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結婚的女性

  20世紀90年代，「自由職業者」（Freeter）和「啃老族」（NEET）這兩個詞逐漸流行起來。「Freeter」是「Freearbiter」（從事兼職工作的人）的縮寫，而「NEET」是「Not in Employment, Education or Training」（未處在就業、求學或職業培訓狀態的人）的縮寫。在青年失業率不斷上升的英國，二者成了社會問題。順便說一句，自由職業者和啃老族都是指「既沒在上學，也沒有固定工作的15～34歲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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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定義巧妙地包含著年齡歧視和性別歧視。如果一個人到了35歲，如本書前文提過的，那他就不是什麼自由職業者，而只是一個失業者或非正規勞動者。此外，還有幫忙做家務的未婚女性——「家務助手」（カジテツ）也不屬於自由職業者。因為有人認為，無業未婚女性畢業後到嫁人之前在家幫忙做家務的這段時間，屬於「新娘培訓」的一部分，所以她們也不被計入失業人數。在職業女性社會地位極低的年代，家務助手是「良家女子」的標誌，不用上班，地位還是很高的。隨著晚婚化的推進，本來不長的「待字閨中」越來越久，如何度過這段時期也成為未婚女性的一大難題。20世紀80年代某大企業總裁的千金被綁架，但報導中說她的身份是「公司員工」，舉世震驚。不過，這個案子表明，即使貴為總裁千金，婚前有過被稱為「社會學習」的辦公室經歷而不是單純「待字閨中」，也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情。

  從常識來看，待字閨中的無業或非正規就業的女性結婚的意願似乎更強，而作為正式員工的女性則擁有能夠推遲結婚的財力。可為什麼數據中的結果與常識正好相反？

  上一節提到的《女性的平成蕭條》根據調查結果指出：「與已婚者相比，更多尚未結婚者將『經濟上可靠的人』作為他們尋找結婚對象的條件。」（第17頁）那麼反過來說，那些不準備從對象那裡尋求經濟支持的人會傾向於早早結婚，而那些認為婚姻是生活保障的人，往往會推遲結婚時間。事實上，很多未婚女性在「理想伴侶條件」調查中的回答是「經濟可靠的人」和「生活、育兒理念一致的人」；而已婚受訪者的回答以「能夠稱為心靈支柱的人」「把家庭放在第一位的人」居多（同上書，第100頁）。

  針對這一事實，該書的作者給出了如下的評論：

  「（關於理想的結婚對象——引用者注）現實主義的回答者離結婚越來越遠，而理想主義的回答者卻紛紛結婚了。是不是應該這樣解釋：越是不懂現實生活、不懂油鹽醬醋，才越能早早結婚？真是有趣的現象。」（同上書，第100頁）

  而我的解釋恰恰相反。現在，想要在經濟上依靠丈夫，建立家庭的保守主義的女性的婚姻願望，才是不切實際的幻想；而把性格和相處融洽與否放在第一位，不重視經濟實力的結婚願望，才是低門檻的現實主義選擇。我的解釋也得到了山田昌弘[11]等人調查結果的印證。通過對推遲結婚的「單身寄生蟲」女性，也就是畢業未婚、住在父母家中的女性的調查，山田先生得出結論：結婚的欲望越強，結婚對象要求的條件越高，晚婚的傾向就越強。

  事實上，根據近幾年的平均初婚年齡數據，我們會發現初婚夫婦的年齡差距越來越小，同齡夫婦的數量在增加。與年齡相差較大的婚姻不同，女性不能指望同齡的男人有什麼經濟實力。或者，應該這樣解釋：比起「不能指望」對方經濟實力——那些「本來就沒指望」對方，而著力提高自身經濟實力的女性正式員工結婚的概率反倒更高。不過，話說回來，這種女性結婚的前提當然是對方同樣是正式員工且有穩定的收入。而男性自由職業者很少能夠被她們選中的原因，已經一目了然地體現在表4-1的男性結婚概率數據中了。

  該調查還顯示了一些不言而喻、一目了然的結論，也就是正式員工、無業和非正規勞動者三類女性的丈夫年收入差別。結論是：「泡沫經濟剛剛崩潰的20世紀90年代初期，以及經濟變得更加嚴峻的90年代後半期，自由職業女性丈夫的平均年收入和正式員工丈夫平均年收入發生了逆轉。」（同上書，第80頁）更簡單易懂地說，在泡沫經濟餘溫尚存的時候，結婚前（25歲時）干自由職業的女性能夠比正式員工找到更有錢的丈夫，但當經濟衰退嚴重時，女性正式員工找到的丈夫比自由職業的更有錢。換句話說，正式員工（或曾經是正式員工）的女性更有可能與同為正式員工的男性結婚，而其餘女性與男性正式員工接觸的機會幾乎消失了。或者說，是不是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男性正式員工也產生了依賴妻子收入的動機呢？再者說，女性自由職業者選擇同樣身份的丈夫的可能性不大，這樣一來，男性自由職業者結婚的概率就更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