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省港大罷工

  五卅運動引發於上海，波及和席捲全國各地。在全國各地的聲援運動中，以華南的省港大罷工最具聲勢。若論運動的組織領導和持續時間，省港大罷工甚至超過了上海的五卅運動。

  「省港」是廣州、香港兩地的簡稱。當時廣東是中共在上海之外的另一個重要活動基地。五卅慘案發生後，中共中央電令中共廣東區委舉行大示威。中共廣東區委迅即聯絡中華全國總工會、廣州工人代表大會、廣東省農民協會、廣東省商民協會、廣東省學生聯合會和青年軍人聯合會等團體，於6月2日在廣東大學召開了一場約2000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會後舉行示威大遊行，聲援上海的反帝鬥爭。中共廣東區委最初的設想是在廣州和香港兩地舉行為期一天的三罷鬥爭，但因廣州政局緊張而未能實現。當時廣州尚為滇軍楊希閔和桂軍劉震寰所盤踞。國民黨中央正準備武力解決楊、劉。中共廣東區委一方面發動群眾協助廣州政府平定楊、劉，一方面派鄧中夏、蘇兆征等赴香港發動和醞釀罷工以聲援上海。

  香港的工會組織有上百個，但未形成統一的領導。獲悉五卅慘案的消息後，港地工團亦有意聲援，但懾於港英政府之威，不敢發動，也不知怎樣發動。鄧中夏等前往策動後，很快水到渠成。國民黨在廣東經營多年，與香港工團領袖有較為密切的聯繫。後者多隸國民黨籍。鄧中夏等人「多號國民黨中央及革命政府之命，故收效極速」。香港工團領袖平素百業不居，以抽收會費為生，發動反英罷工，既可獲得愛國虛名，又可得到剋扣罷工經費之實惠，故對罷工表現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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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定楊、劉叛亂的戰鬥於6月6日至12日整整打了一個星期。趁廣州回歸革命政府控制之機，中共策動香港工人於6月19日舉行大罷工。次日，廣州沙面英法租界的2000餘中國洋務工人亦在中共的策動下起來響應。6月23日，廣州工農商學兵各界和港、澳各團體10萬餘人舉行反帝示威大遊行。當遊行隊伍經過沙基時，遭到對岸英兵的武裝襲擊，當場死亡52人，重傷170餘人，造成震驚全國的沙基慘案。就死傷人數而論，沙基慘案大大超過了五卅慘案。它的發生，無異於向正在熊熊燃燒的中國民族主義烈火上再澆上一桶油。以沙基慘案為契機，一場新的罷工風暴迅速席捲香港、廣州。至7月2日，20餘萬香港工人悉數投入罷工行列，並全部離開香港和沙面，其中約2/3回鄉，1/3回到廣州。

  省港大罷工實現後，中共廣東區委的目標是如何將罷工長期堅持下去。要維持一場曠日持久的罷工鬥爭，關鍵要處理好兩大問題：一是組織問題，一是經濟問題。回到廣州的六七萬香港罷工工人分屬不同的行業、工會和地域，工會中又存在不同的派系。數萬罷工工人的食宿更是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6月26日，中華全國總工會召集香港、沙面各工會代表300餘人，開會討論建立罷工的組織領導機構。會議決定成立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作為罷工工人的最高議事機構。根據章程，各工會每50人推選1名代表，50人以上者遞加。總計約推出800人組成罷工工人代表大會。各代表負責將代表大會的決議傳達到各工會工人中去，同時將工人意見反饋給代表大會。與罷工有關的策略計劃，由工人代表大會集體討論；罷工工人內部的糾紛亦由代表大會予以解決；代表如有違法行為，由所在工會撤換。除代表外，凡罷工工人均可旁聽代表大會的會議。罷工工人感到自己真正行使了「當家作主」的權利。

  中共廣東區委有意將代表大會作為對工人進行政治宣傳、教育和訓練工人政治行為能力的重要場所。中共廣東區委在給中央的報告中這樣寫道：「吾人甚重視此大會，每次必有政治報告，報告後作一結論，當場通過。其餘則為會務報告、財政報告及討論。做政治報告，多為民校中要人，余為吾黨同志。惟做結論，則全屬我們。每星期原為二次，現改為二日一次，意在次數越多，則吾人宣傳越大也。據以往以觀，頗有進步，如再加訓練，進到真蘇維埃亦未可料。」鄧中夏更將它當做工人階級學習掌握政權的一課，「與俄國工人蘇維埃是相仿佛的」。代表大會組成以後，一直沒有中斷。僅1925年7月15日至1926年3月31日間，即舉行了100次會議，總計通過決議285項。凡是與罷工有關的重大問題，都經過了代表大會的討論。

  為了使代表大會的決議得到很好的貫徹，又成立了一個省港罷工委員會作為最高執行機構。它可以獨立處置一切與罷工相關的事務，連廣東政府亦不得過問。罷工委員會由13名執行委員組成，蘇兆征為委員長。委員會之下設幹事局，具體處理日常事務，其下設文書部、庶務部、宣傳部、招待部（負責接待和安排罷工工人的食宿等）、交際部（負責對外聯絡）、交通部（負責送信、調查、傳達及發放罷工工人免費車船票和通行證等）、遊藝部（負責活躍罷工工人的文化生活）等。另外還特設下列機構：財政委員會（負責經費的籌集、保管、分配），糾察隊（負責維持秩序，截留糧食，緝拿「走狗」等），宣傳學校（負責培訓演講宣傳人才），工人醫院（負責罷工工人醫療衛生），會審處（負責審判「走狗」），法制局（負責法規起草），審計局（負責制定預算及審核決算）等。另設有工人飯堂、工人宿舍。廣州革命政府下令封閉廣州所有賭房煙館，連同市內所有空屋，撥作罷工工人宿舍。工人集體住宿，憑票吃飯。

  省港罷工委員會每日舉行會議一次。為加強宣傳和教育工作，還出版了自己的機關報，將原來中華全國總工會的機關刊物《工人之路》周刊改為每日出版的《工人之路特號》，先後出版600多期，直至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才停刊。發行高峰時，每日刊印1萬多份。該報既是省港罷工的輿論陣地，亦是工人的政治教育讀物。

  糾察隊是省港大罷工中一支重要的工人武裝，在罷工中起著支柱的作用。其職能主要是維持秩序，截留糧食，緝拿「走狗」、「工賊」，防止糧食流入香港，同時也防範工友返港復工。糾察隊人數多達二三千人。在一年多的時間裡，糾察隊駐守東至汕頭、西至北海的千里防線，是封鎖香港、堅持罷工的一支重要力量。

  與上海五卅運動相比，省港大罷工組織更完備、更嚴密。正如鄧中夏所稱：「我們的組織如此完備，差不多同政府一樣組織，實真像一個工人政府的雛形。這點是很重要的，假使不然，罷工老早失敗了。」為了領導這次罷工，中共廣東區委專門成立了一個「黨團」。中共黨團在省港罷工委員會中發揮著領導核心作用。黨團每晚開會一次，「所有一切進行策略，皆取決於此」。省港罷工委員會另設顧問五人：汪精衛、廖仲愷、鄧中夏、黃平、黃學增。據中共廣東區委給中央的報告，設立顧問主要是為了應付國民黨，爭取國民黨的支持。中共廣東區委和中華全國總工會十分注意處理好與國民黨和革命政府的關係。罷工得到了國民黨黨政當局的積極支持。這也是省港大罷工能夠長期堅持的基本條件之一。

  據1926年1月統計，罷工委員會每日經費支出需7000元至9000元，中共顯然無力承受。中共廣東區委在制定罷工策略時，第一條即是「與民校親密合作，一以鞏固財源，一以應付外交」。據稱國民政府每月撥款3萬元（其中財政部撥款1萬元）給罷工委員會。截至1926年6月，罷工委員會共支出500萬元，其中280萬元是由國民政府撥給或轉來的，占全部支出的一半以上。解決罷工工人的基本生活問題，是維持罷工的一個基本條件。鄧中夏承認：「假如當時不取得國民黨的幫助，的確罷工不到一星期便要垮台，試問十幾萬人的伙食經費從何取得？」

  1926年7月北伐開始後，中共鑑於國內外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決定在維護罷工工人利益的前提下，主動結束罷工。為此，省港罷工工人代表大會於9月30日作出決議，在給予罷工工人津貼、安排工人工作、保存罷工委員會和香港各工會機關、保存糾察隊的條件下，結束罷工，停止封鎖。10月10日，省港罷工委員會發表《停止封鎖宣言》。至此，長達16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