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五卅運動的影響

  五卅運動從上海引發後，迅速席捲全國。各地各階層民眾紛紛舉行聲勢浩大的反帝示威遊行、集會通電、抵制外貨和罷工、罷課、罷市等鬥爭。據估計，五卅運動期間，全國大約有600座城鎮、1700萬人、近萬個民眾團體、近百個國家和地區的華僑直接參加了這場運動。各地為援助五卅而發生的罷工多達135次，罷工工人總計約50萬。

  宣傳是五卅運動中一項最普遍、最重要的活動。五卅運動中各地各界民眾所運用的宣傳方法和宣傳媒體多達數十種。最常見的有座談、演講、話劇、歌謠、鼓詞、哭泣、報紙、雜誌、專書、小冊、通電、宣言、啟事、GG、壁報、招貼、標語、傳單、信函、血書、絕命詞、追悼會、照片、漫畫、畫報、明信片、電影、幻燈片、紀念物（如五卅面盆、五卅信箋、五卅手錶、五卅肥皂、國恥毛巾）等。五卅期間，全國各大都市的重要報紙都以巨大篇幅集中報導並發表評論。據不完全統計，五卅期間，各地新出版的反帝刊物至少有67種，以五卅為主題的話劇至少有57種；北京政府外交部在1925年6-7月內，每天約收到與五卅相關的通電近百件；教育部在6月初的一周內共收到通電上千件。故有論者指出，五卅運動中，「國人的各項工作（宣傳、罷工、抵制英貨和募捐），參加人數之多，地區之廣，歷時之久，都可謂空前；民眾情緒的激昂，工作執行的嚴密，亦是前所未有；而募捐款項之多，罷工、抵制英貨所得效果的豐碩，亦是史無前例，實可驚人。鴉片戰爭時三元里的反英運動，固不能與之同日而語，就是民國八年的五四運動，就反對帝國主義而言，其規模、效果也遠遜於此。謂之中國史上空前所未有，決不為過。」

  五卅運動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就教育而論，因受五卅慘案的刺激，更因廣泛普遍的宣傳，民族主義教育理念為教育界廣泛信奉。出版界亦順應潮流，修改教科書的內容，增加民族主義教育的內容。如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新學制教科書，宣稱「其主旨兼以民族主義為救國方略，以民治主義為立國方針」。中華書局出版的新小學教科書國文讀本，編者亦申言：「國家教育主義實為救國唯一途徑，對愛國之道，外侮之侵，發揚國光，提倡國貨，三致意焉！」自1922年起，中國知識界曾掀起過一場收回教育權運動。五卅運動中，收回教育權的呼聲再起。在不斷的宣傳聲中，北京政府教育部於1925年11月16日公布《外人捐資設立學校請求認可辦法》，規定外人在華所設學校的校長和半數以上的校董必須由中國人擔任，學校不得以傳播宗教為宗旨等。

  五卅運動中，學生充當了先鋒角色。從學運史的角度觀察，五卅時期的學生運動與五四時期的學生運動已有明顯不同。五四以前，學潮基本局限於校園內，所關注的亦主要是學校內部事務，學生的政治意識尚未覺醒。五四運動中，學生的政治意識在民族主義的激盪下大為高揚。到五卅時期，學運的政治色彩更加深化，學運的重心幾乎完全轉移到學校之外，而且明顯受到政黨的指導和推動，成為革命潮流的一部分。新組建的中國共產黨、中國青年黨和新改組的中國國民黨爭相吸引學生。學生與政黨相互牽引的結果，「學生運動」蛻變為「運動學生」。在這一過程中，中共尤其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上海學聯、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學總）均為中共黨團所控制。五卅運動期間，全國學生聯合會總會在上海召開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大會代表和大會選舉產生的學總執委會成員中，青年團代表占多數。大會所通過的宣言和重要議案，亦明顯受到中共的影響。1925年9月以後，中共開始在學總設立黨團，1926年更在學總設立黨支部。這意味著學總完全接受中共的領導。五卅運動中，不僅各個學校普遍成立了學生會的組織，相當多的省、市、縣還成立了學生聯合會。據學總報告，到1926年6月底止，全國有16個省建立了省級學生聯合會的組織；16省學聯下屬的縣市級學生聯合會，總計在320個以上。五卅運動不僅促進了學生運動的政治化，亦促進了學生運動的組織化。

  實際上，五卅運動推動了各階層民眾的組織化進程。惲代英在五卅周年紀念時談到：「五卅以前的工人、學生、商人等，大部分都沒有組織起來；五卅運動後，各地工人、學生很多都組織起來了」。工人組織方面，上海、北京、香港、河南、天津、濟南等省市均在五卅時期成立了總工會。7月底，上海工會由五卅前的20多個增加到117個。全國工會會員，五卅前為54萬，到1926年4月發展到124萬。在工會組織迅猛發展的同時，工人運動亦日趨高漲。據統計，1926年全國有報導的罷工多達535次，幾乎接近前8年罷工次數的總和（698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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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共產黨在總結五卅運動的意義時，特別強調這場運動在反帝和社會動員層面的廣泛影響。惲代英指出：「五卅以前，中國還有好多人不知道為什麼要反對帝國主義，就是一般有知識的學生，也不十分明白反帝國主義的意義……但經過五卅運動以後，反帝國主義的空氣就普及於全國，大多數人都知道了。」張太雷亦指出：「五卅運動是中國民眾普遍的、自覺的、有組織的反帝國主義運動……這樣的普遍性的運動是中國從來所沒有的。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以及五四運動，都不能算是民眾自覺的反帝國主義的運動。五卅運動反帝國主義旗幟的顯明，及民眾參加運動目標的明白認識，是以前的運動所沒有的。從五卅運動起，帝國主義要遇見有組織的全中國民眾的抵抗。」

  與惲代英、張太雷的看法相似，瞿秋白也認為五卅運動是中國政治運動第一次群眾化。他說：「五卅後民眾運動的發展，一直波及於窮鄉僻壤，山西太原等處都有工會的成立，江浙則甚至於小小村鎮如雙林、義烏等處，都起來響應。上海的街頭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歲的兒童，爭著寫貼著『打倒帝國主義，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標語，爭著唱五卅流血的時調山歌。」瞿秋白從更廣泛的角度來觀察這場運動。他認為，五卅運動的意義，在於中國工人階級開始執行自己的歷史使命，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躍登歷史舞台，故五卅運動標誌著中國國民革命的開始。瞿可能是最早提出這一看法的人。

  五卅運動中，數十萬罷工工人尤其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工人階級的介入，使中國民族主義運動獲得了新的銳氣。整個運動的靈魂和實際領導者是中國共產黨。五卅運動是中共領導的第一場具有全國規模和影響的群眾運動。是時的中共還是一個不足4年黨齡、不足千名黨員的小黨。黨員以青年知識分子為主，沒有發動和領導大規模群眾運動的經驗。儘管如此，五卅運動仍能轟轟烈烈地持續達數月之久，嶄露了中國共產黨在民眾運動方面的組織領導能力。五卅運動使中共黨人的革命信心大增，覺得革命並沒有原先想像的那麼難。惲代英在五卅周年紀念時說：「五卅運動是全國數百萬人共同聯合起來的一件大運動，在普通的人一定以為是一件頂難的事情，但是有了相當的宣傳和組織，並得到了相當的機會，實際是很容易號召起來的。」中共在領導五卅運動的過程中，也發展和壯大了自己的組織。大批的學生和工人因敬佩中共在五卅運動中的表現而要求加入中共。1925年1月，中共黨員總數不到1000人，到8月，增至2500人，到10月，增至3470人。

  孫中山逝世後，國民黨忙於肅清內部不可靠的軍隊和籌建廣州國民政府。因此，國民黨對五卅運動的領導是相當脆弱的。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國民黨人雖然積極參加了這一運動，但國民黨的地方黨務機構卻沒有充分發揮組織領導作用，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組織幕後策劃好，再在國民黨的會議上作形式的決議。據青年團上海地委的報告，五卅時期，領導學生運動的上海學生聯合會名義上受國民黨指揮，實際掌握在中共黨團之手：「整個的學聯受『民校』（指國民黨）黨團的指揮，『民校』黨團受我們黨團的支配。」由於中共的很多活動是打著國民黨的招牌進行的，故五卅運動亦大大擴大了國民黨在全國的政治和社會影響。五卅以後，青年學生成群結隊南下加入國民革命的行列。國民黨亦迎來了一個組織擴充的高潮時期。

  五卅運動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打擊了帝國主義者？英國是五卅慘案的元兇，自然也成為五卅運動的主要反對目標。反英工作主要有三大類：一是反英宣傳，二是反英罷工，三是抵制英貨。三者之中，直接打擊英國人的是罷工和抵制英貨。除英國首當其衝外，所有帝國主義列強及其不平等條約體系均受到五卅運動的巨大衝擊。當時正在英國滯留的中國海關監督安格聯在其備忘錄中寫道：「列強應該了解，數十年來用武力造成並維持的地位，已不再能由漸縮的聲名保持……欲恢復秩序，條約各國應該召集一個會議以修改條約，並且列強應有做大讓步的準備。」更有學者指出：「在條約制度不斷發展的數十年間，列強一直認為他們能夠或者從中國獲得更多的特權，或者保持住對他們十分有利的狀況。但是在1925年，這種局面經歷了一次驚人的變化。中國人以出人意料的強力和決心，開始堅持要外國放棄他們在中國業已取得的特權地位……列強突然發現他們正處於守勢，而不是處於攻勢。問題已不再是西方各國和日本向中國要什麼，而是發出了強烈的呼聲和出現了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的中國向他們要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