篳路藍縷 以啟山林——郭聖銘先生與《西方史學史概要》

  郭聖銘先生是中國世界史研究的一流學者，著述甚豐，領域亦廣，最近又出版了他的《世界文明史綱要》（古代卷）、《世界文明史綱要》（近代卷），在坊間流傳；郭先生又是中國西方史學史學科的奠基者之一，其開山之作《西方史學史概要》，即便在「繁花似錦」西方史學史作品紛出的當下，也沒有失去它的光彩；郭先生更是我的良師益友，從改革開放之初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在這將近20年的時間裡，他是我「同飲一江水」、就近求教的一位「良師」，在西方史學史領域，為我傳道、授業、解惑，一位謙和、達觀、真誠的摯友。20年來，每逢新春佳節，互道一聲「新年快樂」，恍如昨日，總是難以忘卻。

  郭先生於2006年4月逝世於美國，至今已近八年矣。這裡發表的是我多年前學習《西方史學史概要》一文的札記，聊表緬懷與思念之情。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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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了郭聖銘先生編著的《西方史學史概要》以後，感到十分高興。這部書的出版，不僅為百花盛開的史學園地增添了一朵奇葩，更為西方史學史的研究，作出了具有開拓性的貢獻。

  在我國，西方史學史的研究相當薄弱，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對西方文學史、哲學史乃至美學史的研究，在60年代前後，都曾取得可觀的進展，並出版了一些專著或教材。令人遺憾的是，唯獨對西方史學史的研究卻一直處於後進狀態。這方面的文章，寥若晨星；有的也因受左傾思潮的影響，給人們的知識是支離破碎，甚至是不夠確切的。1961年，有關方面重視了這一問題，並著手商討合編這方面的教材與資料。1963年後，由吳於廑先生主編的《外國史學名著選叢書》陸續問世，到1966年已有希羅多德的《歷史》、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等六種與讀者見面，合編教材與資料翻譯的工作也已著手進行。正當西方史學史的研究工作微露起色之際，十年內亂卻把它打入了「冷宮」。目前，對西方史學史的研究，我們幾乎又得從頭做起。在西方，雖然也有人寫過名為「史學史」或「歷史編纂史」一類的作品，但是，這些能不能作為我們編寫外國史學史的圭臬，還是值得考慮的。在我國，這方面的編著幾乎一本也沒有。目下，郭聖銘先生的《西方史學史概要》（以下簡稱《概要》），為我們提供了這方面的最初嘗試，應當引起史學界，尤其是史學史研究工作者的充分重視。

  二

  《概要》是一部貫通古今的西方史學史。通讀全書，我們可以獲得西方史學發展的完整圖景，這大體可表述如下：

  西方史學導源於古希臘。「荷馬史詩」，為人們展示了古希臘人從氏族公社過渡到奴隸社會時的最初情景，但它畢竟不是純粹的史學著作。直到公元前六世紀，愛奧尼亞「紀事家」出世，古希臘史學方才正式萌芽。史學的真正奠基者是希羅多德，他在西方被稱為「歷史之父」，他的不朽之作《歷史》，堪稱為「西方歷史上第一部比較完備的歷史著作」。（《概要》21頁，以下引本書只注頁碼）修昔底德與希羅多德相比，雖屬同一時代，但他把古希臘史學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不愧是「歷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實態度的歷史學家」（26頁）。然而，「尤其重要的是，古希臘的歷史學家在史學理論方面進行了許多探索，他們的史學思想流傳了下來，深深地影響到後世史學的發展。」（35頁）古羅馬史學在仿效、繼承古希臘史學的基礎上，取得了新的成績。隨著公元476年西羅馬帝國的滅亡，西方史學中的「古典史學」傳統中斷了。從這時至文藝復興前夕，西方史學處於宗教愚昧和神權政治的籠罩之下，發展極其緩慢。從14世紀發端的西歐文藝復興運動，不僅是人類文明史上的一次偉大的變革，而且也標誌著西方史學發展的新階段，這一時期湧現出了像馬基雅維利等一批傑出的人文主義歷史學家，「他們衝破了基督教神學的束縛，鄙棄那種虛妄的、錮蔽人心的宗教史觀，反對把《聖經》中那些荒誕無稽的傳說當做歷史，反對那種以猶太史和教會史為中心的世界史體系。」（87頁）人文主義史學標誌著近代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的發端。到了近代，西方史學有了長足的進步，表現在：歷史編纂領域的擴大，研討歷史所持的理性主義態度，歷史觀念的演變以及近代歷史哲學的興起，歷史研究方法的改進乃至歷史輔助學科的興起等。18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史學的中心在法國，啟蒙運動大師伏爾泰的「史學思想和著作，曾廣泛影響到這時期的英國、德意志和北歐諸國」。（125頁）19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史學中心則在德意志，蘭克（郭先生稱為「朗克」）是當時最有影響的歷史學家，他們標榜「客觀主義」和用「科學態度」來研究歷史而聞名，更重要的是，「朗克及其弟子還形成近代西方史學中一個最重要的學派，即『朗克學派』……直到現在，有許多資產階級歷史學家都，還把朗克當做正宗嫡祖。」（159頁）19世紀70年代以後，隨著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史學也開始沒落，「不過，這時也還有一些資產階級歷史學家從事於考古發掘、古文字的譯讀、歷史專題的研究和論述、史籍的整理以及多卷本綜合性歷史著作的編纂。他們所積累起來的資料，對我們仍有參考價值」。（186頁）

  《概要》所述，始於古希臘，迄於20世紀上半葉英國史家湯因比，上下兩千多年。作者用洗鍊的筆觸，有限的篇幅，為讀者勾勒出了一部從古至今的西方史學發展與演變史。從內容講，今古相當，並不厚此薄彼；從地區講，以西歐諸國為主，但也有相當篇幅敘述東歐地區的史學，從中世紀的拜占庭史學到波希米亞、波蘭、匈牙利，直到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初年的俄國史學。美國的資產階級史學從18世紀開篇，對南北戰爭後的美國史學則給予更多的關注。這樣的處置，是符合西方史學發展實際的。總之，《概要》既為初學者提供了西方史學史的一般知識，也可為深造者提供途徑。尤其是「附錄」所列的「西方史學名著要目」，分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與國別史、史學理論與史學方法、史學史等五大類，開列240餘位歷史學家近300部作品的篇目，每篇均附有中外文書名對照，如同一個人步入曲徑幽深、千門萬戶的「迷宮」，前有燭光引路一樣，使你不致迷失方向，容易找到門徑。

  三

  《概要》注意把西方史學的發展放到特定的各個歷史階段中。

  史學屬於意識形態的範疇，一般說來，它是由某一歷史階段的經濟與政治所決定的。作為意識形態的史學，一經形成之後，也有其相對的獨立性，有其本身所特有的發展規律。但是，它不是突兀而起的空中樓閣，也不是無所聯繫的單線發展，正如《概要》作者所說，史學總是一定社會條件下的產物，「無論在哪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階級鬥爭的形勢，以及當時所流行的哲學思想，政治學說，倫理觀念等等，都會在史學中得到反映」。（7～8頁）總之，應當把西方史學的演變放到特定時代的政治、經濟以及意識形態領域各個方面的相互關係中加以考祭。《概要》正是力圖這樣做的。

  在寫法上，作者在詳述一國或一個地區的史學之前，一般都有一段「引論」作為時代背景，或點明政治形勢，或略述經濟狀況，或揭示時代思潮，或概論文化興衰，筆墨不多，但給讀者的印象卻是深刻的。接著再談這一時期史學的進展，也就易於為讀者所接受了。例如，古希臘史學為何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湧現出了像希羅多德、修昔底德以及色諾芬等這樣一批卓越的歷史學家，這是因為奴隸制經濟的高度發展為它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奴隸主民主政治的發展，為它提供了廣闊的歷史舞台。（16頁）

  又如，西歐中世紀史學為何發展極其緩慢，甚至卻步不前？這是因為，自公元五世紀後，「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被以基督教神學為核心的封建文化所代替。聖，奧古斯丁的宗教信條和托馬斯·阿奎那的神學體系，被正統教會和世俗封建主奉為官方哲學，用以鉗制人民的思想。……中世紀的歐洲宗教愚昧和神權政治籠罩著一切，文化陵夷，民智閉塞。」（65頁）所以，史學也就只能淪為神學的婢女了。文藝復興運動時期的西歐史學又開始勃興，不僅因為這一時期的人文主義史家開始打破了基督教神學的束縛，而且與那時大學的興辦、擴充以及印刷術的廣泛應用等文化事業的發展息息相關的。（88頁）

  再如，《啟蒙時期歐洲各國的史學》一節，作者指出了這一時期歐洲思想界的巨大變革，「各國的先進思想家揭櫫理性主義，宣傳普及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憧憬自由和民主，反對封建制度和宗教迷信，要求建立新的合理的社會秩序。他們在當時起了啟蒙作用，播下了革命的火種」。（118頁）這「火種」在史學的領域內也產生作用了。由於著者在啟蒙時期這一時代思潮下來談史學的，不僅書中對本階段史學特徵的歸納使人折服，而且下述的各國史家及其作品的分析，也就有了一個確鑿可信的歷史依據了。

  四

  《概要》十分突出地總結了西方歷史編纂學的成果，但也注意史學史其他方面內容的敘述。

  西方的歷史編纂，在長期的演變過程中，也形成了與我國古代史書大體相類似的三種形式：以年代為中心的編年體，以人物為中心的傳記體，以事件為中心的敘述體。但在發展過程中，並未形成鼎足之勢，而是以敘述體為正宗的編纂體例，似乎顯得單一些。敘述體是由希羅多德在《歷史》一書中確立的，後來修昔底德撰《伯羅奔尼撒戰爭史》，把敘事與編年結合起來，使敘述體更趨完整。但古希臘的歷史著作還沒有達到通史階段，羅馬統一地中海地區之後，才出現了波里比阿的通史著作。他寫的《通史》，不僅是羅馬的歷史，而且也是他所知道的那個世界的歷史，已粗具通史規模。至羅馬帝國初期，李維撰《羅馬史》時，通史體例則最終確立。其書凡142卷，始自羅馬建城，迄於作者所生活的奧古斯都時代，上下綿亘長達七八百年之久，「這種把上下古今都融匯在一起的通史著作，當時在西方是一個創舉」。（43頁）如以李維著《羅馬史》算起，西方出現通史體例則較我國首創通史體例的司馬遷的《史記》，大約要晚一個世紀左右。羅馬時代的傳記體也卓有成就，普魯塔克的《希臘羅馬名人合傳》、蘇托尼厄斯的《羅馬十二帝王傳》，都成了日後西方傳記體史書的權輿。塔西陀的《編年史》也是為後人稱譽的編年體史書。

  西方的歷史編纂學到了中世紀曾一度衰微。編史者，幾乎都是修道士；其內容，不是上帝就是教會，論體裁，則大多是單調無味的年代記與編年史，而敘述範圍，多半是地區性的，絕少通史之作。這種情況，到了「地理大發現」時代開始發生了急遽的變化，作者在《地理大發現和世界史的編纂》一節中，對此作了專門的敘述。他寫道：「到了地理大發現時期，西方才開始對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有較多的了解，並且開始研究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歷史。」（111頁）作者認為，「地理大發現給歷史學家打開了廣闊的天地，使他們注意到史前史、文化史、人類學、民俗學以及比較歷史學的研究，並且可以在國別史的基礎上編寫出綜合性的世界史。」（113頁）但這一時期西方資產階級學者編寫的「世界史」，是恪守「西歐中心論」錯誤體系的，應當予以擯棄。及至伏爾泰撰《路易十四時代史》、《論各國的立國精神和禮俗》等，才衝破了西方史學中的政治軍事史傳統，開文化史之先河，使西方的歷史編纂學又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時代。

  《概要》除了講西方歷史編纂學的演變，也注意挖掘史家的歷史哲學，注意考察某一時代的史學思想。例如，作者對被西方學者稱為「客觀」史家的修昔底德，則深刻地揭示了他的歷史哲學（28頁）。他頌揚伯里克利的穩健政策，而對克里昂的某些措施頗有微詞，這說明他是愛憎分明，有所褒貶的（29頁），他是要「擎起歷史的火炬，引導人類在摸索中的腳步」（29頁），羅馬史家塔西陀自以為能「不忿不偏」地秉筆直書，其實他也有自己的歷史哲學，《概要》作者寫道：「他留戀羅馬過去那種貴族共和制的政體，而對於當時的帝制深為不滿。他認為；在共和時期，羅馬公民是忠勇愛國，崇尚道義，並享有自由的；但到了帝制時期，由於專制壓迫，自由遭到壓抑。昔日羅馬的立國精神已經亡喪，世風日下，人們便習慣於唯唯諾諾，因循苟且了。他追慕羅馬歷史上那些建功立業的英雄人物，而痛恨那些專制帝王，以及宮廷中那一群奴顏婢膝，阿諛迎奉的佞臣。」（48頁）據此，人們對常常說到的塔西陀的著作是「懲罰暴君們的鞭子」一語就有較深的認識了。

  《概要》作者認為：「有系統的歷史哲學的興起，乃是近代的事。」（136頁）於是，作者在近代列了專節加以敘述，從西方第一個試圖論證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哲學家維科至法國啟蒙思想家孔多塞。

  作者也約略提到了歷史上史料積累與保存的情況以及史學方法論方面的著作。文藝復興時期瓦拉關於《君士坦丁的贈與》這一歷史文件的辨偽，作者是從史料學與史學方法論角度介紹的。（91頁）十九世紀著名德國史家蒙森彙編的洋洋大觀的《拉丁文銘刻集成》（15卷），是研究羅馬史非常珍貴的資料。（196頁）尤其是，《德意志史料集成》與《不列顛史料集成》都是西方史學上兩部極其浩瀚的史料彙編，作者記述了它們的內容以及編纂經過。（152頁、199頁）近代德國史家伯因漢的《史學方法論》以及法國史家朗格羅瓦和瑟諾博斯合著的《史學研究方法導論》，都是研究史學方法的名著，作者認為這些書「論述歷史學的對象和任務、史學方法、史料考證、歷史的綜合和編寫，其中有很多精闢的見解。直到現在，仍是史學方法論的權威著作之一」。（197頁）

  五

  《概要》的寫法采評述體。綜覽全書，作者大致採用的原則是；介紹先於批判，或邊介紹、邊批判。可以看得出，不管是哪一種情況，作者的重點是放在忠實的介紹上，書中對西方許多重要史家或史學流派所作的介紹，不論是成就還是不足，都是在經過深思熟慮之後下筆的。比如，作者對吉本的歷史著作的特徵，作了如下幾點介紹：繼承並發展了古代史學家的優秀傳統，善於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善於綜合歷史事實，他的《羅馬帝國衰亡史》是一部體大思精的通史著作，使歷史成為引人入勝的、最普及的讀物。（134頁）這個歸納絕不是信手拈來的。但忠實介紹決不等於客觀主義，如作者在介紹蘭克的史學觀點與史學方法時，說其撰史宗旨必須「如其實在所發生的情形一樣」，又一針見血指出這是資產階級的「客觀主義」（156頁）；介紹其重視第一手資料，但又明確指出蘭克藉口史料高於一切，把歷史學變成了史料學（157頁），如此等等。邊述邊評，夾敘夾議，顯示了馬克思主義史學與蘭克標榜的資產階級「客觀主義」的原則分野。《概要》有關美國史學中的「邊疆學派」，德國史學中的「普魯士學派」等介紹，也是這樣著筆的。

  我以為，在對待西方史學遺產上，不加批判地盲目崇拜、照單全收固然有害，但不加分析地一概斥之為荒謬，拒之於國門之外的做法，也不足取。我們需要採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鑑別分析，實事求是，有所肯定，有所揚棄。《概要》在這方面還是做得比較好的。例如，作者對湯因比的史學理論及其影響就是如此。昔日，我國史學界對湯因比的「文化形態史觀」（亦稱「歷史形態學」）多持否定態度。《概要》並沒有沿襲簡單的擯棄法，作者首先原原本本地介紹了湯氏這種史觀的一些說法，繼又探索了這種理論的淵源關係，同時也指出了這種史觀的「主觀唯心主義」的本質（244頁），最後仍恰如其分地肯定了湯氏對西方史學的影響：「至少在某種程度上，他叫西方人睜開眼睛，看到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世界不就是歐洲，也不是歐洲的擴大；在西方文明以外，世界上還存在著許多其他偉大的文明。」（246頁）這種說法是中肯的，因而也是可取的。

  《概要》在寫作上還有一個重要的特色，那就是它文字洗鍊，文筆暢達。簡練的文字，顯示了作者高度的概括能力和文字素養，請看作者在介紹「古羅馬三大史家」之一的薩魯斯特的生平時，是這樣寫的：「他是一位政治上的顯赫人物，曾當選為公元前52年的保民官。當時羅馬黨爭激烈，他在政治上追隨愷撒，而與西塞洛積怨甚深，互相攻訐不已。當愷撒與龐培進行決戰時，他曾伴隨愷撒前往北非，直接參加了消滅龐培餘黨的戰役。接著，薩魯斯特被任命為駐弩米底亞的總督。他在總督任內搜颳了大量錢財，回到羅馬營建了一座特別豪華的別墅，結交文人學士和權貴人物。及至愷撒被刺，他失去了政治上的靠山，乃息影林園，專心著述。」（38頁）文約事豐，言簡意深。此類敘述，全書隨處可見。

  本書是一本講述西方史學的書，但讀來很少見到令人頭痛的歐化式的長句，句子流暢自如，絕無佶曲聱牙之感。究其因，一個重要的原因是譯文暢達，《概要》所徵引的外文原著，一般並不採用現成的譯文，而是另擇善本，精心譯就，並努力追求「雅」的效果。這裡引用一例，以見一斑。作者引用西塞洛對愷撒所撰的《高盧戰記》的一段評論，譯文如下：「此書敘事明快，開門見山，而且引人入勝，因此它理應受到最高的讚賞。它的文章樸質自然，絕無半點雕琢的痕跡。這恍如天生麗質，毋需衣飾增美。……在歷史著作中，再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東西，比這種一清如水，簡明扼要的文筆更令人悅目賞心了。」（40頁）著名的古典史學名著《高盧戰記》理應得到如此高的評價，而《概要》的作者似乎也在努力追求這樣的意趣。是的，簡明扼要，引人入勝的文筆令人賞心悅目，而句子拖沓，結構混亂的文字使人頭暈眼花，乃至不能卒讀。我國史書歷來就有講究文字的好傳統，司馬遷的《史記》，司馬光的《資治通鑑》，在這方面都為後人提供了範例。重視史著的文字表達，力求把它寫得清順可讀，引人入勝，應當引起史學工作者尤其是治外國史者的重視。《概要》作者為之作出的努力，是值得讚許並效法的。

  六

  拓荒者的工作是艱難的。郭聖銘先生的《西方史學史概要》已為我們作出了這樣開創性的工作，雖則它尚待充實、提高、深化，但作為《概要》，它已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我們深信，有了這第一部，就必定會出現第二部、第三部……；有了《概要》，就必定會產生鴻篇巨著。雖然目前西方史學史的研究尚處在起步階段，不過我以為白壽彝先生早在六十年代初提出的「中國史學史的研究，首先是要闡明我國史學發展的規律」（《中國史學史研究任務的商榷》，載《人民日報》1964-02-29）的見解，原則上也適用於西方史學史的研究。的確，研究西方史學史，也應當首先闡明西方史學發展的規律，而不能把它搞成單純的書目答問，要籍解題或史家列傳，在這方面，已出版的中國史學史作品成功的經驗與失誤的教訓可資吸取。如果我們這樣做了，可以使尚處在草創階段的西方史學史，從一開始就走上穩步前進的道路。《概要》作者在「緒論」中，也清醒地意識到史學史的研究要揭示史學發展的規律（8頁），只是力不從心，未能在書中一展宏旨。然而，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概要》在西方史學史的介紹與研究中所作出的貢獻，將會與日俱增。重要的是，前人已為我們開了路，有志於此的後來者，應該為此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成績。

  本文原載《史學史研究》198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