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大順政權失敗的主要原因

  一

  寫這個題目，是依據個人長期的探討，提出一種新的看法。

  公元1644年，在我國歷史上是大變革的一年。這年春天，以李自成為首的大順農民軍從西安出發，像奔騰的怒濤直瀉千里，席捲了整個黃河流域。明王朝覆亡了。就在大順軍占領北京，迅速地接管明王朝的殘山剩水的時候，山海關戰役爆發了。戰役的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大順政權仿佛極地的冬日，剛剛升起就落山了。對於這種暴興暴衰的現象，人們做過許多解釋，主要有以下幾種：

  （一）清兵太強，大順軍不是敵手。

  （二）大順軍進京後迅速地腐化了，從將領到士兵追歡逐樂，鬥志銳減；大順政權也不再關心民間疾苦，喪失了民心。

  （三）大順政權的領導人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終於上演了驕兵必敗的悲劇。

  （四）由於所謂的「流寇主義」，大順軍不重視建立「根據地」，沒有一個鞏固的後方。

  （五）近來又有一種新的解釋，把大順政權的失敗歸因於李自成等領導人的戰略方針錯誤。持這種觀點的人說，如果李自成在崇禎十六年不去攻陝西，而是從襄陽東下南京，占領江南財賦之區，鞏固東南之後再逐步北伐西進，大業自然可成。起義軍領導人卻未能忘情於自己貧瘠的家鄉陝北，急於衣錦晝游，終於鑄成大錯。

  這些解釋不能說沒有道理，也不能說沒有點根據。但是，用當時的事實來檢驗，都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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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們就對這些說法逐個地進行剖析。

  （一）毫無疑問，就軍事素質而言，清軍的作戰能力超過大順軍。這是因為，滿族社會當時正處於從奴隸制向封建制的躍進階段，富於朝氣；滿洲貴族的軍隊是從八旗子弟中選拔的，他們從小經過嚴格的訓練，具有較強的作戰能力，而大順軍雖然也是一支朝氣蓬勃的隊伍，但它從崇禎十四年才進入大發展時期，兵員數達百萬，久經戰陣的骨幹並不多，絕大多數是戰鬥經驗不足的新兵和覺悟不高的明朝降兵。那麼，能不能因此就得出滿洲貴族註定要統一全國的結論呢？不能。理由很明顯，滿族受到了本身人口太少的限制，可以動員的全部滿族兵力按通常說法只有十萬左右。依靠這樣一支武裝力量要實現征服和統治全國的任務是不可能的。細察清初用兵，不難看出兩大特點：一是滿族統治者非常重視蒙、漢同盟者，對他們不惜高爵厚利，原因就是意識到自己兵力不足。二是清廷總是竭力避免分散兵力，占領北京以後，八旗禁旅屯駐於京師，攥成一個拳頭，關鍵時刻一拳砸下去，打勝了又撤回來。清前期駐防外地的滿洲八旗軍隊數量極少，大部分地區是依靠漢軍和綠旗兵攻占和駐守的。借用一句俗語，這種用兵方式可稱為好鋼用在刀刃上。但是，光有刃不成其為刀。清王朝是個全國政權，沒有各省直，光有北京地區，成不了清帝國。換句話說，沒有滿、漢地主階級的聯盟，就沒有清帝國，所以，探討清廷得以排除大順政權而取代明王朝的原因，關鍵在於弄清楚滿、漢地主階級聯盟是怎樣建立起來的。我們還應當看到，在漢族內部比較團結一致時，同清軍作戰往往能取得重大勝利。例如，順治九年，大西軍聯明抗清的過程中，李定國所部不過五萬士卒，卻在桂林、衡州兩大戰役中奪得重大戰果，清軍主帥定南王孔有德、敬謹親王尼堪都相繼斃命。如果不是當時的實際掌權者孫可望妒賢嫉能，激化了同李定國的矛盾，軍事上還可能取得更大的勝利。人們都知道，在明末農民戰爭後期，張獻忠部的實力遜於李自成，而李定國部又只是大西軍中的勁旅之一，為什麼大順軍全盛之際卻沒有取得一次類似的戰果，反而節節敗退呢？這說明，單純強調清軍實力雄厚，解釋不了大順政權滅亡的原因。

  （二）說進京之後腐化是大順政權失敗的原因，根本違反事實。對這種論點應當從兩方面指出其謬誤。首先，史實方面，依據仔細審核有關的材料，可以判定，大順政權在北京期間吏治是清明的，軍紀是嚴格的。個別的腐化違紀現象固然有，不占主導地位，甚至沒有形成風氣。就總體而言，大順政權的新興氣象絕不下於歷史上任何一個肇建之初的王朝。有關大順政權「腐化」的史料絕大多數是從同它敵對的南明弘光朝廷控制下的官紳筆下塗抹出來的。當時正在北京的人士後來指斥大順政權的「暴政」講來講去不外是追贓助餉，把官紳們整得很慘。個別造謠者當然有，可是這類謠言連在比較正直的官紳中都通不過。[1]這就提醒我們，引用史料時應當注意分析，不能不加鑑別地輕信當時農民革命的敵對營壘里編造出來的污言穢語。其次，贊成這種觀點的人似乎很少想過一個基本史實：大順軍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進京的，四月十三日出軍前往山海關平叛，此後就一敗塗地，要說腐化致敗應當是指這二十多天。請問，一支數以十萬計的大軍在二十多天裡腐化得不能打仗，可能嗎？縱觀我國歷史，一個新興的王朝在建國的十幾年裡以至幾十年裡，一般都能保持相當的戰鬥力。大順政權即便完成了封建化（在本質上說也就是領導人蛻化變質），又何至於在短短二十多天裡就喪失戰鬥力呢？最後，根據可信的材料，大順軍在山海關戰役中作戰是相當英勇的，戰役開始兩天，吳三桂的五萬勁旅就被打得焦頭爛額，開始出現了瓦解的情勢。假如不是吳三桂事先勾結好的清軍突然參戰，這支關遼勁旅必將很快覆滅。人們常常把劉宗敏當作「腐化」的典型，然而正是在山海關戰役中他親冒矢石，身負重傷，被抬回北京。這些事實表明，把大順軍的失敗歸咎於進京後的「腐化」是根本站不住腳的。至於說大順政權不再關心民瘼，致使民心離散，純屬揣測之詞。前幾年在一篇拙文中指出過，明朝末年各地的農民起義有如烈火燎原；清朝初年各地農民自發的反抗清廷封建統治的鬥爭也風起雲湧。唯獨在這兩者之間的大順政權管轄時期沒有見到農民反對大順政權的記載。這難道還不足以說明農民是站在大順政權一邊的嗎？

  （三）大順軍進京後確有驕傲情緒，主要表現在李自成等領導人的麻痹輕敵，對滿洲貴族的可能出兵干涉估計不足。山海關戰役的失敗和隨之而來的放棄京畿地區同這有密切關係。不過，用表現為麻痹輕敵的驕傲情緒來解釋山海關戰役的失利是正確的，用來解釋整個大順農民革命的失敗就是錯誤的。因為，從四月末大順軍放棄北京到十月清軍大舉進兵，其間還有五個月。在這段時間裡清政府控制的地方主要是遼東和北直地區，而大順政權還擁有陝西、寧夏、甘肅、河南以及山西、湖北、青海的部分地區，人力物力都占明顯優勢，兵員數量仍大大超過清方。可是，從甲申五月以後大順軍的優勢一點也沒有發揮出來，現象上看是兵敗如山倒，簡直立不住腳。要說仍是因為驕傲情緒，實在說不過去。山海關的慘敗、全國政治中心——北京的易手，難道還不能使李自成等人從驕傲情緒中清醒過來嗎？

  （四）不重視鞏固地方政權的「流寇主義」是大順軍失敗的原因嗎？事情恰恰相反。大順軍的由盛轉衰正是在占領區內普遍建立政權，中央和地方政權逐步完善的時候，也就是在所謂的「流寇主義」表現得越來越少的時候。有的史著不顧這個基本事實，卻引用「偽官單騎赴任」之類的材料說明大順軍不重視地方。其實，在崇禎十六年以後，大順軍由於占地日廣，大批攻城野戰的主力軍轉成了駐防部隊，造成兵力分散，影響了集中力量同清軍展開戰略決戰。「單騎赴任」的情況確實存在，但是從西北到山東以至江淮地區幾百個州縣官員加上節度使、防禦使、府尹等高、中級地方官都要帶兵馬擁簇上任，李自成恐怕也沒有那麼多軍隊可派。順便說一句，作者所見清初派遣官員接管地方的材料中，也有不少是「單騎赴任」的。

  （五）至於說大順軍若是在戰略上對頭，先取南京，占領東南財賦之區，徐圖北伐，就可以避免失敗的命運，這種說法貌似有理，但脫離了當時的實際。持這種論點的同志一廂情願地為李自成制定「正確的」戰略方針，說根本不該西上去打孫傳庭部的陝西官軍，而應當順江東下。須知明朝的官軍並不像一棵樹上的果子，不能由農民軍領導人單方面決定先摘這一個，後摘另一個。看一下崇禎十五年底到十六年秋的基本史實，不難明白李自成部原先是大舉東進的，占領了同湖廣省會武昌隔江相望的漢陽，並且開始了向黃州進軍。當時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是因為孫傳庭在十五年十月河南冢頭戰役中大敗而回，重新整頓兵馬需經相當時日，不可能對李自成的後方構成威脅。崇禎十六年春天，包括武昌在內的整個湖廣，官軍力量極其脆弱，李自成那時為了解決起義軍的統一問題，處理了羅（汝才）、賀（一龍）事件，穩定和改編隊伍需要時間，連收取武昌都顧不上。改編的完成為李自成起義軍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但是，這時孫傳庭部官軍也從冢頭之敗後重新補充整頓就緒，在明朝廷的催促下躍躍欲試了。十六年夏，李自成的主力陸續北調，集中於河南西部，一場決定明王朝命運的決戰即將開始。所以，李自成在這年夏季仍然沒有東進，張獻忠卻看準了時機，由南直隸西進，五月間輕而易舉地占領了武昌。十六年九月，李自成部在河南郟縣至汝州擊潰孫傳庭主力之後，乘勝奪取潼關，收取陝西三邊，然後渡河東征，這在戰略上也無可非議。明朝末年，官軍的主力主要是陝西一帶提供的。[2]李自成、張獻忠等起義軍領導人對於自己的家鄉在明王朝統治中的作用具有清醒認識。如果李自成在郟縣、汝州戰役中擊敗孫傳庭之後不乘勝追擊，而是掉頭東下，那麼孫傳庭敗返到潼關時收集的余卒尚有四萬人，大將也都還在。錯過了戰機，使孫傳庭得到喘息和補充時間，秦軍就將重新成為一支勁旅，李自成部主力東下，仍然有後顧之憂。可見，那種指責李自成犯了戰略方針錯誤的人，並沒有認真研究當時作戰雙方的態勢。

  還應當指出，持這種論點的同志往往是以朱元璋為模式，同李自成加以類比。其實，朱元璋之所以能夠在占領南京之後，首先鞏固附近地區，徐圖向外擴展，有一個極為重要的前提，那就是在北面存在著以小明王韓林兒為首的龍鳳政權。「當是時，據河南，盪山東，躪趙、魏，躒上都，入遼東，略關西，下江南，大抵盡宋（龍鳳政權國號宋）之將帥，不謂之中國之揚武不可也。……元之不能以匹馬只輪臨江左（指朱元璋等占領的江南地區）者，以有宋為捍蔽也。韓氏君臣非特有功於中國，其亦大有功於我明也乎！」[3]反觀李自成，他並不具備這樣有利的客觀條件。因此，做這種類比，也就成為毫無意義的了。

  二

  那麼，大順政權失敗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麼呢？我以為，要說明大順政權的失敗先要弄清它為什麼勝利得那麼快。這兩點都同當時的整個階級動向有密不可分的聯繫。

  人們常常注意到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三年進入河南以後提出和實行了「不納糧」「開倉賑貧」「剿兵安民」「平買平賣」等一系列革命政策，得到廣大貧苦群眾的熱烈擁護，為此後農民革命的大發展奠定了基礎。這無疑是正確的。但是，光講貧苦農民擁護起義軍這一面，不去分析官紳地主的動向那一面，勢必陷入片面性，不可能正確認識大順政權成敗的真正原因。歷史事實表明，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六年以後一日千里的大發展，不僅同貧苦農民的支持有關，而且同官紳地主的逐漸倒向李自成有關。

  崇禎十三年末到十四年，李自成起義軍已經度過了艱難的歲月，初步取得了戰略上的主動地位。但是，當時明王朝註定覆亡的形勢還不明顯，地主官紳的政治態度基本上仍是效忠於明王朝，對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起義持敵對態度。統治階級中的人物參加起義軍的只是個別在明王朝下受壓抑的不得志人士。如牛金星就是因為在統治階級內部矛盾中遭到打擊，革去功名，遣戍充軍，才投入李自成起義軍的。鄭廉在《豫變紀略》中特別寫上了一句「舉人之從賊者自此始」，說明在當時是非常罕見的。崇禎十四年到十五年，李自成、羅汝才起義軍在河南三次殲滅明朝廷調來的大批援剿官軍，幾乎占領了河南全省並且開始向湖北進軍，軍事上的優勢已經比較明顯地轉到起義軍方面。這時，地主階級分子的政治態度也逐漸分化。相當一部分生員、舉人以至個別進士投靠了起義軍，例如崇禎十五年底至十六年初，起義軍在湖北襄陽、荊州、承天（鍾祥）、德安等地設置的官員就多是河南紳衿，在河南各地派設的官員則多是湖北紳衿。王夫之說：「李自成據荊西，勾索人士充偽吏，懸參夷法以脅之。漢北響應風靡，士大夫至不知有崇禎十七年者。」[4]不過，這畢竟是地區性的現象。當時雙方的勝負尚未可逆料，以朱明王朝為正統、參加農民軍為「從逆」的思想仍然束縛著許多官紳的頭腦。所以，在這段時間內，李自成等部起義軍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一系列重大勝利，占領的地區越來越廣，然而無論是明朝廷的地方文官還是派來征剿的武將向起義軍投降的都極少，絕大多數非死即逃。沒有出仕的紳衿學子顧忌少一些，但仍有相當一部分對農民軍及其政權持敵對態度或者心懷觀望。例如，崇禎十五年李自成在河南「諭民歸業，選士用人」，「先期榜示曰：有不預試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試之日，有憤激為文大罵者，有感傷為文痛哭者，有畏禍勉應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爾輩如刈草，但我方施仁義，且殺之不武；只殺其罵與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裁去耳鼻，俟一統開科禁錮終身」[5]。又如襄陽時期徵聘文人出任官職，不少人抵死抗拒。[6]這些情況表明，襄陽政權時期李自成已經吸收了相當一批地主階級出身的知識分子，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都已粗具規模，但是就整個地主階級的動向來說，仍然是敵視這個從農民革命中建立起來的新興政權的。

  大轉變出現在崇禎十六年冬天。這年春夏之間全國的階級鬥爭形勢可以大致歸結如下：李自成起義軍兵員已稱百萬，占領了河南和湖北的大片地方（還有湖南澧州等少數州縣）；張獻忠起義軍迅速發展，占領了以武昌為中心的大批州縣。這兩支起義軍都建立了自己的中央政權，樹起了取代明王朝的旗幟。明朝廷由於內憂外患業已處於風雨飄搖之中。但是，它除了擁有正統地位和維持著全國大部分地區的統治以外，在軍事上仍有一定的實力。明亡前夕，朝廷的兵員數字雖然相當龐大，實力主要是三個集團：一、以吳三桂為主的遼東官軍，這支軍隊比較精銳，但人數只有四五萬人，又擔負著抵禦清軍進犯京師的重任，實際上是一顆不能移作他用的死棋。二、位於長江中游的左良玉部，這支軍隊兵員多達二三十萬，由於腐敗和成分複雜，戰鬥力已大為減弱；加上主帥擁兵自重，對明朝廷早已形成尾大不掉之勢。不過，它畢竟是一個龐大的軍閥集團，在農民軍主力轉移的時候，足以威脅農民軍的後方。三、三邊總督孫傳庭統率的陝西官軍，這是明朝廷手中唯一的主牌，它既有相當實力，又具有機動性。只要這支軍隊還完整，李自成起義軍無論是東下南京，或是北取燕京，都有陷於前後夾攻的危險。崇禎十六年，朝廷上圍繞著孫傳庭部應否東出潼關同起義軍展開決戰的問題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朱由檢眼看農民軍聲勢一天大似一天，心急火燎，嚴令孫傳庭急速出關同左良玉部東西合擊，扭轉整個戰局。朝廷一部分大臣和孫傳庭本人卻認為這樣太冒險，陝西官軍傾巢而出，勝了自然是如天之福，萬一被殲，明王朝覆滅就成定局。所以他們主張持重。當時的兵部侍郎張鳳翔說得最懇切：「孫傳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將，皇上只有此一付家當，不可輕動。」[7]由於朱由檢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又不願孫傳庭部「老師糜餉」，白白吃了朝廷的錢糧，拒絕採納廷臣的意見，悍然下令出兵。

  郟縣、汝州戰役以李自成起義軍大獲全勝告終，接著是在潼關殲滅孫傳庭殘餘兵力。形勢發展到這一步，在絕大多數人們的心目中，明王朝的滅亡已經洞若觀火，沒有多大疑問了。地主官紳眼見大廈將傾，為了自身的利益需要尋求一個新的保護者。在當時各種社會勢力當中，他們選中的是李自成。從崇禎十六年冬到十七年春夏之交，李自成和以他為首的政權確實成了眾望所歸。就是說，不僅農民們竭誠擁護，絕大多數地主官紳也急於攀龍附鳳。這樣，在整個黃河流域就出現了一種奇蹟般的場面，除了個別的武將和方面大員出於對明王朝的愚忠進行抵抗或自盡以外，到處都是望風迎降。在西北地區，除了榆林和甘州頑抗了一下，同李自成有宿怨的叛徒高傑拼命逃跑外，各鎮總兵幾乎全部解甲歸誠。甲申正月，大順軍渡河東征，除了在山西寧武和河北保定交鋒以外，簡直像千里行軍一樣，短短三個月里就接管了山西、河北、山東三個全省和河南未下州縣以及江蘇北部。這樣的進軍速度在歷史上是罕見的。其原因在軍事上看是沒有遇到多少抵抗，從政治上說就是得到各階層的擁護。過去常說大順軍是在貧苦農民「迎闖王，不納糧」的頌歌聲中順利進軍的，這隻說明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個方面就是地主階級的歸附。我們可以說，大順農民革命勝利的根本原因是廣大農民的擁護，而勝利得那樣快則同地主階級的歸附密切相關。下面這些材料反映了當時地主階級的動向。

  崇禎十六年十月，自成入西安。「夫關中山河之固號稱百二，其士馬甲兵之強為天下最。賊勢雖甚張，乎（夫）三邊文武將吏擁重兵者不下數十萬人，及其部署未定時戮力同心，聲其罪而討之，天下事尚可為也。乃偽檄所至，莫不交臂屈膝迎之，惟恐其後。」[8]

  十七年初春，自成東渡黃河以後，山西和河北等地的人士都把他看成真命天子，「真若沛上亭長（漢高祖劉邦）、太原公子（唐太宗李世民）復出矣。兵民望賊愈急」[9]。這年正月，明朝兵部在一件題本中說：「邇來降賊紳士實繁有徒。負聖朝三百年作養之恩，甘心為賊運籌，簧惑無知百姓曰：『開城款迎者兵不血刃也，嬰城拒守者盡數屠戮也。』地方二三奸徒，賊尚未薄城下，輒先倡說遠迎。深可恨者，不肖怯死守令及幾倖苟免紳衿往往相率出城望風伏迎。嗟乎，昔則不可守者尚勉強以守，今則盡可守者概委置不守；昔則不能守者猶是棄城而逃，今則盡可守者不免開門而揖。事勢至此，可為痛哭流涕者也。」[10]地主紳衿在政治上的轉向，引起了明朝廷的焦慮。甲申二月初六日，中書舍人張同敞奏：「楚豫偽官多系紳衿從賊，宜察教官以諸生忠逆為功罪。下部酌議。」[11]同月十七日，戶科給事中介松年上言：「士節不振，廉恥風微，倡逃迎降，出自衿紳，深可痛憤。亟宜崇獎節烈，以收拾人心。上甚是之。」[12]明亡前夕，吏科給事中吳麟徵說：「流賊過河，直入三晉，偽官所至，士民郊迎。新舊設酒交代，鄉紳醵金饋之，即給示不許干犯，地方肅然。市肆不易，往來亦不甚禁。……三秦尚有殉節之士，三晉絕無，以人各保有家室，不殺戮故也。如此情形，自成破竹。」[13]當大順軍進入畿輔地區時，保定的一個鄉紳記載說：「是時學術大壞，人無君父。自數千里來有以闖賊為仁義弔（吊）伐之師者。衣冠盜賊轉相煽惑，尤甚於奸民間諜。」「當逆賊李自成之亂，既陷全陝而東寇也。守土文武吏率皆望風降遁。或紳士爭力亂首，倒曳衣冠，疾走恐後，相與稱仁誦義曰：迎真主！」[14]

  大順軍攻克北京後，明朝廷官員數以千計，甘心充當殉葬品的不過二十餘人，其他大小臣工無不投降。這年七月間南明將領劉澤清致吳三桂的信中說：「三面環觀，曾有誰不降賊？」[15]莆田縣監生陳方策在《上督師史相公書》內說：「茲者寇虐披猖，王室板蕩。衣冠介冑，降叛如雲。廉恥全澌，斯文將喪。」[16]馮欽明在《上家鄴仙大司馬書》中也說：「況今忠裔名士，悉戴偽冠；顯宦高流，同臣逆賊。」[17]順治初年，在清廷上曾演出了一場鬧劇：龔鼎孳等人指責大學士馮銓原是魏忠賢閹黨。馮銓反唇相譏，說龔鼎孳投降過李自成，曾任大順政權北城御史。攝政王多爾袞問是否事實，龔鼎孳一時情急，脫口而出：「實。豈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歸順？魏徵亦曾歸順太宗。」多爾袞笑道：「人果自立卑貞，然後可以責人。己身不正，何以責人？鼎孳自比魏徵，而以李賊比唐太宗，殊為可恥。似此等人何得侈口論人，但縮頸靜坐，以免人言也。」[18]

  明朝臣熱衷於到大順政權里做官，在史料里屢見不鮮。其中一件描述了大順軍進京時明朝廷官員爭先效順的場面：三月十九日王孫蕙聽說大順軍進了城，「徐步中庭，若有所思。忽大笑，命家人取竹一竿，曳黃布一條，大書『永昌皇帝萬萬歲』揭燈於門，拉同鄉人往迎」。他對趙玉森說：「方今開國之初，須爭先著。」二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一同出迎。路上遇著張琦，張詢知二人意圖後，連忙說：「無棄故人，老身尚能揚塵舞蹈。」「三人同行不數武，望見秦已先行矣。」一俟李自成出現在眼前，秦立即搶上前去「跪而叫曰：兵部職方司主事秦恭候聖駕」。李自成沒聽見，「又高聲大叫。其時軍馬之聲如風雨之至，大叫亦不聞」[19]。兵科給事中時敏大言道：「天下將一統矣！」趕去向大順政權報名時，吏政府的大門已經關閉，他急不可待地「叩門大呼曰：我兵科時敏也」。總算叫開了門，被任為四川縣令。[20]少詹事項煜為了取得重用，「大言於眾曰：大丈夫名節既不全，當立蓋世功名如管仲、魏徵可也」[21]。考功司郎中劉廷諫朝見時，丞相牛金星「謂之曰：『公老矣，須白了。』劉曰：『太師用我則須自然變黑，某未老也。』」才勉強錄用。[22]就連那些最高的文武官員也覬覦求用。如首輔魏藻德被關押在一間小房內，他從窗戶的縫隙中對人說：「如願用我，不拘如何用便罷了，鎖閉作何解？」[23]總督京營的襄城伯李國楨是最受崇禎皇帝寵信的勛戚，他在被俘後帶到李自成面前受審時，說：「陛下應運而興，願留餘生以事陛下。」李自成大罵：「誤國賊尚求生耶？」李國楨沒了指望，才自縊而死。[24]

  在外地的明朝官紳情況也大抵相同。除了絕大多數是在當地迎接大順軍或大順政權委任的官員以外，有的還長途跋涉，赴京求用。如山東參將王禎、游擊將軍劉孔和（明大學士劉鴻訓之子）帶著馬步兵五六百人赴京投順。五月初一日行至河北滄州，聽說形勢已變，才改變主意，投向南明。[25]陳濟生記載他從北京南下，六月初二日至古城，運河中「有北去船數隻。問云：『前科舉人知北京闖主即位，赴京聽選。』一路招搖，恬不知恥」[26]。

  這裡還須提及吳三桂的態度。關於吳三桂所統遼東官軍是否投降了大順政權的問題，作者在《山海關戰役前夕的吳三桂》一文里業已列舉史實證明吳三桂確曾一度投降李自成。當時任明朝遼東巡撫的黎玉田還被大順政權委任為四川節度使，同另一員明朝降將馬科領兵入川。吳三桂本人也奉大順政權之命帶領部卒前往北京朝見李自成，準備接受新命。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1644年春夏之交在大順政權面前已經呈現出一幅統一全國的圖景。它很有可能成為我國歷史上一個新興的封建王朝。然而，這種前景很快就化成了泡影，基本原因在於大順政權沒有隨著階級關係的變動相應地調整自己的政策。

  三

  大順政權是一個由起義農民建立起來的代表貧苦農民利益的革命政權。它所制定和推行的政策明顯地體現了這一特色。在這些政策中，一部分雖然是適應廣大貧苦群眾的呼聲而制定的，並不違反地主階級的利益，如「平買平賣」之類。另一部分卻直接損害地主階級（特別是其中的實力派——官紳地主）的利益，如財政政策。明朝末年，統治者為了應付內憂外患，不斷增加賦稅，僅崇禎年間就三次加派，沉重的賦稅把農民逼得走投無路。這是明末農民戰爭爆發和發展的一個重要背景。出身於社會底層的李自成等起義軍領導人深知民間疾苦，因而提出了同明王朝截然相反的財政政策。大約在崇禎十六年初，李自成的襄陽政權制定了「三年免徵」賦稅的政策。現有史料表明，直到大順政權的鼎盛時期，它在包括整個黃河流域在內的管轄區里是不徵收賦稅的。襄陽政權時期，由於兵馬不算太多，政權機構也比較少，糧餉費用尚不難籌措。甲申正月，在西安正式建國大順，隨著軍事上的一帆風順，兵員日增，占地日廣，要解決數達百萬的兵馬供應和各級政權的開支，原來所採取的沒收明宗室財產，接收明朝官府有限的庫存錢糧，加上規模不大的屯田收入，遠遠不能保證需求。更早一些時候實行的打糧辦法，這時更不能用，因為地方已經是自己的了。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選擇的無非兩種辦法：一是收回「三年免徵」的諾言，走所謂輕徭薄賦之路；一是堅持三年內免徵賦稅，另闢財源。大順政權領導人選擇了後一種辦法，他們開闢的財源就是追贓助餉。這項政策推行的時間是甲申年春夏，正是大順政權在軍事上突飛猛進的階段。追贓助餉的時間並不長，地區卻極廣，包括了整個黃河流域。把全部國家的財政負擔加到官紳地主身上，這在革命性上應當充分肯定，可是，它在政治上導致的後果卻是災難性的。

  地主階級歸順李自成，把他當作自己新的靠山，是以保護自身利益為前提的，李自成雖然也從政治上招徠他們，在經濟上卻毫不留情地予以打擊。何況，追贓過程中勢必動用國家權力，刑拷相加，官紳體面隨同他們的金錢掃地以盡。這對大批歸附大順政權的官紳地主來說確實是非始料之所及，他們內心的追悔和憤恨不難想見。例如，甲申二月，大順軍攻克太原，「署陽曲縣事、長史范志泰初被執，賊桁夾之，勒出資。與之，復夾。泰哀告曰：『放某，放某，尚能效一臂用。』賊不聽，益以桁夾其頭。泰痛恨，知不能生，憤曰：『真賊，真賊，那有如此刑罰！』晴出腦裂死。」[27]鄭廉記載河南的情況：「諸偽官皆前日士人也，下車即追比助餉。凡有身家莫不破碎。衣冠之族騷然不得安生。甚則具五刑而死者比比也。初猶謂賈令（指大順政權商丘縣令賈士俊）之虐則然，既而聞各州縣皆然。……所在偽官大略如此。是豈興朝新政哉，依然流賊而已矣。」[28]再如大順政權在山東大搞追贓助餉，「追掠縉紳，桁楊接摺，相望於道」。德州衛生員何振先乃夜見明御史盧世淹與主事程先貞曰：「公等知闖寇之意乎？既蘊隆之，又加火焉，不盡不已。此蓋欲先明故吏無遺種也。為公等謀莫如起義復仇。」[29]下文又談到何振先往兗州說大順軍將領郭升（原為明將）曰：「今李王新破燕京，當大赦天下，與天下更始。……又以其敕追掠薦紳先生，夫薦紳誰無故主之思？即使手無甲兵，然其負養廝役，實繁有徒。曲意撫之尚恐其不服，而乃以死道逼之耶？」這些話微妙地傳達出了地主官紳的心聲。

  當大順軍在前線節節勝利時，地主官紳懾於大順政權的兵威，一般不敢公開反抗。[30]但已經是「人人飲恨，未及發也」[31]。雙方矛盾極度緊張，只是尚未表面化罷了。山海關戰役以前，這種階級對抗是潛在的。農民們如釋重負，沉浸在勝利的歡樂之中；官紳地主則咬牙切齒，伺機而動，準備奪回自己的天堂。由於當時的社會進程，封建制度還不可能由一種新的社會制度代替，地主階級的指望就註定了不會落空。實現的可能性有兩種：一種是已經處於向封建政權轉化過程中的大順政權如果舉措得當，不遭受重大挫折的話，就將逐步地完成這種轉化。史實表明，就在官紳地主對大順政權深感失望時，也還有一部分人在繼續觀望，等待著它的政策將朝有利於自己的方向演變。例如，有人對明降官庶吉士周鍾說：「闖殘殺太甚，萬難成事。」周鍾回答道：「太祖（指朱元璋）初起亦然。」[32]另一種實現的方式就是漢族地主階級藉助於滿洲貴族的兵力把農民起義鎮壓下去。歷史選擇了後面一條道路。

  漢族地主的叛亂是由原任明朝遼東總兵吳三桂發難的。上文說過，現已查明吳三桂確曾一度投降大順政權，大約在三月二十五六日於赴京朝見李自成的途中（具體地點為河北省玉田縣）突然變卦，回師山海關，從背後一舉擊敗奉大順政權之命鎮守該地的唐通部，奪取了關城，隨即派副將楊坤等前往勾結清兵，實現了清吳聯盟。這裡應該指出幾點：第一，吳三桂並不如一般想像的只是一員武將，他實際上是官紳地主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綏寇紀略》記載朱由檢召見吳襄商議調吳三桂部入關堵剿時，吳襄就談到其部下親軍三千人「在外皆有數百金莊田」（見該書補遺上）。朝鮮世子李在《沈館錄》中記載他隨清軍過錦州，曾在該城內周覽吳三桂舅氏祖大壽、祖大樂的舊居，有這樣一段描寫：「其結構宏傑，甲於城中，重門復室，金碧炫耀，甃磚石砌，雕刻奇形，文垣粉牆，窮極華麗。而大壽之家，則尤為侈奢。或雲中原巨室之家，過於此者多矣。而我國則雖至尊之居不能如是。」[33]吳氏家族的豪富可想而知。吳三桂叛變之後攻占山海關，也僅僅得到當地官紳地主的支持。時人佘一元《述舊事詩》云：「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指大順政權所任命的文武官員）。士女爭駭竄，農商互震驚。二三紳儒輩，早晚共趨迎。」[34]順治元年七月呂鳴章等啟本中自我表功，列舉參與吳三桂叛亂的有呂鳴章、呂鳴夏、馮祥聘、佘一元、程印古、曹時敏、劉克望、高選，都是當地紳衿。啟本中說：「臣等從平西王討賊，凡措餉、鼓眾、供炊、供馬，以至清奸、彌變，皆屬臣等數人。」[35]這就清楚地表明，吳三桂的行動並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而是體現了漢族官紳地主的意向。第二，吳三桂的突然變卦，同大順政權雷厲風行地推行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有密切關係。他聽到不利於他的家庭的傳聞以後，認為躋身大順朝新貴之列的美夢破產了，於是搶先發難。這個軍閥之所以敢於扯起叛變的黑旗，是因為他的兵力比較強，特別是所在地理位置介於清、順之間（中間隔著唐通部，唐部只有八千人，約相當於吳三桂部兵力的五分之一），叛順投清，有後路可走。這兩個條件是其他地區的官紳地主所不具備的，因而顧忌較少。第三，如果不是吳三桂叛變，清、順之間這場戰役的進程將會有很大不同。清軍統帥原先不敢硬攻山海關，計劃取道蒙古地區破邊牆入犯。這樣，山海重鎮就不致丟失，清軍即便進入畿輔，也有後顧之憂。何況，吳三桂部四五萬人站在任何一邊都將使雙方兵力的對比相差十萬，並不是一支無足輕重的力量。

  吳三桂的叛變既是基於大順政權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清、吳聯盟擊敗大順軍後又引起了連鎖反應。黃河流域的漢族地主於飽嘗起義農民鐵拳之餘，這時紛紛公開叛亂，先後投入了滿洲貴族的懷抱。於是，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黃河流域的漢族官紳兩次改換門庭另尋靠山。說他們軟弱，自然是對的，否則就不至於那樣急於尋求庇護；如果以為他們無足輕重，那就錯了，在當時的條件下離開了他們，任何一個政權也休想站住腳。在史學論著中，常看到大順政權占領北京後失去了民心的說法。這個論點正確與否，關鍵在於「民」字的含義，如果是指以農民為主體的一般群眾，那是毫無根據的；解釋為官紳地主卻十分妥帖。順治二年清淮揚兵備道楊在一件奏疏中說：「前明末歲，荒旱頻仍，闤闠空虛，連年添兵措餉，日增月益，民不聊生，愁苦怨咨，遂聽信闖賊，甘心誑誘，爭先投降，秦晉瓦解，齊豫席捲。即畿輔金城湯池，不二日而陷沒，則民心不固之害也。闖賊數月間撫有西北半壁，亦可謂神且速矣。而酷虐自恣，搜金銀、焚室廬、屠蒼赤、拷紳衿，瞬息之頃，蜂起鼎沸，曩之投降者又變為仇敵。皇上神武大振，天兵一臨，驅逐鼠孽如摧枯拉朽，則民心順逆之驗也。」[36]很明顯，這裡所說的「民心」前面一段是比較含混的，既包括了貧苦農民也包括了官紳地主；後面一段則確指那些原先投降「又變為仇敵」的官紳地主。

  山海關戰役之後三個月內大順政權管轄區發生的叛亂中，策動者除個別不詳外，全部都是官紳地主，沒有一例是貧苦農民起來反對大順政權的。至此，我們可以轉而討論大順政權為什麼沒有一個鞏固的後方的問題。在大順農民革命的興盛時期，總的來說它的後方是穩定的，但是並不鞏固。其原因既不是由於什麼「流寇主義」不重視地方政權建設，也不是領導人不再關心民瘼導致群眾失望，而是當時的社會條件決定了代表農民利益的革命政權絕對不可能鞏固。我們不能用現代的模式去硬套古代的社會。在三百多年前的封建社會裡，即便是在農民革命高漲時期，地主階級被迫在政治上屈服，它的潛在勢力也不可忽視。農民們由衷地擁護革命，卻由於缺乏組織不能形成農民政權的堅強支柱。

  山東、河北、山西、河南的官紳叛亂，使當地的大順政權迅速地瓦解了。到甲申六七月間，李自成等大順政權領導人已經認識到局勢惡化的癥結在於官紳地主，他們一方面加強了對官紳地主的防範（如，把山西、河南一帶的官紳全家遷往陝西，使他們脫離故土，無所施其技；監視明降官降將的行動，包括以家屬做人質）；另一方面被迫「通令」停止追贓助餉，開始徵收賦稅。這自然含有向官紳地主讓步的成分。然而，局勢並沒有扭轉過來，原因主要是包括仍在大順政權中任職的明降將在內的官紳地主已經對這個政權失去信心，而清廷不僅首先公布了保護漢族官紳利益的政策，而且指使已經投降的漢族官員通過種種渠道招徠尚在大順政權和南明弘光朝廷之下的官紳。就策略而言，清廷是略勝一籌的。多爾袞在進關初期比較謹慎，在爭取人心上有獨到之處。他既不分閹黨和東林，也不分明官還是順官，只要歸附清朝就一概從優錄用。有一個典型的例子：順治三年四月，清吏部向朝廷請示，周伯達在明朝任陝西關西道，在大順任甘肅巡撫（實為甘肅節度使，與巡撫等）；劉達為明朝臨汾知縣，在大順政權中任兩河巡按御史（實為巡按河南直指使），究竟應按明朝官級還是按大順官級授職？清廷立即決定按大順政權所授較高的官職錄用。[37]這種高價收買的辦法，大大消除了漢族官紳的疑懼，從而出現了一片倒戈歸附的形勢。就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原先歸附了大順政權的明朝武將幾乎毫無例外地先後降清。文官的情況也相去不遠。正是由於內部的動盪不安，李自成原先指望回到陝西組織兵馬同清軍再決雌雄的計劃無從實現，戰略上處於被動挨打地位，加上一些具體戰役上的判斷失誤，大順政權終於一蹶不振，數千里江山轉瞬易手，統一全國的前景成了曇花一現。

  那麼，大順政權是否註定要滅亡呢？我認為，作為一個農民革命政權，它絕不可能長期存在。但是，這並不是說大順政權根本不可能統一全國，成為繼明王朝之後的另一個封建帝國。歷史曾經提供了這種可能性。假定，大順政權在西安建國時完成了向封建政權的轉化，那麼漢族地主在總體上將會衷心擁護這個政權，而不會寧願選擇一個言語風俗不同的滿洲貴族建立的政權。在這種情況下，清軍要想戰勝一個受到漢族各階層擁護的新興王朝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大順王朝一旦穩定下來，就將憑藉漢族居住區強大的人力和物力通過政治手段或軍事手段重新解決遼東問題，在我國大地上再一次建立以漢族為主體的封建帝國。假定，大順軍占領北京之後立即停止各地的追贓助餉，把沒收財產的政策限制在明內帑和宗室、勛戚、太監以及持敵對態度的官紳範圍之內，打擊面就將大大縮小，不致樹敵過多，大順政權穩定下來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再假定，大順政權領導人在渡河東征時不犯麻痹輕敵的驕傲錯誤，像清廷一樣認準對方是自己爭奪天下的真正敵手，精兵猛將集中地部署於山海關、北京、宣化一線。那麼，在重兵挾制之下，吳三桂發動叛亂的可能性將是很小的；清廷空國而來也未必能夠占到上風。只要這一仗打勝了，或者打成平局，大順政權也將逐步穩定下來。我們前面已多次指出，李自成起義軍建立的政權經過襄陽、西安、北京三個階段，向封建政權轉化的跡象越來越明顯。稍假時日，轉化就將完成。在這種情況下，要動搖一個新興的以漢族為主體的封建政權將是非常困難的。

  總而言之，包括大順農民革命在內的一切封建社會裡的農民起義都不可能取得最後勝利，農民在革命高漲時期為保護自身利益而建立的革命政權不可能長期存在。它們不是被地主階級的武裝所摧毀，就是在勝利進軍的途中由於領導人的蛻化轉變為封建政權。大順政權也曾經面臨過上述兩種前途，只是由於本文闡述的原因，走上了前面一條道路。

  本文所探討的只是大順政權失敗的主要原因，當然還存在一些次要原因，如用兵方略上的錯誤等。由於篇幅限制，加以作者在其他文稿中已經有所論述，這裡就不多說了。

  [原載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3年第6期，第31—42頁]

  [1]　例如，陳濟生在《再生紀略》中造謠說大順軍將士在京淫掠，「安福胡同一夜婦女死者三百七十餘人」。當時也在北京的明朝官僚楊士聰就力斥其妄，「坊刻稱賊於四月初七日淫掠婦女，一日夜安福胡同死者三百七十餘人，大屬妄語。事之所無，雖在逆賊，證可誣乎」？（《甲申核真略》）

  [2]　崇禎十六年十二月明工科右給事中高翔漢題本中說：「秦中形勝甲天下，從來大將勁兵皆出其中。自流寇發難以來，悉藉秦兵為驅除。」見《明清史料》乙編，第十本，第996頁。

  [3]　錢謙益：《國初群雄事略》卷一引李文鳳論斷。

  [4]　《永曆實錄》卷七《楊錫億傳》。

  [5]　康熙三十三年《武強縣誌》卷六《列傳》，張星法：《李令尹列傳》。

  [6]　參見《國榷》卷九十九等書。

  [7]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

  [8]　乾隆四十四年《甘州府志》卷十四。

  [9]　鄒漪：《啟禎野乘》卷十一《朱忠壯傳》。

  [10]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429頁。

  [11]　《平寇志》卷之八。

  [12]　《明季北略》卷之二十，《國榷》卷一百。

  [13]　吳麟徵：《寄伯兄秋圃》，見《吳忠節公遺集》。

  [14]　張羅喆：《明張氏兄弟倡守保定闔家殉難實跡》。

  [15]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463頁。

  [16]　馮夢龍輯《甲申紀事》，引自《玄覽堂叢書》第十集。

  [17]　馮夢龍輯《甲申紀事》，引自《玄覽堂叢書》第十集。

  [18]　《清世祖實錄》卷二〇；又見《清史列傳》卷七十九《龔鼎孳傳》。

  [19]　蘇瀜：《惕齋見聞錄》。

  [20]　談遷：《棗林雜俎》和集；馮夢龍《甲申紀事·紳志略》。

  [21]　《平寇志》卷之十，《甲申傳信錄》卷五。

  [22]　張正聲：《二素紀事》。

  [23]　楊士聰：《甲申核真略》。

  [24]　《國榷》卷一百。

  [25]　程正揆：《滄州紀事》。

  [26]　陳濟生：《再生紀略》。

  [27]　康熙二十一年《陽曲縣誌》卷十三《叢紀》。

  [28]　鄭廉：《豫變紀略》卷六。

  [29]　乾隆五十二年《德州志》卷十二《藝文》；程先貞：《何振先傳》。

  [30]　個別官紳地主中的死硬分子在山海關戰役以前就已經狗急跳牆，公然與大順政權為敵。如河北雞澤縣生員殷淵聚集鄉勇於山中，拒絕大順政權的招降。李自成率主力往山海關後，殷淵即飛檄附近郡縣，煽動叛亂。（見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中《殷淵傳》）

  [31]　王度：《偽官據城記》，見《荊駝逸史》。

  [32]　《甲申傳信錄》卷五。按，李自成進京前後無論是在北京還是在外地殺人都極少，所謂「殘殺太甚」即指對官紳追贓。

  [33]　《沈館錄》卷七，引自《遼海叢書》。

  [34]　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之九《輿地編四·紀事》。

  [35]　《錄疏》，藏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36]　《皇清名臣奏議初編》卷一。

  [37]　《清世祖實錄》卷二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