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的學校

  為什么女性會做出如此「非理性的選擇」？

  因為女生腦子笨，不考慮未來，是不理智的生物……這樣的原因能找出一籮筐。

  有一位學者用「理性選擇理論」回答了這個問題。她就是法國社會學家瑪麗·杜魯-貝拉[6]，她的老師就是以「文化資本」理論而聞名的皮埃爾·布迪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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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80年代的法國與日本一樣，大學教育中也存在專業性別隔離。在《女兒的學校》（L』ǐcole des files，藤原書店，1993年）一書中，杜魯-貝拉指出「大學專業性別隔離是理性選擇的結果」，並且用數據證明了這一論點。

  用在男性身上的教育投資，是對未來勞動力市場之中人力資本的投資。然而，對女性教育的投資卻並非如此。與男性不同，女性處在兩個市場之中：勞動力市場和婚姻市場。雖說男性也在這兩個市場之中，但是對於他們來說，勞動力市場的評價標準和婚姻市場的評價標準往往是一致的；而對於女性來說，這兩個市場的評價標準並不相同。因此，對女性進行教育投資之時，必須審時度勢，同時考慮兩個市場的動向。

  婚姻是女性重新選擇出身階層的最大機會。結婚之時，不論是父母還是女兒都會選擇利益最大化的家庭戰略。杜魯-貝拉發現，對於女性來說，在婚姻市場進行投資，比在勞動力市場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更有效。換言之，女兒未來通過擇偶在婚姻市場上實現階層上升的可能性，比在勞動力市場上實現階層上升的可能性更高。我們不妨把話說得更明白一些：比起自己苦哈哈地奮鬥，以求賺來地位和收入，傍上一個大款就能輕鬆獲得這些東西。這就是赤裸裸的現實。因此，杜魯-貝拉的結論是，在婚姻市場上投資女性的「性資源」是比在勞動力市場上投資人力資源更「理性」的選擇。

  這就是理性——現金的理性、功利主義的理性。即使在法國，人們也不會僅憑「丘比特之箭」來選擇婚姻對象。

  當然，這一現象是以勞動力市場的性別差距為前提的。即使女性具有相同的教育背景，也無法達到與男性相同的職業地位。在這種性別歧視下，身處高經濟階層的男性選擇配偶時，更偏好擁有文化資本而不是經濟實力的女性。比如，掌握幾門外語，或者會彈鋼琴，雖然沒什麼用處，但是在婚姻市場中，擁有這種文化資本的女性，與擁有藥劑師資格證的女性相比要有利得多。

  文化資本是布迪厄提出的一個概念，指興趣、愛好、舉止、教養之類不能換算為貨幣價值的，但代表某種社會階層的指標。簡言之，文化資本就是一種非經濟的地位象徵。比方說，婚宴上媒人喜氣洋洋地宣布：「新娘是名門女子大學英語文學系畢業的才女！」這種話起的就是文化資本的作用。

  雖然文化資本很難轉化為經濟資本（愛好和教養很難轉化為金錢），但如果願意的話，經濟資本可以轉化為文化資本（花錢培養愛好和教養）。因此，既然文化資本也是經濟資本的一個指標，那麼可以說，男人選擇擁有文化資本的女兒，其實就是選擇了有錢的老丈人。毋庸置疑，比起那些催著女兒考資格證的父親，在看似無用的教養方面培養女兒的父親顯然更有經濟實力。對於男性而言，婚姻同樣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家庭戰略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