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列強文化輸入的升級

  一　譯編和出版西書規模的擴大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列強對中國的文化輸入明顯加強，在強行設立其文化傳播機構和向中國注入資本主義文化內容的同時，又導致中國傳統的文化機構、文化內容和文化人發生變異，促使中國的人文社會由原先的單一傳統結構轉變為新舊兼有的二元結構，不僅使中國文化和文化人向半殖民地化和買辦化轉變，也使中國傳統人文社會發生分化。

  第一次鴉片戰爭後，外國教會便獲得了在中國通商口岸傳教的權利，到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這一權利又獲得了關鍵性的擴展。一是把外國教會的傳教範圍從通商口岸擴大到內地。清廷與各國簽訂的《天津條約》均有這一規定，如與法國簽訂的條約中規定：凡「備有蓋印執照安然入內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願信崇天主教而循規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向來所有或寫、或刻奉禁天主教各明文，無論何處，概行寬免。」二是允許外國傳教士在中國內地購置地產。1860年在北京簽訂的中法《續增條約》規定：中國各地方政府不僅應按照1846年道光皇帝的上諭，將康熙年間禁教中所充公的「天主堂、學堂、塋墳、田土、房廊等件應賠還」，而且今後「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置田地，建造自便」。1865年，總理衙門又照會法國公使，正式承認：「嗣後法國傳教士如入內地置買田地、房屋」可以自由行之。這些法國天主教傳教士所取得的特權，其他國家的其他教會均同樣適用。這些特權不僅使外國教會的傳教活動獲得了必要的法律條件和物質條件，而且為他們的文化侵華活動打開了方便之門。於是，來華傳教的各國傳教士迅速增加，從1858年時的53人增至19世紀末的900餘人，增加了16倍。他們夥同其他來華外國人，在傳播外國宗教和進行政治經濟擴張的同時，也把西方文化日益擴大地傳入中國，並為此設立各種文化傳播機構，將西方的資本主義人文社會模式楔入中國。

  本書首發𝓫𝓪𝓷𝔁𝓲𝓪𝓫𝓪.𝓬𝓸𝓶,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傳教士等來華外國人所設立的第一種文化傳播機構是西方譯編和出版機構。從1843年英國倫敦教會傳教士麥都思在上海設立墨海書館起至清末，由傳教士設立的譯編和出版機構計達60家左右，大多數設立於1860-1895年之間。其中具有代表性意義的，規模較大，譯編和出版書籍較多的有以下三個機構。

  第一是廣學會。其前身是1887年設立的同文書會（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主要創辦人是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韋廉臣，他曾於1855年和1863年兩次來華傳教。1884年，韋廉臣在英國組織蘇格蘭同文書會，以募捐所得款項購置印刷機器，在上海設廠印刷中文書籍。不久，蘇格蘭同文書會因故解散，韋廉臣接管了該會所余的資金、財產和印刷機器，遂以此於1887年11月在上海成立同文書會，1892年會改組為廣學會。該會由英、美、加拿大等國的傳教士、商人、海關和外交官員等31人（兩年後增至39人）聯合發起，由時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任會長、總理，德國駐滬總領事福凱（亦稱「佛克」、「福克」）、哲美森任副會長，韋廉臣和另一位英國傳教士慕維廉任協理；韋廉臣還兼任秘書，後改稱「總幹事」，負責日常工作。次年成立董事會，以赫德為會長，福凱為副會長，韋廉臣為督辦。

  廣學會編輯出版書籍的目的在於以西方的文化知識影響中國的官員和民眾。根據《同文書會組織章程》的規定，其宗旨是：「在中國，中國藩屬以及一切有中國人的地方，繼續出版和發行根據基督教原則所編寫的各種書籍——特別是為本會能力所許可而又適合於各個階層閱讀的期刊。」規定實現這一宗旨的方法是：「首要的特別是組織和發行一些具有基督教目標，但又具有中國人的觀點、中國人的思想方法，同時還可以教育人和提高人的新的書籍、論文與小冊子；其次是一種適合於中國知識階層、水平較高的期刊；第三是給婦女、兒童閱讀的期刊；第四是給小學生的；第五，重印一些為董事會所讚賞的大小著作；第六，在上海設立一個發行中心，並在十八省省會和主要城市，以及其他商業中心，如香港、橫濱、新加坡、檳榔嶼、巴達維亞等地，儘量設立一些代銷機構。」於是，它一方面精心選擇西方書籍進行譯編和出版。至1900年，所出版的書籍約176種，其中影響較大的書籍有：《泰西新史攬要》《中東戰紀本末》《格物探原》《自西徂東》《文學興國策》《天下五大洲各大國志要》《八星之一總論》《論生利分利之別》《百年一覺》。此外，還編輯出版著名的《萬國公報》《孩提畫報》《中西教會報》等刊物。另一方面竭力推銷書籍，力圖把其所譯編出版的書刊推廣到全中國各地民眾的手上。它逐步建立起廣泛的銷售網點，除了上海之外，在全國各地所設的代銷點或經銷處到1899年時已有34個，分布於遼陽、瀋陽、牛莊、北京（2個）、天津、濟南、青州、平度（山東）、興安（陝西）、重慶（3個）、成都、漢陽、漢口、九江、湖南某地、廬州、南京（2個）、揚州、鎮江（2個）、常熟、蘇州、江陰、衢州、福州（2個）、廈門、廣州、太原、梧州。

  另外，廣學會還以贈送的方式向許多官員和知識分子散布書籍。據不完全統計，在1888-1900年間，廣學會贈送各類書籍刊物累計達302141冊。贈書的方式和對象主要有二：一是在各次科舉考試時向應試者送書；二是通過各種關係向中央和地方官員送書。如1888年，各地舉行鄉試時，該會將《格物探原》一書向北京、南京、瀋陽考場各送500冊，向杭州、濟南考場各送250冊；還「根據請求，送了花之安的《自西徂東》1萬份給南京的傳教士，然後也分送給了學生」。1889年，將1004部《格物探原》、1200份《萬國公報》平均分送杭州、南京、濟南、北京等地的科舉考場。1891年，向各省科舉考場散發了「幾千本韋廉臣博士的《格致探原》、《格致新機》、《二約釋義叢書》，花之安的《自西徂東》，《萬國公報》，以及種類繁多的基督教小冊子」。1892年春，廣學會向參加北京會試的有關人員贈送《中西四大政》5000冊；同年，向10個省的行政長官，贈送了《救世教益》一書。1893年，乘慈禧太后六十壽辰全國舉行恩科考試之機，向沿海10個省各贈書6000冊；同時向中國高級官員贈送《自西徂東》2000部，幾乎人手一部。

  第二是益智書會（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它是基督教傳教士編輯出版教科書的專門機構。1877年，在華新教傳教士在上海舉行第一次大會，決議成立益智書會，負責編寫教科書，供全中國的教會學校使用。該會由外國傳教士與英、美商人聯合開辦，設有委員會，丁韙良任主席，韋廉臣、狄考文、林樂知、黎力基、傅蘭雅任委員，具有類似於同文書會的會社組織模式。其所譯編的教科書有初級和高級兩套，學科包括算術、幾何、代數、測量、博物、天文、地理、化學、地質、植物、動物、心理、歷史、哲學、語言等，並以中外結合、師生皆宜、民教通用、學教相濟為編輯方針。到1890年，其出版和審定的適合學校使用的書籍達到98種，較為重要的有：數學方面的《筆算數學》;幾何學方面的《形學備旨》《圓錐曲線》;聲學、光學方面的《聲學揭要》《光學揭要》《天文揭要》;地學方面的《地學指略》《地理初桄》;心理學方面的《心靈學》《肄業要覽》;動物學方面的《動物學新編》;醫療衛生學方面的《化學衛生論》《居宅衛生論》《延年益壽論》《孩童衛生編》《幼童衛生編》《治心免病法》;歷史學方面的《大英國志》等。

  第三是美華書館（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它是一所以書籍印刷為主的西書出版機構，原先為美國長老會設於澳門的一個印刷所，1845年為擴大規模而遷至寧波，命名為「華花聖經書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其出版業務由專門的出版委員會管理；1860年12月再遷上海，並改本名。其所用的機器購自美國，到1895年前後僱工達百名左右，不僅採用機械和鉛字印刷，而且先後發明電鍍銅模字、元寶式排字架等新技術，成為上海最重要的出版印刷機構。基督教會的重要報刊和書籍以及《萬國公報》都由它印刷，1890-1895年間，年平均印刷量達到近4032萬頁。到1900年之前，其出版的重要書籍有：自然科學方面的《格物質學》;數學方面的《代形合參》《八線備旨》;地理學方面的《地理全志》《地理略說》《五大洲圖說》;烹飪學方面的《造洋飯書》等。

  除了上述三個最主要的譯編出版機構之外，還有一些外國教會和其他人士設立的文化、教育、出版機構也譯編出版了不少西學書籍。這些西方文化書籍的出版，不僅成為中國官員和民間的重要讀物，而且成為教會學校，乃至中國人自辦學校的主要教科書，對中國文化和文化人的轉變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二　外人辦報活動的擴展

  傳教士等來華外國人所設立的第二種文化輸入機構是報刊機構。來華外國人的開辦報刊活動大約始於1815年，到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的1842年時，約創辦了17種。鴉片戰爭之後，他們的辦報活動逐漸活躍起來，到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時的1860年，外人所辦報刊增至32種，到1890年又增至76種。此後發展速度更快，到19世紀末累計約200種。1860-1895年間，雖然不是外人所辦報刊增加最快的時期，但它是一個由緩慢發展向快速發展的重要轉折時期，尤其是在近代中國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外人報刊，幾乎都產生於這一時期。其中富有代表性的重要報刊有以下幾種。

  首先是《萬國公報》。它的前身是《教會新報》，創辦於1868年，初名《中國教會新報》，1872年8月第201捲起改稱《教會新報》（周刊），由基督教美國南方監理會傳教士林樂知任主編。該報起先以傳播宗教信息為主要內容，讀者也以傳教士和信教華人為主，後來有關科技知識和世俗文化的內容逐漸增多，讀者群也有所擴大。從1874年9月第301期起，更名為《萬國公報》，1883年7月後停刊6年，1889年2月復刊，並改成為廣學會的機關報。它改變了以往《教會新報》時期的辦報宗旨，以「登中西互有裨益之事」為首項內容，政治性和文化性明顯加強，大力介紹西方政治學說和政治變革史，宣揚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理論，力圖影響中國的政治變革。此外，它還設立獎金，以改良幣制、建築鐵路、擴充郵政、敦睦外交、禁止鴉片等項目為題，開展歷時多年的徵文，促進了對中國經濟建設和外交、社會改良等問題的研究和討論。當然，它也刊載過不少為列強侵華作辯護的言論。

  《萬國公報》以其為洋務派和改良派所好的言論，加之採用贈閱的手段，在中國的政界和知識分子中擁有大量的讀者。在1889年時，他們就聲稱：「這個雜誌已經散布到我們想達到的各個方面，我們滿意地得知帝國中的高級官員都已看到它。」廣學會所擬定贈閱的對象有：縣級和縣級以上的主要文官為2289人，營級和營級以上的主要武官1987人，府視學及其以上的教育官吏1760人，大學堂教習2000人，派駐各個省城的高級候補官員2000人，考取進士、舉人、秀才的各層文人3萬人，官吏及士大夫的女眷及子女4000人，共計44036人。有記載說：「《萬國公報》是總理衙門經常訂閱的，醇親王生前也經常閱讀；高級官吏們也常常就刊物所討論的問題發表意見。」遠在廣州的兩廣總督張之洞的秘書「和他的許多朋友都是這個雜誌的訂戶，他們認為這是中文中從未見過的好雜誌，總督自己也偶爾閱讀這個雜誌」。康有為所提出的變法主張，大多來源於《萬國公報》的有關論說。維新派所辦的《中外紀聞》《強學報》《時務報》等，也借鑑了《萬國公報》的模式，並經常轉載其文章。總之，該報對戊戌維新運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正如范文瀾所言：「變法成為一個運動，《萬國公報》是有力的推動者。」其發行量開始時為1000份，到1896年增至4000份，1899年增至39000份。

  《萬國公報》不僅有廣泛的讀者面，而且有眾多的作者。據已有研究，《萬國公報》的作者除了來華外國傳教士之外，還有500餘名中國人，其中的著名人物如郭嵩燾、王韜、鄭觀應、孫中山、胡禮垣、宋恕、何如璋、曾紀澤、薛福成、康有為、經元善、孫家鼐等；他們的分布地域除了上海及其周圍的松江、嘉定、金山、崇明、寶山等地之外，還有北京、南京、廣州、天津、重慶、漢口、廈門、福州、台北、濟南、寧波、杭州、蘇州、揚州、無錫、常州、常熟、鎮江、清江、吳縣、登州、煙臺、青州、平度、膠州、曲阜、九江、萍鄉、慈谿、定海、餘姚、石門、大冶、蕪湖、桐城、績溪、番禺、惠州、高要、大埔、湘陰、奉天、遼陽、香港等50多個城市。

  其次是《申報》。它原名《申江新報》，《申報》乃其簡稱，是一種由外國商人集資創辦的報紙，也具有較濃的商業色彩。它由英國商人美查兄弟、伍瓦德、蒲賴爾、瓦基洛五人集資1600兩，於1871年簽約創辦。第一發起人美查原先在上海設有美查洋行，經營茶葉出口貿易和繅絲工業，創辦《申報》後，又陸續經營江蘇藥水廠、燧昌自來火局、申昌書局、點石齋印書局和肥皂廠等企業。

  在商業色彩較濃的報刊中，《申報》對中國工商界讀者的影響較大。它作為一種外國商人創辦的盈利性報紙，其辦報方針與《萬國公報》這樣的政治色彩較濃的報紙有所不同，其風格、立場、內容和言論更迎合中國人的口味，以期擴大發行量。版面安排仿效華人自辦的報紙，內容上儘量擴大信息量；在觀點上力圖樹立一副「公正」面貌，設法兼顧洋人和華人的喜好。該報聲稱：「凡國家之政治，風俗之變遷，中外交涉之要務，商賈貿易之利弊，與夫一切可驚可愕可喜之事，是以新人聽聞者，靡不畢載。」如對1873年冬發生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它給予了連篇累牘的報導，在案件延續的3年中，發表新聞和評論達60多篇，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參與，得到了社會的廣泛響應，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重視，促進了冤案的平反。1876-1877年，它針對淞滬鐵路事件而發生的中外矛盾，刊登了一系列文章，詳細論述鐵路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有益之處。1883-1884年間，因中法戰爭而再次掀起鐵路宣傳高潮，進一步討論中國修築鐵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它的言論固然有為列強獲取在華築路權鳴鑼開道的一面，但就其理論原理而言，亦不無道理。當時正是洋務派、開明紳商與頑固派、守舊勢力展開鐵路問題大論戰的時期，該報的言論除了取悅於列強之外，也迎合了洋務派和開明紳商的觀點，並為他們的論戰提供了某些依據。對於中法戰爭，它報導和讚揚了黑旗軍的抗法壯舉，刊登了描述福建海戰的文章，還發表了主戰的言論，抨擊了《中法條約》。

  為了豐富內容，吸引讀者，《申報》的新聞採集十分廣泛。它先在北京、南京、以及浙江、江蘇等臨近地區派設採訪員和代銷處。後來陸續在天津、濟南、漢口、武昌、成都、重慶、廣州、昆明、桂林、蘭州、西安、太原、開封等城市，以及東北地區廣招採訪人員。至1887年，已在32個城市設有採訪員，「使十八省民風、土俗、軼事、奇聞均可羅列報中」。

  《申報》以工商信息和時事政論並重，使它的讀者群從工商界逐漸普及到士紳階層。據該報自述，1877年時發行數「已將及萬」。當時「閱報之人市肆最多」，因為商界人士覺得「《申報》文理不求高深，但欲淺顯，令各人一閱而即知之。購一《申報》，全店傳觀……既可多知事務，又可學演文墨。」到1890年時才被文化界人士廣為接受，「上海各士紳無不按日買閱」，發行量亦上升到2萬份左右。

  第三是《格致彙編》。它是一份以介紹西方自然科學常識為主要內容的科普雜誌，由英國聖公會傳教士傅蘭雅於1876年在上海創辦，每月出一期。作為一份專門的科學雜誌，它所刊登的內容，一是自然科學基礎知識，包括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學、地理學、生物學、醫學、藥物學等；二是工藝技術，如關於啤酒、汽水、製冰器、磨麵機、養蜂、碾米、製糖、打字機、幻燈機、電燈、電話、留聲機、照相機、滅火器、紡織機、碾泥機、鑿石機、鑽地機、抽水機、彈花機、造針機、造口子機、造紙、造火柴、造玻璃、石印、煉鐵、煉鋼、電鍍、水雷、炮船等的製造及使用；三是科技人物傳記，所介紹的重要人物有：中國科學家徐光啟、李善蘭、徐壽，外國人物利瑪竇、湯若望、愛第森（愛迪生）、哥倫布、麥哲倫、富蘭克林等；四是答讀者問，專門回答讀者因讀雜誌而發，或由興趣和需要而發的各種問題。其作者隊伍由傳教士和中外科學技術人員構成，除了傅蘭雅自己之外，還有瑪高溫、范約翰、艾約瑟、慕維廉、李提摩太、歐禮斐、卜舫濟等外國傳教士和學者，以及徐壽、徐建寅、華蘅芳、舒高第、楊文會等中國科技人員。

  《格致彙編》雖然是一份科學雜誌，但由於其內容豐富多彩，通俗易懂，實用有效，因此也頗得讀者的歡迎，讀者分布廣泛，如向它提問的人來自上海、浙江、江蘇、廣東、福建、山東、湖北、天津、遼寧、安徽、直隸、江西、北京、香港和其他地區。同時，其所設的代銷點也分布於全國各地，計有：北京、天津、牛莊、濟南（2處）、煙臺、登州、青州、長沙、湘潭、益陽、興國、宜昌、沙市、漢口、武昌、九江（2處）、南昌、安慶、南京、鎮江、上海（4處）、蘇州（2處）、邵伯、揚州、寧波、杭州（3處）、溫州、桂林、重慶、太原、福州（2處）、淡水（2處）、汕頭、香港、廣州、新加坡、神戶、橫濱等38個地區48處。因此，它的發行數量也逐漸增加，從創刊時的3000冊，增至1890年時的一般6000冊，最多9000冊。可見其影響面是相當廣泛的。

  第四是《字林西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它是一份外國人辦的英文報紙。其前身是《北華捷報》（North China Herald），創辦於1850年，與英國駐上海的外事機關和上海租界當局有密切聯繫，1859年被指定為英國駐滬領事館及商務公署各項公告的發表機關。1864年7月1日改為《字林西報》，保留《北華捷報》為每周增刊。《字林西報》除繼續保持《北華捷報》時期與英國在華機構的原有關係之外，進一步強調代表英國在華經濟利益的一面，它宣稱：「我們的熱情的努力，將喚起一種對於廣大的商業和親切的國際政治關係之安適。我們現在是置在起點上，如果可能的話，它的結果不是短促的，消滅的，或旋作旋輟的，而是一個對於英帝國的永恆的根深的各國關係的斷案。」它的編輯人員大多是在中國從事外交、經濟、傳教和文化活動者。如李得立原是茶葉商人、上海卜內門公司創辦人，並擔任過上海英租界工部局的總董，還是1889年在倫敦成立的由在中國和東方各國從事各種活動的頭面人物組成的「中國協會」的名譽秘書；璧克是英租界工部局的首任秘書；鮑林擔任過英國駐廣州的領事，還一度擔任過香港總督；裨治文、林樂知、丁韙良均為傳教士。《字林西報》的發行量最多時達到7817份，是近代中國外文報紙中一份影響面最廣的報紙。

  外國人所辦報刊的中國讀者面及其影響也是相當廣泛的。不同性質的報刊有不同層次的讀者。宗教類報刊的讀者大多為各個階層的教徒，政治思想類報刊以政府官員和具有改良意識的知識階層為主要發行對象，商業色彩較濃的報刊擁有較多的商界讀者。綜而合之，便形成了一個多層結構的讀者群，他們在受到各種西方思想影響的同時，各自吸取所需的知識和信息，指導自己的行為。

  三　外人辦學的初步發展

  傳教士和來華外國人所設立的第三種文化傳播機構是教育機構。開辦各種學校是來華外國人最主要的教育活動。從1842年馬禮遜和米憐將英華書院從馬六甲遷至香港開始，到1860年時，有各種教會學校50餘所，在校學生約1000人。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在華的教會學校便開始較快地發展起來，到1899年增至2000所，在校學生數達4萬餘人，為上一時期的40倍。這些外國人所開辦的學校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由各種教會開辦的，占多數，另一類是由其他外國人所開辦的，占少數。這兩類學校在傳播西方文化方面的基本性質和狀況是一樣的，只是前者帶有較多的宗教色彩，後者則較少，或沒有宗教色彩。

  這一階段的外人辦學，開始從小學發展到中學，並出現了大學。在1860年之前，是外人辦學的初創階段，以開辦小學為主。1861年之後至1876年是外人辦學的初步發展階段，開始建立少數中學；1877年之後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不僅小學、中學數量迅速增加，而且逐漸開辦科技、醫學、師範等專科學校，大學也開始出現，從而逐步建立起比較完整的學校建置體系。

  與辦學規模的擴大相適應，這一階段外人辦學的宗旨逐漸從以傳教服務為主轉向以影響中國為主。在上一階段，外人所辦學校，特別是「基督教會之學校，初非專門之教育家所設立」，而是傳教士所辦，其目的「亦並不在教育人才以促進教育之進步，乃欲以學校為一種補助之物，以助其宣傳福音事業」，即把辦學作為西方教會擴張在華勢力的一個重要途徑。到1890年，包括教會在內的外人辦學開始注意到開辦大學教育，其辦學目的已經有明顯改變。他們認為：「不論在哪一個社會，受高等教育的人們，都是有勢力的人們，他們控制社會的情感和意見。」也就是說，他們力圖通過辦學，以西方的思想意識影響中國的上層人士，培養他們的代理人，進而影響和控制中國的政治和社會。正如後來的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致美國總統羅斯福的函中所言：「如果美國早在十五年之前就做到把中國學生之潮流引到美國來，並使這個潮流不斷壯大，那麼，我們今天就一定能夠通過從知識和精神上支配中國的領袖們，來對中國的發展進行一種最令人滿意的又最為巧妙的控制。」

  出於上述目的，外國人在中國辦學基本上是完全按照西方的和教會的教育辦法進行的。在學校的管理體制和教育設施上，基本上按照西方學校的模式而設置。如果說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教會學校的初創階段，由於學校的規模較小，這種西式管理體制尚不普遍、不健全的話，那麼在進入到這一時期的發展階段之後，尤其是在各種專科學校、大學和大型中學中，這種西式管理體制和教育設施漸趨健全。學校的管理制度大多採用董事會和監理會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圖書館、實驗室、學生娛樂場所和宿舍逐步建立起來。學生大多實行住宿制，按照嚴格的作息制度學習和生活。

  在課程設置和教學方法上，都是中西並用，逐漸西化。在課程設置上，大多數學校都設有儒學、宗教學、理化學、政法學、音樂學、史地學和外語等方面的課程，除儒學純屬中學外，其他多屬西學。在教會辦學的初創階段，儒學和宗教學的課程較多，以後西方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課程逐漸增多，尤其在專科學校和大學中，大多以西學為主。在教學方式上，改變了中國傳統教學的單純跟誦、死背方式，開始結合課文的講解；而且隨著校辦實驗室、博物館、實習工場的開設，使書本教學與實驗教學相結合、抽象教學與形象教育相結合。

  在這一階段的外國人所辦學校中，以格致書院和中西書院最為著名，也最為典型。格致書院由英國駐滬領事麥華陀於1873年3月在上海發起籌辦，原名「宏文書院」。1874年發布辦校緣起，正式定名為「格致書院」。該書院以非教會學校，專門傳播西方科學知識而聞名近代中國，但其最終用意也在於通過向中國人傳授西方科技知識而消弭中國人對西方侵華勢力的防範心理和抵抗意識，如有關宏文書院的報導中說：「其意欲華人得悉泰西各學之門，且冀彼此較相親近，勿視為遠方不相識之人也。」格致書院的章程也明白聲稱：「立此書院，原意是欲中國士商深悉西國人事，彼此更敦和好。」格致書院雖由外國人發起，但由外國人和中國人合作辦理。在其6929銀兩加1521銀元的創辦經費中，80%以上由中國官員和紳商捐助，價值20多萬兩的儀器設備機器運輸安裝費則由麥華陀從英國及英國商人中募集。管理上採用董事會制，由中外創辦者和出資者中選舉董事組成。第一屆董事會的成員有麥華陀等4名外人董事和唐廷樞1名華人董事；歷任外人董事，除麥華陀外，還有傅蘭雅（1861年來華），偉烈亞力（1847年來華，先後隸英國倫敦會及大英聖書公會傳教士），福弼士（又譯「佛弼師」，美國商人、旗昌洋行老闆，1861年前來華），敬妥瑪（英國人），擔文（英國律師，1870年來華），瑪高溫（英國人）；歷任華人董事，除唐廷樞外，還有徐壽、華蘅芳、王榮和、徐建寅、李鳳苞、徐華封、張煥綸、王韜、趙元益、李平書。在課程設置上，格致書院完全採用西學。傅蘭雅為其所設計的課程學科包括六大種類：礦務、電務、測繪、工程、汽車、製造。每類又設置幾門到幾十門的課程，如電務下設有數學、代數學、幾何、三角、重學略法、水重學、氣學、熱學、運規畫圖法、汽機學、材料堅固學、機器重學、鍋爐學、配機器樣式法、電氣學等課程。六類學科所設置的課程總計達上百門，雖未完全付之實施，但顯示了他們力圖以完整的西學教育中國人的辦學理念。

  中西書院由林樂知於1881年在上海創辦。該書院亦為外國人發起，與中國人合辦者。其辦學經費的來源，既有教會提供的，也有上海的中外人士捐助的。書院的管理大權操於林樂知之手，但也有中國人參與其事，如沈毓桂擔任了林樂知的助手，並與林樂知一起「參中西之宜，酌核院章，訂厘課則，就法英兩租界創立分院者二」，而且擔任「掌教與總司院務」之職，說服林樂知改變「西教第一」的既定目的，轉而確立「中西並重」的辦學方針。但在此校中，外國人的主導地位比格致書院為高，也有一定的教會介入。林樂知創辦該書院的目的也同樣在於擴大西方文化和宗教對中國的影響。他自稱，開辦這一學校的目的是希望以此「觸及在中國人中施展影響的源頭」，特別希望通過中西書院在以前無法傳教的階層吸收學生。這也就是說，他希望中西書院發揮一般教會學校所不能發揮的作用，以學西學為誘餌吸收中國高層人士和不信洋教的買辦、富商等階層家庭中的學生，從而進一步擴大甚至完全實現西方文化和教會勢力對中國社會的滲透。他在如願招到學生之後，頗感自豪地說：「當人們知道幾乎沒有一個學生來自普通教會學校所能接觸到的那個社會階層，他們就會懂得我們這種舉動是何等重要了。」中西書院的管理方式與其他外人所辦學校相仿，「所定學中規矩悉照泰西之法」。所設課程與其名稱一致，既有西學也有中學，但以西學為主。西學的課程有西語、翻譯、地圖、代數學、格致學、天文、勾股法則、平三角、弧三角、化學、重學、微分、積分、性理、行海測量、萬國公法、富國策（經濟學）、天文測量、地學、金石類考、音樂等。中學的課程有講文、五經、賦詩、尺牘、對聯和書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