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成本和收益

  入學率由什麼因素決定？

  它由18歲人口的規模和大學的招生名額決定。

  雖說逐年穩定擴招是件好事，但事實並非如此。這是因為人們繼續接受高等教育的意願並不總是隨著招生名額一同增加。有人預測，隨著少子化，越來越多的高校削減招生名額，也不斷有高校合併、停辦，因此高校招生名額將隨著18歲人口的減少而下降。因此，日本的高校入學率將保持在50%左右。

  有一個研究領域叫作教育經濟學。這是一門對大學教育的成本和畢業後在職業生涯中獲得的收益進行比較和計量的學問。對於成本，不僅包括四年的學費和生活費，還包括取得高中文憑就立即工作而取得的工資，也就是機會成本。所謂「投資」，就是具有預期回報的成本。如果將教育視為一種投資，就會推導出這樣一種假設：如果高等教育的回報大於成本，具有投資效應，入學率就會上升；反之，入學率的增長就會趨於停滯。日本大學入學率的變化趨勢幾乎支持了教育經濟學的這一假設。日本長期以來都是一個「學歷社會」。不同的教育背景會帶來差別極大的工資水平、差別極大的就業企業的規模、差別極大的晉升空間以及生涯工資總額。不過縱觀整個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期，隨著中等教育的大眾化，日本進入「全員高中」的時代。在這一時期，大學畢業生和高中畢業生的工資差距縮到最小：大學畢業生的起薪金額和高中畢業生就業四年後的工資金額相同。換句話說，工資不是由學歷決定，而是由工齡決定。在那時，雖說入職後的晉升空間略有學歷差距，但考慮到大學四年的成本，大學畢業和高中畢業的生涯工資總額幾乎沒有差距。就生涯工資總額而言，企業規模，也就是企業雇員總人數，帶來的差距更大。高中畢業生如果入職大企業，那麼他的工資和小企業的大學學歷員工相比也毫不遜色，這就是所謂的「一億總中流」[2]。在這個時代，大學入學率基本上是停滯的。這是因為不論父母還是學生本人都沒有意識到高等教育的投資效應吧。

  學歷社會又叫優績主義（Meritocracy）社會。確切地說，日本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優績主義社會。這就是說，工資收入不會反映學位的差別。雖說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研究生培養越來越受重視，「培養高度專業化的人才」成了碩士、博士培養的目標之一，但也很少有日本企業因為某人擁有碩士或博士學位，就對其高看一眼，也不會認為研究生學歷有什麼經濟附加值。

  如果問問那些成功就業的碩士應屆生，就會發現他們的工資與大學畢業兩年後的同齡員工的工資水平相同，和大學畢業兩年後換工作一樣。而博士生畢業後就業難度更大。在這種情況下，算上研究生幾年的學費和生活費，再算上這一期間的機會成本（利益損失）的話，讀碩、讀博完全是虧本買賣。學位無法轉化為生產資料，是那時日本社會的現實。

  本章節來源於𝚋𝚊𝚗𝚡𝚒𝚊𝚋𝚊.𝚌𝚘𝚖

  無論是工商管理碩士還是法學碩士，情況都是一樣的。在美國，如果你擁有名牌大學的MBA（工商管理碩士）學位，你的起薪將比其他新員工高四倍，而日本企業並不把工資和學歷綁定在一起。也許是因為日本企業對大學教育的內容一點兒也不認可。

  而這個「一億總中流」社會只是曇花一現。20世紀80年代以後，貧富差距的徵兆逐漸顯露，高校入學率再次上升。當高校入學率逼近50%，意味著高等教育大眾化開始了。此後，不僅是學歷差距，學校之間的差距也逐漸產生了。學歷競爭本應是公平的能力競爭，但從各種數據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出身校偏差值[3]的差別與出身家庭的階層差別有著強烈的相關關係。我們已經清楚地知道，教育背景對以後的工作經歷有重要影響，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發現子女繼承父母經濟階層的趨勢越來越強，也就是階層的代際再生產趨勢越來越強。

  這樣的話，人們會不會選擇不上大學？其實並不會。在同齡人口50%都能進入大學的時代，大學畢業生找到適合崗位的機會大大減少。勞動力市場不能只提供白領工作。因此，即使是大學畢業生，也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當藍領或者從事「現業職」[4]。常見的例子就是大學畢業生去開計程車。當然，計程車司機受過良好的教育是值得歡迎的好事情，但無論是父母還是他們自己，已經付出的教育投資的目的，絕不是培養一個計程車司機。

  英國社會學家羅納德·多爾將這種現象命名為「學歷通貨膨脹」。他指出，高等教育大眾化開始得越晚，學歷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個典型的例子是韓國。韓國的高校入學率超過90%。其中不乏學術能力跟不上大學教育的學生。即便如此，韓國人對高等教育的熱情也絲毫沒有消退，這是因為一旦到了這個地步，就絕對無法回頭了：大學畢業已經是「成為人」的初始條件了。在這一點上，日本與韓國十分相似。這簡直就是浪費教育資源。並且，日韓兩國那些被迫參加教育競爭的孩子才是最大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