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從廣州到武漢

  北伐雖然經過相當時間的準備和計劃，而最後的促成因素，乃唐生智的突然加盟。

  孫中山北伐時，趙恆惕所統治的湖南往往首當其衝，擋其去路。趙恆惕自1923年驅逐譚延取得湖南省政大權後，對外標榜聯省自治的中立政策，藉以阻南拒北。趙恆惕所轄湘軍編為4個師，賀耀組、劉鉶、葉開鑫、唐生智分別擔任4個師的師長。4個師各自把持駐地的行政與財政大權，在省內形成幾個獨立王國。其中葉開鑫的第3師比較聽命於趙恆惕，唐生智的第4師因在省防軍中實力最強而試圖與趙恆惕分庭抗禮。對內，唐生智一方面藉助佛教教義部勒其部屬，令其官兵全部摩頂受戒，皈依佛教；另一方面在其所控制的湘南地區適度開放民眾運動，企圖藉助民眾運動的威力對付趙恆惕。對外，唐生智一面與廣東方面暗通款曲，表示傾向革命，希望廣東方面予以援助；與此同時，他也派人向吳佩孚表示，不會改變湖南當局的政治態度，以求吳不干涉他驅趙。

  1926年3月初，唐生智舉兵倒趙，兵分三路由湘南向長沙推進。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為配合唐氏倒趙，在長沙發動數萬民眾舉行示威大會，提出「打倒趙恆惕」、「請國民政府北伐」等口號。趙恆惕在長沙只有2000衛兵，擁護他的第3師葉開鑫部實力遠不及唐的第4師，而駐紮在湘西的第1、2師又態度曖昧。趙氏被迫向湖南省議會提出辭職，推唐生智代理省長職務。

  唐生智進駐長沙後，一面派人赴漢口向吳佩孚解釋，表示驅趙乃不得已之舉，並無反吳之意；一面與廣東方面取得聯繫，希望能得到廣東方面的支持。廣東方面派陳銘樞和白崇禧到長沙，要求唐生智服從國民政府，在國民政府指揮下出兵討吳，廣東革命政府願意提供援助。唐生智表示同意。

  既得廣東方面之後援，唐氏乃正式宣布就任湖南省代省長職務，並以召開軍事會議為名，將第2師師長劉鉶等人逮捕，接著命其部下何鍵率兵向駐紮岳陽的湘軍第3師葉開鑫部進攻。葉開鑫部退向湖北，投附吳佩孚。吳佩孚委任葉開鑫為「討賊聯軍」湘軍總司令，委任李倬章為「援湘軍」總司令，宣布討伐唐生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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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9日，葉開鑫通電討唐。23日，唐生智亦發出對葉開鑫的討伐令。葉、唐之戰開始。葉氏倚吳佩孚作靠山，唐氏以廣東為後盾。從雙方實力言，唐生智的兵力不敵葉開鑫的湘軍和吳佩孚的援湘軍。戰爭打響後，湘軍第1師和第2師見葉開鑫一方實力強大，亦參與討唐。唐軍寡不敵眾，於4月30日下令放棄長沙，率部向衡陽後撤，同時向兩廣求援，表示願加入國民革命軍，為北伐前驅，請求廣東國民政府出兵。

  廣東國民政府原則上同意援唐，但對於出兵問題，各軍將領意見不一。譚延闓、程潛因與唐生智有舊怨，希望坐觀唐軍失敗；蔣介石、李濟深則主張援唐。李濟深並表示願派第4軍獨立團先行出發。5月11日，廣東軍事委員會開會決定出兵入湘，隨後又陸續任命唐生智為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第8軍軍長等職，兼理湖南民政。5月20日，第4軍獨立團葉挺部擔任廣東政府北伐的先遣部隊，奉命出兵援唐。北伐戰爭的序幕由此揭開。

  第4軍獨立團團長葉挺及該團大部分軍官是共產黨員，團內建有中共組織，幹部受中共廣東區委調配。該團雖屬第4軍建制，實際上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

  6月15日，國民革命軍第4軍第12師張發奎部自廣州出發。其後，各部陸續北上。吳佩孚得知廣東政府出兵援唐後，增派鄂軍3個旅入湘作戰，並調撥大批槍械彈藥支援葉開鑫。但這時吳佩孚對北伐軍的實力估計不足，其主力仍集中於北方對馮玉祥的國民軍作戰，南方則命令葉開鑫的湘軍和李倬章的援湘軍在湖南暫取守勢。葉、李指揮下的各色部隊人數雖有10多萬，但內部派系複雜，各懷保存實力心理，統一指揮十分困難。

  6月下旬，北伐軍第4、7、8軍之主力已相繼集結到湘南前線，兵力總計約6萬餘人。自6月29日起，北伐軍分左、中、右三路由湘南北上，直指長沙。7月10日，葉開鑫部從長沙北撤，北伐軍於次日進駐長沙。7月25日，新的湖南省政府成立，唐生智任主席，宣布廢除趙恆惕主政時期之省憲法，解散省議會，直屬廣東國民政府領導。7月27日，蔣介石偕蘇俄顧問加倫和行營參謀長白崇禧等總部人員由廣州出發，趕赴北伐前線。

  隨著北伐的順利推進，西南各派地方勢力開始傾向廣東國民政府。6月下旬，貴州軍閥袁祖銘、王天培派代表赴粵洽談，表示願意加入北伐隊伍。7月27日，袁祖銘致電廣東國民政府，正式表示投效北伐之意。國民政府隨即任命他為左翼軍總指揮職務。袁部之彭漢章、王天培也分別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9、10軍軍長。與此同時，贛軍第4師賴世璜部、湘軍第1師賀耀組部見北伐入湘告捷，亦要求投附國民革命軍，分別被收編為國民革命軍獨立第1師和第2師。四川軍閥劉湘、劉文輝等亦表示願參加國民革命，並於8月13日通電討伐吳佩孚。

  占領長沙後，下期作戰方略成為北伐軍將領們思考的問題，有的主張同時進攻鄂、贛，有的主張迅速進取武漢，對江西暫取監視態度。8月5日，蔣介石與加倫、白崇禧等籌議作戰計劃。加倫擔心進攻武漢時有可能遇到列強的干涉和阻礙，主張集中兵力先取武漢，對江西暫取守勢。蔣介石贊成加倫的意見，決定以第1、4、6、7、8軍主攻洞庭湖以東之線，以第10軍助攻洞庭湖以西之線，僅以少數兵力監視贛西。

  8月12日，蔣介石率總部人員抵達長沙。據唐生智回憶，蔣抵長沙後，意欲接掌湖南各方面的權力。他向唐表示：「現在是黨權高於一切，政治、軍事等都要由黨來決定。」而唐不願放棄湖南省政大權。自此兩人積怨以成。唐生智的第8軍在北伐過程中迅速擴充至6個師，共20多個團，實力超乎各軍之上。實力大增的唐生智使總司令蔣介石感到不安。加上自中山艦事件後，蔣介石的第1軍因中共黨員之退出，紀律大壞，「戰鬥力之弱，甲於各軍，遂使蔣之聲名一落千丈」。為了制約唐生智，蔣介石想重振第1軍，以維護其總司令的威信，為此他試圖藉助中共和蘇俄顧問的力量，招回中山艦事件後退出第1軍的共產黨員。對於蔣唐之間的矛盾，中共中央的態度是：「不去助長，也不去消滅，只維持其平衡，在這個平衡的維持中，還可迫他們多做點革命工作。」

  北伐初戰告捷後，中共中央對北伐形勢持樂觀態度。7月31日中共中央對全黨發出通告說：北伐軍大有長驅而下湘贛進窺武漢形勢，吳佩孚的勢力已漸次崩壞，一部分小軍閥有輸誠革命政府的趨勢。北伐軍的勝利，已喚起全國革命民眾的注意。北伐已成為全國民眾最注意的一個問題。此語也可從另一方面理解為：在占領長沙以前，北伐尚未引起全國民眾的太多關注。中共中央認為，北伐形勢已由防禦轉為進攻，不能不重新考慮對北伐的態度以及北伐在民族革命中所占的位置，提出應該積極動員民眾起來響應和推動北伐，同時利用北伐來擴大民眾運動，使北伐具有更多的革命意義。不過，中共中央仍強調，不要過分宣傳北伐，以免民眾坐待北伐軍之到來而自己不努力工作；也不可籠統宣傳北伐，而應該提出中共獨立的政治主張，「本黨對於時局的主張，仍舊主張國民會議是解決中國政治問題的道路」。中共中央預測，北伐軍事的前途不外兩種局面：一是吳佩孚下野，張作霖出關，蔣（介石）馮（玉祥）孫（傳芳）聯盟支配全國的政局；一是奉系張作霖與新直系孫傳芳妥協而抗住北伐軍不能下武漢。由此觀之，此時中共對北伐前途的樂觀還是相當慎重的。

  北伐軍占領長沙雖出乎吳佩孚意外，但因北方國民軍在南口牽制了他的主力部隊，他一時難以抽調兵力南下，而且吳佩孚對北伐軍的進攻實力仍然低估。吳的戰略是「先定西北，再圖西南」。據當時輿論觀察：「吳佩孚對於湘贛，已以全權交孫傳芳指揮，正聚精會神，應付西北，非貫徹到底，決不回漢。」「鄂督陳嘉謨等，鑑於粵軍北侵，非有聲威素著之大員，坐鎮漢皐，誠恐萬一岳陽有失，粵軍飲馬長江，牽動大局，迭次密陳利害，請吳（佩孚）移節漢皐，將西北軍事，完全交與奉聯軍諸將領主持，無奈吳意務期先定西北，再圖西南。」為了說服吳佩孚南下，陳嘉謨派人赴保定，向曹錕陳述利害，請求曹轉勸吳移軍南下，曹錕頗以為然，立即派彭壽莘赴長辛店勸吳。而吳佩孚卻回答說：「粵軍北侵，半屬空氣，廣東內部情形複雜，伺隙而動者正多，不久必有內訌……計我海陸各軍，集中嶽陽，勢雄力厚，扼守汨羅，粵軍斷難飛渡，予已請馨帥（孫傳芳）遙為主持，萬無足慮。西北軍事，我軍步步進逼，敵方已呈日暮途窮之象，不出兼旬，必可解決。孟子曰，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故予抱定宗旨，非打數個勝仗，屈服西北軍，斷不輕離北方，否則徒損威信。」

  吳佩孚將西北軍定為其首要打擊目標，將南方戰事委託給他的直系盟友孫傳芳。孫傳芳實際上另有自己的打算。孫之為人，素以善於觀變、坐收漁人之利著稱。當時輿論評述：

  孫（傳芳）刻下曠觀大勢，頗欲於短期間內，休養生息，蓄養五省之精力，不欲有事於他方，故對北吳南蔣，極盡敷衍之能事，前者深願趙恆惕回湘，以緩衝南北。及唐生智二次反攻，長沙失守，孫不得不予以嚴重之注意……蓋以為助吳援湘，則恐惹粵之侵犯閩贛，該二省邊線太長，難於援救；用兵於南，而蘇防又慮空虛；如不援湘，又恐蔣介石在湘得手之後，復侵贛西。孫於左右為難之餘，決定不援湘而援贛。所謂援贛云云，即命鄧如琢等陳兵贛邊，而江浙整備軍旅，以待江西萬一之被侵。蓋前此蔣介石雖宣言只援湖南，不犯閩贛，然一旦得手，孰又能保其為無逐北軍過長江之意。此外，孫以岳州為湘鄂門戶，岳州雖北軍雲集，然分子複雜，非有聲望如吳佩孚者，不足以指揮裕如，此孫之所以為湘事焦慮，促吳南下之苦心也。孫又恐此項辦法之尚不妥當也，故又與蔣介石一再敷衍，以求達其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之目的，故蘇粵代表頻頻往來，或由於此……蘇粵代表在上海會議，蘇孫代表所提條件，為粵方不犯閩贛云云，由此可知孫傳芳之真意矣。總之，孫恐防粵難期周到，故極力與蔣周旋，而蔣之和孫，意在正當用兵湘省，不欲多方樹敵以分兵力，樂得與孫相約不犯，以便專力對湘，因是外間，遂有新三角同盟之宣傳，然夷考刻下之大勢，苟粵方在長江得手，豈容北軍有站足之地，而粵黨人之作事如何，孫豈不知，焉有背吳而親蔣之理耳。

  孫傳芳除在「北吳南蔣」之間兩面敷衍外，對北京中央政局和奉系張作霖的態度亦值得注意。據《順天時報》觀察，「孫傳芳對於中央政局之態度，實欲以東南門羅主義，維持其中立，並不欲吳（佩孚）張（作霖）任何方面之強盛。若果有一方強盛時，必加以牽制，故必先維持其均勢，然按目下之形勢，張派之勢力，遠足以壓倒吳派，故孫氏似有牽制奉派，暗中援助吳派之傾向。如武器、子彈、軍費等等，緣有相當之援助，而對於奉派，則常取牽制計策。」

  北洋軍閥內部之相互制衡，為北伐軍的各個擊破創造了有利條件。當時北伐軍在戰略上決定以吳佩孚為第一打擊目標，在政略上決定分化孫傳芳、張作霖與吳佩孚，口號是：「打倒吳佩孚，聯絡孫傳芳，不理張作霖。」北伐之所以選擇吳佩孚作為首要進攻對象，一方面固然因吳佩孚的勢力當時深入湖南，直接威脅到廣州國民政府的安全，另一方面亦在於吳佩孚是直系的領軍人物和北洋軍閥正統思想的代表。北伐軍最初決定先取武漢，意欲與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遙相呼應，對吳佩孚形成南北夾擊的局面。

  1926年8月14日，吳佩孚與張作霖聯合攻占南口。國民軍於南口戰敗後，南北夾擊的計劃已不可能，但北伐軍重點打擊吳佩孚的方針並未改變。8月19日，北伐軍第4、7、8軍在汨羅江一線向湘北發起總攻，北軍不敵，後撤到岳陽、通城一線。戰線迅速推進到湘鄂邊界。北軍本不習慣於山地作戰環境，加之當地民眾因久受北軍燒殺搶掠之禍，亦積極協助北伐軍攻擊北軍。8月22日，北伐軍一舉占領岳陽。

  岳陽一失，湖北門戶洞開。吳佩孚的統治中心武漢面臨北伐軍的直接威脅。得知湖北告急後，吳佩孚於8月21日離長辛店南下，並將其精銳部隊劉玉春、陳德麟等部南調湖北。8月25日，吳佩孚抵漢口，布置兵力固守汀泗橋一線，同時電催孫傳芳由江西出兵湖南，協攻北伐軍右翼。8月27日晨，吳佩孚在漢口渡江上駛，於舟中賦詩曰：

  才游塞北又江南，坐罷火車上火船。

  塞外風雲能蔽日，江中波浪更兼天。

  但憑豪氣撐千古，那怕賊兵過萬千。

  寄語江南諸將士，奮身踏破洞庭煙。

  「千古豪氣」雖屬自壯聲色，但剛從南口告捷歸來的吳佩孚顯然躊躇滿志，自忖既可以打敗北方的「赤軍」，南方的「赤軍」自亦不在話下。此前北伐軍方面已截獲吳佩孚密電，知其正率兵南下增援，於是決定搶在吳佩孚增援主力尚未到達以前，突破有天險之稱的汀泗橋防線。汀泗橋為粵漢鐵路上的一個重鎮，在軍事地理上號稱是湖北南部的第一門戶，是湖南北上湖北的一大要衝。它西南北三面環水，東面是高山，易守難攻。當時從湖南敗退下來的吳佩孚部隊，都集結於汀泗橋。他們把汀泗橋視為抵擋北伐軍的一個可靠陣地，以為只要扼守這一天險，北伐軍即無可奈何。8月25日晚，北伐軍第4軍主力突進到汀泗橋當面，次日拂曉即向敵人發起攻擊。經過一晝夜的激戰，北伐軍於27日晨攻下汀泗橋。而此時此刻，吳佩孚正在漢口舟中賦詩言志。

  攻下鄂南這一險要門戶後，北伐軍乘勝追擊，又一舉占領咸寧。與此同時，另一路北伐軍何鍵部和夏斗寅部從岳陽下游的臨湘相繼渡過長江。由於吳佩孚集中兵力於武漢以南，長江左岸空虛，北伐渡江部隊未遇到有組織的抵抗即順利由江左湖泊地帶向漢陽推進。

  吳佩孚得悉汀泗橋天險失守後，又選擇賀勝橋組織防禦。吳佩孚親率精銳督戰，兵力號稱10萬人。北伐軍投入攻擊的部隊雖只有2萬多人，但因連戰連捷，士氣高揚，戰鬥力遠優於吳軍。經過激戰，北伐軍於8月30日攻下賀勝橋。吳軍傷亡慘重，餘部或退至武昌城，或逃過長江。

  汀泗橋與賀勝橋之戰是兩湖戰場上南北兩軍一次決定性的會戰。數日之間，吳佩孚的部隊一敗於汀泗橋，再敗於賀勝橋，不僅出乎吳佩孚本人意料之外，當時全國輿論也一片大嘩。就此一戰，吳佩孚的軍隊受到致命性的打擊。

  8月30日，吳佩孚由賀勝橋敗退武漢。31日晚，北伐軍第4軍亦進抵武昌城郊。南北兩軍又即將在武漢展開一場大會戰。

  武漢三鎮素有「九省通衢」之稱，是華中的政治、經濟中心，也是吳佩孚統治地盤內的一大重鎮，擁有全國著名的漢陽兵工廠。吳佩孚自然不會輕言放棄。他任命靳雲鶚為「討賊聯軍」副總司令，劉佐龍為湖北省省長，陳嘉謨為武漢防禦總司令，劉玉春為武昌守備軍總司令，高汝桐為漢夏守備軍總司令。武昌、漢口守兵各1萬多人。

  武昌為湖北省省會。武昌城牆堅固，高3丈有餘，城外壕溝深二三米，城內蛇山橫斷東西，城外地勢平坦，易守難攻。但鑑於此前連戰皆敗，武昌守軍士氣不振。守城將領曾以武昌城大兵單，不易守衛，向吳佩孚提議退師江北，以待後援。吳佩孚嚴厲斥責說：「爾等在湖北多年，當為湖北守省城。若棄省城，是棄湖北也。」劉玉春雖知守城非計，惟感吳佩孚知遇之恩，臨危受命，決定背水一戰。

  9月2日，唐生智召集李宗仁、陳可鈺等北伐軍將領商議會攻武昌方案。也因為連戰告捷，難免有些輕敵心理，多以為武昌城可一攻而下，未料首攻不克。9月3日，蔣介石偕白崇禧、加倫等抵達武昌城外。蔣自恃在東征時有惠州攻城經驗，亦低估了攻城的難度，下令再度強攻，各師挑選三五百人組成奮勇隊，肉搏猛衝，無奈守城吳軍居高臨下，火力密集，攻城士兵雖前仆後繼，死傷慘重，仍無法攻下。

  武昌攻城戰雖受挫折，但唐生智的第8軍卻分別於9月6、7日迅速攻下漢陽、漢口。漢陽守軍之一、湖北省省長劉佐龍被董必武策反，宣布歸順革命軍。吳佩孚狼狽北遁，經孝感退至河南信陽。

  漢口、漢陽相繼克復後，武昌遂成孤城一座。吳佩孚命令陳嘉謨、劉玉春在武昌固守待援。北伐軍見硬攻無望，轉而對武昌城實施軍事封鎖，斷絕城內與外界的一切水陸交通和電話電報通信，隨後又布置工兵挖掘坑道，試圖對城牆施行爆破計劃。但因工程艱巨，進展緩慢。期間，北伐軍曾發動過一次試探性的攻擊，守軍的抵抗仍很頑強；守軍亦一度試圖突圍而未能成功。武昌被圍1個月後，城內守軍彈盡糧絕，城內居民更是痛苦不堪。守軍軍心浮動，各部多自行向北伐軍洽談投降。但劉玉春對洽降條件不滿。其部下第3師師長吳俊卿等無心再戰，遂單獨與北伐軍接洽，相約於10月10日凌晨打開城門，與此同時，北伐軍各部發起總攻。圍困40天之久的武昌城終於克復。武漢三鎮全部為北伐軍占領。

  武漢克復，不僅意味著吳佩孚大勢已去，亦象徵著北洋正統之終結。南北新舊兩大勢力的最終勝負雖尚未見曉，而基本格局卻已見端倪。北伐軍在極短的時間裡由廣州打到武漢，一路所向披靡，使全國輿論對國民黨的實力刮目相看。國民政府由偏安一隅一躍成為全國政局的重心。時人甚至將北伐軍克復武漢稱之為「第二辛亥革命」。《大公報》發表社評說：

  武昌之戰，可謂民國史上一大事。然吾人所重視者，尚不在於此後戰局如何轉移，及吳佩孚地位如何消長，而在喚醒中外，注意於兩種新事實及其結論：第一，孫中山所統率之革命黨，今乃有攻到武漢之武力是也。辛亥之役，黨人固無兵，所以南京政府不得不與袁氏議和。自是以來，政權軍權悉在北洋。洪憲之役，西南數省興師致討，然西南之兵，亦非革命黨之兵也。所以自民六以來，由表面言，為革命派與北洋派之對峙，而內容則為數種南北軍閥之互角，與革命黨無與也。孫中山兩番在粵，歷時五年，軍隊皆服從，實無一服從。號稱革命軍，而行動與普通軍閥無異。所以中山晚年太息於「南北軍人一丘之貉」，然後設軍校，創黨軍，欲為國民黨造自己的武力。此次攻鄂之役，乃孫中山等多年顛撲頓挫後之新方法、新基礎，而證明其成績者也。第二，北洋正統之消滅是也。吳佩孚自民六任援湘軍總司令，迄今十年，其為北洋正統所寄者……過去十五年，武力為北洋派所專有，今則革命黨亦有之，以數字或軍火論，北方武力尚優於南，然北軍絕非一個目的，且或全無目的。黨軍雖少，乃統一於一個政治的主義與目標之下，就全體而言，北方已無組織，不復有袁世凱其人者籠罩一切，故無論戰局變遷如何，北洋正統從此已矣。

  武漢克復後，國民政府隨即北遷，國民革命的中心亦由廣州移到武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