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權主義者的參與？

  其實，女權主義者對待「國策女權主義」的態度各不相同：有人捲入其中，有人試圖利用，也有人保持距離。各地還有很多在大學中有頭有臉的知識分子，紛紛跑到各種審議會就任委員。「地方政府好不容易有意願制定男女共同參畫條例，那麼至少得干出個樣來！」大家抱著這種使命感加入其中。審議會的委員是個吃力不討好的職務，如果認為她們貪圖名利而摻和到裡面去，那就有點兒過分了。

  

  不過事實上，她們確實成了政府的合作者。她們從批評者逐漸變成了反對案的提出者，乃至成為需要分擔責任的市民參與行政代表……往往發生在地方行政工作中的變化，在男女共同參畫行政實行過程中也不例外。

  一些女權主義者把這種變化當作千載難逢的機遇，也有很多人希望進一步成為政府的合作者。由於政、商、官僚三界對少子化的危機感很強烈，因此有些人發表「如果女性還不生孩子的話就糟糕了」「如果不繼續推進男女共同參畫行政，事態會進一步惡化」之類的言論，進一步煽動危機感，以此脅迫地方當權者通過其主張。她們主張的根據是發達國家婦女就業率與生育率相關性的數據。

  日本的出生率從1989年的「1.57衝擊」開始持續下降，並在2005年達到1.26的史上最低水平，相信大家對此記憶猶新。和日本同屬超低出生率社會的還有德國、義大利和亞洲的韓國。這些社會的共同點是女性的社會參與程度較低。換句話說，性別歧視和低生育率似乎存在相關關係。另一方面，保持著較高生育率水準的發達國家（雖說較高，也不過是指生育率保持在低於人口更替水平2.07的1.8以上）是瑞典、挪威等斯堪地那維亞國家，以及英國、法國等西歐國家。把這些國家的女性就業率和生育率數據比較來看，就可以發現其中的高度相關性，因此，她們提出了一個命題：女性參與勞動越多，生育的孩子就越多。

  這一發現意味著，造成日本低生育率的罪魁禍首是較低的女性勞動參與率。因此，從中推導出的政策建議就是解決女性勞動參與率較低的問題。

  例如，禁止企業「生育離職」的慣例，增加保育所數量以消除待機兒童問題，以及工作與育兒「兩立支援」政策，也就是促進企業的「工作生活平衡」，使育兒更加容易。

  消除待機兒童的呼聲很久之前就有，並非這兩天出現的新要求。有人想利用少子化的機會危機來推進這一問題的解決，也是很合理的。但是，消除待機兒童問題，促進工作與生活的平衡，對於已經生育的人來說，可能的確是有意義的政策，但對尚未生育的人來說是否有效，目前還無法確定。

  比如，民主黨政權倡導的孩童津貼（2012年改稱兒童津貼）對於已經有孩子的人來說確實是個好消息，但這個津貼真的可以激勵更多人做出生育決定嗎？這一點就很難說了。事實上，在海外各國的各種生育激勵措施中，現金補貼政策在促進生育率提高方面沒什麼效果，已經是公認的事實了。

  「兩立支援」政策如果真的實施，大概可以抑制在職母親的離職傾向，女性的就業率也將得到提高。但是，這並不能使得「『兩立支援』政策提高出生率」這個命題成立。

  社會學家赤川學[7]的著作《少子化有什麼不好！》中對上述女權主義者的觀點提出了批評，認為「女性越是參與勞動，出生率就越傾向於提高」這種觀點是女權主義者誤用數據的產物。他批評說，女權主義者出於無知或者故意濫用數據，從而誘導政策的決策。他認為，如果數據的範圍擴大到OECD諸國之外，就會發現有很多國家呈現女性就業率低、生育率高的特徵。

  這幅育齡婦女（25～34歲）的勞動參與率作為X軸、總和生育率作為Y軸的散點圖經常被引用（1995年）[8]（見圖9-1）。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出，13個OECD國家（英國、法國、德國、荷蘭、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瑞典、挪威、芬蘭、美國、日本）數據點的分布呈現向右上傾斜的趨勢，也就是說，可以推導出「女性勞動參與率高的國家生育率也高」的結論。

  然而，赤川批評說，僅憑13個國家的數據就推導出相關關係，顯然存在問題。OECD共有25個成員國（截至1995年）。如果加上紐西蘭、澳大利亞、丹麥、加拿大等其他加盟國，再觀察其相關性的話，就會發現相關係數為負，也就是二者存在負相關關係。換言之，應該得出「女性勞動力參與率越高，生育率越低」的結論。也就是說，「女性越是參與勞動，出生率就越高」是結論先行、操弄數據的結果，是把樣本限定於出生率較低的發達國家，有意控制調查取樣範圍的產物。

  確實，如果只考慮就業率和出生率之間的相關性就會發現，在日本，女性就業率越高的地方，出生率也就越高。順便說一句，按照女性就業率從高到低排序，前三名是福井縣、石川縣、富山縣；女性就業率和出生率都處在高位的是富山縣、山形縣和石川縣。如果這樣對全日本各都道府縣排個序，就會發現一個規律：人均所得較低的地區，女性地位也較低。與此相對，在已經實現高度城市化的地區，比如東京、京都、神奈川、奈良等大都市圈，女性就業率較低，生育率也較低。如果按照上述觀察進行推理，似乎能夠得出一個極端的結論：如果想要提高生育率，最好不要推動城市化和現代化，而是應該讓女性拿著低工資辛苦工作。另外，有人觀察到出生率隨著女性就業率的提高而降低，便搬出了人力資源理論，主張為了提高出生率，應該加強勞動力市場對女性的性別歧視，因此「為了提高女性就業率，應該推行男女共同參畫政策」這個因果關係不能成立。

  圖9-1　育齡女性（25～34歲）的勞動參與率與生育率（1995年）

  出處：赤川學著《少子化有什麼不好！》

  資料來源：女性勞動參與率來自OECD：勞動力統計1996（OECD Labour Force Statistic，1996），出生率來自歐洲理事會：歐洲最近人口發展（1997）（Recent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n Europe，1997），轉引自阿藤誠《現代人口學》。

  但是，僅從經歷了低生育率的發達國家來看，如果加上數據的長期變化，我們就會發現，一度下降的女性就業率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上升的同時，生育率也有所回升。並且，如果我們觀察育兒假、保育所之類「兩立支援」政策因素的影響，就會發現：一度被少子化困擾的發達國家中，有些國家曾經直面出生率低下的問題，但此後政府接連出台干預政策，扭轉了就業率下跌的頹勢，從而使得生育率轉而回升。這麼看來，雖說不能全盤接受赤川先生的批評，但是我們必須承認，上述政策在提高出生率方面的效果方面確實存疑。這是因為在同一時段生育率趨勢相似的國家中，瑞典和芬蘭曾實施過慷慨的「兩立支援」政策，而法國和英國沒有出台類似的措施，但最後的結果卻沒什麼不同。

  無論家庭政策實施與否，結果都相同的情況稱為「趨同效應」。眾所周知，生育率相對較高（生育很多孩子）的移民群體往往會在一兩代人之間與移民東道國社會的生育率趨勢保持一致，不過這一現象的原因尚不清楚。由此看來，人口現象是個由多種因素共同決定的複雜效應，很難徹底解明，政策干預的效果也就無法準確度量了。

  順便一提，赤川先生在同一本書中對幾個問題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其一，「為什麼少子化來勢洶洶？有可能阻止它嗎？」赤川先生的回答是「不可能」。其二，「如果說『男女共同參畫社會』作為少子化對策來說並沒有效果，那麼男女共同參畫政策也就沒必要推行下去了吧？」赤川先生的回答是否定的。其三，「為應對少子化不斷加劇，人口即將減少的未來社會，應當出台怎樣的政策？」赤川先生的回答是「應當設計以少子化為既定前提的政策」。也就是說，赤川先生主張，雖然我們無法用政策手段阻止少子化，但是男女共同參畫作為獨立政策而非少子化對策，依然有其存在的意義。

  「如果想要提高出生率，那就請採取『兩立支援』政策吧！」這個說法確實站不住腳。因此，確如赤川先生所說，這是女權主義者的「陰謀」：她們表面似乎是為了解決少子化問題，實則把少子化當成「人質」，脅迫政府實行女性友好政策。用「兩立支援」政策提高出生率的主張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同時，正如他所主張的，無論是否能夠增加出生率，對於已出生的孩子來說，家庭友好和兒童友好的政策是絕對必要的。

  說到兒童友好，就讓人想起滿員電車上嬰兒車造成的困擾，最近在媒體上鬧得沸沸揚揚。帶著孩子、推著嬰兒車外出的女性，會遭遇到與殘疾人相同級別的困難。我曾聽一位正在育兒期的年輕朋友說，帶著孩子乘坐電車時往往能感受到周圍乘客投來不友好的目光。年輕的母親在這種壓迫感之下往往緊張不已。一些年輕女性覺得日本根本算不上兒童友好型社會，在這種地方完全不想生養孩子。聽了上面年輕母親的苦衷，大家應該可以理解這些女青年的想法吧。

  新自由主義改革派希望女性多工作，女權主義者同樣希望女性多工作。從這個角度來看，新自由主義者和女權主義者似乎有著共同的目標。在旁人看來，二者似乎結成同盟，並肩作戰。比如保守逆流派就持這種觀點。

  但二者最大的區別就在於勞動方式。新自由主義者逼迫女性進行二選一：要麼與男人激烈競爭「一決雌雄」，要麼甘做一次性勞動力。與此相對，女權主義者同時拒絕這兩種選擇。結果如您所見。在市場重組和勞動靈活化的過程中，勞方被迫在資方面前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可謂節節敗退。如此也就如上所述，導致了過度的少子化。

  如果女權主義者有什麼不甘心的話，那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沒有進行有效的反抗。不僅是女權主義，包括勞工運動在內的所有反抗力量都逐漸被抽筋剝皮，失去了抵抗能力。我們在前文已經看到，在「勞動大爆炸」的僱傭管制寬鬆過程中，作為全國性工會組織的「聯合」都投下了贊成票，工會顯然從未關心過非正規勞動者。在其中，為非正規勞動者組織化而東奔西走的全國社區工會聯合會會長鴨桃代，在2005年的「聯合」會長選舉中對陣時任會長高木剛。當時高木會長似乎是眾望所歸，而鴨桃代對其領導提出了異議，並且抱定了必敗的覺悟，毅然參選。所謂社區工會是一種地區性工會組織。與在各個企業中組織的工會不同，中小企業的勞動者可以以個人名義自願加入這種社區工會。不僅是鴨桃代女士，很多這種社區工會的組織者都是女性。

  女權主義為什麼沒有組織起有效的鬥爭呢？

  這個問題無時無刻不在逼我做出回答。全球化之下不斷加劇國際競爭、泡沫經濟崩潰後的長期衰退和日元升值、高齡少子化和人口減少帶來的暗淡前景，還有似乎要把可悲未來坐實的大地震和核事故。這些理由要多少有多少。右傾化的政治氣候、媒體的不理解、保守逆流派的攻擊……這一類「敵對勢力」也能舉出不少。但是我認為，新自由主義改革帶來的女性分裂，以及女性無法在關鍵時刻團結起來的狀況，才是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沒聽說過也沒了解過女權主義的年輕女性，不用自己的力量與其他女性團結起來，而是用這種力量把其他女性排擠下去，才是造成這一問題的根本原因。

  作者注

  [1]　支持「兼職歧視」的政治勢力長期以來都在利用「兼職勞動者不希望轉為正式員工」這個意願調查結果。當然，只希望短時間勞動和主動忍受低工資者除外。大澤真理的著作《超越以企業為中心的社會——在〈性別〉中閱讀當代日本》（『企業中心社會を超えて―現代日本を〈ジェンダー〉で読む』，時事通信社，1993年）指出，兼職勞動與正規就業之間的工資差別只能被解釋為「身份歧視」，也就是一種不公正的工資歧視。當然，有些人為了家庭責任，不想長時間工作或加班。這些人不應受到工資歧視，「同工同酬」的原則應當在此適用。

  [2] 結婚離職制度（結婚退職制）就是要求女性員工一旦結婚，就要離職的制度。生育離職制度（出産退職制）就是女性員工一旦生育，就要離職的制度。30歲離職制度（若年退職制）就是企業用各種方法都無法逼女員工離職的狀況下，強行規定一個「青年退休年齡」（比如30歲），讓女員工離職的制度。

  [3]　G饐sta Esping-Andersen (2009). The Incomplete Revolution: Adapting Welfare States to Women’s New Roles, Cambridge, Polity Press.日文版為《平等與效率的福利革命：女性的新角色》，由大澤真理監譯（『平等と効率の福祉革命―新しい女性の役割』，岩波書店，2011年）。

  [4]　Osawa, et al. ed. (2007). Gendering the Knowledge Econom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Basingstok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an.（《性別化知識經濟：比較視角》，暫無中、日文版）

  [5] 「非常勤」也就是勞動時間較短的兼職勞動，與全職工作（常勤）相對。需要注意的是，本書中出現的「兼職」全部是「パート」和「アルバイト」的翻譯，特指服務業、體力勞動或其他門檻較低的兼職工作。而「非常勤」全部保留原漢字表記，特指有一定門檻的兼職工作。如大學的非常勤講師、政府的非常勤職員等。

  [6]　樋口惠子在2003年石原政權爭取東京都知事第二任期連任的競選中參選，成為石原的政敵。樋口惠子（樋口 恵子，1932— ），日本評論家、東京家政大學名譽教授、改善高齡社會女性聯合會理事長，著有多部女性學著作。

  [7] 赤川學（赤川 學，1967— ），日本社會學家，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代表作即《少子化有什麼不好！》（『子どもが減って何が悪いか！』，ちくま新書，2004年）。

  [8]　赤川舉出了以下兩個例子：阿藤誠《現代人口學》（『現代人口學』，日本評論社，2000年），第202頁；大澤真理《締造男女共同參畫社會》（『男女共同參畫社會をつくる』， NHKブックス，2002年），第15頁。正如赤川指出的那樣，這些數據被政府的政策宣傳雜誌和女性研究人員的論文反覆引用（赤川，同上書，第1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