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南北地域觀念與宣傳戰

  對北伐致勝的原因，當時南北各方以及後來的研究者既有大致的共識，亦有殊異的看法。其中不容忽視之點，則為軍事之外的「無形戰力」對戰爭勝負的重要影響。《現代評論》當時就分析說：「勝利的一個條件，自然是戰鬥力的優強。所謂戰鬥力，至少包含著兵力、餉械與內部統一三個要素。以奉、直、魯軍與黨軍比較，兵力與餉械，優劣究竟如何，我們不願遽下斷語，就內部統一而言，奉軍、豫軍、直魯軍、晉軍、皖軍、蘇軍、浙軍，彼此團結的程度，是否宛如他們的通電所表示，大家盡可想見，用不著說明。至於黨軍方面，則有一種特殊情況，應為他的敵人所不能漠視，這就是倒戈行為事實上不易發生。中國的軍隊，歷來都是無主義的，以故倒戈行為成為中國軍隊的常態。黨軍的基本軍隊，多少都受了些政治訓練，而中下級軍官為尤甚。黨軍的組織，據說自軍長、師長、旅長以至連長，莫不設有黨代表，一則藉以限制各級軍官的職權，一則藉以宣傳黨義於軍隊。所以在黨軍的基本軍隊中，就令上級軍官有倒戈的意向，事實上恐亦無倒戈的能力。積時既久，就是黨軍在其占領地域內收編的軍隊亦或形成這種情態。」

  北伐期間，郭沫若先後擔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科長、副主任等職，親身參與並領導了北伐軍中的政治宣傳工作。他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各地方來歸附的軍隊很多，凡是有來歸附的軍隊，他們最先所請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員。所謂政治工作在當時的舊軍閥們看來，就好像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樣，是成為了革命軍的必要的徽章。他們並不知道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軍和北軍在組織上的重要的不同處，便是在這種工作的有無。有了這種組織的南軍打了勝仗，就覺得這種東西是使軍隊強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個時代的寵兒。」

  與軍隊政治工作相關聯，「運用主義」也被認為是北伐軍致勝的一個重要因素。當時輿論認為，南北相爭是「無主義者與有主義者抗」，而「現在眼前明白的事，就是有組織勝過無組織，有主張勝過無主張」。在這樣一種認知下，北方也很快學起南方來了。孫傳芳標榜「三愛主義」，張作霖提出「四民主義」（在孫中山三民主義之上加了一個「民德主義」）。被張作霖聘為東三省法律顧問的趙欣伯，還計劃組織標榜國權、民權、人權「三權主義」的政黨。「蓋奉方鑑於從來之武力萬能主義，究難博最後之成功，且為南方軍隊精神訓練之效果所刺激，故有確立主義，注重精神訓練之傾向。」《大公報》發表社評說：「自從蔣介石抬出三民主義，大出風頭以後，許多人都覺得主義是值錢的，於是乎孫傳芳標榜三愛（愛國、愛民、愛敵），東三省有人主張三權（民權、國權、人權）。聽說四川有些軍人到處請教人替他們想個主義玩玩。料不到民國鬧了十五年，大家都在沒有主意的時候，『主義』兩字，忽然這樣行起時來。」《大公報》還稱：「國民黨拿出什麼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便可以風靡南北，其實國民心理，並不是真了解主義，懂得憲法，不過他們熱心，拼命向民眾宣傳；別一方面，又從沒有一種對抗的東西，去向民眾解釋。」在這種情況下，國民黨的三民五權乃開始成為一種強勢話語而為全國民眾所認知。到1927年，連山東張宗昌亦公開表示贊同三民主義，雖然未必是真贊同，但至少說明三民主義在當時中國南北之流行程度，以至於像張宗昌這樣的軍閥，也不得不在口頭上表示贊同。《大公報》對此發表社評說：「山東之張（宗昌）近有來電，亦表示贊成三民主義，在北方今日，此當為較時髦之口頭禪。」

  北方軍閥並不知道僅標示一兩個「主義」是不起作用的。「主義」能否發揮作用，更有賴政黨力量的組織與宣傳。北伐前期，國共地方組織動員南部各省民眾支援北伐，確實是北伐致勝的一大要因。

  以湖南為例。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後，4月湖南即成立了國民黨省黨部。中共黨員夏曦受國民黨中央委派，主持湖南省黨部的工作。次年5月，湖南省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在長沙秘密召開，成立以夏曦、李維漢、李榮植三人為常委的省執行委員會。會後，國民黨省黨部與中共湖南區委員會在全省發動聲援「五卅」的反帝愛國運動，年底又掀起驅逐趙恆惕運動。1926年2月，發動各界成立「湖南人民反英討吳委員會」；3月，在長沙舉行有3萬人參加的示威大會，譴責趙恆惕禍湘罪行，迫使趙恆惕辭職離湘。唐生智就任代理省長後，適度開放民眾運動。中共湖南區委利用這一有利時機，大力發動工農運動。4月21日，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組織長沙5萬市民舉行反吳示威大會，大會推選夏曦等10餘人組成湖南人民反吳戰爭委員會。會後，該委員會組織講演隊、慰勞隊、救護隊、工人運輸隊等支援唐生智與葉開鑫之間的戰爭。北伐正式開始後，在國共兩黨之湘粵地方組織的領導下，兩省工農群眾掀起支援北伐的熱潮。廣東省港罷工工人組織了數千人的運輸隊和衛生隊，隨軍行動。湘南各縣也發動了數萬農民擔任運輸、偵察、嚮導、救護等工作，有力地協助了北伐的後勤供應；有的直接組織地方農民武裝襲擾敵人後方。為了迎接北伐軍和保護長沙市民，中共湖南區委領導的湖南省工團聯合會組織1000餘人的工人保安隊，在市區維持治安，並動員民眾歡迎北伐軍。葉開鑫部撤離長沙而北伐部隊尚未進城之際，工人保安隊首先控制了市區。長沙克復後，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在長沙舉行歡迎國民革命軍北伐大會，有200多個團體、5萬多群眾參加。會議高度評價了湖南各界民眾支持北伐的功績。胡宗鐸說：「惟以此次經過情形而論，進駐長沙，並未戰爭，完全民眾力量得到。」「葉部之跑，不是打跑的，是民眾在其後防，故意恐嚇趕走的。」

  8月16日，湖南省國民黨第二次全省代表大會在長沙召開，會議通過了扶助工農運動的宣言，在當選的29名執監委員中，中共黨員有夏曦、易禮容、謝覺哉、何叔衡等10餘人。唐生智看到工農運動的巨大威力可資藉助，公開表示支持省內工會和農會的活動。中共中央亦發出通告，要求各地黨組織積極動員民眾響應北伐。中共湖南區委利用省內的有利形勢，加快開展工農運動。湖南工團聯合會組織5批運送隊，供北伐軍差遣。安源煤礦和株萍鐵路工人也組織有數千人參加的運輸隊、偵察隊和破壞鐵路隊，隨北伐軍一起向武漢推進。在北伐軍尚未到達的湘北地區，當地農民協會也組織宣傳隊、慰勞隊、嚮導隊、運輸隊、暗探隊、疑兵隊、破壞隊等，積極迎接北伐軍，並對北軍後方進行襲擾破壞。8月3日，蔣介石率北伐總部人員路過湘南郴州，受到當地農民協會的熱烈歡迎。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一路民眾歡迎，鞭爆劈拍之聲不絕於耳，出村遠道恭候。該地農民協會組織尤為整齊。……將來革命成功，當推湖南第一，而軍人尚在夢中，可勝太息。"8月19日北伐軍第7軍在汨羅江會戰中，亦得到當地農民武裝的大力協助。軍長李宗仁電稱：「敵人曾在陣地前埋伏地雷甚多，我軍得農民引導，悉數將其破壞，故得安全通過。」同樣，第8軍進攻岳陽時，「血肉相搏，炮聲隆隆，四處民眾更群起響應，敵軍不知虛實，無心戀戰，乃棄城而逃。」故中共中央總結說：「此次北伐軍能迅速的蕩平吳軍，得力於兩湖農民援助之力非常之多，尤其是湖南農會的參戰更勇烈。凡戰事區域，我們所組織的農會均號召農民起來實際參加戰爭，因參戰而犧牲的農民雖尚未得確實統計，然大致不在少數。」

  兩湖民眾之積極支持北伐，除了國共兩黨的組織動員外，南北地緣文化亦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因素。

  在中國歷史上，南北之間或顯或隱一直存有某種程度的關係緊張。到民國初年，因北洋軍閥的統治，南北緊張關係更為突顯。時人對南北之分雖無十分嚴格的界說，但大體以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稻產區為南方的範圍，長江流域以北為北方的範圍。北伐前的一個顯著現象，即是南方人的「經濟北侵」和北方人的「軍事南伐」。北方「各大都會最有勢力的經濟組織，都握在南方人的手裡」，而「南方駐防軍隊，乃多北人」。1921年章太炎談到，東南各省督軍無一出於土著，皆是「以客軍之威力，制在籍之人民」。北伐出師之際，《國聞周報》社評亦指出：「長江北洋派對於地方人民之態度，始終等於滿洲駐防。全省大權在於督軍，地方政柄，亦在軍隊。」北洋軍雖駐南方，兵員仍多從北方補充，並不招募南方人。北洋將領常以地緣文化的差異教育士兵，以為北方人老實，南方人狡詐，老實的北方人與狡詐的南方人打交道，只有吃虧。統治南方的北洋軍人多存有濃厚的南北歧見。如直系軍人李倬章在1924年任河南省長時就公開說：「自古以來，只有北方人統治南方人，沒有南方人統治北方人。」

  國共合作初期，共產黨提醒國民黨，在對內政策宣傳時，不要以反對北方政府為唯一要義，因為這樣做，有可能加深南北意見與地方主義觀念。中共實際上是擔心，國民黨反對北方政府，有可能激起北方人對南方人的反感。

  同樣，北洋對南方的統治不僅給南方人烙有「以客凌主」的印象，北洋軍人對南方的搜刮更激化了南方人對北方人的痛恨。當時在北方出版的《大公報》發表社評稱：「北方富庶向遜於南部，自袁世凱時代，以北洋軍駐防東南各省，由督軍以至小卒，大抵北籍，否則亦為久在北方之人，以被征服地視其轄境，公私吞蝕剝削，一督軍積產，少者二三百萬，多且逾千萬。在督署任軍需差使多年者，蓄產且往往達百十萬，師旅團長相率效尤，善居積者，亦每每得數十百萬，再其下則隨此輩長官攀龍附鳳，以吸民眾之骨髓而吮其膏血之僚屬，數更無算，所得亦不可以擬計。又其下馬弁護兵軍佐下士之徒，正當不正當之收入，年年由南中匯寄北來者，數尤無可稽紀。要之，北洋軍由駐防地以資力潤溉其鄉里者數額必奇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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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漢克復後，《大公報》分析南勝北敗的原因時指出：「夫吳氏踞鄂十年，大戰五次，搜刮之數，何止萬萬。商民怨憤，已非一朝。日前戰事欠利，又殺部將多人，民心早失，軍心復去。失敗之禍，蓋所自召。」同樣，當何應欽率領東征軍進攻福建時，何應欽分析福建形勢不利於北軍的一個重要因素，亦是北軍在閩竭力搜刮，「閩民恨之入骨」。《國聞周報》分析北伐軍在江南獲勝的第一理由，即為「東南一般人民反對北洋駐防」。蓋「對於十餘年北洋駐防長江之壓迫，一般鄉民不平已久」，「一旦戰興，彼寧能不助其語音相近似而紀律較佳之南軍以驅逐其素所怨恨之人乎？」

  南北之地域觀念，在當時對立各方的通電中亦曲折反映出來。蔣介石在任北伐軍總司令的就職宣言中向北方軍人說：只要他們向義輸誠，即引為同志，「決無南北畛域之見，更無新舊恩仇之分」。張作霖就任安國軍總司令時，也宣稱他只知救國，而「絕無南北新舊之見」。孫傳芳對蔣宣戰的最後通牒電中，亦云：「傳芳不解南北有何深仇，士民有何大孽，而必欲遍施蹂躪以為快也」；「所謂革命，直欲革中華之命，而強分南北以自解也，傳芳不敏，不知南北，不問黨派，惟知有民宜愛，有國當保」。三人不約而同宣稱「無」南北之見，其實正是「有」的曲折反映。他們力圖掩飾南北鴻溝的存在，恰反證南北地域觀念正是當時人關注的焦點之一。與孫傳芳指責革命軍「強分南北」一樣，吳佩孚從武漢敗退鄭州時，大量散發「南軍仇殺北人」的傳單，意在將南方的北伐革命轉化為「南方人打北方人」的地域之爭。

  在當時普通民眾與士兵的觀念中，南北之分亦確然存在。郭沫若在《北伐途次》一文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當北伐軍政治部人員路過鄂南的一個村子時，當地百姓稱他們為「南軍」，並且在「南軍」之前加上「我們」兩個字，以示對他們的親切認同。與此同時，村民們對一名戰敗散逸的北兵捉住圍毆。據郭沫若說，「我們也並沒有向他們宣傳，事前也不會有人向他們宣傳過」，顯然村民的做法純屬南北地域之見，以至於郭沫若他們不得不向村民解釋說：南軍裡面也有北邊人，北軍裡面也有南邊人，並不是南邊人就好，北邊人就不好。

  北伐軍圍攻武昌城後期，雙方有過議和。當時城內北兵最擔心的是「南人殺北人否」。武昌城克服後，武漢百姓確有懷憤仇殺北兵的現象。北軍守城將領劉玉春、陳嘉謨被俘後，曾參與調停武昌議和的商民代表趙煥章、王繩高等人擔心北伐軍處死劉玉春而激化南北之間的矛盾，因而上書唐生智，勸唐生智「莫植南北之惡因」，泯除南人北人之見，聲稱殺一劉玉春不足惜，但「南北之殺機」，將「由此而伏」，在北方數十百萬鄂民的生存也將因此而受影響。旅京鄂人團體也出面營救劉玉春與陳嘉謨，通電說：「報載黨軍對於陳嘉謨劉玉春不履行議和條約，加以虐待，輿論頗為不滿，夫統一大局，即無南北黨系之分……如實為殘賊，即南人也，而南人誅之不為過，北人也，而北人戮之不為非；如非殘賊，則北人也，而南人亦當愛之，南人也，而北人亦當敬之，又何分於南北哉！」可見在當時一般人心目中，北伐戰爭在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南北之爭。

  據黃郛當時的觀察，長江流域及東南沿海一帶人民的鄉土觀念及厭惡北軍之心理，有助於國民革命軍甚大，一旦北伐軍出長江，北上至黃河流域後，這些有利條件逐漸沖淡，反之加強了北軍的鄉土觀念，故用兵亦漸困難。在北伐軍克復湘鄂贛後，《大公報》發表社評，亦注意到南北地緣因素對北伐的制約：「現在中外人士，多信南軍能於數月內將長江以南之各省占領，惟此後南軍是否仍繼續北進，則無人敢預測之。中國南北人民，頗有一種界限，故南軍若仍向北發展，似不如以前之易易。」

  情形確如所見。當北伐軍進入河南後，各軍政治部的報告均談到對當地民眾宣傳的困難：「人民識字的程度非常低下，不及十分之一二。標語宣言，失其效力。」「言語不通，莫論廣東福建的語言，即是湖北話也不能通用。」「只見民眾對於革命軍之口頭應酬，未見到行動上的援助，更談不到物質上的救濟了。」據顧孟余稱，總政治部派到河南去的宣傳列車，還沒有出發的時候，大家興高采烈，以為一到河南就要收很大的效果。誰知到了那邊，沒有一件事受當地民眾歡迎，列車也被人砸了，東西也被人搶光了。顧孟余分析其原因說：「他們不管河南的情形同湖北有無分別，整個的將在湖北通行的各種標語拿到河南去用，結果是不但沒有引起當地人民的好感，而且還受了一次教訓。」這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即河南屬北方。南軍北伐到此，地緣文化的優勢轉為了劣勢。當時在第4軍政治部負責宣傳工作的朱其華也談到，當他們隨部隊到河南宣傳時，發現奉軍所散發的傳單，措詞多是強調南北之界，如「南軍是專來殺北方老鄉的」，「咱們都是北方人，南軍是專來打我們北方弟兄的，咱們北方弟兄應該一致聯合起來打南軍，繳南軍的槍，殺他們一個精光。」朱其華認為，這種宣傳表面上看似笨拙，但實際上在當地老百姓中是起了相當作用的。河南民眾對於武漢政府及革命軍抱著懷疑態度即為明證。鑒此，政治工作人員的宣傳重心，主要是向當地百姓解釋革命軍無南北之分。

  實際上，當時中國人的地緣文化觀念，並不僅見於南北之間。如南方革命軍內部粵系與浙系之間亦是壁壘分明。北伐前夕《晨報》指出：蔣介石「自成立黨軍以來，即積極實行其大浙江主義，對於粵籍將領所統之軍隊，久思徹底將其解決，故始則除梁鴻楷，繼而滅鄭（潤琦）、莫（雄），再進而驅逐許崇智，至是號稱粵籍軍官者，僅有兩李（濟深、福林）一吳（鐵城）。」《大公報》亦指出：「廣東現在完全為浙江人勢力，蔣氏援引同鄉，無所不至，各機關書記且多浙籍，粵人側目久矣。所謂左右派之爭猶是表面上話，實際浙人非浙人爭飯碗而已。」《大公報》的另一篇文章還談到：「前月南口戰事緊急的時候，北京大捕陝西人。現在武漢戰事緊急，寧波人在漢口難得安身。吳子玉（佩孚）在武漢殺了二十個學生，內中十九個是湖南人。陝西人被捕，為的有人和田維勤作對；寧波人不安，為的和蔣介石同鄉；湖南學生被殺，為的湖南現在成了南軍的大本營。」

  相對隱約可見的地域觀念而言，政治宣傳對民眾動員的作用，在北伐當時更為彰顯而直接。張君勱於1926年10月底到武昌考察時，感受「最觸目之點有二：其一，青天白日滿地紅旗按戶懸掛，布旗不備，以紙代之；其二，政治口號之多，超於國內各香菸公司GG之上，譬曰『一切權力屬於黨』,曰『政權歸於革命的民眾』,曰『肅清反革命派』,曰『擁護革命中心力量』,曰『鞏固革命聯合戰線』。總司令部有政治總部，指揮部有政治部，各軍各師各旅中無不有之。此外有省黨部、市黨部、工會、學生會各編制標語，以炫耀其宣傳之能。故武昌全城，幾成一口號世界矣。」

  1927年2月，天津《大公報》記者考察武漢時，亦有同樣的感受：「最觸目者為宣傳品。宣傳品種類很多，大別之為文字與圖畫兩種。文字有印刷在牆壁者，以孫中山遺囑和建國大綱並國民黨兩次代表大會議決案為多，藍底白字，鮮艷奪目，比什麼廣生行雙妹牌香水，或仁丹鬍子牌的GG還要好看。這都是帶有永久性質，所以特別加工裝設。聽說單這項宣傳，花去五千塊錢。此外各黨部、各軍政治部、各團體，宣傳品滿街都是。還有用洋布寫斗大的字，仿佛一種橫額似的，橫掛在大街當中，臨風招展，作特別點綴。至於宣傳品的文字圖畫，隨時變更，因為國民黨現在是有機體的組織，隨時代環境之需要，公決若干口號標語，大家根據這種口號標語，精力集中、全神一貫地，或做文章，或去演講。這些宣傳品所載口號或標語，就可表現他們在一個時期的工作。我在漢口住一禮拜，看見最新的宣傳品，是『農工兵聯合起來『,』農工兵是好兄弟『,』肅清黨內外腐敗庸劣分子『,』一切權力屬於黨『,』只有黨的自由，沒有個人的自由『,』歡迎汪主席復職』。我們從這些標語看來，就可知道最近國民黨的空氣，並且他們拿這些標語簡單地普遍到民眾方面，不知不覺大家都受這些空氣籠罩起來，所以什麼『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家』,舉凡東洋車夫以及幾歲小孩子都可以叫得出。」

  南方黨軍擅長宣傳，在北方輿論界幾乎成為一致的看法。當時《大公報》一再認定：「國民黨人習聞宣傳之法，稍稍用之，頗奏奇效……北伐順利，此亦一因」。「民黨攻打湖北，一半靠兵力，一半靠宣傳。」「黨軍自粵而湘而鄂而贛，師行所至，相傳人民樂為之助，說者以為宣傳之效，於是各方始皆致力於此。」《現代評論》亦認為：北伐軍「槍與筆聯合起來，所以到處如入無人之境」。

  北伐初期，北伐軍派遣了一支多達620人的龐大宣傳隊，分別跟隨各軍進行宣傳。宣傳對象，一是戰地平民，一是北伐士兵。其規定宣傳員平時扶助民眾組織團體，戰時則在戰地出一革命軍日刊，內容專載戰地消息、敵人殘暴情形與戰地人民之慘狀，並灌輸革命精神於當地人民。宣傳品計分8種，包括標語、總理遺像、總司令像、畫報、國旗、小冊子、傳單、報告等。北伐出師之際，僅畫報宣傳品就備有1.2萬份。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談到：「政治宣傳的普及鄉村，全是共產黨和農民協會的功績。很簡單的一些標語、圖畫和講演，使得農民如同每個都進過一下子政治學校一樣，收效非常之廣而速。」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北方軍閥亦認為黨軍的取勝，與其擅長政治宣傳有密切關係。孫傳芳慨嘆：「黨軍作戰，巧為宣傳，所到之處有老百姓為之幫忙，直有防不勝防之勢，本人此次，受虧不少。」張宗昌的魯軍總部參謀處通知其所屬各機關，要求對黨軍的宣傳特別予以注意：「赤軍利用男女學生，赴鄉村市鎮作種種宣傳，愚民最易受其鼓動，故該軍到處受人民歡迎，其宣傳之力不小。」

  不僅如此，北方也開始學南方設立宣傳機構，組織宣傳隊。據當時上海一份名為《小日報》的報紙報導：「北方諸帥，鑑於南方政府宣傳之力，於是有宣傳隊之組織。」上海《新申報》亦報導說：直魯聯軍鑑於「赤黨唯一的工作，乃為宣傳」，於是在「用兵之始，先之以宣傳，使一般社會，皆知赤化之為害與赤黨之不得不討」。而《國聞周報》則批評北方「舍武力，講宣傳，東施效顰，正所以暴露弱點」。

  一般的看法，北方軍閥的宣傳機構形同虛設，宣傳效果極為有限。其實，北軍的「討赤」宣傳，也一度呈現出相當的聲勢。奉軍的宣傳部，人員多達數百人。張宗昌在其轄區按省別組織宣傳隊，省設一大組，道、區各設一分組，廣招初高中畢業生和失意軍人為宣傳員，並對宣傳員給以優厚待遇，除薪水公費從優外，另定獎勵辦法，每戰一地，每攻一城，宣傳員皆有獎勵，或授以實職，或保以官階。其時北方軍閥的各類宣傳品，如「討赤」歌、「討赤」文、「討赤」畫、「討赤」標語以及「討赤」演講等，均採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或圖畫，甚至比南方的宣傳文字更淺顯，更直白，更貼近底層民眾。南方的宣傳文字中難免夾雜著一些時髦和洋化的語言詞彙，而北方的討赤宣傳用的多是一些大眾化的白話，講的則是反對「共產公妻」的簡單「道理」。這些「共產公妻」的「道理」儘管很荒謬，但在當時普通民眾的頭腦中，可能比南方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之類的口號更容易理解和接受，也可能更深入人心。當時《新申報》報導說：北軍的「宣傳之術至為伙頤，或頒發小冊子，或張貼告諭，……惟簡單標語，附以圖畫，讀之者既易了解，尤易感動，洵為宣傳最良工具。自直魯宣傳隊南下，討赤文字遍於通衢。」在南京城，觸目皆是「反赤」的文字和圖畫。在鄭州，奉軍的宣傳隊在「各馬路，各街巷，車站近處，城門洞裡，滿貼黃白綠色之反赤傳單，種種口號，如『認賊作父之靳雲鶚，媚外賣國之蔣介石『,』保存舊禮教舊道德』等，不一而足。」「傳單皆用黃白綠紙印就，絕無紅色，可見用意之深也。」

  《大公報》慨嘆：「孫（傳芳）軍的宣傳也很厲害。」該報還報導說：「此次黨軍作戰，盛用宣傳。孫傳芳作戰，於宣傳上亦大下功夫，以資抵制。聯軍宣傳部除每日公表戰事情報外，並間以時評社論之類，投寄各報館。」孫軍還出版了自己的報紙《聯軍日報》。

  北伐時期，國共兩黨的宣傳主要通過語言（演講、報告）、文字（標語、傳單、小冊子等）和圖像（漫畫、總理遺像）等媒介來進行。相對語言文字而言，圖像在宣傳功效上有其獨特性。在各地方言不一而國語又極不普遍的20年代，演講報告對不同地域不同方言的民眾未必普遍有效。而在當時底層民眾識字率非常低下的情況下，標語傳單的功效亦須大打折扣。相比之下，淺顯的圖畫以其直觀、通俗、有趣而較易為各地下層民眾所接受。如當時中共上海區委宣傳部的報告中，即認為畫報和歌曲是宣傳品中最有效的。

  北伐時期，漫畫已相當流行。據當時美國《工人月刊》報導：「在上海以及廣東各地，牆壁上，電燈柱上，乃至廁所里，都滿布著諷刺畫」。可見當時南方宣傳漫畫之盛況。漫畫評論家黃茅在回憶北伐時期漫畫宣傳活動時寫道：

  熱情的青年漫畫家與洋畫家都投身到革命軍的隊伍，隨軍由粵出發直入湘鄂諸省，參加實際的戰鬥生活，直接發揮繪畫配合作戰的效能。他們印刷大量印刷品和畫報，《國恥畫報》、《反帝畫報》等都是當時的產物。另外還繪製大量布畫、壁畫（中國壁畫之配合政治宣傳，這時候可以說是一個開頭）、標語等。革命軍節節勝利，所到的地區，漫畫和標語就馬上出現在當地的牆壁上，同時在各地響應的革命軍也一樣由當地的畫家參加工作，出版零碎張頁的畫刊和小冊子。總之，北伐時期參加革命工作的畫家一方面宣傳反帝，揭露軍閥的腐敗無能，一方面喚起了人民對革命的理解和信心；而此時期也使漫畫徹底改了舊觀，宣傳畫開始成長，「北伐軍的許多次勝利是宣傳的力量」，畫家們在這次宣傳戰鬥中光榮地完成其任務，在歷史上印下燦爛的痕跡。

  黃茅所稱北伐時期漫畫徹底改了舊觀，演進為宣傳畫，確是近代中國漫畫史上的一大變局。漫畫變為「宣傳畫」後，漫畫本身所具有的娛樂怡情的一面，完全被政治教化的一面所遮蔽，以至於這個時期漫畫有時直接被稱作「革命畫」。「漫畫」這一名稱源自日本，1926年1月豐子愷的第一本畫集《子愷漫畫》出版後，「漫畫」這一稱呼才逐漸在中國叫開。在北伐時期，人們一般稱漫畫為「諷刺畫」，或籠統稱為「圖畫」。「革命畫」這一名稱大概始於1926年5月毛澤東在廣州舉辦的第6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該所當時開設的課程中，專門有「革命畫」一課，講授14小時。政治宣傳漫畫被稱作「革命畫」，頗能說明漫畫在當時革命鬥爭中的重要地位。在革命被視為至高無上的神聖事業的年代，其名稱被冠以「革命」二字，其意義即已非同一般。其時，「革命文學」的口號亦剛剛提出。可見漫畫與文學早在1920年代即被捲入到了急風暴雨的革命激流中。

  不僅國共兩黨及國民革命軍廣泛運用漫畫作為動員和喚起民眾的宣傳工具，北洋軍閥方面亦運用漫畫進行反宣傳。漫畫不僅成為革命者宣傳主義和喚起民眾的重要工具，亦成為「被革命」一方用來宣傳「反革命」、「反赤化」的新式利器。在上海，北軍的宣傳漫畫隨處可見。

  北軍「討赤」漫畫的表現手法，除了通過色情吸引觀眾外，也運用隱喻、暗示等技巧。如有一幅漫畫，畫著一隻赤鵝食秋葉，秋葉的形狀是一幅中國地圖，隱喻赤俄（赤鵝）將吞食中國。還有一幅漫畫繪一條赤蠶藏在繭中，隱喻赤化者作繭自縛。有的漫畫與標語相配合，稱作「圖畫標語」，如有兩幅「圖畫標語」這樣寫道：「赤化譬諸染缸，人陷其中，不能自拔，非將缸擊破不可」，「赤黨以猛烈治法施諸粵湘鄂，雖興奮暫時，終必為人民所不堪，譬如打嗎啡針，目前過癮，終必死亡」。

  還有一幅漫畫，其標題為《共產主義與中國國情》，畫面上，一位中國舊式女子正拿著一雙洋式鞋去試她那雙被纏過的「三寸金蓮」，隱喻外來的「共產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值得注意的是，當南方國民革命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為政治訴求時，北方軍閥的宣傳幾乎無一例外地以「反赤」為號召，攻擊南方黨軍為「赤化」、「赤黨」、「共產賊黨」等。表面上看，矛頭似乎僅對著共產黨，而非國民黨。其實不然。北方軍閥所謂「反赤」，在很大程度上是虛指，而非實指，主要是利用「反赤」作為它對付南方「反帝」「反軍閥」的政治旗幟和鬥爭武器。正如當時《大公報》所指出的：「赤化者，北軍所持以攻擊南軍；白化者，南軍所持以詆毀北軍，要其間以借題發揮之成分為多。」當時北方各軍閥的通電中，最常用的一句話就是「反赤就是救國」。「反赤」成為軍閥們樂用也濫用的一個術語。有意思的是，當時作為旁觀者的鄭孝胥卻認為吳佩孚等人在「反赤」的同時，亦不知不覺沾染了「赤化」。1927年1月14日鄭孝胥日記寫道：「報載吳佩孚布告，所持政策亦剽竊『排外』、『護工』之語；張學良、王寵惠論漢口逐英人事，亦以收回租界為言。彼等皆染赤化，南北主義略同，實皆狂妄無知，殆甚於義和團。」

  北方的反赤宣傳，在當時民眾中到底有多大的影響力，亦是一個值得考察而又難以考察的問題。恐怕很難說，軍閥的「反赤」只是自說自話，根本沒有民眾基礎。當時《大公報》有社評寫道：「共產黨之稱，出於日譯，普通社會，初不知共產主義作何解，而就『共產』二字以釋其義，則有類奪人之產以為己有，故共產公妻，相提並論，常人聞之，如洪水猛獸。」所謂「常人」，即是普通大眾。以那時普通大眾的認知能力，「共產公妻」之類的宣傳，未必沒有相當數量的受眾。當時《大公報》即認為，孫傳芳「利用社會反對共產之心理，專攻蔣介石親俄赤化一點」，乃孫高明之處。

  南北各方在競相宣傳的過程中，加強了對新聞的控制，致使新聞消息難辨真偽。在北伐軍占領武漢前夕，《大公報》即談到：「自岳州失守以後，武漢形勢驟形緊張。國民黨素以宣傳見長，南方既居勝利地位，民黨消息益多過甚之辭。如武昌陷落之說，京滬宣傳已逾三日，實則迄無確報也。吳子玉（佩孚）因民黨善能製造空氣，故於武漢間壓迫言論無所不至，而吳系機關新聞之努力宣傳，更亦不在民黨之下，吳系勢力範圍，不特無異己者言論存在之餘地，舉凡中外新聞電報在漢口發出，除受嚴重之檢查以外，且每經漢口電報局刪改，不利吳方之消息，往往被改為正反對而供吳方之利用。矧電報遲滯，新聞阻塞，重要專電常落快信之後，所謂方面消息之傳播，殆限於不可能之境。若夫外國電報亦未可信，緣外國新聞電報之被干涉，幾與中國電報相等，而外國新聞記者之受利用與欺騙，則又駕乎華人而上之，其不可信，蓋非無因。至於外國海陸軍人與領事館員之報告，每因囿於聞見，所報亦未必悉確。」

  北洋軍閥相互混戰時，「電報戰」一度十分流行。如今國民黨與軍閥戰，「宣傳戰」成為軍事較量之外的第二戰場。「宣傳戰」顯然是「電報戰」的發展，其範圍更廣泛，其手段也更多元。《大公報》一再感嘆：「這種時局，做報的真頭痛，因為變化太快，方面太多，宣傳又太厲害，電報又太檢查，真是五花八門，鬧不清楚，有時候簡直沒法判斷……有些猜是假的，然不登恐萬一真了，漏了新聞；有的猜是真的，又恐怕萬一假了，失了信用。」「各處皆檢查電報，利於甲者，乙刪之；利於乙者，甲刪之，終至於無一字而後已。且訪員訪事，首賴官電，而官電則概不盡確，況尚有偽造官電者乎。自有『宣傳』之名詞以來，業報紙者，幾於專供各方官電宣傳之利用。本報每遇新聞，必多方考證，而錯誤尚不能盡免也。」

  由於宣傳急需人才，青年學生成為各方競聘籠絡的對象。其時畢業學生謀職不易，而「宣傳戰」正好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就業機會：「學生出了學校，社會上沒事給他們做，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大問題。自從有了宣傳戰以後，東也招宣傳隊，西也考宣傳員，容納了不少學校畢業生。」據《大公報》報導，當時南北各方還競相募集女子宣傳隊。

  當時置身於南北對峙之外的知識界、新聞界雖然力圖超然於事外，實則處於南北新舊兩大勢力的夾縫中艱難地求生存，稍不留心即陷入兩不討好的尷尬境地。《大公報》即慨言：「新聞界在今日，可謂無立足之地矣。蓋在討赤軍範圍內而載有事實有不利於討赤軍者，輒以『赤化』目之。而同時在粵軍範圍內所載事實有不利於粵軍者，則以『反革命』目之。甚至同一地點之同一報紙，當北軍掌權，則受『赤化』之嫌，及南軍到來，又蒙『反革命』之禍。」北軍的「赤化」罪與南軍的「反革命」罪雖名實俱異，但在招致殺身之後果上則是同一的。兩者之訴諸暴力的任意性更是殊途而同歸。

  概而言之，北伐時期「宣傳」之功用被南北各方視為一種「無形之戰力」，首次受到國人的高度重視與嫻熟運用。與此同時，「宣傳」之濫用亦開始受到輿論的關注與譴責，幾乎視「宣傳」為壟斷言論、隱沒事實、愚弄民眾的代名詞。通過北伐，「宣傳」的正、負作用幾乎同時為國人所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