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周代之變遷

  周自平王至赧王之時，為東周。東周之時，復分為二：自平王之四十九年，至敬王之四十一年，是為春秋之時；自元王至赧王，是為戰國之時。「春秋」者，史書之名，而非時代之名，以相沿既久，姑循用之。西周之政教，至春秋時，有相沿而未變者，有蛻化而迥殊者，史家著論，多以為西周降至春秋，實為世衰道微之徵。

  《漢書·貨殖傳序》：「周室衰，禮法隳。諸侯刻桷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耆欲不制，僣差無極。」《遊俠傳序》：「周室既微，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陵夷至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強。」

  然就一王定製而論，誠有陵夷衰微之象，就中國之全體而論，未始非民主進步之時，世無一成不變之局，讀史者第當識其變遷，以明人民進化之階級，不必先立一成見也。

  春秋之風氣，淵源於西周，雖經多年之變亂，而其蹤跡猶未盡泯者，無過於尚禮一事。觀《春秋左氏傳》所載，當時士大夫，覘國之興衰以禮，

  《左傳》閔公元年載，齊仲孫湫來省難，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又襄公三十一年載：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宋之盟故也。過鄭，……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又昭公五年載：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

  「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不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

  決軍之勝敗以禮，

  《左傳》僖公二十七年載：[img alt="" class="inline" src="images/092716405301.jpeg" /]賈曰：「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搜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一戰而霸。又僖公二十八年載：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又，僖公三十三年載：王孫滿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又，宣公十二年載：隨武子曰：「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

  定人之吉凶以禮，

  《左傳》僖公十一年載：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造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干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又僖公二十三年載：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又文公十五年載：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汝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又成公十三年載：郤鑄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干也；敬，身之基地。郤子無基。」又襄公二十一年載：會於商任，錮欒氏也。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又襄公二十六年載：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

  

  聘問則預求其禮，

  《左傳》文公六年載，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

  會朝則宿戒其禮，

  《左傳》昭公十六年載：晉韓起聘於鄭，鄭伯享之。子產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供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執政御之；適客後，又御之；適縣間。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慎也，幾為之笑，而不陵我？我皆有禮，夫猶鄙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吾子之恥也。」

  卿士、大夫以此相教授，

  《左傳》文公十八年：「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臧文仲，姓臧孫，名辰，諡「文」，春秋時魯國執政。事莊、閔、僖、文四公為正卿。

  其不能者，則以為病而講學焉。

  《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

  此等風氣，至戰國時則絕無所見。故知春秋諸人，實以近於西周，淵源有自。故所持之見解，所發之議論，均以禮為最要之事也。管子者，儒家所斥為霸佐，不足語於王道者也。然其言之見於《左傳》者，則曰「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其所著之經言，亦以禮為四維之首。

  《管子·牧民》：「國有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逾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

  使此諸書，出於後人所偽造 ，何以後世之人，對於春秋一時代獨造出此等言論，而於其他時代，不一律造為此類言行乎？故春秋者，直接於禮教最盛之時代之後一時代也，又由禮教最盛而漸趨於衰落之一時代也。觀諸人之不知禮，不習禮，及誤以儀為禮，即可見其時之習此者已居少數。惟其流風餘韻，猶浸淫漸漬於人心，故衡量人物，往往以此為斷耳。

  周制之變也，首在列國之封域，周初千八百國，至春秋之初，僅存百二十四國，其數不逮十一。則厲、宣以降，諸侯之互相吞併，蓋已久矣。春秋之時，國之大者十。魯兼九國之地 ；齊兼十國之地 ；晉兼二十二國之地 ；楚兼四十二國之地 ；宋兼六國之地 ；鄭兼三國之地 ；衛兼二國之地 ；秦有周地，東界至河；吳滅五國 ，北境及淮，越又從而有之，弱肉強食，其禍酷矣。而諸小國並為大國，其國家之組織，社會之狀況，人群之思想，胥因之而變易。其胚胎於一國之文化，亦有漸推漸廣之勢。雜居之異族，為之同化；僻遠之新國，由是崛興。此皆互為因果者也。

  春秋諸國，併吞小弱，大抵以其國地為縣。

  《史記·秦本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鄭。」

  《左傳》宣公十一年：「楚子伐陳，因縣陳。」十二年又稱楚圍鄭，鄭伯逆楚子曰：「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孤之願也。」昭公十一年稱叔向曰：「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

  其縣之區域，大於《周官》所謂縣者，殆不止倍蓰 ，縣境懸遠，則特使大夫守之。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晉使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

  其職重於內地之大夫，故亦稱為守。

  《左傳》僖公二十五年：「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不食，故使處原。』」

  是原大夫亦稱原守也。其後或稱為命大夫。

  《左傳》哀公四年：「楚師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杜《注》：「命大夫，別縣監尹。」《正義》曰：「陰地者，河南山北，東西橫長，其間非一邑，特命大夫使總監陰地。」

  而楚之屬地，則特置縣尹或縣公以治之。

  《左傳》莊公十八年：「楚子克權，使斗緡尹之；以叛國而殺之，遷權於那處，使閻敖尹之。」襄公二十六年：「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又宣公十一年：「楚子曰：『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因滅國而特置縣，因置縣而特命官，封建之制遂漸變為郡縣之制，此政治變遷之至大者也。

  《日知錄》（顧炎武）：「《漢書·地理志》言秦兼併四海，以為周制微弱，終為諸侯所喪，故不立尺土之封，分天下為郡縣，盪滅前聖之苗裔，靡有孑遺。後之文人，祖述其說，以為廢封建，立郡縣，皆始皇之所為也。以余觀之，殆不然。《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公十五年，晉侯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成公六年，韓獻子曰：『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襄公二十六年，蔡聲子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三十年，『絳縣人或年長矣。』昭公三年，韓宣子曰：『晉之別縣不惟州。』五年，薳啟疆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又曰：『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二十八年，晉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哀公十七年，子榖曰：『彭仲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縣申、息。』《晏子春秋》：『昔我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榖，其縣十七。』《說苑》：『景公令吏致千家之縣一於晏子。』《戰國策》：『智過言於智伯曰：破趙，則封二子者各萬家之縣。』《史記·吳世家》：『王餘祭三年，予慶封朱方之縣。』則當春秋之世，滅人之國者，固已為縣矣 。《史記》：吳王發九郡兵伐齊，范蜎對楚王曰：『楚南塞厲門而郡江東。』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春申君言於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為郡便。』《匈奴傳》言趙武靈王『置雲中、雁門、代郡』；『燕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又言『魏有河西、上郡以與戎界邊。』則當七國之世，而固已有郡矣 。《傳》稱『禹會諸侯，執玉帛者萬國』，至周武王僅千八百國，春秋時見於經傳者百四十餘國，又並為十二諸侯，又並而為七國，此固其勢之必至也。」

  《說苑》，記述古代歷史故事的史書，專供帝王閱讀，主要目的用於勸諫。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劉向（約前77～前6）編。

  《郡縣考》（姚鼐）：「周法，中原侯服，疆以周索，國近蠻夷者，乃疆以戎索。故齊、魯、衛、鄭名同於周，而晉、秦、楚乃不同於周，不曰『都鄙』，而曰『縣』，然始者有縣而已，尚無郡名。吾意郡之稱，蓋始於秦、晉。以所得戎翟地遠，使人守之，為戎翟民君長，故名曰郡；如所云陰地之命大夫，蓋即郡守之謂也。趙簡子之誓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郡遠而縣近，縣成聚富庶，而郡荒陋，故之美惡異等，而非郡與縣相統屬也。《晉語》：夷吾謂公子縶曰：『君實有郡縣。』言晉地屬秦，異於秦之近縣，則謂之曰郡縣。亦非雲郡與縣相統屬也。及三卿分范、中行氏、知氏之縣，其縣已與故縣隔絕，分人以守，略同昔者使人守遠地之體，故率以郡名。然而郡乃大矣，所統有屬縣矣。其後秦、楚亦皆以得諸侯地名郡，惟齊無郡，齊用周制故也。」

  因列國之競爭，而田賦兵制，亦相因而變。

  《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為常，故曰初。」又成公元年：「作丘甲。」杜《注》：「周禮四邑為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出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賦，今魯使丘出之。」《左傳》昭公四年：「鄭子產作丘賦。」杜《注》：「丘當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子產別賦其田，如魯之田賦。」又哀公十一年亦稱：「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君子之行也，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齊桓之霸，尤重在變更軍制。

  《國語·齊語》：「管子對桓公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焉。以為軍令，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一軍，五鄉之帥帥之。」

  晉文御狄，則作五軍；成公賞功，則作六軍。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晉搜於清原，作五軍以御狄。」成公三年：「晉作六軍，……賞鞌之功也。」

  其後吳、晉爭長，至以甲車四千乘自豪。

  《左傳》昭公十三年：「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按杜《注》：「四千乘，三十萬人」，其數雖不確，即以二十五人一乘計之，亦十萬人矣。）

  亦周制之變更之大者也。

  兵事既重，則兵為專業，而工商之業以分，

  《國語·齊語》：「管子制國以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為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立三虞，山立三衡。」韋昭《注》：「此士，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為三軍。農野處而不暱，不在都邑之數，則下所云五鄙是也。」

  四民之名以立。

  《國語·齊語》：「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對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易。』公曰：『處士、農、工、商若何？』管子對曰：『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令夫士群萃而州處，……士之子恆為士；工群萃而州處，……工之子恆為工；商群萃而州處，……商之子恆為商；農群萃而州處，……農之子恆為農。』」

  按《周官·太宰》以九職任萬民，《考工記》稱「國有六職」，雖亦分農、工、商，而未嘗別立士之一職。

  《逸周書·程典》曰：「士大夫不雜於工商，（孔晁《注》：「商不厚，工不杇，農不力，不可成治。」）士之子不知義，不可以長幼；工不族居，不足以給官；族不鄉別，不可以入惠。」

  雖以士大夫別於農、工、商，亦未名為四民。四民之別，蓋在春秋之時。

  《榖梁》成公元年《傳》：「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

  雖所稱古者，與《管子》所謂「昔聖王」雲者，皆若不始於春秋之時。然士皆授田，則與農無別。別立士之名，必為授田之制已廢。故愚意春秋之時，授田之制漸廢，始有士、農、工、商之分。否則，無此區別也。

  《管子》，法家的代表作。後人托春秋政治家管仲（？～前645）之名而作。也是先秦典籍中保存我國古代經濟思想資料最為豐富的著作。

  軍旅之事，苟非危急，專業者率可不與。

  《左傳》宣公十二年：「士會論楚曰：荊屍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按此是楚國之兵已皆常隸營伍，國雖舉兵，不取之於農、商、工、賈也。

  業分而專，故多能者，

  《管子·山權數篇》：「民之能明於農事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蕃育六畜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藝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樹瓜瓠、葷菜、百果使蕃裕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能已民疾痛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知時曰歲豐且阨，曰『某谷不登』、曰『某谷豐』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民之通於蠶桑不疾病者，置之黃金一斤，直食八石。謹聽其言，而藏之官，使師旅之事，民無所與。」又《輕重甲篇》：「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

  而國家且竭力保護之。

  《左傳》昭公十六年：子產謂韓宣子曰：「昔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蓬、蒿、藜、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無強賈，……故能相保，以至於今。』」

  按鄭有保商之法，故其商人如弦高者，能卻敵而衛國，蓋前此之所未有。蓋國力膨脹，則各種職業皆因而發達，不獨兵事一端，為立國所重也。

  國家之興亡，影響於社會至巨，愚者推求其故而不得，則歸之於運數，而星相卜筮之術昌。觀《左氏傳》所載，多前知之言，如懿氏卜妻敬仲，知其將育於姜 ；畢萬筮仕於晉，決其子孫必復其始 ；虢公之奔，兆之童謠 ；曹社之亡，始以妖夢 ；以及季友手文 ，谷也豐下 之類，一人一家之休咎，均若有前定者。蓋其時之人考索興衰之理，不盡關於人事，故廣求之於術數，從而附會之也。然社會心理雖多迷信，而賢哲之士，轉因之而知盡力於人事。如季梁、

  《左傳》桓公六年：季梁告隨侯曰「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

  史嚚、

  史囂，周代封國虢國的大夫，生平不詳。主張重民輕神。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

  叔興、

  《左傳》僖公十六年：「隕石於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內史叔興聘於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

  臧文仲、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夏，大旱。公欲焚巫尪。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

  子產諸人，

  《左傳》昭公十七年：「鄭裨灶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十八年夏五月，「宋、衛、陳、鄭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十九年：「鄭大水，龍斗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萗焉。子產弗許，曰：『我斗，龍不我覿也；龍斗，我獨何覿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皆以人事為重，不以神怪之說為然。蓋同時有深於迷信者，亦有破除迷信者，不得專執一端以論春秋之風氣也。晉、楚之興，皆尚勤勞。

  《左傳》宣公十一年：「郤成子求成於眾狄。……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又宣公十二年：「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訓之以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則勤不匱。』」

  魯敬姜自勤紡績，訓其子以勤勞。

  《國語·魯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懼忓季孫之怒也，其以歜為不能事主乎？』其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汝。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噁心生。沃土之民不材，逸也；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維旅，牧相宣序民事；少採夕月，與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朝修天子之業命，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慆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晝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王后親織玄紞，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人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蒸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穆伯之絕嗣也。』」

  以一人之勞逸，即決一國之興亡，非當時各國社會之變遷有以啟之，不能體驗人事之因果深徹若斯也。

  春秋之時，蠻夷戎狄，雜處內地，各為風氣，與周之侯國人民迥然不同。

  《左傳》襄公十四年，戎子駒支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多為諸大國所滅。東夷之萊 滅於齊，根牟 滅於魯，南蠻之盧戎 滅於楚，西戎之蠻氏 滅於楚，驪戎 滅於秦，北狄之鄋瞞 、潞氏 、甲氏 、留吁 、鐸辰 ，以及東山皋落氏 等，咸滅於晉。其種人之酋長既亡，主權無屬，必同化於吾族，即存者亦多為大國所用。

  《春秋大事表》（顧棟高）：「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藩衛王室，卒得其用。楚莊欲窺覘王室而先伐陸渾，荀吳欲滅陸渾而先有事三塗，居然為王室之藩籬矣。」

  《春秋大事表》，清人研究《春秋》經傳的一部重要著作。

  此則春秋時文明漸推漸廣之徵也。孔子修《春秋》，以國家文教之差，為諸夏與夷狄之別，觀《公羊傳》釋荊、吳之稱，即見其義。

  《公羊》莊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二十三年：「荊人來聘，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又成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婁人，會吳於鍾離。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又定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

  蓋當時所謂蠻夷戎狄，初非異種，特其禮教政術異於華夏，故廣別其種類，以示貶斥。至於交通既久，文化演進，則亦不復別之。此雖《公羊》一家之言，然以之推測各地人民之進化，亦未必出於穿鑿也。

  隱、桓之世，齊、鄭最強，鄭居中原，齊則東方之大國也。莊、僖之世，齊桓稱霸，而晉、楚、秦三國相繼而興，其勢漸趨於西南矣。成、哀而後，吳、越復興，天下大勢，偏重南服。故春秋之時，實為文化自北而南之時。楚之先出自顓頊，固亦神明之胄；然自初封于丹陽 。傳至熊通，已十二葉十七君，而熊通猶自居於蠻夷。

  《史記·楚世家》：能通立，為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隨。隨曰：『我無罪。』楚曰：『我蠻夷也。……』」

  其文化之不逮北方諸國可知。至春秋而其國始大。

  《史記·楚世家》：「文十一年，齊桓公始霸，楚亦始大。」

  設官分職，雖多殊於周制 ，而名法往往與諸夏相同 。其人之深於學術者，如申叔之於教育，

  《國語·楚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

  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此義焉。」

  左史倚相之於史學，

  《左傳》昭公十二年：「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北方士大夫殆莫之過也。吳出太伯，固亦華裔，然至春秋，其民猶不知乘車及戰陳之術。

  《左傳》成公七年，楚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待楚人啟之，始與諸夏交通，其初之晦塞，蓋可相見。然自成公至襄公時，僅四十年，而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於《國風》、《雅》、《頌》之精義，言之無或爽者，其進步之速，又可駭焉。以吳例越，其文化當直接得之於吳，而間接得之於楚。范蠡、文種，皆楚人也。

  《史記正義》：「范蠡，楚宛三戶人。文種，荊平王時為宛令。」

  得此二人，而教士三萬，君子六千 ，勃然而興；而種、蠡之文章，至今炳然寰宇。其地運之將開歟，抑文明之由人而轉徙者，適逢其會也？所可疑者，楚之文化，東下而入吳、越，而其國固有之江南，轉無所得。

  顧棟高曰：「春秋之世，楚之經營中國，先北向而後東圖，其所吞滅諸國，未嘗越洞庭湖以南一步。蓋其時湖南與閩、廣均為荒遠之地，惟群蠻、百濮居之，無繫於中國之利害，故楚也有所不爭也。」

  顧棟高，清代學者，生卒事跡不詳。著有《春秋大事表》。

  湖湘靈氣，遂不能發泄於春秋之時；是則地勢之當衝要與否，實文化之關鍵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