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保留態度

  若是從上文得出結論，認為卞福汝主教是個「有哲學頭腦的主教」，或者是個「愛國的神甫」，那就很可能錯了。他同那個國民公會代表的會面，甚至可以說是結合，給他留下了一種詫異，使他變得更加和善。僅此而已。

  卞福汝主教絕不是個搞政治的人，儘管如此，在這裡也許應當簡短地指出，在當時發生的重大事件中，假如他想過要抱有一種態度，那麼究竟是什麼態度。

  不妨回顧一下幾年前的情況：

  

  米里哀先生就任主教不久，就和另外幾個主教同時被皇帝封為男爵。眾所周知，教皇是在1809年7月5日至6日被拘捕的：為此，拿破崙召開了法蘭西和義大利主教聯席會議，也讓米里哀先生參加了。聯席會議於1811年6月15日在巴黎聖母院召開，首次會議由斐許紅衣主教主持；包括米里哀先生在內共有九十五位主教出席。不過，他只參加了一次大會和三四次專題討論會。他是山區的一位主教，過慣了簡陋貧苦的生活，十分接近大自然，因此到了那些達官貴人中間，似乎帶去了改變會議氣氛的見解。他很快返回迪涅。有人問他為何來去匆匆，他回答說：「我妨礙了他們。我帶給了他們外面的空氣。我對他們來說就像是一扇敞開的門。」

  另外一次，他說道：「有什麼辦法？那些大人全是王公貴戚，而我不過是一個可憐的農村主教。」

  他的確討人嫌，說話做事都很怪，有一天晚上，在一個地位很高的同事的府上，他居然脫口講出這樣的話：「如此漂亮的座鐘!如此華麗的地毯!如此漂亮的號服!這些東西一定很煩人。我可不願意讓這些華而不實的東西終日在我耳邊嚷：有人在挨餓!有人在受凍!還有窮人!還有窮人!」

  順便說一句，仇視豪華的物品並不見得明智。這種仇視隱含著對藝術的敵意。

  不過，對神職人員而言，除了顯示身份和舉行儀式之外，就不應該講究排場，那種習慣會暴露行善濟貧未免徒有虛名。身為教士而養尊處優，就是倒行逆施。教士應當靠近窮人。要勞作就必然沾些塵土，而一個人日夜接觸種種苦難、種種不幸、種種貧困，自身怎麼可能毫無聖潔的清寒之色呢？能夠想像一個人站在火堆旁邊而不感到熱嗎？能夠想像一個工人終日在冶爐旁幹活，卻一根頭髮也沒有被燒焦過，一個指甲也沒有被燻黑過，臉上沒有流下過一滴汗，沒有沾上過一點爐灰嗎？教士，尤其是主教，他的慈悲心懷的首要證據，就是清苦的生活。

  自不待言，迪涅主教先生就是這樣考慮的。

  同樣，我們也應當相信，在某些敏感點上，他不會附和那種所謂的「時代思潮」。他不大參與當時的神學爭論，在牽涉教會和國家的問題上，他也諱莫如深。不過，有人若是真的打破砂鍋問到底，就會看得出他傾向於羅馬教派，而不大推崇法國教派[59]。我們描寫一個人而又不想太過隱諱，就不能不補充一句，他對逐漸失勢的拿破崙的態度極為冷淡。從1813年開始，凡是抗議政府的行動，他不是參加就是贊成。拿破崙從厄爾巴島捲土重來，經過本地區時，他也拒不迎駕。在「百日政變」[60]期間，他還拒不指示本教區為皇帝做彌撒。

  除了妹妹巴蒂絲汀小姐之外，他還有兩個親兄弟：一個是將軍，另一個曾任省督。他時常給他們寫信。有一段時間，他給前一個兄弟寫信時語氣頗為嚴厲，因為在坎城登陸的時候，那個當將軍的兄弟在普羅旺斯地區任一方指揮官，率領一千二百名士卒追擊皇帝，卻好像是在有意放行。而當過省督的兄弟為人忠厚本分，回到巴黎在珠寶匣街隱居，他給這個兄弟寫信的語氣就親熱多了。

  可見，卞福汝主教也有表示政見的時候，也有心酸的時候，臉上也有陰雲。一時情緒的陰影，還會掠過他這片只容納永恆事物的溫和而偉大的腦海。當然，這樣的一個人還是沒有政治見解為好。請不要誤會我們的意思，我們絕不想把所謂的「政治見解」，混同於對進步的強烈渴望，混同於愛國的、民主的和人道的信念，而在當今時代，這種信念應該是任何慷慨心靈的底蘊。僅僅間接涉及本書內容的問題，在此就不深入討論了。一言以蔽之，卞福汝主教如果不是保王派，在靜穆的瞻仰中，他的目光如果一刻也沒有走神兒，那就更加出色了。須知這種靜穆的瞻仰能超越人間的風雲變幻，清晰地望見真理、正義和慈善這三道純潔之光的閃耀。

  上帝創造出卞福汝主教來，絕不是為了什麼政治作用，儘管如此，卞福汝主教以人權和自由的名義所提出的抗議，他面對不可一世的拿破崙所採取的高傲的反對態度，他甘冒風險而大義凜然的抵抗，對於這些我們既理解又讚賞。不過，抗拒一個逐漸失勢的人，畢竟不如抗拒一個扶搖直上的人那麼大快人心。我們只喜歡有危險的鬥爭，不管怎麼說，只有最初投入戰鬥的人，才有權清理最後的戰場。在政權如日中天的時候，誰沒有百折不撓地控告，那麼當政權日暮途窮的時候，他就應當緘口。只有揭發稱王的勝者，才有權審判為囚的敗者。至於我們，只能看著老天睜眼，降禍懲罰了。1812年有人開始解除我們的武裝。到了1813年，一向噤若寒蟬的立法院，在國難當頭之際，膽量陡增，居然大放厥詞，那種行徑只能令人氣憤，而為之鼓掌就大錯特錯了。在1814年，那些元帥紛紛賣主求榮，參議院從一個泥塘跨進另一個泥塘，起初奉王子為神明，這時又大肆侮辱，還有那種狂熱崇拜的人，隨後又改弦更張，唾棄自己的偶像。凡此種種不堪入目，我們理應扭過頭去。及至1815年，已有大災大難降臨的徵兆，法蘭西因感到禍患逼近而不寒而慄，張開臂膀等待拿破崙的滑鐵盧[61]也隱約可見了，當此之際，軍隊和人民痛苦地歡呼氣數已盡的獨裁者，就絲毫也不可笑了。姑且不論這個獨裁者如何，但是當一個偉大的民族和一個偉大的人，在深淵的邊緣緊緊摟在一起，這其中的悲壯意味，像迪涅主教那樣的心靈，也許不應當視而不見。

  除此而外，在任何事情上，他一貫仗義、率直、公道，既精明又謙和，總不失身份；他樂善好施，又善氣迎人，而善氣迎人也是一種行善。他是一名教士，一位智者，也是一個人。我們剛剛責備了他的政治見解，還準備相當嚴厲地評論這一點，不過我們也應當指出，他還是很寬容和平易近人的，而且比起我們這些在此議論的人來，也許更為寬容和平易近人。且說市政廳有個門房，當初還是皇帝安置在那裡的，他原是舊朝羽林軍的下級軍官，在奧斯特利茨戰役[62]中榮獲勳章，他像鷹一樣是個堅定的波拿巴分子。這個可憐的傢伙常常信口胡言亂語，而根據當時的法律，那便是「叛逆言論」。自從皇帝的側面像在榮譽團勳章上消失之後，他就不再穿「制服」了，如他所說，免得佩戴他的軍功章。他虔誠地親手將皇帝側影像從拿破崙授予他的十字章上取下來，這樣就留下一個洞，而他不願意用別的飾物代替。他常說：「我就是豁出去這條命，也不在我胸前掛上那三隻癩蛤蟆!」他也明目張胆地嘲笑路易十八，說他是：「扎著英國綁腿的老風濕!快拖著他的辮子滾到普魯士去吧!」他十分得意，能把他最恨的兩樣東西——「普魯士和英格蘭」——在同一句話里罵出來。罵得痛快是痛快，可也丟了差事。他和妻子兒女流落街頭，衣食無著。主教讓人把他找來，口氣溫和地責備了他幾句，便任命他為教堂侍衛。

  米里哀先生在他的教區里，是個名副其實的牧師，是大家的朋友。

  這九年中，卞福汝主教一貫行為聖潔，態度和藹，結果使迪涅全城都洋溢著互敬互讓的家庭式溫和氣氛。就連他對拿破崙的態度，也為老百姓所接受，仿佛默宥了。老百姓真是又善良又軟弱的羊群，他們崇拜他們的皇帝，也熱愛他們的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