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和「男女共同參畫」

  如前文所述，新自由主義改革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改革像嵌入既得利益集團的楔子，很可能將其一分為二、破碎瓦解。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對於非既得利益群體也有相同效果。新自由主義改革對於前者來說是威脅，對於後者來說是機會。前者是「老爹」和「老爹預備軍」，而女性歸屬於後者。對於目前僅僅因為「是個女的」就被歧視的女性來說，新自由主義給她們增加了更多選項，提供了更多機會。

  我之前闡述過，新自由主義對「男女共同參畫」政策來說具有親和性。新自由主義政權試圖讓有能力的女性像男人一樣工作，讓沒那麼能幹的女性也能成為「好用的」一次性勞動力。它推行鼓勵女性就業的政策，而一部分女性勞動者的確歡迎這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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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是站在時代風口上的新勢力，另一方是生活在立足點崩塌的恐懼之下，既得利益岌岌可危的舊勢力……不難想像，後者會對前者抱以怎樣的嫉妒和怨恨。沒落的男人們因改革失去了既得利益者的地位，而成為新貴的女人們因改革獲得了新的利益。二者之間的對立逐漸成為社會矚目的焦點。

  隨著新自由主義男女共同參畫政策的推進，失勢者開始「攻擊女性」。以堅持自我的女強人為象徵的女權主義自然就成了攻擊目標。這些女性是新自由主義改革中的勝利者。她們不婚不育，無須背負養家餬口的責任，在綜合職崗位上與男性拿著同樣的薪水。她們是不折不扣的精英女性。即使她們準備結婚，那些低收入男性也不會進入她們的法眼。她們輕易離婚，不生孩子，加劇少子化，破壞日本家庭制度的傳統……總之，她們是眾矢之的。

  特別是步入21世紀之後，在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影響下，男性之間的差距越拉越大，這樣的「攻擊女性」現象也變得越發激烈。此時，逐漸成為攻擊目標的就是「以年輕男性的犧牲為代價，從新自由主義改革中受益的女性」。女性剛剛在社會上站穩腳跟，攻擊就如潮水般湧來，這無疑是一種反動，一種保守逆流（Backlash）。

  在海外，伴隨著女權主義的傳播，保守逆流也如影隨形地出現。蘇珊·法露迪[5]於1991年出版了《保守逆流：對美國女性不宣而戰》（伊藤由紀子、加藤真樹子譯，新潮社，1994年）。這意味著同樣的事情也曾在美國發生。可以說，日本的新自由主義改革遲到了20年，那麼保守逆流也將遲到20年。這也意味著日本的女權主義同樣遲到了20年，直到21世紀初，女權主義的影響力才被社會察覺。從保守逆流（攻擊女性）的出現這一事實中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日本的女權主義已經被社會公認為一種勢力，其力量已經大到無法被無視的程度。逆風是實力之證。雖說如此，女權主義也絕不可小覷對手的實力。

  「攻擊女性」不是保守（conservative），而是反動（reactionary）。二戰後日本最優秀的保守派思想家江藤淳曾有言道：「保守是無言的思想。」這是因為保守主義是維持現狀的思想，是抗拒改變的態度。維持現狀的最好做法，就是無為。四處散播膚淺言論的保守主義者到處都是，而江藤先生這種真正的保守主義者面對他們只能苦笑。那些新興的保守主義吹鼓手認為保守主義的危機已經降臨。他們自覺已被逼到萬劫不復之地，因而大聲疾呼，試圖守護舊有的價值觀。

  這種危機感的存在與否，是區分保守與反動的標誌。顧名思義：反動反動，又反又動。他們在既有變化的刺激之下活動起來。這些人懷著身處劣勢、背水一戰的危機感。他們不是守舊派，而是「新保守派」，是比保守主義者更極端的「反動」勢力。

  此時此刻，女性就是最順手的攻擊目標。女性們不僅是乘風而上的新貴，還有國策「男女共同參畫」傍身，仿佛保守派的法寶——日之丸大旗都被她們奪取，披在了身上。

  面對全球化的巨大力量，以及在其中維護現有體制的政、商、官的權力複合體，新保守派絕無勝算。而「女強人」在時代浪潮中狐假虎威，是在改革中受益的弱者。因此，新保守派瞄準女性這個目標，重拳出擊。不向真正的強敵發起挑戰，而是找來軟柿子捏個夠，這就是他們的劇本。

  從前文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是個完全基於妄想的劇本。第一，女性真的是新自由主義改革的受益者嗎？這非常值得懷疑。第二，女權主義絕不可能支持新自由主義改革。第三，「女強人」中既有女權主義者，也有持其他立場的人；既有李逵，也有李鬼。這個妄想的劇本包含著一種對「多管閒事、不守婦道的礙眼女人」的樸素爹味反感，這種反感無非是一種很容易引起樸素共鳴的不講道理的負面情緒。

  新保守主義者搞錯了真正的敵人。是新自由主義改革給了女性機會，而不是女性自己將他們的利益奪走。這一事實的背後是席捲各國的全球化大潮。新自由主義改革是各國適應全球化大變革的戰略之一。既得利益不保的「輸家」會怨恨獲得新機會的「贏家」，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們真正應該攻擊的是推進改革的政界、商界和官僚界的社會精英。這種該出手時不出手的現象，正是丸山真男[6]提出的「壓抑轉移原理」在起作用。

  弱者面對無法戰勝的強大對手，就會產生「怨恨」這種負面情緒（順帶一提，面對勢均力敵或者實力更弱的對手，相應的負面情緒是「憤怒」）。當負面情緒被絕對的權力差距壓抑，無法表達時，人們就會尋求出口，向更弱者撒氣，這就是所謂「壓抑轉移」。因此，在舊日本軍隊中，將官欺負士官，士官欺負士兵，士兵欺負文職人員，乃至把慰安婦當成出氣筒，如此遞進，弱者揮刀向更弱者。

  談到丸山真男，就令人聯想到一位網評人赤木智弘[7]。赤木憑靠《想把丸山真男暴打一頓——31歲，自由職業者，願望是戰爭》一文一舉成名。他就是在「社會差距拉大」的煽動下成長起來的「失落的一代」評論家。他叫囂戰爭、全民皆兵以彌合差距。這些「妄想」在爹味充斥的群體中頗受關注。他的文章裡面有這麼一段話：

  「作為一個31歲的日本男人，比起那些在日外國人、女性和因為經濟復甦隨隨便便就能找到工作的年輕人，我應該更受尊重。如果社會右傾化，無論你是自由職業者還是無助的貧困勞動者階層，都能重獲做人的尊嚴。」[8]

  他的觀點是國家主義、排外主義、種族歧視和性別歧視的大雜燴。以種族、性別、年齡決定地位的屬性主義原本和新自由主義的優績主義水火不容，但新自由主義不僅孕育出這種不滿情緒，還能反過來加以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