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謀子」司馬懿再立新功

  曹魏主少國疑、權臣當道、內部政局不穩，這對東吳來講，無疑是個好消息。

  東吳赤烏四年（公元241年，曹魏正始二年）春，吳零陵（治今湖南永州市）太守殷禮上奏孫權，提出了一個全面進攻曹魏的計劃。他在奏疏中說：

  「如今，上天厭棄曹氏，曹丕、曹叡父子相繼喪亡，當此龍爭虎鬥之時，竟然讓一個幼童坐上了君王之座。臣建議，陛下應御駕親征，徵調荊、揚二州的全部人力物力，青壯的編入軍伍，老弱的負責後勤運輸。同時，請蜀漢出兵隴右，配合進攻；然後，把主力交給諸葛瑾和朱然，命其直指襄陽；再命陸遜、朱桓率偏師進攻壽春；陛下則進軍淮河以北，攻擊青州和徐州。

  「如此一來，魏國的襄陽、壽春被我軍圍困，長安以西又要抵禦蜀軍，許昌、洛陽等心臟地帶勢必空虛。而我軍四路並進，其國內必定生變，會有臣民做我們的內應。屆時，兩軍將帥對決，他們顧此失彼，若一軍戰敗，則三軍離心。而我軍則乘勝北上，攻城略地，必能平定中原。

  「然而，倘若我們不舉全國之力投入戰場，而是像從前那樣只出動少數部隊，輕率出擊，那就不足以成就大業，稍有失利便撤退，致使軍民疲憊，聲威受損。總之，屢屢出兵的結果，只能令戰力衰竭，絕非上策。」

  殷禮這個「全面開戰」的計劃，理論上是沒有錯的，因為東吳的綜合國力遠不及曹魏，所以小打小鬧根本沒用。想要戰勝曹魏，只能全面動員、傾盡國力，才有可能畢其功於一役。但是從實操層面來看，這個計劃卻顯得過於冒進，大有孤注一擲的味道，而且太過理想化，缺乏相應的後備方案——舉全國之力打一場戰爭，萬一最後失敗了怎麼辦？豈不是連自保都成問題？

  計劃好提，但孫權作為最終決策者，決心卻沒那麼好下。

  經過一番考量，孫權還是否決了這個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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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他之所以否決，既可以說是出於審慎，也可以說是出於保守。畢竟這一年，孫權已經六十歲了，過去的雄心壯志已然漸漸消泯。跟北定中原、統一天下比起來，毋寧說，孫權現在更在乎的，是如何鞏固自己的皇帝寶座，以及如何把現有的江山平穩地傳給下一代。

  即使雄才大略如曹操，在六十一歲那年打下漢中後，不也生出了倦怠之心，沒有乘勝南下、掃平益州嗎？孫權如今的保守與倦怠，跟當年的曹操基本上如出一轍。

  不過，保守歸保守，趁曹魏現在「主少國疑」，打一仗還是很有必要的，說不定能撈點兒便宜。

  這一年四月，孫權部分採納了殷禮的建議，雖沒有舉全國之力出戰，但還是派出了四路兵馬，從東、西兩個方向對曹魏發起了進攻：

  東線，命衛將軍全琮出建業，進攻壽春；由威北將軍諸葛恪予以策應，出皖口（今安徽懷寧縣東），進攻六安。

  西線，命征北將軍朱然出樂鄉（今湖北松滋市東北），進攻樊城；由大將軍諸葛瑾予以策應，出公安（今湖北公安縣），進攻柤中（今湖北南漳縣東）。

  可是，正如殷禮所言，打曹魏，不拼盡全力是沒有用的。眼下孫權四路出兵、兩線開戰，貌似聲勢浩大，實則出動的兵力並不多，對戰果也沒有特別大的期待，所以結果只能跟以前一樣——雷聲大雨點小。

  東線戰場，魏徵東將軍王淩和揚州刺史孫禮，聯手迎擊吳軍，與全琮所部在芍陂（今安徽壽縣西南）會戰。全琮戰敗，迅速撤退，只一個回合就偃旗息鼓了。而負責策應的諸葛恪，在六安似乎也沒有取得任何戰果。

  西線戰場，魏荊州刺史胡質從宛城出兵，輕裝急進，馳援樊城。當時城池已被吳軍朱然部圍困，屬下建議胡質說：「敵軍兵力不少，我們恐怕不宜太接近城池。」胡質卻道：「樊城城牆低矮，守兵又少，必須火速赴援，否則就危險了。」隨後，胡質率部進抵樊城，與吳軍在城下對峙。守軍原本惶惶不安，見援兵抵達，這才安下心來。

  然後，這場圍城仗一直打了一個多月，朱然攻不下城池，胡質也趕不走他，雙方陷入了相持狀態。而負責策應的諸葛瑾進抵柤中後，也沒能打下來，只是在城外襲擾抄掠。

  此時，司馬懿雖然已被剝奪實權，但畢竟還是朝廷的太傅和輔政大臣，身負社稷安定之責，且若想保持對朝政的影響力，避免進一步被邊緣化，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新的戰功。因此，於公於私，他都沒有理由在洛陽安坐不動。

  司馬懿旋即主動請纓，上奏曹芳：「柤中的漢人和夷人共有十萬之多，被隔在漢水之南，流離無主。而樊城被圍已一個多月，局勢危險，臣願出兵征討。」

  然而，司馬懿的奏疏呈上後，迎來的卻是一片反對之聲。

  據《晉書·宣帝紀》記載：「議者咸言，賊遠來圍樊，不可卒拔。挫于堅城之下，有自破之勢，宜長策以御之。」就是說，朝廷的主要決策者們都認為，敵人遠道而來，圍困樊城，難以在短時間內攻下。而且，他們在堅城之下受挫，已經顯露出不攻自潰之勢。所以，朝廷應該考慮的是用什麼樣的長遠策略禦敵，而不必在此時勞師遠征。

  史書沒有明說反對司馬懿出征的這些「議者」都是誰，但大概率就是何晏、丁謐那幫人。他們很清楚，司馬懿一出手，很可能會再立新功，這顯然不符合他們的利益。

  司馬懿據理力爭，再次上奏，說：「邊城受敵而安坐廟堂，疆場騷動，眾心疑惑，是社稷之大憂也！」（《晉書·宣帝紀》）

  「安坐廟堂」這四個字，用得十分巧妙。明面上，司馬懿是在說自己責無旁貸，不能坐在洛陽不動；暗地裡，卻是在嘲諷何晏、丁謐等人尸位素餐，只會在廟堂上爭權奪利，卻無視社稷安危。

  這番話說得大義凜然，不僅占據了政治上和道義上的制高點，而且暗中給反對者扣下了一頂大帽子。何晏、丁謐等人不便再反對，只好閉嘴。

  同年六月，司馬懿率軍南征，迅速進抵樊城。時值盛夏，南方炎熱潮濕，不利魏軍久戰，所以司馬懿一到，便命輕騎到吳營前挑戰。此時吳軍已在樊城外堅持了兩個多月，士氣低落，而對手則是剛剛投入戰場的生力軍，朱然自然不敢迎戰，只能閉營固守。

  司馬懿算準了這一點，開始對吳軍大打心理戰，一邊遴選精銳，組織敢死隊，一邊大張旗鼓，天天操練，擺出一副要大舉進攻的架勢。

  這一招果然奏效。朱然知道自己再待下去也撈不著便宜，且很可能被司馬懿一口吃掉，旋即在某日深夜悄悄拔營，撤出了戰場。

  司馬懿等的就是這一刻，遂命全軍追擊，在三州口（今湖北襄樊市襄陽區東）追上了吳軍，輕而易舉地打了一場勝仗。據《晉書》記載，司馬懿這一仗取得了豐碩的戰果，不僅「斬獲萬餘人」，且繳獲了吳軍的大量「舟船軍資」。

  當年七月，司馬懿凱旋。朝廷因功增加了他的食邑，與前共計一萬戶，同時把他的子弟十一人全部封為列侯。

  至此，一度被邊緣化的司馬懿又狠狠地刷了一回存在感。他不跟曹爽一黨玩下三爛的陰謀詭計，而是玩了一場堂而皇之的「陽謀」——用實實在在的軍功說話，用有目共睹的貢獻說話。對此，不僅朝野上下都很服氣，連曹爽及其黨羽也沒有話說。

  當然，「陽謀」也是謀，比如司馬懿出兵的時機就掐得很準。他主動請纓時，吳軍已在樊城打了一個多月，而等他到了戰場，又過了一個月，吳軍的戰鬥力和士氣必然低落，而魏軍在兵力和士氣上都占據絕對優勢，豈有不勝之理？

  所以，這回的軍功，與其說是司馬懿憑實力打出來的，不如說是憑權謀撈回來的。當然，權謀也是一種實力，而且是一種更可怕的實力。

  司馬懿的權謀，不僅體現在他運籌帷幄就可以決勝千里，更體現在他建立大功之後，仍能保持謙恭低調的做人之道——用《晉書》的說法，就是「勛德日盛，而謙恭愈甚」。

  他有一個同鄉叫常林，在朝廷擔任太常，年紀比較大，司馬懿每次見了他，都要恭恭敬敬行拜見之禮。以司馬懿的身份和地位，大可不必這麼做，可他卻願意這麼做，也樂意這麼做。

  古往今來的許多牛人，真正讓人佩服的地方，往往不是他們功業有多大、地位有多高，而是不論功業多大、地位多高，都能始終保持不驕不躁、戒慎恐懼的低姿態。

  司馬懿如此，清末的中興名臣曾國藩同樣如此。在曾國藩的日記和家書中，處處可見其超人般的道德自律和對子弟在立身處世上的嚴格要求；他把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求缺齋」，更足見其對「天道忌盈」這一中國傳統智慧的深刻領悟。

  同樣，司馬懿也不止一次告誡過自己的家族子弟，說：「功業太盛太滿，這是道家最忌諱的。一年四季有寒暑推移，就跟人生有福禍榮辱的變化一樣，我何德何能領受這麼大的功名富貴呢？老子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以此為準繩，差不多就能免於災禍吧！」

  月盈則虧，水滿則溢。這是大自然的規律，也是人世間的鐵則。所以，老子要倡導「日損」哲學，曾國藩要常常「求缺」，司馬懿要遵循道家思想，目的通通都是做減法，以免物極必反，招致災禍。

  老子在《道德經》中，還說過這麼兩句話：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

  「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

  深知什麼是雄壯強盛，卻安守雌柔謙卑的地位，甘願做天下的溪澗。

  一切都看得清楚明白，卻保持韜光養晦的狀態，將成為天下的範式。

  老子的這兩句話，從做官的角度來看，是一種很深的權謀；從做人的角度來看，則是一種絕頂的智慧。

  就此而言，「老謀子」司馬懿，可以說深得老子思想的精髓。

  這一年，東吳可謂流年不利，不僅在戰場上遭遇挫敗，還有兩個重要人物相繼去世：一個是太子孫登，於五月病故，年僅三十三歲；一個是重臣諸葛瑾，於閏六月病故，享年六十八歲。

  諸葛瑾長子諸葛恪，之所以在六安沒有取得任何戰績，估計就是因為父親突然去世，不得不倉促撤兵，回國奔喪。因諸葛恪之前已經以戰功封都鄉侯，所以孫權就讓他的弟弟諸葛融繼承了諸葛瑾宛陵侯的爵位，並統領其部眾，接替諸葛瑾駐防公安。

  諸葛瑾的去世，讓孫權失去了一位股肱之臣。不過，人生七十古來稀，在古代，活到六十八歲也算是得享天年了，所以孫權雖然惋惜，但還不至於太過悲傷。真正讓孫權難以承受的，是太子孫登的英年早逝。

  孫登十三歲就被立為王太子（八年後晉位皇太子），在儲君之位上坐了整整二十年。其間，他禮賢下士，處理政務謹慎得體，且多次勸諫孫權，對時政多有匡弼，可以說是一個稱職的太子。若非英年早逝，而是正常繼位，相信孫登會是一個合格的守成之君。倘若如此，那後來的東吳也就不會因皇權之爭而亂成一鍋粥了。

  孫權對孫登也一向寄予厚望，不料如今卻白髮人送黑髮人，遂悲痛到不能自已。

  孫登臨終前，還不忘給孫權上了最後一道奏疏，說陸遜、諸葛瑾、步騭、朱然、全琮、朱據、呂岱等人都是公忠體國的大臣，懇請孫權多加親近他們，「博採眾議」，聽取他們的諫言，同時「寬刑輕賦，均息力役，以順民望」，多多體恤老百姓。另外，還推薦了異母弟孫和，說他「仁孝聰哲，德行清茂」，可繼任太子。

  當孫權接到這份奏疏時，孫登已經與他陰陽永隔。

  看著兒子留在世上的最後的筆墨，孫權忍不住老淚縱橫，泣不成聲。此後許多年，每次提到孫登，孫權都會愴然涕下，哀不自勝。

  第二年，即東吳赤烏五年（公元242年）正月，孫權把時年十九歲的三子孫和立為太子。孫和之所以能夠入主東宮，一來是因為孫登的舉薦，二來是因為孫權次子孫慮十年前就病故了。換言之，原本排行老三的孫和如今已經變成了長子，繼任太子自然順理成章。

  可是，孫和雖然成了太子，但並不等於他的儲君之位就是牢固的。

  因為他還有一個同母弟孫霸，年齡和他相近，估計也就小個兩三歲（具體年齡史書無載），而且孫權對孫霸特別寵愛——儘管已將孫和立為太子，可對孫霸的寵愛卻絲毫不亞於孫和，所有待遇幾乎相同。這一點，無疑為日後的奪嫡之爭埋下了隱患。

  同年八月，孫權封四子孫霸為魯王，同時命尚書僕射是儀兼任魯王傅。

  是儀雖然成了孫霸的師傅，但理智和責任感告訴他，皇帝對孫霸的寵愛不亞於太子，這對孫霸並不是一件好事，對社稷更不是一件好事。

  於是，剛剛就任魯王傅沒幾天，是儀就上疏孫權，說：「臣私下認為，魯王天資聰穎，才兼文武，而今最適合他的，就是讓他出鎮地方，作為中央的屏藩和輔弼。這既符合朝廷禮制的規範，也符合海內臣民的盼望。而且，太子和親王應該有等級差別，如此才能維護上下的秩序，彰顯教化的根本。」

  然而，奏疏呈上，孫權卻不搭理他。

  是儀並不氣餒，又接二連三地上奏，可孫權始終不聽。是儀無奈，只好沉默。

  隨著孫權的拒諫和是儀的沉默，幾年後終將爆發的孫和與孫霸的「兩宮之爭」，就在此刻悄然拉開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