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林往事

  墾荒者的足印——回憶耿淡如先生

  耿淡如先生是著名的前輩歷史學家，第一代中國世界史學科的開創者之一，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的奠基人，為後人留下了豐潤的學術遺產。作為我國老一輩的學者，耿淡如先生畢生致力於學術研究，尤其為中國西方史學史研究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記得先生生前對我們說過這樣的話：「一個人走在荊棘叢生的路上，大概是很吃力的吧？我們從事西方史學史的研究，情況也可能如此。但我們應不畏艱難，不辭勞苦，在這個領域內做些墾荒者的工作。比如墾荒，斬除蘆盪，乾涸沼澤，而後播種穀物，於是一片金色的草原將會呈現於我們的眼前。」先生這一段話也是他畢生矢志求索的一個縮影，我們願追隨這位先行者的足印，不斷進取，繼續耕耘，才能不致愧對先人，不致愧對中國的世界史，尤其是西方史學史事業的前程。

  「耿老不服老」

  餘生也晚。當我於1959年秋入復旦大學歷史系就讀的時候，先生已步入花甲之年。復旦大學托50年代初那次院系調整之福，把各地大學的不少精英都調進來了，以我系而論，那時名教授雲集，陣營十分強大，在中國史方面，有周予同、陳守實、譚其驤、胡厚宣、馬長壽、蔡尚思等；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耿淡如、王造時、陳仁炳、朱滶、章巽、田汝康等，其綜合實力，在當時可與北京大學歷史系相媲美。剛過弱冠之年的我，對他們總是仰視的，又從他們的教澤中獲益匪淺。

  那時系裡盛傳有「四老」：其中守老（陳守實）生於1893年，為最年長。其餘「三老」同庚，都生於1898年，其中的排行分別為：予老（周予同）1月生，三者中為最大；耿老（耿淡如）3月生，次之；谷老（周谷城）9月生，列老三。在他們三人中，「兩周」在走過一段艱難的路程之後，都曾經歷大地重光，有過劫後重生般的歡愉。

  相比之下，耿先生的人生軌跡卻要平凡得多，但也苦澀得多。1898年3月，先生出生於江蘇省海門縣的一個農家，在家鄉念完小學和中學後，進復旦大學求學，20年代末赴美留學，進哈佛研究院，歸國後在多所大學任職。1949年後，加盟院系調整後的我系任教授，迄至1975年7月9日逝世。我在歷史系讀本科的時候，先生距「從心所欲」的古稀之年不遠，但在那時，我們學生聽到這位老人最多的聲音卻是：「耿老不服老。」

  五六十年代是國內左傾思潮泛濫的時候，1958年「大躍進」的浪潮迄至我們1959年入校時仍有餘波，那些過於膨脹的和不切實際的科研計劃，也在復旦文科諸系蔓延，這之後又有1960年的「反右傾，鼓幹勁」，「耿老不服老」就是我在一次全系「反右傾，鼓幹勁」的大會上聽到的。我記得很清楚，全系大會是在新落成的校工會禮堂舉行的，全系師生都參加了，會場氣氛相當熱烈，尤其當系裡幾位老教師發言後，更是激發了全場蓬勃的氣勢。先生當然也發言了。進校後，我是第一次近距離地打量著這位老人：稀疏的頭髮，略顯花白；臉上的皺紋，略顯蒼老；有神的雙眼，目光犀利，略顯深邃；講話舒緩，慢條斯理，略帶鄉音。先生發言的具體內容，忘了，但「耿老不服老」的聲音卻響徹大廳，超越時空，迄至今日，催人奮進。

  

  青年時代的耿淡如先生

  先生真的是不服老的。他通曉多門外語，如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還有拉丁文，但他從不滿足。50年代初，在「向蘇聯學習」的口號下，各行各業齊行動，高校焉能例外，為了在教學與科研中更好地向當時視為最先進的蘇聯歷史科學學習，先生決心自學俄文。他有天生的學習外語的稟賦，通過自學，很快地掌握了俄文，並在教學科研中迅即發揮了作用。先生據俄文原版大學教材和相關資料，翻譯並編寫出世界中世紀史講義，後來他為了給高年級同學開設《近代國際關係史》選修課，又據俄文翻譯出版了三冊共60萬字的《世界近代史文獻》。

  先生這種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在其晚年尤甚。在他過世前二年，他因重病住院治療。在病房裡，他不顧病痛的折磨，堅持自學日語，很快地又能閱讀相關文獻，不由令人嘆服。關於外語學習，先生常給我開導，記得的有兩條：第一，要掌握一門外語，就像打拳一樣，在於不斷地「操練」，倘要儘快進入專業領域，可找一本適合的外文書通讀並選譯若干片段，這之後的路便平坦多了。第二，要多掌握幾門外語，倘僅為書面閱讀著想，他認為任何一門外語，都可以通過自學解決。在這方面，先生是我們學習的楷模。

  在五六十年代的復旦，老教授都是親臨教學第一線，直接為本科生授課的。先生在系上為學生講授世界中世紀史、外國史學史。我們那一級，世界中世紀史課由留蘇歸來的陶松雲老師上的，我最初在課堂上聆聽先生的教誨已是1961年2月他為我們班級上外國史學史一課時。先生為本科生開設的前述這兩門課，事必躬親，親自編寫教材，翻譯外文原始資料，繪製教學地圖等，總之是費盡了心血。令人感懷的是，先生始終堅守在本科生的教學崗位上，直至「文化大革命」發生，學校教學活動被迫中止。1965年年初，他因癌症開刀，動了大手術，原來孱弱的身體較前更為虛弱了。但他不服老，硬是以其病弱之軀，堅守在教學崗位上。我記得，在1965年前後一年多的時間裡，先生為本科生上課的情景：他從上海西南徐家匯天平路家出發，換乘幾輛公交車，趕往市區東北角的學校上課，颳風下雨，從不間斷，為學生講授「外國史學史」。我當時已是他的研究生，先生指定我擔任他的助教，自此開始了我個人的從教生涯。他總是早早地來到教員休息室，因患有嚴重的老年性肺氣腫，在坐定後便大口大口地喘著氣，不停地咳嗽，歇息後便與我說起了「閒話」，繼而又咳嗽不已，看了真叫人心痛。兩節課下來，先生總是氣喘吁吁，疲憊不堪，但我從來沒有聽到過他有一句怨言。課後，他又沿原路返回家中。我每次都送先生上車，那時風氣好，乘客見長者，沒有人不讓座的，待安頓好後，我方與先生告別，目送汽車向前開去……先生帶走的不過是晚輩的點點問候和微微心意，而留下的卻是前輩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風範。

  不久，「文化大革命」開始，他受到了迫害，被隔離審查，身心均受到摧殘。1973年，他癌症復發，又加上老年性肺氣腫的折磨，生命處於垂危之中。1975年7月9日，耿淡如師逝世。可嘆造化無情，上帝沒有給這位老人留下更多的時間，終於在距黑夜盡頭僅剩下一年又三個月（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的門檻上倒下了。他沒有像「兩周」（周谷城、周予同）那樣一起走進新時期。然而，「耿老不服老」的精神、他的教澤、他的學術遺產，將長留人間，總之，在西方史學史的領域裡，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雖只單槍匹馬，但我總覺得有一種無形的精神力量在指引著我，因此，我並不感到勢單力薄，因為我身後有一棵大樹。

  啟人心智 點石成金

  我是很相信緣分的，命運註定我此生要與西方史學史結下不解之緣。不是嗎？先生竟與我是同鄉，我的出生地海門縣正余鄉距他家真的很近。也許在冥冥之中，一雙無形的「上帝之手」把我們師生倆的西方史學史情緣牽連在一起。1964年9月，我考取了他的研究生，真的成了耿門的嫡傳弟子。先生招研究生（那時沒有學位制）過去只收世界中世紀史專業方向，從1964年開始獲准招收西方史學史專業的研究生，事實上我既是這一專業方向國內首名研究生和耿師指導的這一新專業的「開山弟子」，但也是先生培養的西方史學史方向的「關門弟子」。

  我們那時候研究生不多，歷史系就更少了。但先生高度重視新專業的課程設置，為我一人制訂了周密的培養計劃。我手頭留有當年的培養方案（初稿）一份，所開課程除政治與外語課外，專業方向課（包括基礎課與專門課）有下列幾門：近代西方史學史、現代西方資產階級史學流派、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西方史學原著選讀、專題研究等等，其指導方式，前三門均為「座談」，第四門為「答疑」，專題研究為「討論」。那時沒有像現在這樣「正規」，要正兒八經地選足多少門課，修滿多少學分。培養計劃中雖有5門課，除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課外，其餘課都由先生親自上的。其實，所謂「上課」，實為「聊天」，較為「隨意」和「自由」。回想起來，那種「座談」（即蘭克式的Seminar）的授課方式，對於培養我的獨立思考能力，頗有助益。耿師的這種授課方式是這樣進行的：先生每次提出要討論的題目，然後布置要看的書目，隔一周（或兩周），先由我報告讀書心得，學生講時先生不時插話或提問，話語不多，最後他有一些小結之類的話，言簡意賅，再布置下一次的討論題目……如此循環，反覆不止，它真是能啟人心智，比那種填鴨式的授課方式要好得多。我雖天資不優，但並不愚鈍，也算勤奮，自感在這種授課方式的熏導下，有了一點長進。就這樣，在與先生零距離「聊天」，或手把手的悉心教誨下，日積月累，時間不算太長，而先生卻要費盡心力，即便是頑石也成了金。

  先生的「啟人心智，點石成金」，在批改我的作業中也得到了印證。隨著先生上的課程，我總是不斷地寫一些讀書札記之類的文章，一次我寫了一篇關於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的札記，發回後，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先生的評語：「本文根據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發展過程，闡明史學為階級鬥爭的武器這個道理，講得頭頭是道。論旨正確，文筆暢達，雖算不了深入探索，也可稱佳作。所有細節上的問題，均見附貼標籤。」我還是有點自知之明的，這評語顯然是對我的一種鼓勵和鞭策，其實我的文章還是很稚嫩的。但透過這瀟灑的字體和褒揚的文句，分明顯示出老師對學生的無限期盼和殷殷囑託。

  先生對學生作出的批語，總是在稿邊貼條，把自己的意見寫在上面，他在我的上述這篇習作中，附貼標籤有30多處，或糾謬，或批註，或質疑。糾謬之處以糾正史實或改正錯別字為多；批註要言不煩，引而不發，點到為止，讓作者自己去思考；質疑之處，僅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為寫作者留下了廣闊的思考空間。

  我曾據先生生前所發表的論著、未刊講稿等材料，歸納先生的學術研究方法，亦是教書育人之道，大約有十條，特錄標題如下：歷史研究務必求實；弄清概念的基本含義，應是從事研究工作的第一步；要熟讀原著，認真領悟原著的精神；結合時代背景與社會特徵來考察史學的發展；注意研究西方史學的新陳代謝；注意歷史學家類型的分析；注意歷史學家作風的分析；採用標本與模型研究的方法；介紹先於批判；習明那爾是一種培養歷史學專業人才的有效方法（詳見拙文：《耿淡如與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載《史學史研究》2002年第4期）。先生之睿智，育人之門道，犖犖大端，難以言盡，以上所列，就我個人管窺所及，難免掛一漏萬。

  老驥伏櫪 志在千里

  先生早年留學美國。1929年入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其專業方向是政治歷史與政治制度。1932年歸國後，開始了大學教書的生涯，相繼在復旦大學、光華大學、暨南大學和大夏大學等高校任教授，講授西洋通史、政治史、外交史、政治思想、政治學以及國際公法等課程。與此同時，也從事時政評論，發表了大量關於國際問題的文章。

  1949年後，他從復旦政治系轉入歷史系，根據工作的需要，他專事世界中世紀史的教學工作，成績斐然，是50年代享譽國內的這一領域的專家。60年代初，他開始致力於西方史學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在迄至「文化大革命」前的這五六年間，先生為西方史學史的學科建設作出了開創者的貢獻。

  「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越到晚年，先生越加努力，老當益壯，像一個年輕人那樣，篤學矢志，奮發有為，始終在這開闢的新領域內辛勤耕耘，直至生命的結束。關於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奠立，學界有「南耿北齊」之說，這裡說的「南耿」，即是先生，「北齊」指的是北京大學齊思和先生，正是由於他們在60年代前期的共同努力，成為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學科建設的奠基者。

  先生為中國的西方史學史所做的奠基性工作，約略可概括如下：

  1.重視西方史學史的學科建設。先生在60年代初國內關於史學史的大討論中，率先提出「需要建設一個新的史學史體系」。此後，他不斷撰文，對此發表了不少真知灼見。先生有其言，也有其行。這個「行」，一是在我係為本科生開設《外國史學史》一課（當時忌諱「西方」一詞，實際上是西方史學史）；二是新招西方史學史專業方向的研究生，開當今招收西方史學史專業研究生之先河。

  2.主編《外國史學史》教材。先生是當時列入全國科學規劃的世界史學史項目主持人。1961年年底，為貫徹高教部關於編寫文科教材的精神，在上海召開了外國史學史教材編寫會議，會議一致決定由先生任《外國史學史》這部教材的主編。會議甫告結束，先生就為編纂新中國第一部的《外國史學史》教材（實為西方史學史）積極工作起來。據我所知，先生為編寫工作前期所做的西方史學著作（原著與研究性作品）的摘譯，從希羅多德至湯因比，輯錄起來，就可構成一部古希臘至20世紀西方史學的資料長編，可謂是西方史學史的雛形。此項工作因「文化大革命」而被迫中止，這或許是先生終生的一件憾事。

  3.翻譯西方史學名著。先生的著譯工作，在1949年前著述與譯事並舉，30年代就有大部頭的《近代世界史》譯作，著述成果更豐，比如，為紀念耿淡如先生百年誕辰，在台灣出版的《耿淡如先生國際問題論文集》，僅選從1933—1934、1946—1949年幾年間的國際問題論文190餘篇，就有百餘萬字，且文筆犀利，思緒如潮，如今讀來，深為先生年輕時的才華與多產所折服。1949年以後，譯事多產，著述甚嚴，乃至惜墨如金。關於翻譯成果，在其晚年頗盛，且多語種兼具，其中俄文的有《世界近代史文獻》、《世界中世紀史原始資料選輯》等，英文的有湯普遜的《中世紀經濟社會史》，古奇的史學史名著《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等，另還有其他語種的譯作。令人難忘的是，他在病中（癌症開刀以後），還抱病為我系拉丁美洲研究室翻譯西班牙文的《格瓦拉日記》等三本著作。

  耿淡如先生，終其一生，淡泊名利，勤奮治學，他常說的「謙虛治學，謙虛做人」的教導，更成了我畢生的格言。即使在病魔時刻纏身的時候，他仍在奮鬥、求索，以不向困難低頭，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關在「牛棚」里暗無天日的時刻，對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始終抱有信心。這裡插舉一例：「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校黨委副書記徐常太同志與先生同關在一間房裡，記得徐書記「文化大革命」後曾給我講起先生對他說的一段話：「常太同志，眼前的紛亂與不寧終會過去的，就像你的姓名所喻意的那樣，慢慢地會好起來，回歸到生活的常態：百姓總會過上太平安康的日子。」

  在這裡，我要說的是，無論是先生對教學和研究的執著與敬畏，還是他對人生和前途的通達與信念，對我，對我們的後一代，都是一種經久不息的精神指引，一種為後人永遠尋覓的墾荒者的足印。

  寫於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