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尋求真諦——序朱本源先生《歷史學：理論與方法》

  2006年1月。

  連日陰雨間隔，使隆冬時節的上海，更顯濕冷難耐了。一天上午，也是陰雨霏霏的日子，我步出家門，頓覺寒意襲人，不由快步穿越狹長的小區，沿一條僻靜的小路，轉彎朝北，徑直向郵局走去。

  學校已放寒假了，校門西側的郵局，一改往日的喧鬧與嘈雜，門可羅雀。我很快地取回了一個紙箱郵包，那裡面存放著本源先生的壓卷大作《歷史學理論·方法論》的手稿，拎在手上感覺沉甸甸的，分量很重，很重。我之所以不堪重負，主要不是體力的承重而是精神的負擔，先生囑我為他的書寫序，在發怵與驚恐之後，我清醒地意識到了一份責任，一份前賢給後代的歷史囑託，在那裡需要學術鏈條的賡繼，更需要精神傳統的銜接；又分明感受到了一種情懷，一種長輩給晚輩的精神乳汁，在那裡有太多的摯愛，太多的期盼……

  我正這麼想著，不覺思緒一下把我帶回到上個世紀40年代末。

  1949年，對於中國現代歷史的發展進程而言，這的確不是一個普通的年份。對於本源先生個人來說，更是他的人生重大轉折的開始。

  那是一個「鐘山風雨起蒼黃，百萬雄師過大江」的年代。是年4月，人民解放軍占領南京，遠在大洋彼岸留學的本源先生聞訊，歡欣鼓舞，隨即毅然作出決定，中輟學習，返回祖國，投身到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洪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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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的共和國的前進步伐，像飛速轉動的車輪一樣，帶動了祖國的各行各業，也帶動了已任西安師範學院（即現在的陝西師範大學）教授的本源先生。從那時開始，本源先生即以歷史學理論與方法論作為自己畢生的主攻方向，並很快地在中國古史研究的實踐中得到了運用。於是，他的思考與識見像一條流暢的河，源源不斷地從歷史深處流入到讀者的心田。1956年，《歷史研究》第6期刊出了本源先生的長篇論文《論殷代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形式》。本源先生這樣寫道：

  殷代是由原始公社制到東方奴隸制和專制國家的過渡時期。

  這篇論文發表在1956年，距1954年剛創刊的《歷史研究》才兩年。《歷史研究》在當時史學界擁有至高無上的學術地位，在該刊發表文章殊為不易（不像現在）。新中國成立後，在蘇聯史學及其影響下，國人試圖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當然有史達林主義的深刻印記）解讀中國歷史，本源先生亦立意於此，他的論文在那時頗為出眾。

  這位年輕的教授說：

  如果我們對於史料的選擇和解釋不至於太成問題的話，我們就很容易地看出殷代社會在經濟基礎方面的過渡性，一方面為原始公社制度所固有的公社生活之殘存——它表現在農村公社的共有地之存在；另一方面為東方奴隸制的專制制度之萌芽——它表現為殷王的「王田」和貢賦制對農村公社共有地上的農民剩餘勞動之不斷的掠奪。

  本源先生的結論是：殷代是正在形成中的東方專制國家，而不是已形成的東方專制國家。

  1997年作者與朱本源先生合影

  這篇論文發表時，正值本源先生的「不惑」之年，他以其文釋中國古史之「不惑」，不管怎麼說，一分耕耘，總有一分收穫。但到了1957年，在人生旅途上，本源先生卻真的遇到了「不惑」：一個熱愛新中國、全身心投入新中國文教事業的人，怎麼變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自此厄運降臨，40歲的黃金年華一下墜入備受煎熬的煉獄，直至大地重光的1978年。

  1978年，本源先生獲得了一次精神解放，雖時已近花甲之年，但卻是他學術人生中的新起點。從此，本源先生像一個年輕人那樣，煥發出青春般的活力，精神抖擻，奮發工作，一往無前；他老而彌堅，志存高遠，探究真理，即使到了耄耋之年，也從不放棄他畢生的追求，為了尋求真諦，分秒必爭，竭而不舍，終成大著。不知是哪位名人曾說過這樣的話，夕陽的餘暉使一切顯出醇美。不是嗎？本源先生的晚年，既反映了獲得精神解放的那一代人的共同心態，也展示了作為歷史學家他個人的絢麗色彩，宛若醇酒，清香不絕；他在啟秀女士的精心照料下，墨香不絕，成了永不謝幕的卡薩布蘭卡，晚年的人生充滿了一種詩意的美。

  的確，本源先生在改革開放的歲月里，一鼓作氣工作了近二十年，碩果纍纍，成為他個人學術生涯的「黃金時代」。

  為了尋求真諦，本源先生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出擊」：

  馬克思主義研究

  在這裡，首先要說到的是，像本源先生那樣，深諳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深知西方學術源流，又有深厚的國學根底，集三者於一身的學人，在當今也確實是鳳毛麟角了。

  馬克思主義研究是本源先生的學術之魂。他關於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探究，關於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探究，關於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探究，關於馬克思主義經典文獻中譯的探究等等，不論是鴻篇大論，還是短小考證，皆成佳作，發表後在當時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本源先生的馬克思主義研究，其中包括他對馬克思主義史學的研究。我個人認為，在豐厚的馬克思主義的遺產中，也有宏富的史學遺產，這正如當代英國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E.P.湯普森所說過的，「馬克思主義最豐富的遺產之一就是歷史學」。於是，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馬克思主義的史學理論，馬克思主義史學誕生後的歷史進程，成了他史學研究的題中之要義。

  1983年正是中國的史學理論開始勃興的年份。是年，本源先生以其《一個半世紀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對資產階級史學的批判和勝利》（《陝西師大學報》1983年第3期）的長篇大論見世，揭示了馬克思主義史學自1845年以來近一百五十年的發展歷程，並預言，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全面建設必將取得巨大的勝利」。這二十多年的情況，已部分地驗證了本源先生的預言。

  本源先生關於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研究，更突顯其探索與求真的歷史學家的品格。他寫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基本論題》（《史學理論》1987年第4期），就馬克思當年所揭櫫的「自然」與「必然」的問題，作出了頗具深度的解讀。對於人類歷史發展進程的認知，是強調歷史的客觀規律性（科學的解釋）還是強調人是歷史的主體性（人道的解釋），兩者究竟是互相排斥還是可以兼容？這真是一個令學者困惑的「歷史之謎」。本源先生在經過詳細的考證與分析後，這樣寫道：

  總而言之，對我們所提出的馬克思主義歷史理論的基本論題的正確而全面的理解，應當是把人道的解釋和科學的解釋統一起來。

  本源先生在這篇文章的結尾，引杜甫的「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詩句，然後引申的話，也反映了他的心聲。他這樣說：

  這是多么正確的學術姿態！馬克思主義本身是開放的、發展的。所以我們在探討歷史理論的基本論題時，把各家各派的馬克思主義作為參考系（「轉益多師」），最後去偽存真（「別裁偽體」），皈依於馬克思主義奠基人的真諦。

  西方史學研究

  對於本源先生的西方史學的研究，因我個人也忝列其中，自然是非常關注這方面的情況。在拜讀先生關於西方史學的大作後，方知自己的不足與淺薄。被我放在案頭經常參考的《近兩個世紀來西方史學發展的兩大趨勢》（《世界歷史》1986年第10期），是本源先生在1986年第三屆全國史學理論討論會上提交的論文，當時在會上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經《世界歷史》刊出後，更在學界產生了持久的影響，迄今不息。

  本源先生在這篇大氣的文章中，這樣概括19世紀和20世紀的西方史學：

  近兩個世紀以來的西方歷史學發展的兩大趨勢納入前後相繼的兩大模式之中：第一，蘭克式的實證主義的模式；第二，「年鑑派」式的歷史綜合主義的模式。

  他又說：

  前者是19世紀西方歷史學的主流；後者奠基於本世紀20年代末而盛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他的「取精用弘」恰如其分，在宏觀的闡發中不失細節，在局部的描述中維繫整體，是我國新時期西方史學研究中難得一見的佳作。從學人（包括我個人在內）多次引用與反覆提及這篇論文中可見一斑。正由於他在這方面的深厚功力，就為中西史學的比較研究創造了極好的條件，反之，中西史學比較研究的出色成果，也從另一方面觀照本源先生對西方史學研究的業績。

  中西史學比較研究

  寫到這裡，我想到了1998年6月赴台灣出席「海峽兩岸史學史學術討論會」的情景。我提交的論文是《近20年來中國大陸學者的西方史學史研究（1978—1998）》，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王汎森先生在評論時對大陸中西史學比較研究及本源先生的學術成就格外關注，並與我有過會議內外的交流。

  在七年前台灣中興大學舉辦的那次學術討論會上，對於本源先生的中西史學比較研究，我是這樣說的：

  從1992年開始，他連續發表了《〈詩〉亡然後〈春秋〉作》（《史學理論研究》1992年第2、3期）、《孔子史學觀念的現代詮釋》（《史學理論研究》1994年第3、4期）、《孔子歷史哲學的發微》（《史學理論研究》1996年第1、2期）等長篇大作。他用現代的史學理論，解讀孟子的「《詩》亡然後《春秋》作」的論題，釋論中處處貫徹了中西史學比較的觀點，有力地說明孟子在論中國史學的起源與性質時所表現出的高度的理論思維，並論證了孔子是中國的科學歷史學的奠基人——「中國史學之父」。在《孔子史學觀念的現代詮釋》與《孔子歷史哲學發微》兩文中，他進一步闡述了孔子的歷史編纂學理論與歷史哲學的微言大義。

  在我看來，這一組系列論文，其旨趣既在於進行中西史學的比較研究，也藏深意，即批駁某些西方學者（如H.巴特費爾德之輩）的皮相之見，即他們認為中國古代史學缺乏近代西方科學中的理論思維。本源先生指出：「從比較歷史學的觀點看，我們也不難發現在19世紀前期以前（即在從孔子到乾嘉時代的）中國歷史家中有不少的人曾經以類似西方近代的歷史思維方式『歷史地思維著』。」又說：「在我們看來，中國傳統史學（指西方史學傳入中國以前的史學）不僅在歷史編纂方面為任何民族所不及，而且在歷史理論方面也有可以媲美西方近代歷史思維之處，並非如巴特費爾德所武斷的那樣。」

  我介紹了本源先生的這些觀點後，在會上繼續說道：

  朱文立論時的大氣，釋論中的精微，堪稱為當代大陸學者從事中西史學比較研究的典範，西方學者如果能讀到這些論文，不知他們將何言以對？

  此言一出，語驚四座，後來又經王汎森的提問與我的答疑，更加深了這一問句的分量，現在回想起來，恐怕會議參加者對此都會留下很深的印象。

  「本源先生為他的壓卷大作作了一生的準備……」我一路走，一路思考著這樣的問題。

  細雨綿綿，正淅淅瀝瀝地下著，使冬日潮濕的路面更加難以行走，行人都加快了腳步。不知怎的，由行路之難使我聯想到了學術之路的艱辛，想到了本源先生坎坷的人生。現實與歷史的交互，使我的記憶在西方史學史的長河中凝聚，驀地，定格在修昔底德身上。現實在我眼前慢慢消逝，悠遠的歷史場景漸漸在我腦際浮現：

  公元前424年，古希臘，雅典城邦與斯巴達城邦互爭雄長。是年冬，斯巴達將領伯拉西達率兩個遠征軍團，在色雷斯盟軍的協助下，向雅典在色雷斯的重鎮安菲波里斯發動進攻。

  安城危在旦夕。時為雅典十將軍成員的修昔底德奉命率七艘戰艦馳援，但兵至城破。（按：安菲波里斯之失陷，現代史家認為，在於守將攸克利的過失，其咎不在修昔底德。）然而，雅典執政當局卻指控他貽誤軍機，有通敵之嫌，乃加罪於修昔底德，被放逐在外20餘年。

  這之後的故事為許多人所知曉：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結束後，獲釋歸國。歸國後，他不計個人冤屈，忘卻塵世恩怨，以其不凡的史才，苦心孤詣，矢志不渝，傾畢生之力，終於寫成了一部如他自己所說的「垂諸永遠」的古典史學名著——《伯羅奔尼撒戰爭史》，而他本人也以其鴻著彪炳於西方史學史的史冊，成為古典時代第一流的歷史學家。在這裡，我無意把本源先生比作修昔底德，須知任何的比喻都是冒險的。不過，我想，在修昔底德與本源先生之間，其著史之精神，之意趣，之毅力，之情境，是超越時空的，總之，為了尋求真諦，在他們之間或許是「心有靈犀一點通」的吧。

  何兆武先生說得好，「看來人生的體驗對史家乃是必不可少的一環」。本源先生的嘔心瀝血之作《歷史學理論·方法論發凡》可為之佐證。

  為了尋求真諦，本源先生在浩瀚的學海中探幽索微，辨析原委。這裡以書中歷史定義多解為例作一說明。

  本源先生在其書開篇劈頭就問：「歷史是什麼？」（What is History？）「歷史是一場無休止的辯論。」20世紀的荷蘭史家蓋爾如是說。那麼這種為歷史不斷下定義而「無休止的辯論」何時了？明智的做法似乎是先別忙為自己製造一個新定義，而是客觀地列出各家各派的說法，然後在「辨析原委」後，述說己見。本源先生正是這樣做的。他在書中一口氣列舉了近代以來二十多個代表人物的答案，依書中之序，分別是：伏爾泰、麥考來、蘭克、古朗士、伯利、泰恩、伯倫漢、柯林武德、胡伊津加、克羅齊、雷蒙·阿隆、馬魯、卡爾·波普爾、費弗爾、米什列、馬克思、恩格斯、邁爾、奧古肖特、湯因比、茹可夫等，以上諸家之說，其觀點或同中有異，或異中有同，或迥然不同，總之，精彩紛呈，令讀者美不勝收。倘若按圖索驥，尋找注釋，明其出處，對學人來說更是其樂無窮了。在這之後，他對己見又作了獨到的闡述。

  為了尋求真諦，本源先生在浩瀚的學海中扶隱鉤沉，認知重建。這裡以書中歷史編纂學的范型為例作一說明。

  「范型」（Paradigm），原是美國科學哲學家庫恩的術語。現代史學史家常借用它，對歷史編纂學作出范型分析，美國史家斯托揚諾維奇、伊格爾斯可為顯例。本源先生在對他們及其他學者識見「扶隱鉤沉」後，以方法論為重點，梳理出如下三個范型：以蘭克史學為主流的實證主義的范型、年鑑派范型、馬克思主義的范型。

  對於近代以來歐洲歷史學范型的梳理、認知與重建，是本源先生大著中的精彩篇章，他的博學與釋論盡顯其中，無論是對每一種范型的解說與特點的揭示，還是對三種范型的異同及其相互影響，鞭辟入裡，令人折服。本源先生在論及這三種歷史編纂學的范型及其方法論的學科模式時，說到了它們的「核心內容」，他這樣寫道：

  實證主義方法論的核心是史料學和史料批判學以及對歷史事件的「觀察的陳述」；

  年鑑派的方法論核心是跨學科地理解整個社會、長時段地研究結構和計量地研究歷史系列；

  馬克思主義方法論核心是社會經濟形態之有序的更替和歷史發展規律之「理論的陳述」。

  言簡意賅，歸納精到。本源先生的這種概括，不管怎麼說，總可自成一家之言，稱其為西方史學范型「朱氏三分法」，亦未嘗不可。

  為了尋求真諦，本源先生在浩瀚的學海中疏鑿源流，探訪蹤跡。這裡以書中歷史思維為例做一說明。

  就我個人看來，本源先生的這部大書是研究西方史學的，是一部西方史學史，當然是一部不同於我們通常所見到的西方史學史，也就是說，它是從史學理論與方法論的角度去闡述西方史學的發展史。本源先生以「歷史思維」為紅線貫穿其間，實在是很高明的。

  何謂「歷史思維」？本源先生答曰：

  泛泛地說，歷史思維是歷史編纂學中表現出的思想，是歷史家的歷史概念所組成的。

  由此書中對近代以來西方歷史思維特徵的揭示，對自古典古代（希臘羅馬）經中世紀、文藝復興、啟蒙時代迄至19世紀的浪漫主義、實證主義的歷史思維范型，疏通源流，追尋蹤跡，本源先生欲論證的，想查考的，所描述的，經他的妙筆逐一闡發與點撥，無不滲透著思辨的樂趣，凸顯學術的張力。這由於本源先生對它們的瞭然於胸，才有可能使讀者一目了然。對於如此豐贍細潤的內容，還是讓我們細細地拜讀原書吧。

  本源先生的傳世之作《歷史學理論·方法論發凡》，如同我們復旦大學老校長陳望道先生的《修辭學發凡》那樣，一經行世，朱氏《發凡》可望成為中國史學理論著述中的經典之作。在我看來，他的書的成功得益於「中西馬」（國學、西學及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素養，他三者兼備），該書的出版澤惠於當代學人，該書的影響將在後來者身上延續，成為他們不可繞開的史學理論的必讀書，這是因為，它是「我國史學界的第一部完整的、全面的有關史學理論的著作」。（何兆武先生語）

  本源先生生活在古城西安，而我則棲居在黃浦江畔，不管是飲渭河水還是浦江水，其實都出自同一個源頭。同樣，共同的學術旨趣與共同的學域領域（「本源」嘛），也使我與本源先生之間有了天然的學術情緣。說來也巧，他的學生吳少梅、楊銳，先後在我這裡完成了博士學業，我的學生吳曉群也曾聆聽過他的教誨，本源先生還為曉群的博士學位論文《古代希臘儀式文化研究》的出版，撰寫了熱情洋溢的序文。正是通過他們，在兩地間架起了一座友誼的橋樑，傳遞信息，互致問候，更傳遞濃濃的友情，互致綿綿的情誼，年愈久，情更長，誼更深。此次蒙陝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馬瑞映教授給我傳遞最新消息，喜聞先生大書即將出版，高興之情，難以言表。先生囑我為其書寫序，無論就其輩分與資歷，區區都是不夠格的。寫在上面的這些話，聊作學習先生大作的一點體會，懇望先生與讀者諸君不吝賜正。

  本文原載《史學理論研究》2007年第2期