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應新自由主義

  川口筆下男女平等的「創新企業」，主要是外資或創業的中小企業。在那裡，只要是有一技之長的人才都希望自己成為獨當一面的戰鬥力，他們無時無刻不在與同事進行著激烈競爭。他們如此鼓動女性：「有能力、有動力，就有回報」——快快加入競爭，加入和男性對等的競爭！在競爭中脫穎而出，咬緊牙關不要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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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總覺得哪裡不對。

  我突然想起當年《均等法》頒布的時候了。就在那時，資方引入了職務類別人事管理制度。難道從此往後，我們應該鼓勵年輕女性爭取綜合職就業機會嗎？難道所謂女權主義，就是支持女性爭取綜合職就業機會嗎？怎麼可能這麼荒唐。

  《均等法》是新自由主義就業改革的一環，這一點在前文已經論述過了。「努力爭取綜合職」，給女性這樣的建議，本質上就是要求女性「適應新自由主義世界，在其中生存下來」。那時我只是在直覺上感到「哪裡不對」。但經過這20年我終於明白，當年的那些人給女性提供的建議無非是想讓女性適應新自由主義改革，成為改革的贏家，也就是所謂的「勝間路線」罷了。

  「向著綜合職努力」，就等於說無論男人的工作方式如何，女性都應該以同樣的方式工作。即使如此，也並非每個人都能得到一份綜合職工作。經過嚴格選拔，走過獨木橋的人是贏家，慘遭淘汰的就是敗者。新自由主義的優勝劣汰、自我決定、自我負責原則無情地發揮著作用。在另一方面，正如我前文的論述，大多數選擇一般職而非綜合職的女性，不論在職場中遇到怎樣的歧視性對待，都再也不能以「歧視女性」為由舉報這種行為了。

  說起來，與其他領域相比，學術研究者的世界更加流行能力主義原則。在這個領域中，曾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一位在某前沿領域進行著激烈國際競爭的男性理科學者曾說：「我們實驗室不存在對女性的歧視。如果我們歧視女性，我們就會在競爭中失敗。」聽罷我問他：「那麼，您的實驗室中有女性研究者嗎？」他愣愣地說：「沒有。」真是怪事。

  也曾有人說過這樣的話：

  「我一直考慮是不是要錄用一些女性人員，但一直找不到好人選。女性要結婚、要生孩子，做不出什麼競爭業績啊！不管怎麼講，從論文的分數來看，男性還是比女性要強得多。」

  原博子[7]教授的研究小組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如果比較大學中地位相同的男女研究者的成果數量就會發現，女性研究者的業績約為男性的兩倍。換言之，這一數據印證了所謂「女人不做出兩倍的成果就不配與男人平起平坐」的「常識」。順便一提，有本書叫《像男人一樣思考，像女人一樣行動，像狗一樣工作》（德雷克·A.牛頓著、石原一子譯，1980年）。雖然是本30年前的老書，但是標題至今還是至理名言，著實厲害。不過，肯定會有很多女性哀鳴：「我做不到啊！」

  我生活在一個能力主義的世界中。我的工作就是鼓勵甚至訓斥學生，讓他們拿出業績。如果幹得漂亮，自然會得到第三方的好評——在當今這個世道之下，我們還是可以相信，學術研究領域依然是個相對公平的競爭世界。學術界就是武林。在其中，我只能一邊抱定必勝的信念，一邊也懷著至今未解的疑惑：難道只有學術界才能給女性一條活下去的道路嗎？

  如上所述，新自由主義改革固然給了女性機會。女性確實可以參與競爭——但只能在「為男性量身打造」的規則下進行競爭，這就是所謂的機會均等。不得不承認，確實有很多女性擁有過人的能力並進行了卓絕的努力。這些人可以逆流而上，斬將奪魁，但毫無疑問，絕大多數女性必將成為失敗者。只有讓輸家願賭服輸，才能支撐新自由主義競爭的原理。

  但是，比賽規則本身會不會就是錯誤的？為什麼不能這樣設想一下呢：在這場競爭中，女性是不是被強加了不利條件，是不是被強加了必敗的命運？這會不會本來就是一場不公平的競爭，最終的成敗卻被完全歸為自我責任？

  在日式僱傭制度之下，離職肯定對於勞動者不利。工齡越長，女性比例越低；職位越高，女性比例越低——倘若這真是「女性自發離職」的結果，這一結果也只能說明，這套競爭規則對於女性集體有著結構性的排擠效果。如果某個制度或者結構使得男性或者女性集體處於有利地位或者不利地位，那麼這種制度或者結構就是與「直接歧視」不同的「間接歧視」。即便當事人沒有歧視的意圖或主觀意識，各種數據也可以在流行病學的意義上證明歧視的存在。現今的男性、女性採取的工作方式絕不是「性別中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