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中國西方史學史之一頁——記譚英華先生

  譚英華教授逝世了，可我總覺得他還活著。我相信，一個以他的言語與行動去殉他的事業的人是不會死的。是的，他為之奮鬥的事業，凝聚著他畢生的心血，他的華章創造了自己的生平，他的文字，留下了他的足印，他在人們的心目中，早已鑄就了一座不朽的學術豐碑。

  餘生也晚，我與譚先生相識是在1984年。是年8月，在成都四川大學召開了西方史學史教材編寫會議，譚教授以主辦者的身份，成功地舉辦了這次會議。此後十多年間，他視我為朋友與同行，我把他當作我的前輩與老師。

  譚先生患病多年矣，無時不在牽動著我的情懷。今年2月，農曆春節前夕，我特地叫我的一位研究生曉群從上海到成都登門去探訪他，並轉致我的問候。我的學生回來說：教授思維清楚，言談甚健，只是行動不便而已。我暗自慶幸：先生又度過了一個嚴冬，等到春暖花開的日子，大概又可坐在輪椅上出外賞花了。但萬萬沒有想到，卻在3月12日接到了他於10日逝世的唁電。驀地，驚愕、悲痛與思念之情交織在一起，久久地難以平靜。這裡追記在1985年這一年中，我與譚先生三次會見的情景，以寄託我的哀思，領略他的長者風範與學術貢獻，並企望從一個側面反映中國的西方史學史研究在1985年的進展。

  一

  3月，北京。

  3月初，首都的氣候依然寒冷，風也很大，街上行人多是清一色的冬裝，但在民族飯店的會議室里，好一派熱氣騰騰的景象。原來，由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倡議並主持召開的中外史學史座談會正在這裡舉行。

  3日上午，全體會議。「當前，思想文化界的極左思潮正在清除，面向世界的原則日益受到重視，中外文化交流趨向頻繁，信息傳播愈益便捷。這一切為我們的學術工作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展望未來，前景令人鼓舞。」全場屏靜，聚精會神地注視著報告者。看來，他的開場白歸納得體，條理清晰，一下就抓住了與會者。

  他，瘦削的臉龐，微癟的雙腮，深凹的皺紋，似乎都在訴說著他那飽經滄桑的經歷。但透過一副老式的眼鏡，他的目光還是顯得有力。他雖略顯蒼老，但不失儒雅風度，雖年邁卻不老態龍鍾，這就是四川大學歷史系譚英華教授。他生於1917年，時年已68歲。

  譚先生的報告，安排在我的發言之後。我的發言題目是《西方史學史研究在中國》主要是回顧了從20世紀初迄至80年代中期西方史學在我國所走過的歷程。說起這次發言還有一段「插曲」，由於各人單線向會議秘書處申報論題，我與先生所準備的發言內容，有許多是不約而同的，先生得知，主動放棄了與我重合的部分，而集中談了如何促進西方史學史研究的若干意見：

  

  其一，加強馬克思主義史學方法論的學習和運用，正確處理對待西方吏學遺產的問題；

  其二，研究西方史學史要體現中國特色，應當重視中國思想文化對西方史學的影響和西方史學對近現代中國史學的影響，還要留意西方重要史學著作中有關中國的論述；

  其三，對清末及「五四」以後傳入中國的西方重要史學流派、史學觀點和方法，需要進行再認識與再評價；

  其四，注意了解當代國外史學理論、史學方法的研究動態，並應當在研究之後結合我國的實際，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加以利用。

  譚先生在報告的最後指出：「歷史是過去陳跡，不會改變，史學家對歷史的認識則是與時更易，變動不居的。面對即將到來的新時代的挑戰，我們應當加強馬克思主義歷史方法論的學習和運用，正確對待西方史學傳統；從我國實際出發，吸收外來史學觀點和方法的合理成分；不斷更新我們的歷史認識、研究方法和手段，為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西方史學史研究開闢道路。」

  先生的報告觀點鮮明，材料翔實，論證透徹，富有很強的說服力，獲得了與會者的一致好評，尤其對先生的理論修養與對西方史學史的總體把握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在此次會議上所提出的這些問題，頗具前瞻性與預見性，這之後十餘年的中國西方史學史研究的實踐，無不在證實他的這些識見。

  1985年3月在北京召開的這次史學史學術會議，名為「座談會」，實際上對中國的史學史學科建設而言，不啻具有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大意義，對正在復甦的中國西方史學史的學科建設更是如此。參加這次會議的西方史學史領域的學者還有張芝聯教授、郭聖銘教授、孫秉瑩教授、李雅書教授，他們精彩的發言，都已選載在（史學史研究）1985年第2期《史學史座談會專輯》上，在此不贅。

  會議餘暇，我的一個最大收穫是向譚先生請教了許多西方史學史上的問題，根據我當時的筆記，話題最多的是介於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之間的西方史學。

  譚先生認為，介於文藝復興時代的人文主義史學與18世紀啟蒙運動史學之間的西方史學，既突破了人文主義傳統的窠臼，又未達到啟蒙運動全盛時期的水平，但這一時期對史學理論的創新與歷史認識的突破卻是不容泯滅的。

  先生列舉了從法國史家博杜安至德國學者萊布尼茨的一百多年間，許多先進的歷史思想家在史學性質、內容、作用及治史原則等方面的大量有新意的見解，如數家珍，一一道來，至今難以忘懷。

  先生的注意點還集中在這一時期出現的社會歷史進步觀念。他說，這一時期的歷史思想家雖已涉及歷史發展的方向、動力、前景等帶根本性的問題，但並不成熟，直至18世紀，經過啟蒙思想家的繼承和發展，社會進步的觀念終於發展為一種信念和社會思潮。

  先生談及這一時期的新型世界史整體觀念，既指出17世紀的世界史整體觀念所取得的成就和積極意義，也指出了其在理論上的缺陷與先天的不足。他在涉及這一論題時，從古典時代的波利比烏斯到基督教史學的攸棲比烏斯，從波丹到黑格爾，視野開闊，但多是點到為止，這大大地激發起了我進一步研究的興趣，在我以後的論著中對此曾有過更進一步的考察。現在回想起來，先生的啟示性與指導性是功不可沒的。

  二

  5月，上海。

  仲春季節，黃浦江畔，正是春光媚人時。但春天不只是一個踏青賞花的季節，也是一個播種耕耘的季節。1985年對中國的西方史學史園地來說，可謂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播種耕耘的季節」：西方史學史講習班在上海師範大學舉辦，學員來自全國各地，他們大多負有回校開設西方史學史專業課的應急任務。若干年後，正是這一批講習班的同志們，不少成了西方史學史教學與科研的骨幹力量，他們中的一部分人在宋瑞芝等同志的策劃與主持下，很快地出版了一本很有特色的教材：《西方史學史綱》。他們不就是得益於包括譚英華先生在內的我國治西方史學史的一批前輩學者的教澤，於是這些「種子」便撒向祖國的四面八方，在那裡生根開花，在勃興的我國的西方史學史的園地上爭奇鬥豔，各放異采。

  我也受到了講習班主持者盧文中教授的邀請，忝列授課者的行列中，在這個班上講授了西方古典史學。記得當時我每天從地處市區東北角的虹口公園一旁的家中，奔向位於西南桂林公園一側的上師大教室上課，雖疲憊不堪，但精神卻一直處於亢奮之中，度過了一段很有意義且又難忘的教學生涯。

  譚先生講的是近代英國史學，按西方史學的發展順序，自然是排在我之後。大約是在五月下旬的一天，我專程去上師大招待所看望先生。

  「廣智，我們又見面了！」先生以略帶湖南（先生是長沙人）口音的普通話，特地把個「又」字拖得又重又長。脫去了大衣，一身春裝，比兩個多月前在北京見到時，他氣色要好得多。先生見到我很興奮，連忙從旅行袋裡拿出一個紙包交給我，說道：「你為我購買的幾本滬版圖書都收到了，對我很有用，我沒有什麼禮物回報，這裡有蜀錦被面一條，聊作我的一點心意吧。」說完，老人又呵呵地笑了起來，半是自語，半是歉意。不過先生迅即收斂起了笑容，感嘆道：「來日無多，我得把一天當作兩天過啊。」先生曾受到過不公正的待遇，以至於在他精力最為旺盛的中年被剝奪了工作的機會。在日月重光的春天，先生確實以一個年輕人的精力在發奮工作著，看得出他分外珍惜這劫後的好時光。

  說起譚先生在這次講習班上的授課印象，講習班學生無不交口稱讚，湖北大學歷史系宋瑞芝同志在長途電話中對我脫口而出：嚴謹，除了嚴謹，還是嚴謹！

  是的，這種嚴謹充分體現在他的講課中。

  「西方史學史在我國是一片尚待開拓的園地，我們在這個領域仍相當落後，為此，我們要適應新形勢，加強人才的培養，但你們切不要以為通過這一次講習班的學習就可以滿足了，就可以講授這門課了，倘若放開眼界，高瞻遠矚，我們就沒有任何理由滿足，這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領域。」講習班的學生這樣回憶說，我也曾在與他的交談中聆聽到相類似的話語。在這裡，我們分明看到了一個德國史壇巨擘蘭克的形象！

  嚴謹，更體現在他對近代英國史家精湛的實證研究中。先生在80年代初發表了兩篇研究近代英國史學的個案之作：《試論博克爾的史學》、《試論馬考萊的史學》，兩文無論就材料之運用、論證之嚴密還是行文之暢達，均令人嘆服，可以說迄今仍無人能望其項背，在史學界激起了廣泛的反響。我曾不止一次地拜讀過這兩篇傑作，而尤其欣賞先生對博克爾史學鞭辟入裡的分析。先生寫道：「他（博克爾）繼承和發揚了啟蒙史學家的優秀成果，抨擊了傳統史學、輝格派史學和蘭克派史學的疵病，進行了使史學科學化的探索，他的工作無論在當時的英國或在西方都具有拓荒的意義。」借言之，先生對英國近代兩位史家的個案研究，也都具有拓荒的意義。在講習班上，先生把博克爾的史學、馬考萊的史學置於近代西方史學發展的宏觀背景中，縱橫比較，娓娓道來，給學生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

  先生做學問之嚴謹，在這裡我還可以補充一個重要的材料，說起它，還與我做研究生時的導師耿淡如教授有因緣。我於1964年復旦大學歷史系畢業後，即師從耿先生學習西方史學史，是時，耿老受商務印書館組譯，正在翻譯現代英國史學史家古奇的名作《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並不時將一些章節油印發給我們作參考。此後過了25年，迄至1989年此書方由商務印書館正式出版，中譯本為上下兩冊61萬字，譚英華教授為耿譯本作了大量的校注，其中與宗教有關的個別章節，他還邀請了原華西大學神學院的吳福臨先生為之校注。這個中譯本有譯者耿淡如先生的功績，也有校注者譚英華教授等人的辛勞，後者的成就為古奇的這個中譯本生色增輝。沒有譚教授這樣深厚的學術功力與嚴謹的學風，這一索隱鉤沉的工作是難以完成的。此書出版後受到了學術界人士的高度評價，一次，湘潭大學的劉啟良同志曾對我說，耿譯本的「譚注」，是無人可與之匹敵的學術業績，於後學功德無量矣！

  三

  10月，武漢。

  秋日的武漢，陽光和煦，氣候宜人，大概是那裡一年中最好的季節了。自1984年8月在成都召開西方史學史教材編寫會議已一年，武漢會議的主要目的是審定各章寫作大綱。由教育部組織的這部《西方史學史》教材，這是耿淡如先生23年前主持編纂同名書籍的繼續，這當然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一次新的創造。新版《西方史學史》由張芝聯先生任主編.譚英華先生任副主編，它邀集了包括郭聖銘、孫秉瑩、楊生茂、盧文中、朱寰、李雅書、張蓉初、張廣達等在內的著名學者，就各自專長的部分，分工撰寫。我也有幸躬逢其盛，參與撰寫。

  在接近人生的古稀之年，譚先生毅然挑起了這副重擔，他深知國家部定教材副主編這一頭銜的分量，他不是掛名的，而是實幹的，參加武漢會議的這些老先生們個個都是實幹的。在兩位主編的主持下，在會議東道主吳於廑教授的關心與支持下，武漢的西方史學史教材編寫工作會議從10月21日開始，至10月25日結束，取得了圓滿的成功。

  會議結束後，先生即全力投入了編寫工作。他率先寫出了《西方史學史》一書「導論」的初稿，翌年8月，即油印分寄給各章撰稿人，徵求意見。這篇三萬多字的「導論」，包容了對西方史學史的對象與任務、發展概覽、它自身發展的歷史與學習方法等內容，涉獵廣泛，縱論古今，是一篇完全可以獨立成文的西方史學史專論。這篇十分精彩的專論，成為我從事西方史學史教學與科研的「基本讀物」，在我的工作實踐中，借鑑吸收，獲益匪淺。

  譚先生對中國傳統史學的功力，是我參加武漢會議的一個「發現」。會議間暇，我向他請教了不少中國古代史學的疑難問題，他都一一化解，並不時橫貫中西，縱談古今，使後學不勝羨慕。1988年他出版了《兩唐書食貨志校讀記》一書。在自序中，先生云：「用是潛心研讀，比次互勘，逐句尋檢，意有所惑則轉而求諸紀、傳、別史、政書、地誌、詩文總集、時人專集、碑刻、稗乘、旁及地下發掘成果，擇善是從，鉤稽日久，開悟稍增，隨手札錄，積成此稿。」先生的學貫中西與治學謹嚴，於此可見一斑。

  武漢會議使我進一步了解了先生的人品、學識，還有他的生世與經歷。說來也好笑，正當先生1939年在武漢大學歷史系本科畢業之日，正是我降生之時。他於1942年在武漢大學文科研究所攻讀研究生，獲碩士學位。1944年任武漢大學歷史系助教、講師，1947年調至四川大學歷史系任職，1950年任該系教授，直至1988年離休，他在川大工作了41年，比當年蘭克在柏林大學任職46年只差5年。在風雨如晦的歲月中，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裡，在新中國的講壇上，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困境中，在改革開放春風吹拂神州大地的時代，總之，他無時不在奮鬥，他無時不在努力，他有過失敗與痛苦，但也有過成功與歡樂，為了他的事業，有一點他從未動搖過，即他從未放棄過自己的追求。這使我想起了湯因比，這位現代英國史家在謝世前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寫道：「雖然，我們人類那種赤誠之情與理解能力是很有限的，但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將一如既往，殫精竭慮，繼續求索，而決不中輟。」看來譚先生的求索與進取精神與湯氏又是相通的。

  在我與譚先生之間，在譚先生與耿先生之間仿佛都有著某種緣分，某種情結。我參與編撰這部書稿，是為了完成耿先生的未竟事業，也是譚先生的心愿，這使我有一種使命感與道義感的滿足。如今每當我閱讀由耿先生翻譯、譚先生作校注的古奇名作《十九世紀歷史學與歷史學家》時，這種感情都油然而生，歷史的交織，人的命運，都紛紛湧上了我的記憶，幾多遐想，也幾多傷感，從而化作或凝聚為一種無比的力量和人生職責。先生的治學精神尤其是不為挫折而矢志不渝的進取精神，更為我們後學者提供了一種無價的精神遺產。

  「廣智，再見！」先生握著我的手，顯得有力，充滿自信。

  「先生保重，再次相見當為期不遠。」

  11年前，武昌話別時的情景如在昨日，歷歷在目。然而，此次與譚先生武昌一別，卻是永訣。此後唯有通過書信才帶去了我的一點難以割捨的思念。

  逝者如斯，風華不再，後來者唯有在這人生的旅途上，繼續跋涉，永不停步，為了我的難以忘卻的譚英華先生，更為了中國的西方史學史事業的前程。

  本文原載《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