憲不護憲皆屬表面問題，不護憲當然無憲，即護憲亦等無憲。護憲不必即是守憲，不護憲未必即是毀憲。護而不守，毋寧不護，較為直截了當，尚不至使人養成不守憲之惡習。」直吳之「護憲」如此，奉張之「護法」亦不過是爭奪政治資源的另一種招術。

  4月下旬，直奉雙方代表在北京舉行會談，試圖解決政治分歧，但會議未能達成一致。5月2日，張作霖致電吳佩孚，建議召開元老及各省代表會議，討論解決憲法、約法和組織政府問題，因為張作霖估計各省代表很少會有人贊成恢復曹錕憲法。5月3日，以孫傳芳為首的東南五省舊直系將領聯名發表通電，表示贊成顏內閣攝政，並催吳佩孚早日北上主持大計。

  為了打破僵局，北洋元老王士珍、趙爾巽出面調停，提出一個折衷方案：雙方贊成顏惠慶組閣，顏復職後，即任命新總理，替顏攝政；憲法與約法問題留待軍事結束後公開討論。

  對這兩位北洋元老的意見，張作霖不能不加以考慮，同意暫時恢復顏內閣。5月9日，顏惠慶通電復職，13日，顏內閣任命顧維鈞為財政總長，施肇基為外交總長（施未到職前由顏兼代），張國淦為司法總長，鄭謙為內務總長，張景惠為陸軍總長，杜錫珪為海軍總長，王寵惠為教育總長，楊文愷為農商總長，張志潭為交通總長。

  這個內閣形式上是由吳佩孚、張作霖和孫傳芳三方面人組成的混合內閣，實質上是以吳系人馬為主體，內中最重要的外交、財政兩席，概為吳系所掌控。奉系僅分得無足輕重的內務、陸軍兩席。因分贓不勻，奉張乃由消極反對轉為積極拆台。奉派閣員拒不就職。張宗昌趁機提出每月要300萬軍餉。「豬仔議員」也吵著要恢復國會。顏閣成立伊始即陷入困境。

  針對這一局面，《晨報》發表評論說：「在今日情勢之下，無論何方皆無獨攬中央之實力，無實力而強為之，即使對方一時不持異議，結局終難有圓滿之辦法。今日中央雖成雞肋，然畢竟為一國之中央政府，發施號令，亦足以雄視天下。況對外關係，非有中央政府，不能成功，則凡有相當實力者，其不能放鬆，自在意中。即就現時局面而言，吳既不能無視張方意見，張亦不能拋棄中央政治，則從前縱有含混之約言，而事實上非彼此推誠協商不可。」

  6月上旬，直奉雙方代表再次坐到一起，磋商「合作」事宜。雙方爭論的焦點，仍不外「護憲」及內閣問題。奉方以為，「護憲」既屬名義，直方何必堅持？並表示對顏惠慶個人本無成見，但「依法復職」四字，太使奉方難堪，若直方能撇開一「法」字，則任何人組閣，奉方皆可贊同。雙方經過多次討價還價，最後達成妥協：顏惠慶辭去總理及外交總長兼職，由海軍總長杜錫珪兼代國務總理攝政。自此，北京就只有一個形式上的攝政內閣，守著那座古式宮殿的政府機關。

  吳佩孚和張作霖在法統上雖然爭持不已，在軍事上卻一拍即合。6月28日，吳佩孚與張作霖兩人在北京會晤，雙方決定在軍事上聯合對馮玉祥的國民軍發動全面進攻。兩人對馮玉祥均有不共戴天之恨。吳氏憤馮倒戈，張氏恨馮唆使郭松齡反叛。吳佩孚聲稱：「自馮玉祥首倡倒戈以來，起而效尤者，實繁有徒，此風不戢，綱紀蕩然，為禍之烈，不至亡國滅種不止。」據當時輿論分析：「吳之於張，雖屬兩雄相扼，究系因公成怨，若對馮則私仇既深，無可消釋；張之於吳，亦復同然，對馮則因郭之變叛，無異吳之仇馮，故大勢所趨……吳張遂盡捐夙嫌，合力對馮，而共樹討赤之大纛。」當然，吳、張聯手攻打國民軍，除了與馮玉祥的「私仇」外，更與國民軍的傾向蘇俄並與南方革命政府結盟密切相關。這也正是吳、張以「討伐南北二赤」為號召的緣由所在。

  直吳與奉張在「合力對馮」這一點上雖達成共識，並結為盟友，但若以為兩大軍閥「盡捐夙嫌」，顯然是不切實際的估計。當時北方輿論對吳、張兩大軍閥的評價亦頗值得注意。如《順天時報》發表社論說：吳、張雖為左右北方政局的兩大實力人物，但「兩氏均為一種僅可在以專制主義為基礎之北方社會雄視一切之人物，於多少傾向自由主義之南方社會之社會觀上，均無合格之資格也」。況且，即使在北方社會，吳、張兩人的勢力亦是今不如昔，「今日之兩氏，與第二次奉直戰後之張氏、第二次奉直戰前之吳氏，兩相比較，則其依然為二大軍閥也，固無所異，至於二氏之實力，則不勝有今昔之感矣」。就本性而言，兩人均想睥睨一切，均欲獨斷專行，然而兩人除妥協合作外，又都無法獨力料理北方政局，亦時勢使然。該社論認為北方社會以專制主義為基礎，而南方社會已傾向自由主義。這樣一種對南北社會異同的觀察，雖然未必十分貼切，卻反映了北方輿論開始對南方有所看好。

  尚在4月底，奉、直、晉、魯各軍即在北京召開軍事會議，達成聯合「討赤」協議，計劃兵分三路攻打國民軍：奉軍進攻熱河，吳軍進攻南口，閻錫山的晉軍進攻綏遠，推吳佩孚為「反赤」聯軍總司令。

  南口戰場是「反赤」聯軍與國民軍交鋒的主要戰場。南口位於居庸關和昌平之間，扼平綏（今京包）鐵路、京張公路要衝，為京城北面之咽喉，自古即為兵家必爭之地。奉軍、吳軍和李景林、張宗昌的直魯聯軍集中主力攻打南口。晉北只有閻錫山的晉軍，力量較弱。國民軍針對這一局勢，分東西兩路應戰：東路，對奉直聯軍取守勢，堅守察東地區，置重點於南口，鹿鍾麟為東路軍總司令，轄第1、2、4、9各軍，軍長分別為鄭金聲、方振武、徐永昌、王鎮淮；西路，對晉軍取攻勢，宋哲元為西路軍總司令，轄第5、6、7、8各軍，軍長分別為石敬亭、石友三、蔣鴻遇、韓復榘。4月下旬至6月下旬，戰場主要在晉北；7月初旬至8月中旬，戰場主要在南口。

  國民軍在南口戰場堅守3個多月，最後於8月10日至15日被迫撤退。在此期間，國民軍牽制和消耗了北方軍閥的相當兵力。吳佩孚在南口戰役結束後亦承認：「此次南口、懷來戰事之猛烈，實為從前所未見，即歐洲大戰，視此亦當有遜色。」直系吳佩孚因傾其全力對付國民軍，無法南顧。趁此機會，南方北伐軍長驅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