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逆流」的共通點

  上述「反動勢力」有很多共通點。

  首先是「攻擊女性」中體現出來的性別歧視：本應坐在「副駕駛」的女人們，現在卻一副君臨天下的德行，實在令人反感。「女人別拋頭露面」「不要牝雞司晨」之類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思想，在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的避難所里也不少見。樋口惠子女士把這種石頭腦袋稱作「草根封建老爹」。戰後出生的新保守派與舊式的傳統男尊女卑意識一脈相承，因此雖然封建制早已煙消雲散，對於新保守派，樋口惠子女士的命名仍不可謂不準確。再者說，「封建老爹」絕不僅限於老年人。攻擊「男女共同參畫行政」的急先鋒里既有40多歲的新生代領袖，也有地方青年會議所的會長，因此世代和年齡都說明不了什麼。在這些政客中，還有一些人曾經出國留學。一般而言，在國外見過世面的人，思想往往不那麼僵化，但事實正相反，這些人反倒是熱愛日之丸旗的國家主義者。不過這也並非費解之事。很多出國留學的日本人因為語言不過關而在海外傷儘自尊，回國後變成了排外主義者。一想便知，「新歷史教科書籌備會」的藤岡信勝就是在海灣戰爭期間留美並灰頭土臉回國的研究者之一。

  其次，大家可能已經意識到了，這類性別歧視往往與種族歧視、民族歧視相聯繫。網絡上「醜女閉嘴」之類的言論，很容易讓人聯想起「不爽就滾」這種對在日韓國人、在日朝鮮人、在日中國人的攻擊。此外，每次在中國或韓國發生反日遊行或行動時，反華、反韓言論就在網際網路上滿天飛。看著網上氣勢洶洶的言論，似乎東亞大戰在即。這種現象的背後正是夜郎自大的大國意識和國家主義。他們被自己本來看不起的人激怒，因此到處發表「牛什麼牛」「吃我鐵拳」之類的言論。網民這一代沒人經歷過戰爭。不過不管有沒有經歷過戰爭，不，應該說正因為他們沒有經歷過戰爭，才會不分青紅皂白地鼓吹戰爭。隨隨便便就能提出核武裝論，也是這一代人的特點。

  

  再次，這些人只在自己的圈子內自說自話，既缺乏公共性，又缺乏國際意識。「《馬可·波羅》雜誌事件」就是一個典型案例。該雜誌刊登了西岡昌紀的一篇論文，這篇論文否認納粹毒氣室的存在。《馬可·波羅》雜誌因此於1995年停刊。這幫人能夠大言不慚地聲稱「納粹毒氣室不存在」，一是暴露了他們對歷史的無知和缺乏教養；二是暴露了他們閉關鎖國的封閉意識，以為日本人之外就沒人閱讀日語論文。實際上，這篇論文引起了一個美國猶太人團體的注意，他們向《馬可·波羅》雜誌的出版商文藝春秋社發出了嚴正抗議。受此影響，文藝春秋社旗下的所有雜誌都陷入了無人投放GG的危機。為了進行危機管理，文藝春秋社只得對《馬可·波羅》雜誌做出了停刊處分，以「精明強幹」著稱的主編花田紀凱因此失勢。「外國人大概不會看到吧」，事件的原因可以歸結為這種自我封閉的新聞意識。在德國，發表有違大屠殺歷史事實的言論是違法行為。日本編輯雖說「精明強幹」，但是他們缺乏國際常識，發表的東西難登國際舞台，只能在日本國內通用罷了。可以說，他們背叛了「馬可·波羅」這個跨越國界的雜誌名稱。

  類似的無知、缺乏教養還體現在目前甚囂塵上的「男系天皇說」中。這些保守派公眾人物強烈反對「女性天皇」，毫無根據地主張天皇的靈性只能通過父系DNA遺傳，也就是說只與XY染色體中的Y染色體有關。且不說古代皇族根本不知道什麼遺傳基因，眾所周知，日本歷史上也出現過強大的女皇。現在的研究已經充分說明，女皇是「過渡天皇」的說法，是戰前御用歷史學家為了使「萬世一系」的「男系天皇說」正當化，迫不得已編出來的遮掩之辭。這幫保守派越是出於「天皇尊崇」信念提倡「男系天皇說」，越是使得皇室繼承人的選項減少，越是不利於皇室的存續。這幫人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自己就是不忠不敬之輩。

  最後，具有強烈的危機感和作為少數派的身份認同也是他們的共通點。不可思議的是，他們原本應該是道德多數派，卻擁有少數派那種被逼得走投無路般的自我意識。對這些人來說，「男女共同參畫」成為國策，《男女共同參畫社會基本法》的頒布是國家默許女性胡作非為的證據，讓人忍無可忍。這種強烈的危機感導致了極端的言論。不僅如此，行動派右翼還批評只會發表過激言論卻不行動的「言論右翼」。從那時起，行動派右翼分子四處干擾女權集會：右翼宣傳車集結出動，強行將他們覺得有問題的演講者拉下台並在會場發表右翼言論。2001年，由政府主辦的辛淑玉女士和松井耶依女士的演講在開始之前突然取消了。這是因為積極參與制定《男女共同參畫社會基本法》的性別研究者大澤真理在這次演講前收到了「我們要狙擊你」的匿名威脅，主辦方出於安全考慮取消了演講。我也是這些事件的受害者之一[15]。

  這些活動到底能夠在社會上造成多大影響？保守派媒體上出現的人物總是那些老面孔，來來回回說的也都是「女性天皇」「保衛家庭」「反韓反華」之類相同的話題，可以說，這些人的圈子只有這麼大。此外，網絡言論雖然能夠在網上無限繁殖，但其背後的實體令人摸不著頭腦。人們想申請多少帳號，就可以申請多少帳號，但是能夠接觸到這些網絡言論的實際人數還是有限的，無論這些信息來來回回、多麼激進，最終都難以越出屏幕，跑到現實世界來。我們雖然必須注意不要高估網絡保守逆流言論的影響力，但也必須意識到，像「對富士電視台的抗議示威」[16]那樣由網絡影響到現實的街頭運動同樣存在，線上言論能夠對線下活動發揮充分的動員效果，因此，同樣不能忽視「網右」的影響力。

  一些學者在網絡言論研究中發現了有趣的現象。媒體研究者北田曉大[17]指出，網絡言論中存在「一種犬儒主義的姿態和浪漫主義的諷刺風格」。就像小林善范諷刺堅持「政治正確」的人是「純粹、正直的正義君」，網右們也會拐彎抹角地造梗來諷刺、嘲笑他人，這種行為正是他們犬儒主義態度的體現。他們諷刺的對象還包括高喊「女性被壓迫」的女權主義者、批判殖民統治的在日外國人，以及要求日本承擔戰爭責任的中國人。一些因新自由主義改革而飽受差距之苦，心存不滿的「小憤青」（正是這一時期，人們發現重度網絡用戶一般是30歲以下的青年男性）本來沒有右翼思想，但他們對少數群體的正義報以冷笑，和國家主義者結成了同盟。正所謂「敵人的敵人就是盟友」。不僅如此，國家主義還為這些人提供了自豪感和認同感，提供了一種意識形態理論工具。這樣一來，這些從更弱者立場抨擊「少數群體的正義」的人，在網絡上反倒和社會贏家共進退，成了慕強者。結果造成了一個悖論：那些被社會遺棄的人站在最保守的道德多數派一邊。北田先生的研究發現了更有趣的事情。「你討厭女權主義嗎？」面對這個問題，很多人既不討厭，也不喜歡。這是因為大多數人根本沒聽說過「女權主義」這個詞，也不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因此根本談不上好惡。北田換了一個問題：「你想與女上司一起工作嗎？」而此時大多數受訪者的回答是「不想」。也就是說，這些人雖然對「女權主義」一無所知，卻有著「樸素」的性別歧視意識。在受訪者中，高收入者對「與女上司一起工作」的態度較為寬容。換句話說，充分的自信可以使人認可和接受女性的權力，而自信的缺乏使人無法容忍「高高在上的女人」。我們通過這個研究可以發現，男人的器量大小和經濟能力存在正相關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