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新自由主義

  為了應對全球化和隨之而來的國際秩序重構，各國普遍進行新自由主義改革。這是一種適應性策略。20世紀90年代，日本的新自由主義改革正式啟動。與其他發達工業國家相比，日本實際上成功拖延了本應該在石油危機之後就立即實行的結構性改革，從而也拖延了改革陣痛的到來。

  通過走「勞資協調路線」[4]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日本社會，在確保穩定就業的同時，利用公司內部的職務調動熬過了結構性改革的陣痛時期。日本企業十分類似變形蟲，長期實行多種經營戰略。這種將觸手伸向各行各業的經營方式是一種勞資雙方共存共榮的戰略，使得作為命運共同體的企業可以守護所有的員工。日本企業內部遵循著這樣一種人才培養原則：與其提升員工的專業能力，不如讓他們成為全能的組織型人才。只要繼續把蛋糕做大，無論怎麼分配都沒有關係。

  企業福利與現代家庭的組合，被稱為「企業社會主義」。這一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建立的組合，一直延續到結構性改革時期。20世紀80年代的泡沫經濟，就是這一體制的最後一朵燦爛而無果的花。在其他發達工業國家都在為產業結構轉型而苦苦掙扎的時候，我們為「日式經營」（終身僱傭、年功序列工資制、企業內部工會）的成果感到自豪；當西方國家直面「性革命」和家庭崩潰等問題時，我們為「日本式家庭制度」的穩定性感到自豪。回想一下，所謂的「家庭主婦優待政策」——年金制度的「第三號被保險者」[5]正是在1986年被制度化的。在這個時期，國家政策顯然這樣誘導女性：「嫁給上班族，成為全職主婦，走上人生巔峰。」

  這時候，像傅高義這樣的外國學者紛紛吹捧「日本第一」，日本也舉國上下陶醉其中。

  然而，日本社會不得不為改革的推遲付出代價。

  1991年，泡沫經濟崩潰。請大家牢牢記住這一年。在這一年，對於日本來說，發生了三件足以動搖國本的事件：一是泡沫經濟的崩潰；二是冷戰秩序因蘇聯解體而瓦解；三是「戰後處理問題」[6]的集中爆發，其中就包括後來進步派與保守派長期爭論的「慰安婦」問題。

  20世紀90年代，面對日益猛烈的全球化風暴，日本被迫捲入了這三個難題之中。然後，眾所周知，長期的結構性衰退和無窮無盡的通縮螺旋就開始了。與此同時，隨著老齡化和少子化，日本又陷入了人口持續減少等人口結構變化的泥沼。時至今日，我們還深陷其中，無法脫身。

  此時，已經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在日本進行「業務擴張」，以「行政改革」的名義正式啟動。經濟衰退開始時，雖然政府也用強心劑一樣的傳統行政手段——基礎設施投資來刺激經濟，但這種手段已經顯露頹勢，成了負債無底洞。仔細想想，20世紀80年代苦於財政、貿易「雙赤字」的美國，現在已經重整財政，振作起來了；而享受著從容富裕、「健全財政」的日本，現在卻變成了世界上數一數二的負債大國。這才過了20年啊！這就是人禍，政治帶來的人禍，而人禍的代價總是由我們老百姓承擔。

  表1-1列出了1991—2012年的日本內閣。因為基本上都是短命政權，記住這些首相的名字並非易事。但還是讓我們牢牢記住，哪個政黨的哪個政客都幹了些什麼事情！我們正在反芻的記憶不是別的，正是這些無能政客給國民帶來的無盡哀嘆。

  表1-1　1991—2012年的日本內閣

  

  （續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