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中國新社會因素的初步發展

  一　資產階級的初步發展

  隨著洋務運動時期資本主義工礦交通業產業的發生、發展，加上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傳統金融業和商業的資本主義化，中國的早期資產階級逐漸發展起來。這裡所說的早期資產階級，一是指其在產生和發展階段上處於開始和初步發展的時期；二是指其在內涵成分上包括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化的產業、商業和金融業的主要投資者和經營管理者。這一時期的資產階級，從他們所從事的經濟領域來說，已經有了商業資產階級、金融資產階級和產業資產階級。其中的產業資產階級是在這一時期中產生的，其他則在此前已經產生，但在這一時期獲得了較大的發展，他們的具體情況有所不同。

  商業資產階級是最早產生的。自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逐漸發展起來，除了外商設立洋行進行進出口貿易之外，中國人也陸續設立一些商貿行號從事進出口貿易，或以原有的商業行號兼營進出口貿易，使中國產生了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化的商業。這些專營或兼營進出口貿易的行號，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便開始產生，如專門經銷進口洋布的洋布店、專門經營絲茶出口的「絲茶專棧」和兼營洋貨的京廣雜貨店等。到1860年後，除先前已經產生的那些從事進出口貿易的行業有了較快發展之外，還出現了新的進出口貿易行業，如進口方面的五金、洋雜貨（百貨）、煤油、顏料、西藥、鐘錶等行業，出口方面的皮貨、蛋粉行業。此外，本國的工業產品業也開始逐漸地進入流通領域，如煤炭、絲綢、麵粉、火柴、棉製品等，使商業與本國資本主義產業的聯繫漸趨密切和廣泛。資本主義商業的產生、發展和傳統商業資本主義化程度的擴展，當然意味著其相關商號的業主和主要投資者已程度不同地轉化為商業資產階級。

  金融資產階級幾乎與商業資產階級同時產生。在對外貿易發展的同時，傳統金融業也被逐漸納入外貿金融體系。在外資銀行進入中國之前，「中外商人因貿易而發生的財務關係，通常是經過經紀人或洋行買辦和當地錢莊進行清算的」。接著，票號亦成為錢莊外貿財務業務的支持者，如上海「與內地各省的匯兌業務，以及中國人對通商口岸的交易所簽發的票據，全部都經過山西票號」，從而使票號間接地參與了外貿業務。這種傳統金融業被捲入外貿金融體系的狀況在前一時期已經產生，到進入這一時期之後，則隨著外貿的較快發展而獲得較快擴展，尤其是外資銀行進入中國，它們除了仍然要利用中國錢莊的匯兌渠道之外，並且在資金上向錢莊提供拆款，在業務上接受錢莊的莊票，進一步把錢莊納入外貿金融體系之中。此外，隨著本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生、發展，錢莊、票號與它們的財務關係也逐漸發生發展起來，如匯兌、借貸等。無論是被納入外貿金融體系，還是與本國資本主義工商業財務關係的發生、發展，都是錢莊、票號資本主義化的表現。因此，它們的主要投資者和經營者也逐漸向金融資產階級轉化。

  產業資產階級則是在洋務運動中產生的。產業資產階級當然是伴隨著資本主義工礦、交通等產業的發生而產生的。由於資本主義產業的產生和發展不像商業和金融業那樣複雜而隱晦，因此判定產業資產階級的產生時間和發展過程也就比較簡單明了。當洋務運動時期官督商辦民用企業產生的時候，資產階級也就產生了，因為已有一些人對企業有了數量較大的投資，也有一些人成為企業的實際經營者。商辦企業產生以後，他們的隊伍不斷擴大。

  關於這一時期資產階級的數量，只能作一個大概的估計。其中產業資產階級的數量比較容易估計，他們的產生與資本主義產業的產生直接相連，到1894年時，全國曾成立過的官督商辦和官商合辦民用企業36家、商辦企業154家，合計190家，如果以每家企業平均有5名主要投資者和經營者估算，那麼產業資產階級的人數有近千人。

  金融資產階級和商業資產階級的產生主要是因為他們所經營的業務與對外貿易和資本主義產業有了一定的關係，因此他們主要存在於已有對外貿易的通商口岸和已有資本主義產業的城市，其他城市中可能也會有一些傳統金融業者和商人開始向資產階級轉化，但為數肯定很少，姑且忽略不計。到1894年，全中國實開通商口岸25個，它們是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潮州（汕頭）、天津、牛莊（營口）、鎮江、漢口、九江、登州（煙臺）、淡水、台灣（打狗、台南）、瓊州、宜昌、蕪湖、溫州、北海（以上為1876-1877年開設者）、拱北、九龍、龍州、蒙自、重慶、亞東。估算金融資產階級和商業資產階級的數量，也就是估算這些通商口岸的錢莊、票號等傳統金融店號和外貿商品及工礦產品經銷商店的主要投資者和經營者。

  就金融資產階級而言，各地有數可查的錢莊、票號等傳統金融店號數量是：上海在1908年時有310戶；漢口在最多時的1891年約有500戶，後來雖逐漸減少，但到清末時仍有138戶；天津和福州在1860年前後各有100戶左右；寧波在1891年時有22戶；鎮江、蘇州在20世紀初年亦各有30戶左右。據現有資料記載，在25個已開通商口岸中，除瓊州、宜昌、溫州、北海、龍州、蒙自、亞東7個口岸在1894年之前尚未有洋行外，其他18個口岸已有多少不等的洋行出現，也就是說這18個口岸的傳統金融業已程度不同地與外貿發生了關係，其主要投資者和經營者開始向金融資產階級轉化。若將廣州、福州、上海、天津、漢口5地以每地有120戶金融店號，其他13地以每地有30戶金融店號計算，那麼這18個通商口岸共計有錢莊、票號之類的金融店號約1000戶，以每戶有2名主要投資者和經營者計算，那麼共計有初步轉化為金融資產階級者約2000人。

  就商業資產階級而言，他們所分布的範圍要比金融業廣一點，每個相關城市中的商業店號也要比金融店號多得多。如上海一地，到19世紀末就有銷售進口商品的洋布店號130餘家、五金洋貨業店號196家、洋雜貨業店號約1000家、煤油業店號49家，經營出口商品的絲棧51家、茶棧34家、皮貨業店號69家、蛋業店號34家，這幾個專營進出口的行業共有店號1563家。此外，還有其他各類商業店號5700多家，其中兼營進出口貿易者亦不在少數，如果取其半數計之，則為2650家。如此，上海有專營和兼營進出口業的商業店號約有4200家，如果以其2/3成立於1895年之前計算，那麼有店號約2800家。如果以每家店號2個主要投資者和經營者計算，那麼應有5600人。參考上海的情況，如果將廣州、福州、天津、漢口4地以每地3000人計算，其他13個通商口岸以每地1000人計算，那麼這18個通商口岸共有商業資產階級3萬多人。此外，在這一時期其他尚未設有洋行的通商口岸和非通商口岸中，也已有相當數量的經銷進出口商品和國產工業品的商號。由于洋行能夠向華商提供「子口半稅單」，使內地華商得以直接到通商大埠運銷洋貨。如仁記洋行的進口布匹由蕪湖的7家華商承銷，並再轉由漢口的4家華商販往內地；四川商人直接到上海販運洋貨；由鎮江、寧波、漢口、九江、福州、廈門、蕪湖等口岸進口的各種洋貨，由華商運銷到省內外各州縣；在19世紀60年代前後，上海「從英美兩國進口的紡織品有一半是由華商訂購的」，其他進口洋貨由華商訂購者多達75%。這裡所說的華商也包括內地非通商口岸的華商。據此，這些非通商口岸中經銷進出口品和國產工礦品的商人數量估計與上述18個口岸的數量相仿，即亦約為3萬人。如此，全國共計約有商業資產階級6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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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種資產階級化的商人不可忽略，那就是附股於外資工商企業的中國商人。據已有研究，在整個19世紀中，華商對外資洋行、航運、保險、銀行、碼頭、堆棧、房地產、棉紡織、繅絲、出口加工、船舶修造、公用事業、工礦業都有多少不等的附股。有些外資企業的華商附股占有較大比重，如瓊記洋行、旗昌輪船公司、東海輪船公司、上海自來水公司中的華商股份占到一半以上，煙臺繅絲廠、上海怡和繅絲廠、華興玻璃廠中的華商股份占60%以上，大東惠通銀行、中國玻璃公司中華商股份的比重達到80%。所有華商附股的累計總數在4000萬兩以上，是這一時期買辦、官僚和紳商對本國產業投資2000萬元（約合1400萬兩）的2.86倍，如果以這一比例估算附股商人的數量，那麼就有2800多人。從投資者的角度來說，他們也應是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一部分，其中包含了產業資產階級、金融資產階級和商業資產階級。

  如此，各類資產階級合計的總人數為6萬——7萬人。

  二　工人階級的初步成長

  如果說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中國的工人已經在外資企業中產生，那麼由於當時外資企業尚少，工人的數量也較少。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特別是1865年之後，隨著外資企業的大量增加，本國的洋務企業和商辦企業的開辦和增設，不僅外資企業中的工人數量有大幅度增加，而且開始在本國的企業中產生了工人。外資企業中的工人數到甲午戰爭前後約有3.4萬人，其中船舶修造業9000人，磚茶製造業7000人，機器繅絲業及其他進出口商品加工業各6000人，印刷、造紙、製藥等業4600人，公用事業1400人。同時，本國企業中的工人數，自19世紀60年代產生以後，到80年代後有較快增加，到甲午戰爭前後已大大超過外資企業中的工人數，達到92850-99060人，其中除了一般的產業工人之外，還包括了鐵路工人、輪船招商局工人和職員。把外資企業中的工人和本國企業中的工人合計，總數為126850-133060人。

  上述的工人數量只是對機器工礦企業和新式交通業中的工人數量的估計，沒有計及機械化程度較低的，或已成為工場手工業企業中的工人數。這部分未被統計在內的工人，雖然不像機器工業和新式交通業的工人那樣具有現代工人的典型性質，但也正處於由手工業工人向現代工人轉化的狀態，應該屬於工人階級中的一部分，並把他們統計在內。這種轉化中的工人在廣東的繅絲業中存在較多。廣東的機器繅絲廠到1894年時已發展到88家，另有機械化程度較低的繅絲工場有二百多家。但在上述的統計中，只統計了上海的7家機器繅絲廠和廣州的55家機器繅絲廠的工人，總數為13600人。另一項對上海8家機器繅絲廠和廣東88家繅絲廠工人作了統計，上海為5850人，廣東為40000人，合計為45850人。但這一統計尚未計及廣東的200家繅絲工場的工人，如果以廣東機器繅絲廠平均每廠工人數454人的1/3計算每個工場的平均工人數，那麼每工場有工人約150人，總計為30000人。如此，繅絲工人的總數應是75850人，比原有統計數13600人多出62250人。加上這個數字，那麼工人的總數應為189100-195310人。如果再計及其他行業中的手工業工場的工人，其數字就更大了。

  當時的工人已經有相當高的集中程度。一是集中在一些大企業中，如在採礦業中，開平礦務局在1889年時有工人3000名，1894年時有3500-4500人；漠河金礦擁有工人亦達2800-3600人。在軍火工業中，江南機器製造局約有工人2800人；福建船政局在1872年時就擁有工人近2000人，到1894年時增至2600人。在金屬冶煉業中，漢陽鐵廠有工人約3000人。在棉紡織業中，湖北織布局有工人2500-3000人，上海華盛紡織總廠有工人約4000人。在交通業中，為數不多的鐵路則集中了多達3萬人的鐵路工人；輪船招商局也有工人和職員約5000人。二是集中在四大城市之中，以上海為最多，有各類工人約36220人；漢口次之，有工人12850-13350人；廣州居第三位，約有工人10300人；天津居第四位，有工人3080-3240人。這一工人的地域性集中狀態只是就機器產業工人的數量而言的，如果計及鐵路工人和輪船招商局的職工，乃至再計及鐵路建築工人和碼頭工人，那麼上海的工人數還會再多一些，而天津的工人數則會多得更多，應該是超過廣州乃至漢口而占第三位甚或第二位。如果計及機械化程度較低的工廠和手工業工場的工人，那麼廣東順德的工人數可能會占第二位，甚至第一位，但這不具有典型意義。

  此外，工人的種類也已相當齊全，一些最主要種類的工人已經產生，如採礦企業中產生的礦工、鐵路企業中產生的鐵路工人、輪船航運企業中產生的海員和碼頭工人、金屬冶煉企業中產生的鋼鐵工人、紡織企業中產生的紡織工人和繅絲業中產生的繅絲工人。

  三　新知識群體的出現

  傳教士和其他來華外國人所從事的傳播西方文化活動，從其目的性來說是一種文化擴張或侵略，但從其傳播的內容和形式來說，大多數具有西方資本主義文化及其傳授形式的實用性和先進性。它們的輸入既給傳統的中國人文社會注入了異質的西方人文社會模式和因素，也隨著其功效的顯示，逐漸被中國有識之士視為仿效的樣板，使中國官方和民間模仿或聘請外國文化傳播者創辦自己的新式譯編出版機構、新式報刊和新式學校的活動逐漸興起。這從時人的有關論述中可見一斑。1887年《申報》評述中國石印出版業的發展過程說：「自英商美查就滬上開點石齋，見者悉驚奇讚嘆，既而寧、粵各商仿效其法，爭相開設。」鄭觀應在呼籲中國自辦報刊時指出：「中國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漢口、香港等處，開設報館，主之者皆西人……今宜於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華人秉筆。」英國傳教士傅蘭雅在參與創辦上海格致書院時敘述中國自辦新式學堂之事說：「洎乎中外互市以來，華洋既接，各事交通，西學之流進中國者已非朝夕。識時務者，每喜西學之有裨實用明道理者，亦嘉西學之足擴襟懷，一再仿行，因設同文、方言之館，次第舉辦，乃興武備、水師之堂。然此特國家仿效西法之一端。」

  隨著來華外國人和中國人所辦新式文化傳播機構的增加和西方文化傳播的不斷擴大，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國人的隊伍也在不斷擴大，逐漸形成為一個新知識分子群體。這一新知識分子群體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人員構成。

  一是協助來華外人進行文化傳播的中國人。來華外國人在中國傳播西方文化，不僅有人生地疏之感，而且有語言不通的障礙，甚至還會受到中國傳統文化的抵制。因此，聘用中國文人協助其傳播西方文化工作是他們的普遍做法。

  在來華外人所辦的書籍譯編和出版機構中，有不少華人參與其事。這些機構的設立和日常工作都有華人參加。如廣學會中有助譯及謄錄、發行的華人18人，其中的著名者先後有蔡爾康、任保羅、范皕海、許東來、謝頌羔等人。上海聖教書會由顧詠經、吳虹玉、鮑華甫等華人共同參與發起。青年會書報部的主持人大都是中國人，先有謝洪賚、奚伯綬、胡貽谷、范皕海等人，後有謝扶雅、應元通、沈體蘭、張仕章、吳耀宗等人。其他的教會翻譯和出版機構，也大都聘用數量不等的華人。許多西書的翻譯是由中國人代筆而完成的。當時翻譯西書所採用的普遍方式是：洋教士「以西書之義逐句讀成華語，華士以筆述之」，並潤色加工。即便享有漢學權威聲譽的偉烈亞力，在墨海書館和大英聖書公會駐滬代理處期間，有關譯書之事也請沈毓桂「主其事」。施約瑟的譯書工作先請沈毓桂協助，後另「延華士，譯以華文」。花之安的第一本文言譯著《馬可講義》，「系王君謙如筆述」，主持廣學會時又請顧仲涵為其「記室」。林樂知的代筆者「初為吳江沈君毓桂，繼為上海蔡君爾康，今為之者范君禕，而任君保羅尤與公同硯最久，歷二十餘年無間」，林所譯書籍大半出自他們的手筆。李提摩太以蔡爾康為主要代筆者，他的著名譯作《泰西新史覽要》由蔡爾康譯為華文。有人統計，在1919年之前，各類代筆華人累計達5000餘名。

  外人所辦的報刊機構也同樣離不開華人的協助。《萬國公報》名義上由林樂知主筆，實則由華人沈毓桂和蔡爾康先後主筆。《申報》不僅是在華人建議下創辦，而且一開始就由華人吳子讓任主筆，後來又有蔣芷湘、錢昕伯、黃式權、蔡爾康、袁祖志等任主筆或編輯，還由趙逸如、蓆子眉、蓆子佩等人任業務經理。就是外國人所辦的西文報刊，也有華人參與其事者。如1845年開辦的香港《孖剌報》（China Mail），聘用伍廷芳為譯員；1857年開辦的香港《德臣報》（Daily Press），曾由華人陳靄亭擔任「譯著之事」；《博醫會報》（China Medical Journal）和《中國政治社會科學評論》（Chinese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Review），都由中外教士合編。至於報館日常事務的料理，報紙的印刷、發行、GG招攬等事務，各報館幾乎無不雇用華人。戈公振曾概括外國人報刊的人員雇用情況說：「當時報館必延一華人為買辦」，擔任經營之事；又雇用賣報之人和「招攬GG之人」，並在外地「兼任訪員」。

  在來華外人的辦學活動中，同樣有中國人參與。華人在這類學校中的工作除了參與校務工作和擔任漢語和漢學的教學工作之外，也有擔任西學的教學工作的。如在格致書院擔任西學教習的華人有徐壽、華蘅芳、陸仁堂、欒學謙等。從總體上來說，在教會學校任教、任職的華人占有一定的比例。據統計，1925年時基督教所辦大學的教員共計有465人，其中華人181人，占39%,雖然在教會學校開設的早期或許不會有這麼大的比例，但肯定也有一定數量的華人教員。

  來華外人所開辦的各種文化傳播機構聘用華人為其服務，固然使這些華人淪為列強對華文化侵略的幫手，但亦使這些華人轉化為新式文人，並逐漸養成現代知識分子的素質。為洋教士主持譯書事務和代筆者逐漸成長為中國的第一代翻譯家，後來幾乎都獨立從事過不少西學書籍的譯編工作。而且，這些華人在代筆譯書中，不可避免地成了西學的接受者，使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思想觀念逐漸資產階級化和科學化，或產生和形成了程度不同的資產階級改良思想，或豐富了科學知識。參與外人辦報事業的華人不僅成為中國的第一代報人，而且有不少成為中國自辦新式報刊的帶頭人。不少參與來華外人辦學活動的華人，他們的知識結構和教育思想大多是傳統的，但是他們在新式學校的管理和執教過程中開始按照新式的方法辦學、施教，從總體上來說已屬於新式的教育工作者。

  二是由閱讀西書和西式報刊而受到西方思想文化影響的中國人。這些西書和西式報刊所傳播的西學門類眾多，以中國人為主要傳播對象，其影響達於中國的各個階層。

  來華外國人的傳播西學，當然是出自其自身和本國的利益，旨在實行對華文化同化，奴化華人，培養自己的代理人，並為其本國的對華政治和經濟侵略開道。但是，中國人在接受西學時，並不是一味按照外國文化傳播者的旨意去做，而是有自己的選擇動機和標準。加之傳華西學的內容構成並非全屬奴化和教化方面，而是包含著許多科學技術、資產階級政治學說和革命歷史，以及實用性知識。這就使中國人能夠按照自己的選擇動機和需求標準，去參與外國人的西學傳播活動，去仿建自己的西學傳播機構，去吸收自己所需的西學素養。例如，有的人為了尋求精神寄託和生活依靠而去接受西教的教義和參加教會；有的出於謀生需要而去教會及其附設的文化傳播機構任職；有的因為探索強國、救國之理而去閱讀西學政法書籍和文章；有的為了追求科技知識而去學習自然科學；有的為了獲取和提高從業能力和求職資格而去就讀各種相關的專業課程。

  就漢譯西書而言，其內容大致可分為宗教傳布、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三大類。除了第一類書籍以傳布教義為主旨，其主要影響所及是在中國各階層中造就了一大批教徒，與新式知識分子群體的產生沒有多少關係之外，第二類和第三類書籍則主要面向中國的自然科學工作者、工程技術人員、新式學校的教員和學生，以及各級政府官員、紳士和商人，其客觀作用是提高了中國科技工作者和科技教育的水平，培養了一批新型的中國科技人員，增加了一般學生的科技知識，引發了一些官員和紳商的世界觀和政治思想的變化，進而成為晚清一系列社會變革運動的先導者和核心力量。

  從鴉片戰爭後到戊戌維新前，凡是思想比較開明、領導和參加過各種社會變革活動的官員、紳士和知識分子，幾乎都受到過西學的影響；而且受影響越多者，變革的思想越強烈，態度越激進。早期改良主義思想家都從各種漢譯西書中吸取過不少思想要素，在他們的著作中不難見到敘述自己如何與傳教士討論時政、如何因閱讀西書有感而寫作的情形。康有為通過閱讀中譯西書而從一個舊式知識分子逐漸轉變為維新領袖。他自述轉變過程說：「光緒五年己卯（1879年）……既而得《西國近事彙編》、李□《環遊地球新錄》及西書數種覽之。薄游香港……漸收西學之書，為講西學之基矣。」「光緒八年壬午……道經上海……大購西書以歸講求焉。十一月還家，自是大講西學，始盡釋故見。」「光緒九年……大攻西學書，聲、光、化、電、重學及各國史志、諸人遊記皆涉焉……是時絕意試事（即科舉），專精問學，新識深思，妙悟精理，俯讀仰思，日新大精。」從而逐漸形成了仿效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厲行變法維新的思路和決心。後來他所寫就的各種變法上書和文獻，都貫穿著西學的原理。變法維新的理論家梁啓超，不僅廣讀西書，吸取理論營養，而且根據自己的讀書體會，把一批自認為優秀的譯著推薦給廣大的維新人士閱讀。康、梁等維新人士還從自己讀西書的受益中感悟到自主翻譯西書的重要性，指出：「今日之中國欲為自強第一策，當以譯書為第一義。」

  三是在新式學校接受教育的中國人。新式學校的課程設置一般是西學和漢學兩者兼有，教會學校還設有宗教教義。小學和普通中學以中西文化和科學常識的基礎知識教學為主，專科學校和大學則以各種專業教學為主，西學的比例較大。由此培養出來的學生自然也具有相應的知識層次和結構，尤其是專科學校和大學所培養的學生，大都成為掌握某種專業知識的新型人才。隨著新式學校的發展，其畢業生逐漸由社會低層向高層分布、由教會領域向其他各個領域擴散。如京師同文館，1887年時有8名畢業生留館擔任教習。到1890年，又有10名畢業生擔任教習。上海廣方言館到19世紀末，先後留館擔任教習的畢業生有9名。中西書院到其開辦十周年的1892年時，已有200多名學生畢業，並進入新興的部門工作，「或至各海關，或至電報官商各局，以及招商、鐵路等局辦事」，也有到「各處設立電報、水師等學堂」繼續學習者「數十人」。格致書院不僅有不少在校生畢業，而且培養了社會上的許多西學愛好者。它從1886年起開始實行按季課試，社會上對西學有興趣而又有所知的人均可自由參加考試，到1894年結束，連考9年；從1889年起又開始實行特科，到1893年結束，每年兩次，連續5年，共計考課46次。課藝的內容90%以上涉及西學和時務。參加考課的人員中有1878人獲得了超等、特等、一等獎，參考人員總數當不會少於萬人，他們的地區分布也相當廣，涉及了十多個省、區。還有一批畢業於各專門學校和留學回來的學生分布于洋務企業和海軍之中，擔任技術人員和指揮、駕駛人員，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西方文化傳播的結果，既有奴化教化中國人的作用，也有促使中國新式人文社會因素產生、發展的反作用，使中國的人文社會由單一的傳統因素結構轉向新舊兼有的二元因素結構，並朝著以新因素為主導的方向發展。這種分化雖然勢必帶來新舊因素的分歧和衝突、引起社會的變動，但也由此推動了社會的新陳代謝。

  除了上述這三種新社會因素之外，當然還有兩種重要的因素，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因素和文化因素的初步發展，這兩方面的情況在本書的有關章節中已有詳細的敘述，這裡就不再重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