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周谷城先生

  周谷城先生是「縱論古今，橫說中外」的史學大家，也是我的老師。關於回憶周先生的文字，夥矣。我的這篇小文，瑣憶幾次與周先生零距離接觸時的情景，作為一個學生對老師的深切緬懷與思念。

  我第一次見到周先生，是在1959年的秋天。那時，我剛跨進復旦大學的校門，是歷史系一年級的新生。說實在的，那時的復旦遠遠沒有現在那樣名聲顯赫，但倘說起1925年創辦的歷史系，其綜合實力卻足可與當時的北大歷史系媲美。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當時我系擁有一批像周先生那樣，在國內位居一流的著名教授。歷史系一年級學生有《世界古代史》基礎課，周先生親自為我們上這門課「前言」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只見先生西裝革履，戴著金絲邊眼鏡，真是風度翩翩。先生操著濃重的湖南益陽口音，侃侃而談。這對我們這些大多20多歲不到的小青年，尤其從祖國各地而來的同學們，似乎都有一種莫名的驚悚。儘管我們一時還不習慣先生的湖南口音，但他的宏論大體意思還是聽得懂，且很明白的，先生說的是：世界是多元的整體，早在古代就表現出多元的特徵；古代世界可以分為埃及、巴比倫、波斯、印度、中國和中美墨西哥六個獨立的文化區域，它們各自有特點，自成系統，齊頭並進……此番見解，與他在《世界通史》總論中的觀點是相吻合的。

  周先生對這門基礎課和第一次登上大學講台的李春元老師十分關注。記得有一次，李老師講課至中途，周先生從教室側門而入，依然是穿著西裝，很瀟灑的樣子，一聲不響地在課堂中「巡視」，還不時止步，翻看學生的課堂筆記，此時，那金絲邊眼鏡，一隻鏡架套在耳朵上，另一隻在眼前晃動著，嚇得初執教鞭的年輕教師，滿臉緋紅，言辭木訥。這樣的課堂「巡視」，周先生還來過多次。當時，我是《世界古代史》這門課的「課代表」，於此印象尤深，雖則與周先生是零距離的接觸，但卻沒有機會和他說過一句話。在那時我的眼裡，周先生是一座山峰，高不可攀；也是一條大河，源遠流長。

  20世紀80年代初作者（左二）與周谷城先生合影

  我第二次近距離接近周先生要等到粉碎「四人幫」後的那個春節。大年初五，我們去泰安路周先生家拜年，這是世界史教研室同仁的一次集體的活動，已故陶松雲先生也去了。記得那天天氣很晴冷，但陽光明媚，牆邊的小花尚未綻放。進得室內，書房溫煦宜人，一盆水仙開得爛漫。經歷了十年寒冬，我們終於迎來了春天。這天，周先生和師母穿的都是對襟中式棉襖。愉悅總在黑暗盡頭時，周先生見到我們聯袂來向他拜年，又逢新春佳節，自然顯得格外高興，與我們一起天南地北地聊了起來，談得最多的是振興學術、發展史學以及人才培養等問題。

  我們總是聆聽先生諍言，也不時有我們的師長輩與先生對話。由於歲月流逝，時間久遠，具體的談話內容都忘掉了，但於我個人的一點，卻依然留有印象。我當時雖已近不惑之年，但還是一名年輕教師，連講師都還不是，當然沒有我饒舌的機會。然而，話題來了，我一眼瞥見先生的書櫥邊上堆放著六卷本英文版的史學名著——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我想，放在手邊的，肯定是先生最近正在閱讀的書。我問周先生，這是最近在讀的書嗎？先生聽到有來訪者提起《羅馬帝國衰亡史》，頓時倍加興奮，好像遇到了知音一樣，滔滔不絕地說到了這部名著在西方史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又說到翻譯世界古史名著的重要性，先生一字一句地指出：「著書固很重要，譯書卻較方便，今後我們同世界的關係日益密切，著的史學固要增加，譯的史書亦始終不能排斥，也要隨著需要而增加。」這與周先生後來發表在《復旦學報》1978年第1期上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翻譯問答》一文中的意思是一致的。由此我想到，周先生為「翻譯問答」而重讀他已十分嫻熟的《羅馬帝國衰亡史》，令我們感動，先生為「翻譯問答」而歸納的八點意見，從整體要求、吉本文風與形式、譯序以及中譯本出版後的社會功能與學術意義等作了很精闢的分析，可謂是字字珠璣，未對吉本這部名著作過深入研究的人，那是無論如何也得不出像周先生那樣如此切中肯綮的灼見的。

  時至中午，我們起身告辭。出得書房，在庭園中師生合影，先生與師母居中，這次他戴的不是金絲邊眼鏡，而是一副墨鏡，這成了先生晚年留影的圭臬和範本。

  這次春節拜年，拉近了我與周先生的距離，頓覺先生像高山、像長河，但也不再陌生、也不再驚悚，更多的是景仰，真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嚮往之」。

  時過不久，又遇先生了，這次碰面，師生同游曦園，是真正意義上的零距離。為此，我需移筆，對建校80周年前奠建的曦園作點描述。從復旦正校門入內，朝右側一拐，即可進入園區。它占地不過畝余，但卻玲瓏剔透，荷塘、魚池、涼亭、曲橋，還有那翠竹、桃樹、紅梅、垂柳……把這座小園，裝扮得多彩多姿，此乃復旦邯鄲校區與校門西側的燕園，並稱兩處勝景，吸引遊人。

  這天，也是一個秋日，周先生是來校作報告的。先生在報告中首先指出，研究世界史的活動，總是遠遠落後於改造世界歷史的活動，這是一種很反常的現象。為此，他呼籲要重視世界歷史的研究，像復旦這樣的綜合性大學，應當設立一個世界史系。這也是他多年來的一個心愿，在當下世界史已提升為一級學科的今天，重溫先生的教導，重提先生的這個心愿，真是令我們振聾發聵，發人深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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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天周先生拄著拐杖，由其公子陪著，在我與建民兄的引領下，由望道路步入曦園。其實曦園的設計是開放式的，由四條小路，皆可通向園內。先生沿梅櫻坡步入園內，朝東邊一瞥，青松嶺上的卿雲亭，翼然屹立，就在眼前。再前面，就是荷塘邊上的讀書亭，學子們或在這兒書聲琅琅，或在這兒嬉戲玩耍。亭牆後面，由太湖石壘起的基石上，鐫刻著先生親筆書寫的「曦園」兩字，筆力遒勁，自成一體。先生在卿雲亭下漫步，連連說曦園好啊，半是自語，半是凝思。我在想，這曦園開放式的格局，青松嶺上登高遠眺，無不與先生海納百川的胸懷、博大精深的氣派有其相通之處。是的，一代又一代的復旦學子，從曦園走出來，邁步在光華大道上，而這又與世界貫通。不是嗎？

  這次零距離與先生的接觸，有師生合影照一幀，這是留給我的一份珍貴的記憶。先生年近九十，老而彌堅，精神矍鑠，思路清晰，充分顯現出了「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的高遠境界。確是這樣，從這開始至他謝世的十多年間，先生為祖國的文化建設事業做了多少事，作出了多大的貢獻，恐怕一時也難以說得清楚，在20世紀的中國學者中，能與他比肩的恐怕不多，真的不多。周先生以他的百年生涯，為我們樹立了「師者風範，學界楷模」的崇高形象，這是我的，也是我們大家的取之不竭的精神遺產。

  此文寫於2013年12月，文中提及周先生題寫的「曦園」石碑，現已移置望道路西首路口入園處，字體顏色也由原先的紅色漆成了綠色。其實在1984年曦園初建時，校內道路似乎還未命名，這裡說及的望道路，是為了現今讀者閱讀時的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