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國共對出師北伐的歧見

  1922年5月和1924年9月，孫中山曾兩次舉兵北伐，因種種牽制皆半途而廢。到了1926年初，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鞏固，兩廣歸於統一，形成了一個相對集中的勢力範圍，國民革命軍的實力大增。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有意再舉北伐大旗。4月3日，蔣正式向國民黨中央提出，以3個月為準備期，擬於6月底出兵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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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俄在華顧問對北伐的意見不盡一致。1925年9月，蘇俄在廣州的軍事總顧問加倫曾提出北伐和進軍長江的主張，並就北伐的必要性、可能性和總的戰略設想，擬定過一個詳細的計劃。1926年2月中旬，鮑羅廷在北京向前來中國的布勃諾夫使團匯報工作時，亦提出北伐是一個刻不容緩的問題，並主張北伐的口號不能僅僅是反對帝國主義和反對軍閥，而且要提出土地問題綱領。但是加倫回國後，接替加倫擔任總顧問的季山嘉主張北伐從緩，並因此引起蔣介石對季山嘉的強烈不滿。在季山嘉看來，國民黨中央不夠團結和穩定，軍隊缺乏完善的政治組織，還不具備北伐的實力。中山艦事件發生後，布勃諾夫撤換了季山嘉的職務。布勃諾夫為了統一在華顧問的認識，在即將返國之際，於3月24日向廣州的蘇俄顧問團作了一次長達6小時的講話，其中談到，北伐問題不是要不要進行的問題，而是進行的時間和方式問題。他也強調北伐應與解決農民土地問題聯繫起來。

  但是莫斯科方面並不主張廣州革命政府迅速出師北伐。從1925年12月到1926年5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曾多次作出決議，堅決阻止廣州國民政府的北伐之想。莫斯科方面聲稱，廣東政府不要熱中於擴充領土，不要急於同帝國主義國家建立正式關係，要堅決摒棄進攻性的軍事征討，目前時期應該集中全力於內部工作，應該先進行土地改革、財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動員廣大人民參加政治生活，加強內部防禦能力，拋棄任何足以惹起帝國主義軍事干涉的行動。蘇俄方面始終顧及在華中和華東方面軍閥的軍事力量在數量上的優勢及其資源實力，顧慮軍閥集團之間的結盟以及英國和日本直接干預的可能性。

  莫斯科方面之所以採取這種態度，與當時蘇俄所處的國際環境及其對世界革命形勢的估計有關。蘇俄認為，在歐亞新的革命浪潮到來之前，中國革命頂不住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1926年初，馮玉祥的國民軍在北方失敗後，蘇俄對國際環境和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更加悲觀，以至認為：為了使中國革命爭得喘息時間，也為了延長蘇俄的喘息時間，必須向帝國主義作出讓步。堅決反對進行北伐，正是這種「喘息政策」的產物。

  中共方面最初對北伐具有很高的熱情。1926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特別會議。會議分析了當時的國內形勢，認為直、奉軍閥將聯合向國民軍和國民政府進攻，如果直、奉勢力取勝，全國政局必將轉向極反動的局面，到那時僅廣州政府孤軍作戰，也許失敗；如果現時廣州政府開始準備北伐，與北方革命勢力相結合，革命的勝利則更有把握。而且廣東政府只有向外發展，才能增強自己的聲威，才能維持自己的存在。會議決定，現時的主要任務，是從各方面積極準備北伐，包括組織和發動北伐必經之省的農民。會後，中共各級組織開始通過各種方式推動和促使廣州國民政府出師北伐。中共中央支持北伐的態度，是受鮑羅廷等人的直接影響，但共產國際在4月底5月初致函中共中央，認為目前提出北伐的問題，無論從政治角度還是從宣傳角度，都是根本錯誤的。從政治角度看，如果廣州號召北伐，那就意味著廣州政府不願維護和平，反而想要戰爭；從宣傳角度看，這可能給予工農群眾極為不良的印象，他們會認為共產黨人好戰。5月20日聯共中央政治局再次決定：「責成廣州同志保證實行政治局不止一次重申的堅決譴責在目前進行北伐或準備北伐的指示。」

  根據莫斯科的指示精神，共產國際遠東局主席維經斯基於6月上旬抵達上海不久，就說服陳獨秀及中共中央委員會放棄支持北伐的主張。維經斯基還批評鮑羅廷對蔣介石採取妥協退讓的方針，認為鮑羅廷將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蔣介石的身上，使蔣介石變得有恃無恐，得寸進尺。維經斯基認為，在國民黨左派和中共還沒有在工農群眾中牢牢站住腳跟的情況下進行北伐，北伐必敗無疑。

  但是，當維經斯基還在為自己輕而易舉說服中共中央接受其主張而洋洋自得的時候，中共中央內部包括陳獨秀本人實際上又很快改變了態度。6月30日，遠東局在上海舉行會議，就北伐問題長時間交換意見，中共中央成員多數仍然傾向於支持北伐，認為北伐是使廣州擺脫內外威脅的唯一出路。陳獨秀還決定以個人名義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會，說明中共中央委員會一致支持北伐的主張。

  對中共中央在北伐問題上的搖擺不定，維經斯基深感不安。他在與陳獨秀作了一次長談後，似乎又一次說服了陳獨秀。7月7日，陳獨秀在《嚮導》周刊上發表文章，公開表示反對北伐。據稱該文的基調是維經斯基與陳獨秀協商確定的。文章申言北伐只是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的全部意義。北伐「必須是革命的勢力向外發展，然後北伐才算是革命的軍事行動；若其中夾雜有投機的軍人政客個人權位欲的活動，即有相當的成功也是軍事投機之勝利，而不是革命的勝利」。文章認為，北伐時機尚未成熟，當前的問題是防禦吳佩孚南伐，防禦反赤軍擾害廣東，防禦廣東內部買辦、土豪、官僚、右派響應反赤。文章甚至批評廣東國民政府因北伐而增籌戰費，搜刮及於平民，並剝奪人民的自由。

  7月中旬，中共中央召開第三次擴大會議。會議顯然受到了維經斯基的影響，對北伐幾乎隻字未提。在7月12日公開發表的對時局的主張中，仍舊主張召開國民會議來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申言廣東國民政府出兵，只能是防禦反赤軍攻入湘粵，而不是真正革命勢力充實的徹底北伐。

  陳獨秀的文章引起了國民黨人的不滿。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議，由張靜江出面致函陳獨秀，解釋北伐是國民革命的唯一先著，批評陳文對北伐出師造成不良影響。蔣介石亦指責陳獨秀誹議北伐，「其意在減少國民黨信仰，而增進共產黨地位」。

  與莫斯科方面不同，國民黨人對北伐的前景大都充滿樂觀，並寄予莫大希望。高級將領大多表示擁護，中下級軍人更是摩拳擦掌。商人和市民也為北伐而高興。當然，北伐對不同的人群和不同的陣營有著頗不相同的意義。「右派希望蔣介石率領軍隊北上，部分左派和部分共產黨人鑑於有必要對群眾進行革命的動員，幻想把恢復原來局面的希望同戰爭聯繫起來。蔣介石則指望利用這場戰爭把反對派將領派到華北去和籌集資金。」商人和市民指望廣東軍隊北上後，他們的負擔可以減輕。客籍軍人對廣東人的排外早有不滿，覺得困守廣東一隅，難有用武之地，希望借北伐之機向外拓展，或可建功立業；有些粵籍將領亦不免想到如果這些外省人離開，他們就可成為廣東的真正主人了。蔣介石雖然以繼承總理遺志相號召，但在當時一些人看來，他更多地是想乘北伐之機，奠立個人的軍事獨裁地位。

  在國民黨的對外宣傳中，北伐是以統一全國為號召的，但北伐對許多人來說實際上是一種解決內部矛盾的權宜之計。以北伐求生存本是廣東革命根據地一個長期存在的戰略思路。孫中山1924年北伐的主要考慮即是「在粵有三死因」，急宜北伐謀出路。在中共看來，1926年的北伐仍是使廣州擺脫內外威脅的唯一出路。這意味著前後兩次提出北伐的動機並無太大差異。

  儘管國民革命陣營內部對北伐的意見不盡一致，但並未妨礙北伐的準備工作。蔣介石和國民黨中央沒有理會莫斯科方面反對北伐的意見。鮑羅廷因不願在北伐問題上激化與蔣介石的矛盾，也沒有堅決貫徹莫斯科的指示。據蔣介石日記，鮑羅廷和蔣介石在5月1日進行了一次長達4小時的談話，對北伐問題多有爭執，但是蔣介石固持己見，爭論最後以鮑羅廷妥協而告終。

  北伐前夕，中共中央根據蔣介石的政治取向，將蔣介石定位為國民黨中派和新右派。此時中共口中的中派與新右派相等同，有「新右派即是中派」之說。7月中旬召開的中共中央擴大會議認為，國民黨內有四種力量：一是共產派，二是以馮自由為代表的右派，三是以汪精衛為代表的左派，四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新右派（即中派）。會議決定今後應聯合國民黨左派與中派向右派進攻，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傾，而不能希圖消滅中派，必要時還要扶助中派，公開的反對右派。會議還提出要「與資產階級爭國民運動的指導……保證無產階級政黨爭取國民革命的領導權」，但會議沒有明確提出對蔣介石的方針。

  通過中山艦事件和《整理黨務案》，蔣介石逐走了自己的對手汪精衛，適度扼制了中共在國民黨內喧賓奪主、咄咄逼人的態勢。中山艦事件之後，蘇俄軍事顧問團主張妥協退讓，主張滿足蔣介石追求個人尊榮的欲望，協助他取得「比較現實更為偉大之權力與實力」，其具體位置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6月1日，蔣介石當選為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4日，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及國民政府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奉命後，著手組建總司令部：參謀長李濟深，副參謀長白崇禧，秘書長邵力子，兵站總監俞飛鵬，政治部主任鄧演達。6月29日，國民黨中央黨部召開會議，決定應蔣介石的要求，賦予總司令部以特權，可以監督、檢查和支配宣傳、印刷、運輸機關，並指導農會、工會、商會、學生會等各民眾團體。7月2日，公布總司令部組織大綱。大綱規定：凡國民政府下之陸、海、空各軍，均歸總司令統轄；總司令兼任軍事委員會主席；出征動員令下達後，即進入戰事狀態，凡國民政府所屬軍民財政各機關，均須受總司令之指揮，秉其意旨辦理各事。

  7月4日至6日，國民黨在廣州召開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臨時全體會議。會議決定：常務委員會主席張靜江因足疾請辭，改推蔣介石為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但在北伐期間，仍由張代理；任蔣介石為國民黨中央軍人部部長，有任免所轄各軍及軍事機關黨代表之權。7月9日，舉行總司令就職及北伐誓師典禮。以北伐出師為契機，蔣介石初步建立起了以他個人為中心、凌駕於黨權和政權之上的軍事獨裁體制。

  1926年7月1日，蔣介石下達北伐部隊動員令，宣布其北伐戰略為：「先定三湘，規復武漢，進而與我友軍國民軍會師，以期統一中國。"7月9日發表北伐宣言，亦以統一中國為目標。中共認為，北伐出師的政治主張僅揭舉「統一中國」四字，不夠明確具體。鮑羅廷建議在北伐宣言中提出土地政綱，如土地清丈、減租等，但蔣介石不贊成。鮑羅廷對北伐的前景提出四種假定：一、國民政府遷都武漢，與國民軍及其他分子組成聯合政府；二、一直往北打，最後定都北京；三、打到武漢後，經營雲、貴、川；四、打到武漢後，只整頓內部。至於哪種前景最具有可能性，鮑羅廷亦不敢預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