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洋務運動的失敗

  一　清政府試圖續行洋務自強

  甲午戰爭對中國和遠東都具有巨大而深遠的影響。這場戰爭改變了戰前相對穩定的遠東形勢，日本以新興軍事強國的姿態擠進了帝國主義列強的行列，成為東方的一霸。日、俄的矛盾日益尖銳，英、日在抗衡俄國的共同點上互相接近。這場戰爭也使中國的國際地位急遽下降，面臨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亡國大禍。戰前，國際社會曾視中國為亞洲的四強之一。法國外交部長法萊西訥曾這樣估計中法戰爭後的亞洲形勢：「亞洲現在是在三大強國的手中——俄國、英國和中國，而我們就是第四個。」甲午戰爭的結果，被視為「彈丸島國」的日本打敗了中國，徹底暴露了中國國力的孱弱和體制的腐敗。戰後訪問遠東的《泰晤士報》記者吉爾樂甚至斷言：衰敗的中國「在遇到外來的第一個壓力時，就必然立即出現全面、徹底的崩潰」。

  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慘痛失敗刺激了清政府和洋務派官員試圖加大洋務的力度，重行自強之策，挽救危局。1895年5月8日，光緒皇帝在痛心疾首、萬般無奈下批准《馬關條約》時，就發出上諭說：「嗣後我君臣上下，惟期艱苦一心，痛除積弊，於練兵籌餉兩大端實力研求，亟籌興革，毋生懈志，毋騖虛名，毋忽遠圖，毋沿積習，務期事事核實，以收自強之效，朕於內外諸臣有厚望焉。」要求合朝上下，自此以後勵精圖治，興利除弊，續謀自強。7月16日，兩江總督劉坤一向清廷提交《策議變法練兵用人理餉折》，主張採用西法練兵、用人、理餉。7月19日，光緒皇帝又發布上諭：「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宜制（制宜），況當國事艱難，尤應上下一心，圖自強而弭禍患，朕宵旰憂勤，懲前毖後，惟以蠲除積疾力行實政為先，迭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詳加披覽，採擇施行，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各礦、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大約以籌餉練兵為急務，以恤商惠工為本源，此應及時舉辦。」令各省將軍、督撫條陳時務，提出對策。其力圖改進之處，一是「力行實政」，提高行政效力；二是擴大範圍，進一步推行洋務事業建設，強調鐵路建設，推進幣值和財政改革；三是要「恤商惠工」，扶植民辦工商業。同一天，湖廣總督張之洞遞交《籲請修備儲才折》，首先指出甲午之敗給中國所造成的危機和中國重行洋務的必要：「此次和約，其割地駐兵之害，如猛虎在門，動思吞噬；賠款之害，如人受重傷，氣血大損；通商之害，如酖酒止渴，毒在臟腑。及今力圖補救，夜以繼日猶恐失之，若再因循游移，以後大局何堪設想？」就此提出了編練陸軍，重建海軍、修築鐵路、設槍炮廠、廣開學堂、速講商務、興工製造、派員出國考察、預備巡幸之所等9條重行洋務之策。不久，劉坤一也於9月25日遞交《遵議廷臣條陳時務折》，提出了採用西法訓練陸軍、加緊培養海軍人才、推廣自造槍炮彈藥、興建鐵路、礦業、設立學堂培養人才等主張。還有其他不少官員也上奏提出了整頓吏治、刷新政事、續行洋務、再謀自強的建議。如南書房翰林張百熙所奏的《和議雖成應急圖自強並陳管見折》，指出：「夫今日中國之法敝極矣」，「非力圖自強不可。自強之道非於用人行政之間，參以更化善治之意不可。」吏科給事中余聯沅所奏的《請填簡大僚勿騖虛名而求實際折》，指出：「竊以為人才之否塞，至今日而已極矣」，「論者謂此次創巨痛深，必須改弦更轍，而後可自強」，即必須以西洋各國「實事求是」、「綜核名實」的「自強之道」慎選官員。在光緒帝及洋務官員推動下，洋務新政在甲午戰爭後一度復興。其中最突出的有下面三項舉措。

  二是推廣和提高人才培養的範圍和層次。甲午戰爭後，興學育才進一步受到洋務官員的重視。1895年，張之洞在《籲請修備儲才折》中呼籲：「人皆知外洋各國之強由於兵，而不知外洋之強由於學，夫立國由於人才，人才出於立學，此古今中外不易之理。」「今外洋各國，與我交涉日深，機局日迫，若我仍持此因循之習、固陋之才、浮游之技藝，斷不足以御之。應請各省悉設學堂，自各國語言文字，以及種植、製造、商務、水師、陸軍、開礦、修路、律例各項專門名家之學，博延外洋名師教習。」接著陝甘總督陶模、戶部侍郎胡燏棻也先後上奏，指出：「天下事所當變通者，不止一端，而人才其尤亟」，建議清廷「仿行西法」，「設立學堂以儲人才」。朝野有識之士，經甲午一役，倍受刺激，「深知國勢日拙，國難嚴重，欲謀振興中國非從興學與儲才兩方面著手不可」。這些表明了甲午戰爭後洋務官員更加視興學育才為辦洋務謀自強的重要舉措。1895年9月，盛宣懷有鑑於「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以設立學堂為先」，「日本援照西法廣開學堂、書院，不特陸軍、海軍將弁取材於學堂，即外部出使諸員及製造、開礦等工，亦取材於學堂，中國智能之失士何地蔑有」，遂以周馥於1886年在天津設立的博文書院為基礎，改設頭等和二等學堂，其中頭等學堂即「外國所謂大學堂也」。此後，有不少洋務派官員也像盛宣懷那樣，從改革傳統書院和設立新式學堂兩個方面，繼續以更大的規模和更高的層次開展興學育才活動。

  三是開始招商承辦洋務企業。8月11日，光緒皇帝發布上諭：「前因給事中褚成博奏請招商承買各省船械機器等局，當經諭令戶部議奏。茲據奏稱，中國製造機器等局不下八九處，歷年耗費不貲，一旦用兵，仍需向外洋採購軍火，平日工作不勤，所制不精，已可概見。福建船廠歲需銀六十萬，鐵甲兵艦仍未能自制；湖北槍炮、煉鐵各局廠，經營數載，糜帑已多，未見明效。如能仿照西例改歸商辦，弊少利多，等語。製造、船械，實為自強要圖，中國原有局廠，經營累歲，所費不貲，辦理並無大效，亟應從速變計，招商承辦，方不致有名無實。……該商人如果情願承辦，或將舊有局廠令其納貲認充，或於官廠之外另集股本擇地建廠，一切仿照西例，商總其事，官為保護。若商力稍有不足，亦可借官款維持。」這則上諭一方面對洋務運動中所辦洋務軍用和民用企業作了總體評價，認為洋務企業的效果是不佳的；另一方面繼續認定舉辦軍用和民用企業是「自強要圖」，應該繼續；再一方面首次提出要改變辦法，要由官辦、官督商辦改為商辦，要改變官、商關係，由官總其成改為「商總其成」。此後不久，即開始招商承辦舊企業，勸商開辦新企業，使近代中國的興辦工商企業歷程從以官方力量為主的階段轉入以商人力量為主的新階段。

  上述光緒皇帝和一些比較開明的洋務派官員，在總結洋務運動和甲午戰爭失敗原因的基礎上提出的，繼續學習西方先進文明，再接再厲、重謀自強的想法和舉措，雖然也有其一定時代價值，為接踵而至的維新和清末新政中的同類舉措作了前期準備，但是「洋務」作為一種謀求中國自強的運動已時過境遷，不再為大多數尋求救國之路的有識之士所認同。

  二　志士仁人探求救國新路

  甲午戰爭成為中國近代民族意識和政治變革思潮演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甲午戰敗使許多志士仁人意識到中華民族到了存亡的危急關頭。康有為曾驚呼：「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加以聖教式微，種族淪亡，奇慘大痛，真有不能言者也。」梁啓超也指出：「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始以後始也。」唐才常在得知《馬關條約》訂立的消息後，在給其父親信中憤慨地說：「和議已成，所約條款，非是和倭，直是降倭，奸臣賣國，古今所無！」嚴復面對在甲午戰爭後俄、日爭奪中國東北的危局，意識到「大抵東方變局不出數年之中」，「而吾之長城東北必非吾有」，並痛心疾首地說：「豈不痛哉！豈不痛哉！復每念此言，嘗中夜起而大哭。」譚嗣同得知《馬關條約》內容後曾述及當時的感受：「及睹和議條款，竟忍以四百兆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大為爽然自失。」並揮淚寫下了悲憤的詩句：「世間無物抵春愁，合向蒼冥一哭休。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第二年，汪康年在《時務報》撰文沉痛地說：「事至今日是，危迫極矣，挫於倭，迫於俄，侮辱於英……瓜分中國之說，西報屢載之，西人屢言之，雖至愚之人，亦知其殆。」

  《馬關條約》簽訂後三年，何啟、胡禮垣撰寫了《新政始基》，對中國所蒙受的戰敗屈辱及面臨的亡國危機也說過一番頗具震撼力的話：「甲午中東一役，主客之勢中逸東勞，眾寡之形中強東弱，乃日人一舉而掃平壤，再舉而奪旅順，三舉而逾鴨綠，四舉而出九連，五舉而越分水，六舉而破鳳凰，七舉而降威海。中國雖有軍兵，不可得而用，雖有火藥不可得而施，雖有炮台不可得而守，雖有戰艦不可得而濟，雖有軍糧不可得而食，謀臣智士無所展其才，烈膽忠肝不能顯其勇，束手待縛如鳥在籠，俯首乞憐如魚困陸，索重款而不辭，割全台而不敢問，遂令二十三省如几上肉，任與國之取求，四萬萬人如階下囚，聽外人之笑罵。」他們明確指出甲午一役成為了民族覺醒的重要契機：「是故未之戰也，千人醉而一人醒，則其醒者亦將哺糟啜醨，宜其醉無醒時也；未之戰也，千人昏而一人明，則其明者亦將韜光養晦，宜其昏無明時也；未之戰也，千人蔽而一人通，則其通者亦將阻而不行，宜其蔽無通時也；未之戰也，千人迷而一人悟，則其悟者亦將啟而復閉，宜其迷無悟時也。一戰而人皆醒矣，一戰而人皆明矣，一戰而人皆通矣，一戰而人皆悟矣；醒則起，明則晰，通則澈，悟則神，三年鐘鼓之間，所以養其一日之修省者，無過於中東之役矣。」

  直到半個世紀之後，經歷過這一巨變的人士回憶起這段歷史還無不感慨和激動。張元濟於1949年回憶說：「五十多年前，因為朝鮮的事件，中國和日本開戰，這就是甲午中日戰爭。結果我們被日本打敗，大家從睡夢中醒過來，覺得不能不改革了。丙申年（1896年）前後我們一部分京官，常常在陶然亭聚會，談論朝政，參加的一共有數十人。」他還記得參與者中有文廷式、黃紹箕、陳熾、汪大燮、沈曾植、沈曾桐等。吳玉章在1961年出版的《從甲午戰爭前後到辛亥革命的回憶》中這樣寫道：「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國條約！它使全中國都為之震動。從前我國還只是被西方大國打敗過，現在竟被東方的小國打敗了，而且失敗得那樣慘，條約又訂得那樣苛，這是多麼大的恥辱啊！」「甲午戰敗的消息傳到我家鄉的時候，我和我的二哥（吳永錕）曾經痛哭不止。」「甲午戰爭的失敗，更激發了我的救國熱忱，我需要找尋一條救亡圖存的道路。」他開始接觸「新學」，並很快成為了康、梁的信徒，一心要做變法維新的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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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深受國家危亡極大刺激的同時，一批志士仁人深刻反思甲午戰敗的原因，紛紛抨擊洋務派和洋務運動。有人批評洋務派的改革有名無實，只是為自己謀利，說洋務派的效法西方是「得其貌，失其真，慕其名，忘其實」，於「整頓之法，救弊之方」懵然無知，但為「享富貴、貽子孫之計」。嚴復痛斥洋務派的改革不得要領，只是為自己謀權利，說洋務派的所作所為，不過是「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徒剽竊外洋之疑似，以螢主上之聰明。其尤不肖者，且竊幸事之糾紛，得以因緣為利，求才亟則可僥倖而驟遷，興作多則可居間而自潤」，藉機謀私。梁啓超批評洋務派是逐末舍本：雖宣言變法，卻專事練兵、購械等項，不知本源，只變事不變法。他進而提出：「變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興，在開學校；學校之立，在變科舉；而一切要其大成，在變官制」，即改革君主專制制度，實行君主立憲制度。

  甲午戰爭的慘敗也使中國出現了嚴重的文化取向危機。有識之士強烈地感受到儒學即中學已經面臨崩潰的命運，國人的文化自信心和自尊感受到極大挫折。嚴復在1895年發表的《救亡決論》中就尖銳指出：「一言以蔽之」，中學皆「無實」「無用」，「均之無救危亡而已」，「固知處今而談，不獨破壞人才之八股宜除，與（舉）凡宋學漢學，詞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閣」。同一年，唐常才也意識到「當今之時，經解、詞章、八股，皆成贅疣」。這種文化取向的危機使中國知識界產生了對現實的沉淪感和疏離感，從而出現了激進的文化批判意識，對以「綱常名教」為核心的傳統道德價值體系展開了抨擊；另一方面也產生了強烈的前瞻意識，希望學習歐美、日本，儘快建立一個獨立富強的民族國家。於是，進步的中國人掀起了向西方尋求救國真理的熱潮。

  中華民族的覺醒還表現在對敵國日本的認識的急遽轉變上。甲午戰爭前，雖然有部分洋務官員曾經正視日本，少數維新人士也開始主張效法日本變法維新，但總體而言，中國人的日本觀中，輕視和低估日本的仍占主流。甲午戰爭後，中國人開始從輕視日本迅速轉為師法日本。1895年5月，康有為在京發動「公車上書」，提出：「日本一小島夷耳，能變舊法，乃敢滅我琉球，侵我大國，前車之轍，可以為鑑。」自此，對敗於日本一直懷著強烈屈辱感的中國人，竟然很快以敵國為師，紛紛留學日本，翻譯日書，走上了學習日本、變法圖強的道路。

  以甲午戰爭為轉折點，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和民主思潮迅速崛起，並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的改革和革命的走向。中國人民持續不斷的救亡圖存鬥爭一浪高過一浪，以康有為、梁啓超為代表的維新志士首先發動了變法圖強的維新運動，以農民為主體的廣大民眾掀起了以「滅洋」為宗旨的反洋教鬥爭並迅速發展成義和團運動，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志士開始走上以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國為目標的武裝革命道路。於是，歷時30餘年的洋務運動以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而宣告失敗和結束，歷史進入了以變革政治制度為主流的新時期。

  三　與日本明治維新的比較

  要衡量洋務運動的成敗得失及其對中國早期現代化的歷史作用，光就中國本身這一方面作縱向比較是不夠的，還需要與類似的外國作橫向比較，當時的日本就是一個很可以與之比較的國家。洋務運動作為中國早期現代化的一次嘗試，其核心內容是開辦了一些現代性的工礦和交通企業，開啟了中國早期工業化的序幕。在1861年中國開始洋務運動後，日本從1868年開始了明治維新運動，也把工業化作為其核心內容，即所謂「殖產興業」。中國的洋務運動雖開始早於日本的明治維新7年，但洋務運動正式進行現代工業的建設則始於1865年江南機器製造總局的設立，僅早於日本三四年。因此，中日兩國的早期工業化可以說是起步於同一個時代，具有基本相同的國際和國內環境，而且具有許多共同的特點。

  第一，同以外部壓力為啟動力。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失敗以及《南京條約》的簽訂，中國被西方資本主義列強強行打開了國門。12年後，日本亦在西方列強的武力威脅下而被迫「開國」。此後，日本也像中國那樣迅速淪為西方列強的半殖民地，到1866年列強已先後在日本取得了治外法權（領事裁判權）、租界特權、駐軍權、協定關稅權和沿海航行權等。與此同時，列強對日本的經濟侵略急劇擴張，對日本的進口額增加了13.07倍，而日本的出口額僅增加了2.57倍，日本的傳統手工業受到沉重打擊，造成財政困難，物價飛漲，人民暴動連綿不斷。為了增強國防力量，抵禦外國侵略，中日兩國先後在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運動中開始了工業化活動。在中國表現為以「求強求富」為目的的創辦新式軍用和民用工礦業活動，在日本則表現為以「富國強兵」為目的的「殖產興業」活動。

  第二，同以興辦軍事工業為開端。由於中日兩國的早期工業化都以抵禦外侮為最初動機，興辦軍事工業以增強軍事力量便自然成了工業化的第一步。中國的清政府從1865年起開始大規模創辦軍事工業，到1890年共開辦軍用企業21家。日本的明治政府從1868年起開始陸續接收、整頓和擴建原有的各幕藩的舊式兵工廠13家，並創建新廠，到1884年時，軍事工業的職工人數為民用工業的9倍，動力為民用工業的3.5倍，成為日本近代工業的主導部門。

  第三，同以移植西方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主要途徑。中日兩國的工業化主要不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由工場手工業發展而來的，而是通過移植西方資本主義的產業和經濟制度而逐漸展開。在中國的洋務運動和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中產生的新式工業，基本上是通過引進西方的設備、技術、人才，乃至資金和組合方式而開辦的。因此，兩國的早期工業化都對西方資本主義帶有依附性。

  第四，同以內外結合、新舊結合為基本方針。中國的洋務運動採用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指導思想，也就是力圖在傳統的儒家精神和傳統社會制度中引入西方的資本主義因素，試圖以後者彌補前者、護衛前者，以兩者的結合來增強國家的力量和社會的發展，挽救國家的危亡。日本的明治維新運動採用了「和魂洋才」，即「東洋道德、西洋藝術」的基本方針，也就是以日本固有的民族精神為指導，以西方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為方法，以兩者的結合來振興日本，實現救國救民的目的。

  第五，同以土洋並舉，以洋帶土、以土養洋為模式。由於中日兩國的工業化都是在外來壓力的逼迫下，移植西方資本主義的模式和技術，超越本國固有經濟的發育程度而開始的，因此當西方的某些資本主義工業被移植進來的時候，本國固有的同類手工業仍然大量存在，從而出現土洋並舉的工業生產結構。如機器採礦與人工採礦並存、機器紡織與手工紡織並存、輪船火車與帆船馬車並存，等等。但是，當西方現代工業移植進來之後，對本國的同類傳統手工業產生了強烈的刺激和挑戰，使傳統工業開始逐漸仿效引進的西式現代工業，向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過渡，從而又出現以洋帶土的工業化過程。同時，移植西方工業所需要的大量資金，而且主要來自傳統工業產品的出口，從而又出現以土養洋的工業化模式。土洋之間的這三種關係在中日兩國的早期工業化中表現得非常明顯，中國的情況已如上文所述，日本的情況也基本如此。固有的傳統工業一直占有相當大的數量，只是由於日本現代工業的發展速度較快，才使得傳統工業的比重較快下降。

  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時期所開展的工業化，雖然具有這許多共同的特點，但是也存在著思想認識和方針政策上的巨大區別。

  首先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東漸的不同反響。雖然中日兩國都是在外來壓力下而被迫走上早期工業化道路的，但是，由於中日兩國歷史發展道路、文化背景、經濟地位不盡相同，在面對西方列強侵略時，中國具有更大的被動性，而日本則在被動之中寓有較大的主動性。在中國方面，雖然客觀上封建社會已經進入末期，但主觀上仍自覺是天朝大國，對外國侵略所遭致的局部失敗，未引起足夠警惕，對西方的打擊反應緩慢，被打擊一次，則挪動一步。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中國雖已有林則徐、魏源等少數開明人士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東漸的必然性及其先進之處，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主張，但並未能得到最高統治者的重視和採納。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在西方列強和國內太平天國起義的交相打擊之下，才開始了以軍事工業為主體的工業化行動。至於全民工業化運動，則更是在遭受更為沉重的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侵略的打擊，乃至辛亥革命之後，才逐漸出現並啟動。在日本方面，受西方列強的直接軍事打擊並不嚴重，但因為國家相對較小，立即引起全國震動，能以中國對列強的屢戰屢敗為鑑，比較清楚地看到了西方資本主義的強處，其國門在外來資本主義的叩擊之下不戰而開。明治政府成立後，自知國力不夠，對外採取了妥協外交，減少了與西方列強的直接衝突，避免了巨大的戰爭損失，對內則採取了勵精圖治，堅決改革封建政治和經濟制度的方針，全面學習和引進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和生產方式，走上了發展迅速的工業化道路。

  其次是軍事工業對全民工業化帶動作用的不同。中國的洋務運動雖以「求強求富」為口號，但不能合理地處理強與富的關係，始終側重於作為「求強」核心的軍事工業的建設和經營。作為「求富」核心的民用工業，不僅晚於「求強」，並在7年後才得以開始建設，而且始終服從於「求強」的主旨。從1872年第一個民用企業——輪船招商局誕生，到1884年洋務派已開辦的民用企業約21家，到1894年洋務運動結束時又增開了27家，總共48家，種類涉及航運、採礦、電報、冶煉、鐵路和紡織等部門，其中前四類企業的成效較好。在開辦民用企業過程中，有些洋務派官員和紳商雖然已經提出了「寓強於富」、「分洋商之利」的口號，但其主要的出發點和實際動因，則是為了解決「求強」活動中的經費和原材料困難。如為了解決上海機器製造局和福建船政局的經費和產品出路問題而創辦了輪船招商局，為了供給軍用工業的燃料和鋼鐵材料而開辦了開平等處煤礦和漢陽等處的鋼鐵廠，為了加快軍事情報的傳送而成立了中國電報局，為了緩解軍費的困境而開辦了漠河金礦，等等。這不僅限制了民用工業的發展範圍，而且使之長期受制於清政府。與此同時，雖然民間也開辦了一些新式工礦企業，到1884年時已開辦67家，到1894年時增至139家，但規模均較小，在這一時期的工業化進程中處於次要的地位。

  與中國的洋務工業創辦歷程相比，日本的「殖產興業」運動較好地協調了強兵與富國的關係，在興辦軍事工業的同時也大力興辦民用工業。明治政府像接受和改造幕藩軍用工業一樣，從1868年起接收並改造幕藩工礦企業21家，並從1869年起創辦各種新的民用企業。到1884年時，由政府開辦的大型工礦企業30餘家，由民間開辦的新式工礦企業約65家。其種類包括鐵路、郵電、機器製造、玻璃、水泥、採礦、紡織、繅絲、製糖、銀行、造幣、保險等。在企業數量上雖與同年的中國相差不多，由政府開辦者多於中國近10家，由民間開辦者則少於中國2家，但在企業的種類構成上已遠遠超越了中國，如玻璃、水泥、紡織、銀行、造幣、保險等項為中國完全未有。

  第三是移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不同。中國的洋務運動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移植只限於產業和技術方面。日本的殖產興業運動不僅在移植西方的產業和技術方面較中國更廣，而且還移植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體制，仿照西方國家設立專門的經濟行政管理部門，如以「勸獎百工」為職責的工部省和內務省、專管財政金融的大藏省、管理農業和商業的農商務省，並在1880年之前已在地稅、公債、貨幣、金融、商業會議所（商會）、處理官營工業等方面，制訂了資本主義性質的經濟法規，逐步建立起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為資本主義經濟在日本的全面興起打下了法律和制度基礎。

  第四是內部因素的不同。雖然中日兩國均以內外因素結合為工業化的基本方式，但是在內部因素上，中國的「中體」與日本的「和魂」已有所不同，特別是在政治制度和領導集團方面更具有質的差別。中國在洋務運動時期，政治制度基本原封未動，領導集團中雖然產生了洋務派，但仍屬封建官僚改革派，且沒有掌握最高統治權。日本則已通過明治維新基本建立了資本主義性質的政治制度，並由如岩倉具視、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一批具有資本主義思想意識的改革家掌握了國家政權，他們能夠積極而有力地推行全國的工業化運動，使日本的早期工業化得以有計劃、有領導地持續進行下去。

  第五是政府對民辦企業支持力度的不同。日本的明治政府除了自己大量出資創辦新式企業之外，還大力扶持民間創辦新式企業。1868-1885年間，政府除了直接投資近2億日元率先創辦交通、電信、採礦等基礎產業之外，還設立基金資助民間興辦新式企業，其具體項目和資助金額有：營業資本欠額補貼852143日元、貸款資金32911727日元、公司補助金1471856日元、準備金58263420日元、創辦企業基金12293409日元、中山道鐵路公債基金299496日元、勸業資本金1662252日元、勸業委託金179637日元，總計達10793萬多日元。其中除少數資助農業改良事業和商業外，大多數資助了工礦、交通和金融業。除了對民辦企業給以資金上的大力扶持之外，明治政府還將自己所創辦的企業廉價轉讓給民間，將相當數量的官辦企業轉變為民辦企業，從而進一步增強民營資本的力量，促進民營資本的發展。這一舉措從1884年開始實施，這既是明治政府鼓勵民辦企業的第一項重大舉措，也是日本工業化全面啟動的象徵。到1896年，共有投資總額達1536萬日元的27家官辦大型工礦企業拍賣給民間經營。其結果，不僅為三井、三菱、古河、川崎、大倉、淺野等大型企業集團的形成由此打下了基礎，而且使民辦企業資本對官辦企業資本的比例由少數轉變為多數，也使這些被拍賣企業的經營效益大幅度提高。與此同時，民間興辦企業的熱潮也開始蓬勃興起。工礦交通產業的企業數從1884年的583家、投資總額1194萬日元，增至1892年的3065家、16378萬日元。1892年與1884年相比，日本的企業數增加了4.26倍，而資本數增加了12.72倍，這不僅說明了8年中日本工業化的快速發展，而且標誌了通過官辦企業的民辦化處理和民辦企業的集團化兼併，小企業減少，大企業增加，工業化開始走上規模化經營的方向，並登上了一個新的台階。

  中國的清朝政府雖然也曾給官督商辦的民用企業提供了一定的資金支持，但是政府不僅要對這種支持資金收取像股本那樣的「官利」，而且還以此為由向企業索取「報效」金。如輪船招商局，被勒索報效的款項有：1890年「江浙賑捐2萬兩」；1891年由李鴻章「奏准在公積金內提出官款免利報效銀10萬兩，指定作為預備賑濟之用」；1894年為慈禧太后的「萬壽慶典」報效銀5.52萬兩；此外，還要賠本承擔軍需運輸。漠河金礦從1889年開辦到1895年，報效軍餉累計達85萬餘兩，有時甚至不得不動用企業的公積金。電報局在還清墊借官款之後，仍常年免費發收官方電報作為報效，以至賠累不堪。對於完全由民間創辦的新式企業，清政府則完全沒有給予任何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任其自生自滅。

  第六是社會動員程度的不同。工業化是全民的事情，只有最廣泛地動員和依靠社會各界的力量，工業化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雖然在開始階段政府的倡導作用至關重要，也必不可少，但也不能缺少社會力量的響應。日本政府在「殖產興業」運動中，運用政府的職能進行充分乃至強制性的社會動員，其用於創辦官營企業、資助民營企業和民間創辦企業的資金來源，主要是通過國家財政手段和金融渠道，將貴族的地產和社會資金轉化為新式企業的投資。就財政手段而言，明治政府成立後，將原來的公卿、諸侯改稱「華族」，一般武士改稱「士族」，廢除他們舊有的封建領主土地所有權，統一按等級發給祿米，從1870年起又改革俸祿制度，部分收回俸祿，由政府一次性付給相當於4-6年俸祿的贖金，其中部分發給現金，部分發給俸祿公債。1875年實行「金祿制」，將華族和士族的俸祿全部改為貨幣俸祿。1876年又發行「金祿公債」，將全部華族和士族的現金俸祿改為一次性發給公債證書，共計有31萬華族和士族人員領取金祿公債，總額達17383萬日元。與此同時，政府鼓勵華族和士族將公債券投資於新式產業和金融業，允許以公債券兌換銀行券，使不少華族和士族分子轉變為產業和金融資本家。如1880年，全日本有153家國立銀行，資本總額為4300萬日元，其中華族和士族的投資額占74.2%。又如同年，澁澤榮一創辦日本第一個民辦紡織企業「大阪紡織公司」，股本28萬日元，其中華族入股占38%。由此可見，華族和士族資產轉化為產業和金融業資本，在日本工業化初期的民辦企業產生發展中，不僅是主要的資本來源之一，而且發揮了導向作用。就金融渠道而言，主要是通過大量建立本國的金融機構向創辦產業者提供廣泛的貸款。明治政府十分重視以銀行為主的金融機構的建設及其作用的發揮，在創建工交產業的同時便開始創辦銀行，1869年就創辦了第一家國立銀行，到1882年時，全日本已有國立、私立銀行和銀行類型的會社共757家，實繳資本總額6215萬日元，約為同期工礦交通產業資本總額的40%。到1894年銀行數增至1300家，資本總額增至1億多日元，為工礦交通產業資本總額的68%。擁資雄厚的金融業為工交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大量的貸款，1888年全日本銀行放款總額達14762萬日元，到1894年增至33371萬日元，其中對工礦交通產業的貸款應為數不少。

  反觀中國，清朝政府在洋務運動中，只重視於創辦軍事工業和與此相關的民用工業，未能像明治政府那樣，用政權的力量開展全面的工業化運動，對民間的創辦企業活動更不能如明治政府那樣給予大力資助。雖然從客觀上來說，清朝政府由於兩次鴉片戰爭和中法戰爭被列強勒索賠款，以及鎮壓太平天國、捻軍等農民起義而開支的巨額軍費，財政力量受到了巨大的損耗，沒有足夠力量拿出大量資金來創辦新式產業和資助民辦企業。但是，清政府對社會力量並沒有去作廣泛的動員，只是利用了一部分紳商的力量。如在資金方面，中國民間所擁有的資金不會比日本少，只是清政府沒有充分動員社會各界投資創辦新式企業，即使是作為最主要私人投資者的買辦商人，其投資數量也是極為有限的。據估計，1842-1894年買辦收入累計達白銀5億兩，扣除消費後的積累資金約為2億兩，但到1894年時買辦對新式工礦交通業的投資總額約為500萬兩，僅占其收入所得總數的1%、積累資金的4%,其餘1.95億兩的積累資金，有1億兩交存於外商企業，0.95億兩投資於外商企業、城市地產、商業和銀錢業。至於地主、官僚、紳士所擁有的資金根本沒有得到動員。

  正是由於中國的洋務運動與日本的明治維新，存在著上述這許多思想認識和方針政策上的不同，使得各自所取得成效也顯出越來越大的差距。日本到1892年時，已有工礦交通產業的企業3065家、資本總額16378萬日元。產業結構也逐漸發生了變化，工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1885年時為24.3%,到1892年上升為33.1%,離工業國的距離已經不遠了；到1915年工業總產值的比重提升為56.4%,初步實現了工業化。中國到1894年時所設立的新式企業包括官辦和民辦的僅有187家，資本總額亦只有6749萬元，分別只有日本的6.10%和41.21%;工業（含新式和傳統的工業、交通業）產值在工農業總產值中所占的比重，1887年時為9.77%,到1914年時才上升到15.78%。可見，中國從洋務運動起就開始落在了日本的後面，其成敗得失不言自明。

  總而言之，洋務運動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思想為指導，雖有較強的保守性，但開始引進西方先進的生產技術和科學文化，並模仿資本主義的教育模式和生產模式開辦新式學校和企業，使隨著西方侵略而來的資本主義思想、文化和生產模式開始在中國紮根。它以「求強」開其端，繼之以「求富」，終之以求「議院之制」。其目的雖然有對付人民起義，維護清朝統治的一面，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認其試圖抵禦外敵侵略，被迫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探索議院政治的一面。這說明洋務運動時期的中國社會，不僅已開始了中國現代化涵義中的民族化和工業化搏動，而且在民族化和工業化的帶動下產生了民主化的思想萌芽。但是，洋務運動由少數受西方資本主義影響較多的舊式官僚和紳商發起、領導和實施，並未成為真正的國策，未能成為上下一致的全國性運動；在實際舉措中也是單純而有限地引進一些先進科學技術和設備，在傳統的封建社會結構中開辦新式企業，且吏治腐敗，效率低下。因此，洋務運動是一種局部的、初步的和畸形的早期現代化運動，其求富舉措尚有可嘉，其自強之道實屬可訓；其失敗結局令人可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