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懿「借刀殺人」，諸葛亮「大權獨攬」

  鹵城之戰後，司馬懿縮回軍營，再也不肯出戰了。

  雙方又對峙了一個月後，蜀軍的糧食終於告罄。諸葛亮萬般無奈，只好下令撤軍。

  得知蜀軍糧盡退兵，司馬懿大喜過望，立刻命張郃率部追擊，打算把一個月前丟掉的面子撈回來。

  沒有人料到，曹魏帝國碩果僅存的一代名將、縱橫沙場多年的車騎將軍張郃，歷經多次大戰都毫髮無損，竟然會在這場小小的追擊戰中丟掉了性命。

  諸葛亮的作戰風格一向沉穩謹慎，所以蜀軍班師自然是有條不紊的，絕不會給魏軍以可乘之機。而且，諸葛亮料定魏軍會派兵追擊，便在木門道設下了埋伏。

  木門道，位於今甘肅天水市秦州區西南八十里的木門村附近。這條古道，東西兩面雄山對峙，壁立千仞，中間只有一條寬約五十米的峽谷可通行，是一處絕佳的伏擊地點。

  張郃率部追至此處，「乘高布伏」的蜀軍「弓弩亂發」、滾石俱下，一支流箭射中其右膝。不久，張郃便因傷重不愈而去世。

  我估計，張郃所中的，很可能是無當飛軍慣用的毒箭，因毒性擴散才將他置於死地。若是普通箭矢，且只射中他的右膝，純屬輕傷，絕不可能奪走一位百戰宿將的性命。

  

  歷史上，張郃與另外四個曹魏名將張遼、樂進、于禁、徐晃並稱，被後世譽為「五子良將」。如陳壽在《三國志》五人合傳中所言：「太祖（曹操）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其中，張遼於黃初三年病逝於江都（治今江蘇揚州市），樂進早在建安二十三年便已病故，于禁在黃初二年被曹丕羞辱而死，徐晃於太和元年病逝，而張郃則是最後一位告別三國舞台的。

  隨著張郃的去世，當初追隨曹操南征北戰、為曹魏開國立下赫赫功勳的這五位將星，便悉數隕落了。

  值得一提的是，張郃之死，後人一直有一種懷疑，認為他是死於司馬懿「借刀殺人」的陰謀。

  懷疑的依據出自《三國志·張郃傳》裴松之注引的《魏略》。據該書記載，當蜀軍撤兵、司馬懿命張郃追擊時，張郃起先是抗命不從的。他給司馬懿的理由是：「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就是說，按照《孫子兵法》的說法，對被包圍的敵軍務必留下逃走的缺口，對撤退的敵人也不要追擊。

  當時，蜀軍是因缺糧而主動後撤的，之前還打了一場大勝仗，戰鬥力和建制都保存完好，在此情況下追擊肯定沒有勝算，且極易遭到埋伏，所以張郃的抗命是完全有道理的。

  然而，司馬懿不聽，還是強行命他出兵。張郃無奈，只好從命，結果就在木門道白白丟掉了性命。

  若《魏略》的記載屬實，那麼司馬懿借敵人之手殺死張郃的嫌疑就非常大了。

  因為明知諸葛亮十有八九會在險要地形設伏，還強迫張郃追擊，這樣的舉動很不正常，明顯違背用兵之道。而且，此時的司馬懿也完全具備除掉張郃的動機，理由如下：

  首先，張郃此前一直在夏侯淵、曹真麾下，長年在西線與蜀漢作戰，與來自中樞的司馬懿幾乎沒有任何交集，雙方缺乏足夠的了解和信任，難免發生齟齬。回顧前文，雙方至少有三次意見不合：一是張郃提議在雍縣、郿縣駐兵，被司馬懿否決；二是張郃挑頭反對司馬懿消極避戰的做法；三是司馬懿命張郃追擊蜀軍時他抗命不從。因此，司馬懿完全有理由將張郃視為異己。

  其次，從張郃的資歷和作戰經歷來看，他在西線魏軍中的威望是相當高的，否則當年夏侯淵戰死時他也不會被眾人推為臨時主帥。而司馬懿是直到此次戰役前才倉促「空降」的，威望本來便不如張郃，加之其消極被動的「烏龜戰術」又不被多數將士理解，甚至遭到嘲笑，最後硬著頭皮進攻蜀軍又遭遇慘敗，這對他的領導地位和權威無疑構成了極大的威脅。司馬懿若不設法改變這種局面，接下來該如何指揮這支軍隊？又如何抵禦蜀軍的進攻？

  最後，張郃是第一個站出來公然批評司馬懿「烏龜戰術」的。正因為有他這個威望甚高的宿將挑頭，軍中眾將才會紛紛站隊，給司馬懿施加了極大的壓力，而賈栩和魏平這兩個普通將領也才敢公然嘲笑身為帝國重臣和三軍主帥的司馬懿。所以，司馬懿必然會將自己威望受損、遭受羞辱的原因歸到張郃身上。換言之，在司馬懿看來，他若想坐穩主帥的位子，順利地指揮這支軍隊，不再讓屬下質疑他的戰略戰術並對他進行掣肘，那麼張郃就是他必須除掉的最大障礙。

  綜上所述，不論是從排除異己、樹立威望的角度，還是從「一山不容二虎」、維護領導地位的角度，司馬懿都有足夠的動機置張郃於死地。若縱觀司馬懿的一生行止，「權謀」二字可以說是貫穿始終、無處不在的。所以，略施小計幹掉張郃，對司馬懿而言實在不是什麼難事，更沒有什麼做不出來的。

  隨著蜀軍糧盡退兵，諸葛亮的第四次北伐也遺憾地落下了帷幕。

  此次北伐，從戰略層面來講，並未取得成功，因為它既沒有占領魏國的尺寸之地，又沒有對魏國造成任何威脅。不過，若是從戰術層面來看，這次出兵還是有價值的，它不但殲滅了一部分魏軍的有生力量，還射殺了威震一方的曹魏名將張郃，無疑在相當程度上提振了蜀軍的士氣，也增強了蜀漢上下繼續北伐的信心和意志。

  平心而論，這樣的戰績是可圈可點、不容抹殺的。

  諸葛亮於當年六月班師回朝，短短兩個月後，蜀國高層便發生了一場人事地震——身為蜀漢百官中的二號人物、次席顧命大臣的李嚴（此時已改名李平），突然落馬了。

  導致李嚴突然落馬的直接導火索，就是此次北伐的後勤問題。

  當時，李嚴的官職是「中都護」，原則上相當於蜀漢的最高軍事長官；諸葛亮出征前，又命他以本官兼署丞相府事務，即代行丞相職權。簡言之，諸葛亮不在，李嚴就是蜀國百官中的一號人物，所以後勤保障工作自然由他全權負責。

  當蜀軍在前線與魏軍對峙時，後方的糧道突遭連日大雨，糧食運輸遇到了極大困難，李嚴擔心糧草不繼要承擔罪責，便命部下狐忠、成藩假傳聖旨，命諸葛亮班師。等諸葛亮一退兵，李嚴又趕緊上疏劉禪，說大軍是佯裝撤退，目的是誘敵深入，伺機與魏軍決戰。

  而當諸葛亮率軍回到成都時，李嚴又假裝大吃一驚，質問諸葛亮說：「軍糧十分充足，你怎麼突然就退兵了？」同時，又打算讓一個叫岑述的糧食督運官背鍋，要把他殺了。

  李嚴的這些乖張舉動，說穿了，就是一個謊言需要無數個謊言來掩蓋。

  諸葛亮是何等精明之人，豈能被這些拙劣的伎倆蒙蔽？很快，他把李嚴這段時間所寫的親筆書信和奏章全都收集到一起，稍加分析就戳穿了李嚴的整個騙局。

  李嚴理屈詞窮，只能俯首謝罪。

  諸葛亮隨即上疏，歷數其「前後過惡」，然後罷黜了李嚴的所有官爵，並剝奪封邑，廢為庶民，流放梓潼（治今四川綿陽市梓潼縣）。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李嚴落馬，除了上述事件這個直接導火索，還有一個深層原因，就是他與諸葛亮的矛盾其實由來已久。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早年在荊州任職，以才幹著稱。曹操攻打荊州時，李嚴流亡入蜀，為劉璋所用，歷任成都令、護軍，於劉備攻蜀時歸附。劉備平定益州後，李嚴官拜犍為太守，因多次平定地方叛亂，並在當地興修水利，政績頗著，漸受劉備倚重，擢升尚書令。劉備臨終之際，託孤給諸葛亮和李嚴，並任命李嚴為中都護，「統內外軍事」，隱然有讓他制衡諸葛亮之意。

  然而，李嚴名義上是蜀漢最高軍事長官，實際上軍政大權都在諸葛亮手上，他這個「中都護」純屬有名無實。此外，自從劉備去世後，李嚴便常年駐守永安（治今重慶奉節縣東），直到建興四年才調任江州，始終遠離蜀國的權力中樞，可以說一直處於邊緣化的狀態。對此，李嚴心裡自然很不爽——同為先帝指定的顧命大臣，憑什麼你諸葛亮可以大權獨攬，我李嚴就得在一邊涼快？

  為此，李嚴走了一步棋，就是私下慫恿諸葛亮加九錫，晉爵稱王。此舉表面上是在巴結諸葛亮，其實是想把他架在火爐上烤。假如諸葛亮腦子不清醒，真的邁出這一步，勢必受到劉禪猜忌，也會令蜀漢的文武百官齒冷，從而讓諸葛亮失去皇帝的信任和朝野的擁戴。到那時，李嚴就可以聯絡百官一起扳倒諸葛亮，最終取而代之。

  可是，李嚴的如意算盤落空了。因為諸葛亮根本無意做權臣，而且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用心，遂嚴詞拒絕。

  至此，雙方的關係愈加緊張。

  當時，在朝中擔任尚書令的陳震跟李嚴是同鄉，他曾私下對諸葛亮說，「正方腹中有鱗甲」，即暗示李嚴這個人心術不正，遲早會生出事端。對此，諸葛亮當然心知肚明，但為了維護大局，他還是不想跟李嚴鬧僵，遂一笑置之。

  建興五年，諸葛亮準備發動第一次北伐，想調李嚴去鎮守漢中。李嚴卻推三阻四，根本不想去，還提出條件，要求諸葛亮劃出五個郡，成立巴州，讓他當巴州刺史。眾所周知，蜀國名義上是一個國家，實際上只有益州一塊地盤，下轄也就十幾個郡，你李嚴一口氣就要五個郡，還要另立一州，這不是明目張胆地另立中央嗎？諸葛亮當然不肯答應。

  於是，雙方矛盾加深，且有公開化的傾向。

  建興八年，曹真欲大舉進犯漢中，諸葛亮又命李嚴率兩萬人北上阻擊。可李嚴照舊拖拖拉拉，不把諸葛亮的命令當回事兒，還揚言說曹魏的司馬懿已經給他準備了高官厚祿，就等著他過去。

  諸葛亮知道李嚴是在討價還價，出於大局考慮，不得不擢升其子李豐為江州都督。李嚴得到好處，這才動身去了漢中。隨後，為了滿足李嚴的權力欲，諸葛亮又把漢中的軍政大權一併交給了他，以致百官議論紛紛，都說丞相太遷就李嚴了。諸葛亮只好對眾人解釋說：「大事未定，漢室傾危，與其去攻李嚴之短，不如用其所長。」

  第四次北伐前，諸葛亮之所以把李嚴調回成都，並讓他代行丞相之權，就是想填飽他的胃口，希望他別再生出事端。可諸葛亮萬萬沒想到，即便他一再讓步，李嚴依舊不安分，終究還是搞出了這麼一大攤事兒。

  之前李嚴搞的那些爭權奪利的小動作，儘管吃相難看，可畢竟沒有給朝政造成什麼損害，所以諸葛亮還可以容忍。但這一次，李嚴的所作所為已經完全突破了諸葛亮的底線——往小了說，李嚴是玩忽職守，欺上瞞下；往大了說，他破壞了蜀漢的北伐大計！

  所以，諸葛亮只能下狠手，徹底終結李嚴的仕途。

  隨著李嚴的落馬，諸葛亮就成了蜀漢唯一的顧命大臣，原本就已集中在他手上的軍政大權得到了進一步鞏固。正因為此，後世有不少人認為諸葛亮此舉是在搞權力鬥爭，排除異己。

  若單純從結果上看，李嚴一廢，諸葛亮從此再無掣肘，在政壇上也再無對手，的確有「大權獨攬」的意味。但我們應該看到，諸葛亮總攬蜀漢大權的目的，並不是像李嚴那樣滿足一己私慾，更不同於歷史上那些一手遮天、作威作福的權臣，而是為了蜀漢的國家利益，為了更順利地開展北伐，從而最終完成劉備「北定中原，興復漢室」的遺願。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嚴純屬咎由自取，怪不得諸葛亮；同理，「李嚴事件」的性質也並非爾虞我詐的權力鬥爭，而是諸葛亮在履行丞相的職責——整肅朝綱，清除害群之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