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從南昌到滬寧

  北伐軍在兩湖戰場攻打吳佩孚時，孫傳芳以「保境安民」為名，聲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加入任何漩渦」，並派人與廣東國民政府聯繫，洽商「和平」，企圖坐山觀虎鬥，最後收漁人之利。尚在蔣介石出征前夕，孫傳芳就派代表至廣州見蔣，提出如果北伐軍答應不進攻江蘇和浙江，他們就不反對北伐軍占領江西，甚至還表示，在北伐軍占領漢口後，孫傳芳希望參加國民黨未來的新政府。

  江浙紳商害怕革命軍進軍江浙，也反對孫傳芳出師援助吳佩孚，發起和平運動。江浙地區的國共組織為了牽制孫傳芳，亦乘機推波助瀾。蔣介石為了分化孫傳芳與吳佩孚，指派代表何成濬與孫傳芳接洽。何、孫原系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同學，兩人於8月下旬在南京會談兩次。何氏提出兩個方案：由廣州政府委派孫傳芳為東南五省首領，孫傳芳與革命軍一致行動夾擊吳佩孚，會師武漢；或由孫傳芳促吳佩孚下野，擔保吳不復在政治上活動。孫傳芳則提出：粵軍應停戰並退出湖南，將湖南交由湖南人自治，作緩衝地區，並以和平手段處置國事。除派代表磋商外，蔣介石與孫傳芳之間還多次函電往還，但雙方未能達成一致。

  眼見吳佩孚兵敗如山倒，湖北將完全淪入革命軍之手，此前一直靜觀待變的孫傳芳開始感到革命形勢的發展已直接威脅到自身的安危，唇亡齒寒，漸漸難於自安，於是一面仍虛與國民政府洽商「和平」，一面於8月30日頒發援贛計劃，以浙軍盧香亭為援贛軍總司令，調集蘇、浙、皖各軍，準備向兩湖革命軍大舉進攻。

  北伐的最初計劃是「先定三湘，規復武漢，進而與友軍會晤，以期統一中國」。所謂「友軍」，乃指馮玉祥的西北國民軍。依此而論，武漢攻克後，應繼續北上攻打河南。但蔣介石實際上早有進攻江西的想法。早在廣州出征前夕，蔣介石與鮑羅廷談到，「為了對後方和前線有利，應當占領江西省」。鮑羅廷表示同意，並問蔣何時能向江西發起攻勢，蔣回答說大約在8月中旬。8月2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決心親督江西之戰，實藉此以避名位。蓋不願居克復武漢之殊勛。」所謂「避名位」，其實正是蔣介石與唐生智之間「爭名位」的曲折表白。北伐軍進攻湖南時，蔣介石未料到湖南的勝利會如此神速，以致長沙攻克時，他的總司令部尚在廣州。等蔣急趨長沙時，發現唐生智已在那裡鞏固自己的勢力。接著攻打武漢，蔣本想搶占頭功，但結果又出乎其意料。據中共中央的當下觀察，「攻武漢之役，蔣自己拼命往前敵，圖先得武漢以揚眉吐氣，而使唐生智攻漢陽，但結果是唐先下（漢）陽、夏（口），武昌圍城四十餘日而後破，湘、鄂兩省實權均落於唐手，蔣乃憤而轉赴江西，別圖發展。」

  

  此時中共中央對北伐的態度一如既往。中共中央認為，北伐的意義是南方革命勢力向北發展討伐北洋軍閥的一種軍事行動，而不能代表中國民族革命之全部意義。中共仍舊主張國民會議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道路。「我們不夢想此次北伐軍事勝利就是一種革命……我們不能引導民眾對於北伐存過高的希望。」中共中央認為，國民黨中派（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北伐是意在擴大他們的政權，而「我們對於北伐是要求民權運動的擴大」。江西戰事的勝敗對北伐前途影響巨大，敗則不但武漢不能保，廣東且有為閩軍奪取的危險；勝則浙江之夏超，安徽之陳調元，江蘇之白寶山等均有背叛孫傳芳而歸附國民政府之可能。

  9月5日，國民革命軍正式進軍江西。北伐軍投入江西戰場的兵力約5萬人，分三路向贛西、贛西北和贛南出擊，由朱培德、程潛、魯滌平擔任三路總指揮。6日，孫傳芳致電蔣介石，要求革命軍迅速撤退。7日，孫傳芳又發出最後通牒，限革命軍於24小時內撤回廣東。21日，孫傳芳乘江輪赴九江，親自指揮江西戰事。孫傳芳將其贛軍與援贛軍統編為五個方面軍，任命鄧如琢、鄭俊彥、盧香亭、周蔭人、陳調元為第一至第五方面軍司令，總兵力約16萬人。僅從兵力而言，北伐軍投入江西戰場的人數遠不及孫傳芳投入的人數。中共中央分析：「此次戰爭在北伐軍方面，蔣純用粵中帶出軍隊進攻，唐生智並未參加；在孫傳芳方面亦純是孫之嫡系軍隊盧香亭謝鴻勛等部作戰。」兩方皆以嫡系軍隊相搏。但相對於兩湖戰場，入贛北伐軍的戰鬥力較弱，而所遇之敵孫傳芳則勝過吳佩孚，對孫傳芳作戰比對吳佩孚作戰要難得多。蔣介石急於提高自己的威望，另闢戰場意在迅速取勝，不料江西戰事之棘手，猶過於兩湖戰場。

  在江西戰場，北伐軍與孫傳芳的軍隊進行了長達兩個月的較量。在贛西、贛南和贛西北各地，北伐軍進展尚稱順利，唯在南昌，兩軍有過三次激烈的爭奪戰。南昌為江西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江西的得失繫於南昌，故南昌成為雙方爭奪的焦點。先是北伐軍於9月19日首戰攻下南昌，但23日被孫軍奪回。10月4日，蔣介石下令再攻南昌，但數攻未下。北伐各將領對蔣多懷不滿，一因蔣對各軍待遇不平，其第1軍的待遇優於其他各軍，而第1軍的紀律與戰鬥力卻較他軍為壞，二是蔣的作戰方略錯誤，不注意先擊破敵軍主力而一意圍城，又拒絕唐生智的第8軍東下，不願讓唐生智染指江西。蔣之策略既錯，而前敵將領又各有懷抱，以致江西久攻不下，蔣不得不下令撤南昌之圍。

  中共方面鑑於贛戰不僅關係蔣介石個人成敗，更影響北伐全局，贛戰若敗，湘鄂必不能守，因此極力向北伐軍各方陳說利害，說服他們和衷共濟，迅速集中力量消滅孫傳芳，一面勸唐生智出兵援助，一面勸蔣介石接受第4軍和第8軍東下參加贛戰。在各方的積極配合下，11月2日，北伐軍發起第三次總攻。此次避免以大部隊正面攻擊，而是設法以主力包抄敵軍，避實擊虛，終於在11月8日克復南昌。次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孫逆五省之兵力，除孟昭月旅外，鮮有孑遺。我軍以二萬官兵之犧牲，殲滅敵六萬餘人，雖痛定思痛，而東南之大患除矣。」中共認為，蔣介石在江西戰場的勝利半屬僥倖，若無第4軍和第8軍東下增援，蔣介石或至一敗塗地。

  南昌的克復，標誌著江西戰事勝利結束。孫傳芳在江西戰場上投入的10餘萬兵力大部被殲，其在東南五省的統治大受搖動。據中共中央觀察：「江西下後，國民政府已得了中國的一半，革命軍勝利的聲浪震撼全國，雖婦人孺子亦能舉蔣介石之名並附會以許多神話。向日醜詆北伐軍之反赤宣傳，在一般民眾中已不生影響，國民政府勢力所及下的群眾，均已紛紛起來。這次戰爭的勝利，在中國革命的歷史上關係是很重要，在國際上亦有意義，帝國主義者對華的態度都不能不隨著北伐軍之勝利而有點改變了。」

  在北伐進攻江西的同時，福建戰場亦於10月5日拉開戰幕。福建屬於孫傳芳所轄的東南五省之一，由周蔭人執掌軍政大權。周蔭人雖不是孫傳芳的嫡系，其戰略意圖與孫傳芳也不盡一致，但作為聯軍的一部分，陳兵於閩粵邊境，直接牽制和威脅廣州國民政府，成為北伐軍的後患。蔣介石鑑於閩粵邊境敵我力量懸殊，力主穩健，反對急切進攻。何應欽則認為，由於北伐軍在兩湖江西戰場節節勝利，周蔭人閩軍士氣不振，加之其士兵多為北方人，不善山地野戰，更兼竭力搜括，閩省民眾恨之入骨，各地民軍蜂起，福建戰事有勝算把握，因此向蔣介石請戰。蔣介石表示同意，並將入閩作戰的各軍合編為東路軍，任命何應欽為東路軍總指揮。北伐軍在福建的戰事較為順利。自永定開始，北伐軍連克同安、泉州、仙遊、莆田、永泰，一路所向披靡，閩軍紛紛倒戈。閩系海軍亦被策反歸附革命軍。12月2日，北伐軍占領福建省城福州，福建全省歸入國民政府統治下。

  北伐軍在克復贛閩後，東進江浙勢所必然。浙江省省長夏超一向主張「浙人治浙」，不滿外省人統治，對孫傳芳委派的浙江總司令盧香亭尤為反感。1926年春，孫傳芳試圖行調虎離山之計，擬將夏超調往江蘇。此事加深了夏孫之間的矛盾。國共兩黨乘機派人對夏超加以策反，允諾委夏超為國民革命軍第18軍軍長兼理浙江民政事宜。夏超於是秘密聯絡地方派軍人進行倒孫活動，醞釀獨立。浙江地方武力分為三部分，一是夏超的保安隊，一是陳儀的第1師，一是周鳳歧的第3師。周鳳歧與夏超關係比較密切，亦有倒戈之想，但事為孫傳芳所警覺，周部被孫傳芳調赴江西。10月16日，夏超在杭州通電反孫，宣布浙江獨立，並就任國民革命軍第18軍軍長。孫傳芳獲悉夏超獨立後，立即命駐防南京的孟昭月部所屬第15旅旅長宋梅村為前敵總指揮，率部前往鎮壓。由於夏超的武力均為警察，缺乏實戰經驗。夏超的獨立很快失敗。夏本人被孫傳芳處決。

  孫傳芳平息夏超獨立事件後，任命陳儀為浙江省長，並派其嫡系孟昭月為浙江總司令。贛閩戰場相繼失利後，孫傳芳之前線將領紛起異心。自1926年11月起，陳調元、王普、陳儀等均不滿於孫的控制，而與革命軍暗通款曲。11月7日孫傳芳從江西撤退至南京，並將其在浙部隊全部撤至滬杭、滬寧兩線，集中整頓，以圖再起，並決定聯合奉、魯軍閥共同「反赤」。

  見孫傳芳失去江西退保江浙後，山東的張宗昌準備南下爭奪江蘇，而奉系張作霖則密切防範西北軍的再起，反不甚注意北伐軍的前進。張作霖認為北伐軍久戰必疲，一時無力進攻奉系，而馮玉祥勢力在西北不消滅，則隨時可能威脅奉系。11月19日，孫傳芳秘密北上，與張作霖等會晤天津，籌議共同組織一支安國軍。11月30日，孫傳芳、吳俊升、張宗昌、閻錫山等在天津以15省區聯盟推戴形式，領銜通電推舉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12月1日，張作霖宣布就任安國軍總司令，並委派孫傳芳、張宗昌為副司令。安國軍號稱擁有30萬兵力，實際只有15萬，其編制分4軍：第1軍軍長由張作霖兼任，統奉軍全部；第2軍軍長張宗昌，統直魯軍；第3軍軍長孫傳芳，統蘇浙軍；第4軍軍長冠英傑，統豫直軍。其計劃是，張學良率奉軍入河南援吳佩孚，由河南反攻湖北；孫傳芳軍從浙江反攻江西；張宗昌率直魯軍擔任蘇皖北部防務，然後從安徽分兩路進攻鄂東和江西。但這些軍閥部隊各有後顧之憂：奉系擔心西北國民軍再起，吳佩孚擔心奉系趁機侵奪其河南地盤；孫傳芳擔心張宗昌借南下之機染指江南。

  陳儀就任浙江省長後，表面上擁戴孫傳芳，暗中卻與國民革命軍頻頻聯繫。12月11日，從江西戰場撤退、輾轉回浙的周鳳歧師在衢州叛孫，宣布接受國民革命軍第26軍軍長的委任。12月17日，蔣介石電任陳儀為第19軍軍長，要他與周鳳歧一致行動，但陳儀猶疑而沒有公開表明立場，意在以浙江自治的名義既拒孫，也拒絕革命軍。12月19日，浙江各界聯合會開會通過《浙江省政府組織大綱》，選舉陳儀、周鳳歧、蔡元培等為省務委員會委員，以陳儀兼民政部長，宣布浙江自治。孫傳芳一方面表示對浙江自治決不破壞，一方面指使孟昭月率部入杭州，於12月22日包圍省政府，將陳儀解赴南京加以軟禁，浙江自治失敗。

  北伐出征前夕，鮑羅廷向蔣介石建議：我們不需要進攻江蘇和浙江，因為這會使我們同帝國主義發生直接衝突。江西戰事尚未結束前，蔣介石曾致電其親信張靜江：「北伐軍事只到江西為止，我以後專力軍事，汪（精衛）可回來任黨及政府工作。」當時中共也認為，北伐軍占領贛閩兩省後，「北伐戰事至此便可告一段落，此後政治上將趨重於內部汪蔣衝突問題。」但當南昌克復後，中共改變此前關於進攻江西後不再東下的想法，力主繼續東下，直到完全消滅孫傳芳的勢力為止。中共認為，如果不消滅孫傳芳，全國將出現三種力量（張作霖、孫傳芳與國民政府）並存的局面。這種三足鼎立的局面，令民眾難以取捨：「大概一般人的心理多是覺得反赤的奉張太要不得，一面又覺得廣東太紅了，若果在這兩者中另有一種力量存在，他是很可得著一部分人的，尤其是資產階級。假使在這個爭鬥中只有兩種力量，一方是代表反動勢力的黑奉，一方是代表進步勢力的赤粵，民眾的選擇更較容易。」中共還認為，為免除北伐軍內部的地盤衝突，亦須贊成蔣介石東下，因為蔣介石如能擁有浙贛閩三省，也可自成一個局面，不必再回漢口與唐生智爭地盤，或回廣東與汪精衛發生衝突。

  1927年1月1日至9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在南昌召開軍務善後會議。蔣介石、張靜江、譚延闓、唐生智、鄧演達、李宗仁、朱培德、程潛、張發奎等出席了會議。會議接受了蔣介石進軍長江下游的提議，決定對河南吳佩孚暫取守勢，對江、浙、皖的孫傳芳取攻勢，先期攻取滬杭，擊破孫軍主力，再會師南京。會議同時決定將北伐軍編為東路軍、中路軍和西路軍三個戰鬥序列，由何應欽、蔣介石（兼）、唐生智分任三路軍之總指揮，分別由閩、贛、鄂發起進攻。

  東路軍很快於2月中旬占領整個浙江，消滅了孫傳芳嫡系孟昭月、鄭俊彥、白寶山部的主力。浙江失守後，孫傳芳將其殘部2萬餘人集結於滬杭、滬寧沿線的松江、青浦、上海、蘇州一線，企圖守住江蘇，與國民革命軍作最後較量。奉軍、直魯軍為確保上海、南京，也兼程南下，增援孫傳芳。張宗昌於2月23日抵南京與孫傳芳會晤，商議設安國軍蘇魯聯軍總司令部於南京。2月25日，孫傳芳在上海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將孫軍殘部調回後方休養，請魯軍接替擔任上海前線軍事防務。

  當東路軍節節勝利之際，中路軍也進展順利。安徽名義上屬於「五省聯軍」的勢力範圍，但陳調元與孫傳芳貌合神離，實際上自成體系。孫傳芳在江西戰敗後，陳調元即向北伐軍方面自謀出路，曾派代表到南昌與蔣介石秘密接洽。3月4日，陳調元、王普、葉開鑫等相繼易幟，宣布加入國民革命軍，分別就任第37軍、第27軍和新編第5軍軍長等職。陳調元等倒戈後，皖南大片地區不戰而定。

  3月24日，北伐軍攻克南京。與此同時，中共趁北伐軍兵臨上海近郊之際，領導上海工人舉行武裝起義，組織上海特別市臨時市政府，迎接北伐軍入滬。3月26日，蔣介石來到上海。至此，東南五省和上海、南京均為北伐軍所控制。

  在不過8個月的時間裡，北伐軍接連擊潰吳佩孚和孫傳芳兩大軍閥。國民政府的勢力範圍由珠江流域推進到長江流域，形成與北京政府平分天下的局面。中國的政治和軍事格局至此為之一變。這一劇變，大出時人意料之外。天津《大公報》的一篇社評頗能反映當時北方社會對北伐結局的驚愕和詫異：

  楚歌過河，粵謳渡江，此中國歷史上之劇變，而尤為近今馴伏北洋派勢力下之人民所夢想不及者。咸同之役，粵兵湘勇，轉戰長江上下游者十餘年，黃河流域不與也。辛亥之役，止於武勝；癸丑之役，扼於臨淮。後此諸役，入鄂者且未得逾汀泗橋，攻贛者終不越大庾嶺。故連年戰事，在北人視之，長江誠南北之天限也。而自北軍視之，且以為只有南征，絕無北伐，除北洋軍系外，天下無戰士也。黨軍去秋突出武漢，今春進陷蘇浙，世人驚為意外，漸認南北勢力將有不可測之變化。而北洋軍系中人，尚始終以為變只此耳，長江絕難飛渡，黃河曷可斷流，北軍進縱不得統一，退亦不失偏安也。曾幾何時，長江落後，黃河當前，小站練兵數十年之積威，嫡派先零落四散，旁枝又支撐維艱，此誠奇變浩劫，宜乎某上將軍之大呼天意不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